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三麵紅旗之下                                                 劉海鷗

據上麵說反右派鬥爭的“偉大勝利”激發了全國人民的衝天幹勁，變成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大躍進”。實際上，所謂的“大躍進”是來自上麵的強力推動。一九五八年二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製定了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鋼產量要翻一番，達到一零七零萬噸。霎時間土法上馬的小煉鋼爐遍布中華大地，黑天白日地騰燒。老百姓把家中所有的鋼鐵用具捐獻出來，以鋼鐵“煉”鋼鐵。農業產量也要大躍進，計劃年產七千億斤。“鼓舞人心”的消息不斷從《人民日報》散發全國——水稻小麥畝產達到一萬斤五萬斤十萬斤……。

大街上“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漫天飛舞。收音機大喇叭反複播送的歌曲激蕩人心：“躍進躍大躍進，大家都來比先進趕先進。十五年內要趕上英國，中國人民有信心！”“趕上那個英國用不了十五年，嗨吼嗨吼嗨吼，十五年十五年嘿嘿十五年！”人們真的相信，就像街上的宣傳畫一樣，不久的將來戴著高帽子的大鼻子英國佬就要爬在中國人民的屁股後麵哭泣。還有許諾說，趕上了英美，中國就會跨進共產主義的天堂。在充分發揮了想象力之後，人們對天堂的描述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

那一年真是全中國人民的盛大節日

孩子們也卷入了這股狂風，我們把家裏與鋼鐵沾邊的東西貢獻給學校，從炒菜鍋鏟到削鉛筆的小刀。姐妹幾個為了搶家裏的那點鐵家夥差點打出人命。阿巧則因為沒有炊具急得跳腳。走在路上我勾著頭看著腳底下，這回不是找銅錢了，是找埋在地下的鐵釘鐵絲。

不知道上聽是真糊塗還是假糊塗，引導著全國上下陷入了一種伴隨著空話假話吹牛浮誇的任意狀態。後來無數文章描述過那個瘋狂的時代，不需多費筆墨。

我家為大躍進做的最大貢獻是房子。在高唱“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的讚歌中，人民公社遍地開花，從農村蔓延到了城市街道。我們家的四合院是私有財產，不符合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本質特點。街道動員我們家獻出房子。他們提出了幾個方案供選擇，或者辦街道工廠，或辦公共食堂，或辦幼兒園。形勢逼人，到處都在“拔資產階級的白旗”，私房就是最大的白旗。父母不敢把著資產階級的陣地緊緊不放，尤其媽媽還是個共產黨員。

他們決定貢獻東屋的幾間房子。一想起這個靜謐的小院將大門洞開，機器聲隆隆震耳，或者打飯的人從早到晚絡繹不絕，再或者一院子小孩哭鬧聲不絕於耳，我們幾個孩子首先就舉手反對。不知父母怎麽和街道商量的，街道十分通情達理（這要得益於平時爸爸媽媽在胡同裏的人緣好），沒有在我們院建立工廠食堂幼兒園，隻是安插了一家人住進來。

搬進來的住戶人口簡單，夫妻兩人。兩個人的名聲都不好，據說過去女的是妓女（我這裏用了“名聲不好”一詞，是按當時大眾的道德標準來說的，當過妓女的人從來都倍受歧視），男的過去是地痞流氓。就那個年代而言，兩個人很“開放”，女的在屋裏隻穿乳罩內褲，蜂腰巨臀很嚇人，整天鶯聲燕語喊“親愛的”。男的高大黑粗，連毛胡子，一下班就抱起女人在屋裏親吻轉圈，不避諱我們小孩看見。媽媽還真有些擔心，不允許我們去他們家。

好在他們與我家相安無事。女房客就在隆福寺街點心店賣糕點。“困難時期”店裏有時賣高級點心，她會預先通知我們。高級點心五塊錢一斤，十倍於普通點心。就這樣鋪子裏還是擠滿了人，要排大長隊一兩個小時才能買到。輪到我們時，女房客就把秤杆打得高高的，我們覺得占了莫大的便宜，高興得不得了。

隻有阿巧不高興。東屋本來是她一個人享用的，房客來了以後，她不得不搬到隻有七八平米大小的廚房居住。廚房裏一口大灶，一個水池之外，再加上一張床，一張桌子，已經滿得打不開轉身。阿巧心裏非常不平衡，更是看不上兩口子的作派，又痛恨這樣“下賤”的人竟然占了她的屋子，每經過東屋窗下，都要“呸呸”啐兩口吐沫以驅邪氣。

這家人一住進來就要交房租，媽媽不敢收。共產黨員收租，這不真成了剝削階級？可是房客堅持說，如果不收，他們就不住。媽媽隻好收下了，心裏暗自乞求，還是你們住在這兒吧。因為收房租，文革中父母在各自的單位沒有少挨批判少做檢討。

文革一開始房客就搬走了。據說男的是逃亡地主，被遣返回鄉。女的也不知去了哪裏。阿巧仍然沒能住回東屋，因為街道馬上又安插進來一個六口之家。

大躍進中我們家還有另一杆“白旗”要拔掉，就是“雇用保姆”。媽媽的機關都知道共產黨員汪容之雇用保姆的“剝削階級”行為，因為媽媽太好客，在歌舞升平的年代，經常把一個科室的人都招來，享受阿巧的精美廚藝。曾幾何時，吃得美美的阿姨們和他們的丈夫孩子的讚譽聲充滿庭院，如今這些都變成了剝削的證據。媽媽不得不辭退了阿巧，還寫了檢討書，做了檢查。阿巧被分配到街道食堂做飯，幹了幾天心裏充滿怨氣，廚藝不能發揮，不過是當個和麵炒菜的機器。更可氣的是從早到晚都有人來打飯，人人的胃口變成了吃不夠的無底洞。阿巧跑來指責媽媽：“我一心一意待你們家，你們怎麽能說不要我就不要我啦！”媽媽歎氣，和她解釋不清。

阿巧

其實阿巧根本不愁找不到東家。她在當時的保姆圈也算是“名保姆”呢，她的工資“級別”是保姆中最高的，月薪四十五元。有人不怕那一套，敢用保姆。辭了食堂的工作阿巧馬上就找到了新的主人——在焦菊隱家當保姆，後來又到一個文化部副部長家，再後來又到杜聿明家……總之都是大人物，但是她沒有一個滿意的，回到我家就抱怨。不管在她哪裏當保姆，我們家都是她的根據地，她住著我們提供的房子，永遠可以自由進出我們家。碰上菜市場賣俏貨，一定替我們買上一份繞道捎來。如果休假，她自願給我們做一頓飯。文革中家裏就剩了我一個人，阿巧也失業了，那時真沒有人敢於雇傭保姆。那些年我們兩個相依為命（阿巧的故事《自梳女阿巧》在我的博客裏，有興趣者歡迎光臨）。

“大躍進”合乎邏輯地帶來了大饑荒。下麵應該是關於大饑荒的章節《有幾個饑兒餓殍》幾個月前已經在博客裏發表，有興趣的可以到“鏗鏘豬”的博客中閱讀，文章分類是《半壁家園》。這裏隻貼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中穿格子衣服的女孩娜莎是我的堂姐，她父母，即我的姑姑姑父在大饑荒中因饑餓慘死（《有幾個饑兒餓殍》中有詳述）娜莎幸好早已過繼給了她大伯，逃過一劫。這張照片照於1956年初，誰能想到三年之後災難會降臨到誰頭上呢。 

       節自《半壁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