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挑戰的正確（上）

“政治正確”如此流行，不寫未免浪費題材。維基百科上對“政治正確”的解釋是，“政治正確多指在言辭、行為、政策中避免對社會中的某些群體造成冒犯意識。在使用中，‘政治正確’多帶有蔑視色彩，意指對弱勢群體的保護之過度與無理，暗示其非‘在事實上的正確’。這一語詞已在美國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文化戰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有評論指出，其為美國保守派用於論爭的一種話語策略。”經過掂量，覺得自己準備寫的內容未必和“政治正確切合，於是隻選取了“正確”二字借題發揮。

漢娜.阿倫特

這是一部由女導演瑪格麗特.馮.特洛塔執導的傳記影片。印象中阿倫特的情感故事也頗具八卦價值，而影片隻將重點放在“平庸之惡”出爐的前前後後，無論是詬病謾罵或讚譽，畢竟是“平庸之惡”的觀點令阿倫特蜚聲大眾。所以，本篇也不能算作影評，而更接近對“平庸之惡”的介紹和評論。

故事的背景是，1960年以色列抓捕到素有“死刑執行者”稱號的前納粹德國高官阿道夫.艾希曼，並宣布在耶路撒冷對其進行審判。已經移居美國多年的漢娜.阿倫特受《紐約客》的邀請為此次審判撰稿。當她前往耶路撒冷觀看審判後，以一位女性哲學家獨特的視角驚奇地發現，坐在審判台上的艾希曼看上去並非想象中十惡不赦的“惡魔”形象。阿倫特“斷定他實際上不擁有深刻的個性，僅僅是一個平凡無趣、近乎乏味的人。他的個人素質是極為膚淺的”。

因此，阿倫特提出一個著名觀點“平庸之惡”。她認為，阿道夫.艾希曼之所以簽發處死數萬猶太人命令的原因在於他根本不動腦子，他像機器一般順從、麻木和不負責任。我卻在想，在追求效率消費至上信息快速傳播的現代社會（後工業化時代更甚），人的個性彰顯不過是假象。輿論接連不斷的鼓噪和偶像仿佛中的近在咫尺足以帶來強大的引導和示範效應。這類效應將人內心裏潛藏的恐懼和貪欲激活，如同一條凍僵的蛇被放到爐火邊上。所以，艾希曼之流不是缺乏思考，而是止於淺層思考。某種個人欲望和愛國主義之類的崇高理想恰巧相遇，形成強烈的化學反應。不加追問的忠誠就此誕生。

一個普通人的思想的平庸，有別於極端的昭彰的邪惡。它體現為“恪盡職守”，克服“動物性同情”。這種平庸如同一截一截沉默望天的枕木，攜手將列車送往很遠的地方。它使大規模屠殺、極權社會、和極端的社會不公得以在幾乎沒有障礙的情形下進行。在極權主義運動中，為什麽所有的人都跟著希特勒這樣一個獨裁者跑了？為什麽一個像納粹主義這樣的專製政體能夠靠像艾希曼這樣粗鄙、膚淺的人來支撐？在阿倫特看來，根本原因在於整個社會缺乏批判性思考。阿倫特於是大聲疾呼，“沒有人有權盲從”。按照流行的說法，當雪崩發生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阿倫特也提到語言的隱蔽作用。納粹通過使用新的“語言規則”來解說他們的反常行為：“最終解決”、“疏散”、“特殊處理”取代了“滅絕”和“殺死”，從而減輕執行者的罪疚，確保任務的順利完成。語言的影響力最早由兩位學者愛德華.薩丕爾和本傑明.李.沃爾夫提出。語言不能阻止確定的行動，但在語言中強調平等和尊重是預防人與人之間衝突的第一道屏障。這種對語言的影響的看法正是政治正確擁護者們的依據之一。

阿倫特的觀點引發猶太團體的憤怒抗議。從電影裏我們可以看到，謾罵和威脅接踵而至，親朋好友開始疏遠甚至反目，連她供職的學校也因輿論壓力轉而向她施壓。影片最後讓人感到寬慰的隻有學生們還能給予她理解和支持。也許因為年輕人的心靈更加開放。通常人們習慣於將這個世界的混亂和悲慘看作上帝與魔鬼正在交戰。每一個普通人都是那無辜被殃及的池魚，守著無奈被撥弄的命運。阿倫特的觀點逼迫人們不得不將目光從“魔鬼”轉向自己和自己周圍的人從遠處轉到近處從高處拉回低處。就在這裏，就在此刻，叩問你的內心。這幾乎是難以忍受的。

令猶太人更加難以忍受的是，阿倫特對於猶太人在曆史上處於邊緣狀態的“無根基性”、“無政治性”以及猶太組織的領導的消極做法提出了直言不諱的批評。明確指出猶太人委員會，眾多猶太人領導人對大屠殺同樣負有責任。這無異於拿自己的民族開刀。用阿倫特的話說，她揭開了“整個黑暗的故事中最陰暗的一章”。她落到眾叛親離的地步，著實不冤。

後來我在翻看其它影評的時候才意識到，阿倫特寫下相關文章並最終成書的年代，正值以色列建國之初。經過千年的顛沛流離經過大屠殺的慘烈無比，這個民族終於以決絕而又悲壯的心情回到“上帝的應許之地”。新生的弱小國家意欲以審判艾希曼等納粹戰犯來打擊敵人提振本國人民的士氣。而阿倫特如此這般公然站在整個民族的對麵，不要說親痛仇快，簡直夠得上“猶奸”的罵名。而她不過說了一些事實而已。幾經思來想去，我始終搞不懂哪一方是正確的，哪怕僅僅是相對正確。看來“正確”也遵循測不準原理，模糊又神秘。我唯一有些了解的是，相對於眼前的利益來說，真相對人類從來都不甚重要，甚至可以說不堪忍受。下麵介紹的電影 A Few Good Men裏有一句經典台詞： You can’t handle the truth！如此說來，人類對真相的熱愛也許另有源頭。

（注：本文斜體字部分均引自維基百科和百度百科）

A Few Good Men

感謝傳兄的信息。很好看的電影，劇情懸疑緊湊台詞精彩，並且堪當避免政治不正確的教案。深刻教訓總結如下：有的事可以做不可以說。如果一定要說就要死無對證。隻要無人作證就抵死不承認。如果自己上趕著承認就怨不得地怨不得天。

故事發生在美國駐古巴關達那摩海軍基地。兩個海軍陸戰隊士兵受命對某位拖後腿的戰友實施“紅色規條”（red code）。這個所謂的“規條”並非官方的明文規定，而是某種類似私刑懲戒的潛規則。雖然已被明令禁止，但仍因效果立竿見影而私下裏大行其道。然而這一次意外發生了，那位老兄因此喪命。兩位士兵成了當仁不讓的背鍋俠。鍋大鍋小端看律師狀態。

律師小組，應該就是那幾位不可多得的good men，登場亮相。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女律師，深信士兵隻是奉命行事不該承擔罪責。一位本來急於脫身而業務精熟的中年律師。核心律師由湯姆.克魯斯扮演，他將一個看似輕佻實則機警如獵豹的年輕律師演繹得很到位。討價還價在控辯雙方的律師之間不斷進行。從原本已經不錯的十二年牢獄爭取到兩年（而且隻需服刑六個月）。湯姆.克魯斯洋洋得意，觀眾卻備受打擊。說好了的法律公正端莊不可兒戲，還有兩個大活人的命運，如棋子被兩個玩鬧隨意撥動於談笑之間，令人各種不忿。同樣不領情的還有兩位士兵。他們認為自己並沒有做錯什麽，執意不肯服罪。前景並不美妙，完全沒有夯實的證據可以證明命令由上級下達。這鍋咋看都甩不出去。

全靠那位因天高皇帝遠以為自己可以一手遮天的指揮官Jessep上校。從開始明令下屬實施紅色規條，到事發後掩蓋證據，偽造調令，甚至抹去航空飛行記錄，其大膽妄為剛愎自用最終將他引向陷阱，湯姆.克魯斯為他量身打造的陷阱，讓他在狂怒和傲慢之下麵對陪審團親口說出 I did。。。

弱者戰勝強者，正義勝過邪惡，觀眾大感舒暢。看來觀眾對自己的定位都是“弱勢且正義方”。在此皆大歡喜的時刻，我心中的“但是”及時發作。但是，如果導演從另一個角度來引導觀眾的感受呢？一位久經沙場曆經無數暗殺的指揮官，忠心耿耿身負重任守衛海疆的老兵，將畢生的精力都投入到如何提高部隊的戰鬥力，因而顧不上斟酌那些紙上談兵的文職官員拍著腦袋憑空擬定的繁文縟節，就這樣眼睜睜地跌進陰險小人步步為營設計的陷阱裏，冤情都快趕上嶽飛了。倘若關達那摩因此失守，國家必將承受巨大損失。孰輕孰重，一目了然啊。如此一番聯想，讓我再次迷失在“正確”的海洋之中。國家利益軍隊榮譽和Law & Order，到底哪一個更正確？“正確”仿佛可以分身，當觀眾轉頭看向它的對麵， 那裏依然坐著“正確”。環顧四周，不得不承認“正確”無所不在。從大前提正確枝節正確到末端正確，細分到最後每一個人彼此之間的“正確”都不盡相同，卻盡都正確著自己的正確。

沒辦法正確地寫下去了。還是繼續來聊電影。我不覺得這是一個很現實的電影。現實裏的士兵在得知隻需服刑六個月的時候會喜極而泣跪地感恩。現實裏的律師不會為了兩個本來就脫不了幹係的士兵去冒因褻瀆長官而坐牢的風險。現實裏的指揮官是在現實中一步一步爬上去的，忍得辱負得重，深諳張揚跋扈收斂隱忍的時機。他們會用高深莫測去傳達不可傳達的指令：“我們決不能讓任何一個隊員掉隊，想盡一切辦法去幫助他進步是我們肩負的職責。”這裏的“想盡一切辦法”要加重並拖長語調。對這樣的話不能心領神會落實到位的下屬就不再配當下屬。。。

但我仍然喜歡這電影的結局。因為我知道，製訂那些束手束腳最終絆倒了指揮官的法律條文的初衷正是為了保護弱者，為了給弱者挑戰強權的機會。這個世界遠遠不夠公平，弱者的機會向來不多，但畢竟還有人在幫他們設想。而剛剛在地球的另一麵，港版國安法出台並全票通過。我聽到這樣一句評論：執法人的權力無限，而被執法人的權益完全被忽視。弱者頭上的天連一絲可能透出亮光的縫隙也沒有留下來。。。

審判結束。陪審團判決“道森和多尼的謀殺罪名不成立，但判決他們作為陸戰隊員，犯下了行為不當之罪，並勒令兩人非榮譽退役。”多尼茫然不服，而道森猛然醒悟，“我們本該有責任幫助那些沒有自衛能力的人。”這句話令我驀然想起阿倫特的“平庸之惡”——沒有人有權盲從。

然而這世間到底是什麽，值得人們一路跟從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