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港版國安法”的決議草案即將審議通過，消息傳出，引發各方關切。

香港經不起折騰，中國也經不起。無論香港，還是中國大陸，目前都需要休養生息。經過此次新冠疫情的嚴重衝擊，經濟受到重創，大疫尚未消除，歐美和世界許多國家因疫情而向中國追責，中外摩擦和衝突加劇，當局左支右拙，疲於應對。在這種情況下，理應采取低調收斂的防守戰略，但求事少，不宜不嫌事多，四麵出擊，再新辟戰線。理應盡量避免再授人以柄，自招國際製裁。

特別是對香港而言，去年曆時大半年的反修例運動，在今年年初好不容易沉寂下來，安定局麵來之不易，不宜沒事找事，再啟事端，再引發動蕩。

對中國而言，本次百年未有的新冠疫情最初在武漢爆發，而後席卷全球，對中國和世界各國經濟和公共衛生安全帶來異常沉重衝擊，世界經濟步入蕭條和衰退。全球數百萬人感染，數十萬人因疫情而死。中美關係在貿易戰之外，因疫情擴散而增添新的緊張氣氛。一些國家向中國提出追責和索賠行動。在國際上，“去中國化”、“與中國脫鉤”之聲不絕於耳，排斥中國漸成美國和西方國家的主流意識，中國的外部環境趨於惡化。

撇開意識形態的分歧，且不論誰是誰非，僅就策略而言，即便某一立法被認為如此重要，是否非得選在這個時間節點？20多年都過去了，是否非得在這種內外局勢堪憂之際，再引發爭端？是否緩一兩年，待局勢稍微平穩再考慮，天就會塌下來？

香港本無事。香港問題其實都是自己製造出來的。

自香港回歸以來，20多年中，香港發生四次大規模遊行運動：2003年的推行23條引起的數十萬人走上街頭，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 2014年的“占中”運動，和2019年反逃犯條例運動，其中三次都是因推行某種與大陸體製相關的條例或教化而引起。

試想，倘若沒有這些沒事找事的改變現狀的嚐試，采取無為而治，50年以後再說，香港會安靜很多，至少四次中的三次大規模示威運動不會發生，港人也不會這麽快日益偏激，而北京自己也不會這麽快“忍無可忍”。

這就引出一個問題：是否有必要如此操之過急，50年一半不到，就匆匆要去改變什麽？是否等到50年後，香港就會跑掉，變成別人的？

原本，無論國安條文也好，國教也好，目的都是為了香港的安定和港人的歸心。可是卻適得其反：不動可能還好，越推進，港人就越離心離德。

這實際上變成了一個死循環：每“推進”一次，矛盾就激化一次，對立就加深一次。港人認為，說好的50年不變，你卻總是想作改變。總想改變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法律和教育製度，削弱港人的自由，所以他們要反抗。而北京認為，你這麽反對，就說明你是反對一國，是港獨，是動亂分子，就證明國安條文和國教是必要，所以，絕不能妥協。

如今，這個死循環又在重複。香港現在本來已經安靜下來了。經去年大半年的反修例運動，人心已經疲勞，加上新冠疫情的衝擊，市民已經減少出行，泛民的政治鼓動已難以聚集人潮。忽然之間，又來了一個折騰，“港版國安法”從天而降，平靜又被打破，動蕩又起。

在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傳統中，法律和條文從來就隻是“紙上談兵”，從屬於王權和人治，不怎麽當一回事，憲法、法律都是如此，要麽有法等於無法，要麽想變就變。令人費解的是，對香港23條，卻有人一反常態，20年來，一直念念不忘，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將國家安全和香港安定寄托在這一紙條文上，好像有了它，就可以高枕無憂，天下太平，沒有它，就寢食不安，有國家顛覆之憂。這既一反體製傳統，也完全不是現代式的。因為按傳統，條條不如實際重要，而按當代理念，法律的本質在於認受性。

香港彈丸之地，回歸已有20多年，中國有駐軍。所謂港獨，所謂顛覆，隻是一個偽命題。即便有人喊出幾句偏激口號，或有偏激舉動，那也是因為上述死循環製造和培育出來的。

像那種選舉，遊行，出版幾本政治八卦書籍，喊幾句反共口號，是否真有那麽大的能量來顛覆偌大一個中國？去年香港鬧翻了天，而中國大陸卻毫無波瀾，平安無事。這說明，由於體製區隔，所謂國安風險，完全是被誇大了。

再說，如今中國國門開放，去國外，去台灣不是什麽難事。選舉示範，“反共宣傳”，政治八卦，信息傳播，耳聞目染，沒了香港，還有台灣和海外。是否都要封起來，關閉國門，回到從前？

香港問題還涉及到一個熊掌和魚是否能兼得的問題。

在北京宣布此項 “港區國安法” 議程之後，僅隔數小時，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宮表示，中國如果按其計劃推動在香港實施國安立法，美國將作出“強烈回應”。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歐盟等也對此發表聲明，表達關切。

香港事務固然是中國內部事務，但香港不同於中國內地城市，其特殊的國際經濟地位使之備受國際關注。去年反修例運動引發的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該法案提出，美國國務卿每年應向國會提交報告，去審視香港是否仍然有足夠的“自治”去享受美國給予的特殊待遇（包括關稅）。

香港之於中國的價值，在於它的獨立關稅區和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國際經濟地位，這是內地其他城市不可替代的。一旦香港失去這種特殊待遇，香港與內地一般城市無異。在中國內地，人口數百萬以上的城市有數十個之多。一個武漢都有一千萬人。多一個內地化的香港，於中國無多少增益，而失去一個有現有國際經濟地位的香港，對中國而言，其損失將難以估量。

特朗普所說的“強烈回應”是否與特殊待遇相關，目前不得而知。除非北京事先已經摸底得知，美國斷不會“來真的”，無論如何絕對不會取消香港的這種特殊待遇，否則，這將是一種冒險。當然，如果北京已不在乎失去香港的這種特殊待遇，另當別論。

而這就意味著一個孰輕孰重的權衡和選擇：是國安條文重要，還是獨立關稅區和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重要。如果熊掌和魚不可兼得，寧可保留哪一個？

即便按北京的樂觀估計，此次港人的反對運動可能不會有像去年那樣的規模，而美國近期的反應也可能不會走到馬上取消香港特殊待遇的地步。即便北京戰術成功，但就戰略和長遠而言，香港現有國際經濟地位、獨立關稅區和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終將因自由體製不再而失去。

上天眷顧，兩次賜珠中國。一個上海，被稱為東方明珠，一個香港，被稱為東方之珠。當年上海是遠東最大的都會以及商業和金融中心，是僅次於紐約和倫敦的全球第三大股票市場和第三大債券市場。70年前的一場政權變更，導致其金融中心地位消失，而被香港取代。僥幸的是，好在“肥水”沒流外人，香港還是中國的。如今香港是否會重蹈當年上海的覆轍，金融中心地位能否保持，中國的前後兩顆珍珠是否最終都會失去？

事在人為。上天給了中國兩次機會，莫非兩次都要玩砸在自己手上？天賜不取，自己已有的都不珍惜，又怎能怨天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