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在競選時曾經表達過限H1簽證的想法，當時我就指出來了，有人不相信，認為他僅是控製非法移民，當年我們在群裏的爭論還在記憶中。現在擁護川普的華裔民眾，你們不能再盲目跟班川普，讚揚他隻限製非法而支持合法移民了吧? 我現在的判斷是，川普正往限製更多移民的方向在走。

根據他的效期截止到今年年底的行政命令，從境外申請美國工作簽證H1, 高級管理簽證L1和部分交換學者簽證J1，幾乎成為不可能了，有些在境外申請的綠卡也會被停止。這項行政命令恐怕會影響52萬人進入美國，包括17萬還沒有入境的已經拿到綠卡的人。

川普這次的大規模行動中唯一幸免的，為前往美國讀書的F1簽證，他沒有涉及學生簽證，所以到美國讀書的門仍然開著。川普前段時間出新招，要求所有國際學生必須上實體課才能在美國合法留下來，但是在哈佛、麻省、我們聖路易斯華大等眾多美國著名大學的起訴和抗議聲中，川普的政策朝令夕改。這就是我說的，美國大學的主流仍然是張開雙臂歡迎國際學生，雖然川普政府在逐漸縮緊簽證政策。

H1簽證是非法還是合法移民？當然是合法。H1簽證是通向職業移民的關鍵一步。我們是美國移民政策的受益者，當然希望美國的大門始終是開的，不以任何理由關閉。想想自己是怎麽來的，憑良心就可以了。沒有美國的寬容，就不會有我這位當年說一口破碎英語的人的今天。

在國內有一批狂吹自己成就的人，他們閉口不談自己當年在美國的掙紮。在這裏可以舉兩個國內頭麵人物的例子，施一公從Iowa State University轉學到Johns Hopkins的這段經曆，幾乎從他的簡曆裏消失了。饒毅在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做了十年教授，為了掩蓋自己可能的慢晉升的事實，他故意在公開的簡曆中把自己的華大歲月籠統寫成任教，連助理教授和副教授的頭銜都刻意隱瞞。現在美國過得好的華裔醫生，也開始瞧不起比自己弱的人了，他們反對移民不遺餘力。他們忘了如果當年那些美國導師這樣對待自己，他們將永遠不可能在美國成就人生。

川普在禁H1簽證時似乎也有些人情化的考量，那就是允許已經在美國擁有合法簽證的人，包括F1學生簽證或J1訪問學者簽證，轉換成具有移民企圖的H1簽證。這樣可以阻擋印度人通過外包公司從美國境外弄大量的IT員工進來，這對於擁有大量留學生的華人團體或許還是有利的。美國高科技公司這次似乎遊說H1簽證失敗，總的來說印度來少後恐怕小留學生在美國境內更有機會獲得H1簽證。但是我們要明白的是，川普公布此行政命令時是為保護失業的美國人，作為競選過程中爭選票的說詞，在具體轉H1簽證過程中是否會遇到阻力，我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有點是肯定的，在境外轉換或重新簽H1簽證會是一個冒險的行為，可能一時半載不能回美國。

沒有H1簽證，對於職業移民基本不可能，除非通過更難的L1簽證或與美國人結婚。從川普的這次行動，讓我想到了自己是怎麽通過辦到綠卡而留在美國的，因為他禁止的二個簽證J1和H1以及綠卡，我都擁有過。

我於1990年8月13日抵達美國，持J1簽證剛到不久，老中朋友就告訴我：“你錯過了機會”。他們談及的是，老布什總統對當年4月11日之前抵達美國的中國人的行政命令。開始是允許中國人自由轉換簽證，後來才網開一麵，讓所有在此時間前抵美國的中國公民，都可以獲得綠卡，俗稱64（“八的平方”）綠卡。但是他們這些綠卡也是有代價的，因為他們所占用的名額，需要從中國後來者的職業移民的名額中扣除，形象地說就是他們提前消費了年輕人的名額。

我們晚到的必須自己努力才能辦到綠卡，也就是通過職業移民的途徑。我抵美國後不久才知道J1簽證的具體限製，那就是J1簽證擁有者在轉換成其他可以移民美國的簽證之前，必須完成回母國服務二年的限製。我在國內時隻模糊知道這項限製，那時候隻要能到美國來就是幸運的，所以沒有想那麽多。我當時還要賠償國內巨額的培養費，但是已經在海外的導師史良如教授給我打氣：“隻要你出來了，一切都值”。現在回想起來，國內賠的錢確實隻是那麽一點點，雖然剛來時很困難。

我零星探聽到豁免J1簽證回國服務限製的可能途徑，那是信息稀缺的年代，沒有電郵等任何網絡，中美平信通訊要至少一個星期，打個電話幾十美元。這項限製是國與國之間的協定，據說是李先念訪美時簽署的。當時的規定是隻要簽署的任何一方退出，那麽這個限製就可以作廢，也就是豁免。

豁免可以通過美方或者中方，從美方豁免必須通過分管J1簽證的美國新聞總署，非常之難。當時隻聽說過在聖路易斯有一人辦到過，這位受益人是從北醫來的，而替他辦的正是我們當時隻能仰望的阿肯森教授。阿肯森一直身居要職，人又善良，他直通華大和美國新聞總署為他實驗室的人辦到了豁免。我從美國這邊辦幾乎不可能，我老板隻是一個助理教授，我如果要留下來必須通過從中國豁免。當時在聖路易斯沒有聽說有人從國內辦過，很長一段時間這幾乎是我們全家無法逾越的鴻溝。

我們的曙光來自一場聖路易斯留學人員舉辦的春節聯歡會，在1992年的年初。那是64（“8的平方”）事件之後，領事館與留學人員的關係開始緩和的時候，當天芝加哥領事館還專門派人來慰問大家。聯歡會的中場，芝加哥領事館的教育領事袁朝在那裏解答大家的問題，我也去排隊，想問問我的J1簽證豁免的可能性。袁朝為相當不錯的人, 直來直去，他說自己沒有辦過，但是他可以嚐試去辦。他需要我能從國內證明我是完全自費的，在原單位沒有任何房子或經濟關係，並且出具證明函。

我似乎抓到了一根稻草，回家後馬上給我們研究所的處長周北平教授寫請求信，她完全沒有任何猶豫就給我寄了證明信。我後來通過電話和信件與袁朝保持聯係，他如實把每一步的進展告訴我。從袁朝那裏得知的流程是：首先需要他們領事館批，然後報華盛頓的中國駐美大使館，再向美國新聞總署發函稱中國對我的豁免無異義，美方接此函後幾乎會是自然同意。

在豁免過程中，需要我當時的猶太老板給芝加哥領館去函，證明我有工作並且持續支持我留在美國。他深知這是與陌生政府打交道，在信發出前，他很謹慎地讓華大國際辦公室審核。

當年的4月份我們在巴爾的摩開FASEB年會時，還開玩笑稱是否應該去大使館詢問豁免的進展情況。我們從東岸回來不久，在七月初就收到美國新聞總署的公文，批準了我的豁免申請。從此我們留在美國的最大路障被我抓著的一個偶然的機會給清除了，那個時刻的開心程度可以與我們獲得綠卡相比較。

袁朝來自大連理工大學，任期滿後回國，但是好多年後他全家移民我們聖路易斯。以前在餐館裏吃飯時，我們還因麵熟打過招乎。他應該已經不記得我了，但是他是改變我們命運的人。如果他能讀到這些文字，請帶去我的深深問候！

J1簽證豁免後，朋友告訴我，可以拿J1直接開始辦綠卡，我聞所未聞。我在1992年的中旬，開始請聖路易斯最知名的移民律師George Newman（紐曼）辦綠卡。紐曼的傳統是在接你的申請時，必須與雇主見麵一次。當他、他的助理雪利律師和我從我老板的辦公室出來後，紐曼對我說：“我對辦成你的案子很有信心”。插曲講點他們在我MD老板的辦公室的故事，MD對JD的輕視表現在臉上，紐曼說法學院與醫學院相似也是研究生院的性質，我猶太老板馬上當著律師的麵向我這外國人解釋：在美國醫生和律師是不同的人，我們醫生辛苦很多。

再下麵就是我去紐曼在克雷頓市中心的辦公室約談，總費用是5,000美元，首付3,500塊，餘額在遞交140表時支付。

這些費用對我們是令人頭痛的額度，我坐在他高雅的辦公室裏對他感概到：“喬治，你的辦公室好漂亮，你這是無煙工業啊！”；

紐曼聽出了我話中的餘音，他說：“我明白這是很多錢，但是我如果是你，會這樣想問題”，

他去翻我的材料，接著說：“你現在才二十幾歲，你就當是用這五千塊，去買你在美國的未來五十年的美好人生”，

現在看來，我們似乎買到了那人生。正如我經常說的，我是實施了美國夢的人。

在辦綠卡的過程中，到1993年6月我的J1簽證的三年到期，必須轉成H1簽證。老板說我已經在給你辦綠卡了，不需要什麽H1簽證。紐曼向我老板解釋，必須要H1簽證過渡才行，並且用通俗的語言解釋說H1 visa is a working visa, 沒有它我就不能工作了。所以我又辦了H1, 隻用了大約七個月，在1994年的元月我就拿到了綠卡。我是在抵美國3.5年後拿到的綠卡，從此我們在美國就不用擔心身份了。現在恐怕要10年，我比較幸運的是大量發放的64（“8的平方”）綠卡使前麵排隊的人突然消失了。現在回想起來，運氣確實好。當時我在科學上也是相當高產，兩年發表三篇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的一作論文，所以也是問心無愧。

在得知辦到綠卡後，我是第一時間告訴猶太老板。當時我們在看顯微鏡，他特意轉過身來向我握手道賀：“這是我辦的最美好的事”。我在當時辦豁免征求他的意見時，他說：“你問我是否應該留在美國？如果我是你，我會盡自己的全力留在美國”。他的理由是美國無論是自然資源還是政府都好很多，況且小家庭經不起不斷的文化震蕩。當時的談話也涉及到我那麽小的兒子，我老板說：“他長大就是我們美國人，與我們沒有區別！”

我到處在外麵看建築，寫文章介紹古典建築元素與語言。工作累了抬頭看自家的古董房，這裏不就是希臘的柱子和羅馬的拱門嗎？[偷笑][偷笑][呲牙][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