“抗美援朝”跟1969年一觸即發的中蘇戰爭有什麽關係呢？前幾天我轉發了一篇文章“抗美援朝”究竟是誰的勝利？有些人為了反駁這篇文章的結論，製造一個虛假的事實為“抗美援朝”辯護，這是一位網友的辯護詞：“這場戰爭保證了中國在後來再也沒有了實質上的軍事威脅。對於一個國家來講，有什麽比這個更重要。”這就使我想起了1969年中國麵臨的具大軍事威脅，中蘇戰爭一觸即發。

1969年3月2日和15日，中蘇先後在珍寶島發生兩次較大規模的武裝衝突，這是中蘇兩國矛盾長期摩擦的結果。由於中方預先有準備，蘇方損失不小，被毀坦克、裝甲車達17輛。“珍寶島事件”爆發後，蘇聯方麵幾乎在第一時間就向蒙古國境內派遣了大約12個師團，在中蘇東西段的邊境，又投入了大約43個師團，蘇聯人的武力強悍，不僅增派了陸軍，而且還在中蘇邊境地區部署了防空部隊與大量戰鬥機以配合地麵部隊，除此之外，蘇聯人還在邊境地區增設了大約35個導彈發生基地，全都指向了中國本土。事後有史實資料統計，當時的蘇聯共計部署海陸空大約79個師，共投入兵力大約110餘萬。中國方麵北京高層也已經意識到了形勢的嚴峻，並於1969年9月，全國全軍全民都進入最高級戰備狀態，時刻準備對抗蘇聯的入侵。

蘇聯在珍寶島衝突吃了虧，蘇聯領導層反應十分強烈。以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元帥、部長助理崔可夫元帥等人為首的軍方強硬派，主張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他們力主動用在遠東地區的中程彈道導彈，攜帶當量幾百萬噸級的核彈頭，對中國的軍事、政治等重要目標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蘇軍又將前戰略火箭軍副司令調任遠東軍區司令，這項人事任命發生在這個關鍵時刻，加上蘇軍鼓吹“蘇聯部隊的核武器是具有無限度毀滅力量的帶核彈頭的導彈”，核導彈部隊“隨時準備”采取行動，以“毀滅性的核回擊”來對付中國。北京認為，此類行動是蘇聯將對中國先發製人地進行核打擊的前奏曲。

1969年８月２８日，毛澤東批準成立以周恩來為組長的人民防空全國領導小組，由其設在總參作戰部的辦公室承辦日常工作。全國深挖防空洞的熱潮隨之而來，說明北京認為蘇聯對中國的空襲可能迫在眉睫。當時我還是小學三年級的學生都在我家後院挖了一個防空洞，還搞了幾次防空演習。

９月３０日林彪認為北京市郊的三大水庫猶如三大盆水，高懸在北京上空，一旦蘇聯擊毀了水庫的大壩，就會淹沒首都。同日晚，他要求北京市盡快把這三個水庫的水排泄出去。周恩來認為僅在一天內就把水庫的水排泄出去，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同蘇聯擊毀水庫大壩的後果相同，何必多此一舉呢？所以他出麵中止了林彪指示的執行。稍後，在１０月１８日晚，即林彪向總參發布緊急指示的當晚，林又囑咐秘書指示副總長閻仲川采取措施把密雲水庫的水排泄出去，周恩來再次出麵製止。

江青則在她位於釣魚台的住宅院內修建了一座防空洞，總後部長邱會作督率搶建完工。防空洞建成以後，放置了食品和飲水，她還去觀看了幾次。江青還抓緊時間，學習如何駕駛汽車，以便在“與蘇軍突擊隊遭遇時”，在司機、秘書、警衛均被殺傷的情況下，自己也可以駕車逃脫。

林彪在１０月１５日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對策，並由周恩來在會上傳達毛的指示：“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中央領導同誌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顆原子彈就會死很多人，應該分散些。一些老同誌可以疏散到外地。”毛指示，多數中央領導人必須在１０月２０日以前離開北京。至於應變步驟，政治局讚同毛的決定，毛避居武漢運籌大計，林前往蘇州策劃軍事，周恩來留京主持全麵工作，中共中央、軍委、國務院核心機構遷往西山地下指揮部維持日常運轉。

１０月１６日，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遠赴武漢。起程前，他正在吃飯，江青來了，要服務員拿碗筷，想與毛一起進餐。毛說：“來不及了。我吃了飯就要走。你要吃另外再搞一點吧。”江青碰了一個釘子，很不高興地走了。毛為了盡快離開北京，都顧不得同妻子一起進餐了。從１９６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０年４月，毛澤東一直住在武漢東湖賓館內的梅嶺一號。這是他在武漢住得最久的一次。鑒於一場核危機已經煙消雲散，他才離開武漢了。

注：以上部分內容摘自《領導者》第３４、３５期，（作者簡介：約翰·劉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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