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NACA的專家組裏
從九八年初開始，我每年都有一到兩次去泰國曼穀，參加NACA總部召集的地區專家工作組和技術顧問組會議。當時在地區專家組和技術顧問組裏各有九名專家。通常是這兩個組先開幾天會，然後再和各國政府派來的協調員一起開幾天會。由於他們大多數是水產病害或者獸醫方麵的專家，以及一些政府的管理人員，很少有像我這樣直接來自本國的檢疫部門。技術顧問組裏倒還有兩個在本國是搞檢疫的，而在地區專家組裏基本上就我一個是來自檢疫部門。所以有時候講起話來，特別是討論檢疫方麵的具體問題來，感到有些費勁，頗有點“雞跟鴨講”的感覺。
亞太地區水生動物健康專家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全體代表
記得在九九年初的第二次會議上，我在介紹中國的檢疫工作時，舉例提到年初在從日本經香港進口的炸蟹鉗中檢出O-157，以此為例說明要加強水產品的檢疫。誰知那天參加會議的日本協調員聽後馬上站起來說：“我們在日本從來沒有在水產品中檢查到O-157！”我一聽感到有點好笑：“去年你們日本幾乎到處都有O-157感染發生。有四十四個縣發生了集體中毒事件，造成萬餘人中毒、近千人住院、十人死亡、一百多所中小學停課。不僅震驚了全日本，也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現在發現汙染了一個水產品，有什麽不可能的？”那個日本人還是堅持說：“我們沒有在水產品中發現過。”我看著他問：“如果你們監測出來有，還往中國出口嗎？那中國在從你們那裏進口的炸蟹鉗中檢到的O-157是哪裏來的？我們通報了日本檢疫部門，已經把這批貨退回去了。怎麽會不是呢？”那人還想跟我爭執，大會主席Rohana擺擺手阻止了他：“你是在檢疫部門工作的嗎？”那個日本人尷尬地搖搖頭：“不是。”Rohana指著我說：“江是檢疫部門來的。他說是，那就一定是了。你搞不清楚就不要說了，坐下吧。”我看著那個還不服氣的日本人，感到又好笑又好氣。檢疫這事是可以隨口亂說的嗎？說出來就一定是有證據的。他又搞不清楚檢疫的情況，怎麽就這樣胡說一氣呢？“
後來在討論疾病防控方麵的問題時，那些沒有搞過檢疫的專家提出來的一些措施簡直有些奇葩，在具體執行時根本無法操作。我告訴他們這樣不行，可誰也不相信，還在那裏做各種設想。我對那些不是來自檢疫係統的人的胡說八道感到有些惱火，就跑到會場外麵喝咖啡。秘書Memba女士發現我不見了，到會場外麵看到我坐在那裏不想進去，就跑過來勸我：“江，你還是回去吧。你是這裏唯一一個懂檢疫的人。多給他們一些建議吧。”
在會議中，NACA秘書處拿出一個十五條的《亞太地區檢疫指南》，請專家組和技術組討論，看能否通過。我仔細看了看，發現其中第八條和第九條是相互矛盾的。第八條大意是說，檢疫不應當成為潛在的貿易壁壘，必須以科學原則為基礎，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不能強製執行。而第九條則說，在對有關疾病沒有足夠的了解時應當采取較為保守的措施。如果對其無充分解釋，應采用更嚴格的檢疫。我很奇怪，為什麽要列出這樣相互矛盾的兩條。顯然出口國會根據第八條來力爭出口，而進口國則喜歡利用第九條來掌握主動權。這是個發生爭執的借口。
我向大會提出了這個問題。沒有一個人解釋為什麽要這樣寫，但是在第二次會議上再次討論這個《指南》時，還是把這兩條放在上麵。直到二零零零年初開會要最後通過了，我站起來，再次指出這個問題。我說：“假設中國有一批水產品要出口到另外一個國家，從中檢測到有某個未知病毒。根據第八條，沒有證據說明這個病毒有害，所以應當放行。而根據第九條，不知道有沒有害，就應當采取更加嚴格的管理措施。你們說，到底是能出口還是不能出口？”會場上大家都一聲不吭。Rohana 看到大家僵持在那裏，就把我拉到一邊。悄悄地跟我說：“江，一個國際文件要通過，肯定要照顧各個方麵的情況。如果單寫一個方麵，另外一方肯定會不同意。所以隻能這樣寫。你看，什麽都說，就等於什麽都沒有說。但一份國際文件，必須什麽都要說，不能什麽都不說啊。你看是不是這麽回事？”聽到他那如繞口令般的解釋，我不禁啞然失笑。原來國際上也是這樣辦事的啊。我無可奈何地點點頭：“既然你這樣解釋，那就這樣吧。”
其實，不光在國際上是這樣。在國內，搞魚病的專家跟搞檢疫工作的人在一起，在很多時候也是談不到一起去。記得九九年五月NACA在北京舉行《水生動物衛生證書和檢疫的中國國家研討會》，就是給中國有關人員宣講國際上的魚病防控問題的會議吧。農業部也叫了一些魚病專家來參加。動檢處的李處長聽說中科院水生所也派了專家來參加會議，滿懷敬意地找他們談話。告訴他們，我在檢疫部門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希望水生所的專家們能繼續像我那樣支持檢疫部門的工作等等。不料那些專家反問到：“你們能下達課題嗎？有沒有經費支持？什麽都沒有？那叫我們怎麽支持你們？”搞得李處長碰了一鼻子灰。在會上，我給大家講解檢疫的基本概念。科學院和大專院校來的專家都感到很無聊，不知道有什麽用。還質問我：“你覺得講這些東西有意思嗎？”唉，看來是找錯了對象。
相處時間久了，NACA發現我知道很多中國國內水生動物方麵的疫情，而這些信息NACA很想了解。所以他們跟我談過好幾次，希望我能告訴他們有關中國疫情方麵的信息。在國際上，各國的疫情基本上都是公開和透明的。但中國長期以來對疫情一直是處於保密狀態，這個狀況一直到二零零三年“SARS”以後才得到改善。所以那時我無法答應他們的要求。這使他們感到很不滿：“江，你看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的疫情都是公開的，為什麽中國的疫情不能公開？”我搔了搔後腦勺，想出來一個理由：“你看，中國的水產品產量是全世界水產品總量的百分之七十。也就是說，其他所有國家的產量加起來還沒有中國的一半。如果我們把疫情公開，一旦知道今年減產了，有些商人就會搶購水產品；如果知道今年豐收了，有些商人就會故意壓低水產品的價格。你能保證這些信息不被商人所利用嗎？”他們想了想，覺得這也確實是個問題。就問：“那以後呢？”我猶豫了一會回答他們：“從道理上講，一年以後應當是可以公開的。”
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我去菲律賓的Cebu參加《第四屆亞洲水產養殖病害學術討論會》。此時世界糧農組織（FAO）、國際獸疫局（OIE）和亞太地區水產養殖網絡發展中心（NACA）也聯合發出通知，要緊接著這個會後在Cebu召開另外一個會議《世界養殖對蝦病害管理戰略專家討論會》。Rohana博士這時已經調到FAO水產部魚病辦公室工作了，負責與NACA的聯係，並參加NACA的所有會議。他給我來信，希望我能在會上介紹一下對蝦白斑病在中國的流行情況。開始我有點猶豫，但後來想想，其實也沒有什麽保密的。已經過去五、六年了，如果還說要保密，理由是什麽呢？於是，我在會上做了一個題為《白斑病在中國》的報告，詳細描述了九三、九四那兩年這個病在中國爆發、流行和擴散的情況。並用大量數據證明，這個病之所以在中國流行得如此廣泛，造成的後果如此嚴重，可以說都是人為傳播和環境惡化的後果。我講完後，Rohana博士走過來，握著我的手，高興地說：“感謝你提供了這麽多非常有用的信息！對蝦白斑病是在中國首先爆發的，然後才擴散到世界各地。如果中國的情況不搞清楚，對這個病的防控會非常困難。再次謝謝你！”我笑笑說：“這些信息對大家有用就行。不過發表就不用了。建議不要放在會議論文匯編裏。”Rohana看了看我，點點頭說：“嗯，行，我能理解。我相信中國慢慢會改善疫情通報製度的。”
看著Rohana離開的背影，我心裏感到有些疑惑。我問自己：“你這算是泄密嗎？算，還是不算？”我不由得想起莎士比亞劇《哈姆雷特》裏的一句話：“To be, or not to be？”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NACA在北京召開《發展亞洲水產動物檢疫和健康證書技術指南的地區性技術合作》這個項目的最後一次會議。亞太地區各國的代表都在《亞太地區檢疫指南》上簽字通過。鑒於這個在九七年啟動的項目已經完成，技術組和顧問組也將相應撤銷。為了能讓NACA繼續在亞太地區的魚病防控中起到積極作用，第二年十一月六日至十日，FAO、OIE和NACA又在泰國曼穀召集大家開會，準備成立一個亞太地區水產動物健康顧問小組。這次會議就是一個預備會議。NACA寫信要求我務必參加這個會議。本來十一月五號至八號在在武漢召開第五次全國魚病會，我已經準備在大會上發言。看到這個通知，我隻好去武漢報了個到就離開了，留了一份書麵發言稿。
在曼穀會議上，NACA決定成立專家小組。第一批專家隻挑選了三個人：澳大利亞的Eva.Maria Bernoth、泰國的Supranee Chinabut和我。Eva是OIE魚病委員會的副主席，Chinabut是泰國水生動物健康研究所的頭。我們每年舉行一次會議。參加會議的除了我們幾個，還有NACA的秘書，以及FAO和OIE的代表。會議研究亞太地區各國魚病防控的形勢，修改疾病名錄，發布疫情信息等。在後來的幾年中，專家的人數逐漸增加，到二零零四年已經達到九人。
從八八年NACA成立起，十幾年來，我和NACA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聯係。參加了十幾次會議，認識了亞太各國的不少專家和同行，對魚病防控問題也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