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抄錄些鶯鶯燕燕的陳年花酒故事，倒勾起我對母校上海格致中學回憶。 我的母校是具有百多年曆史的重點中學，前身是英租界工部局格致公學，在北海路廣西北路，離花酒熱鬧的紅粉青樓聚集地汕頭路，小花園，新會樂裏等都可以說是一箭之地。 中學時代在那附近不知走了多少次，可惜十幾歲的我哪裏懂得那段風月曆史，滿眼隻是些老舊破爛的石庫門弄堂。 2019年母校30年同學會，我興致一來就研究格致曆史想為母校吹噓吹噓，沒想到我看到的東西，和學校官方版本有很大出入。最大的問題是官方版本淹沒了格致曆史上走在中國西方化進程前沿那一段輝煌的曆史細節，特別是徹底淹滅了清末維新思想倡導者王韜在格致做書院山長十年間的大膽開拓。曆朝曆代正史必須和野史相配著看才能做到“曆史唯物主義”的客觀，我為王韜不平，這次閉門造車再挖出些故事，順便帶上他的花酒傳奇，也算我借花酒記事的最後一篇。

今天中美關係微妙，最近有些中國人大唱閉關鎖國論。要知道大清三百年到末來激烈討論過靠關閉能不能走下去，老而昏庸的慈禧太後也曾派親貴訪問歐洲討論君主立憲的可能。她一個封建女子都知道維新西化已不可擋，今天還有人要討論這個偽命題，實在是滑稽加好笑。我討厭之餘還要加一句上海話斥之為“賊腔”， 因為這些人製造曆史倒退的空氣，如張勳複辟袁世凱稱帝一般無異的民賊。戊戌變法至今一百二十二年，譚嗣同們的血算是白流了。 光緒年間康有為和梁啟超是維新運動的思想領袖，可是他們的西學思想是受太古洋行買辦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影響， 而鄭觀應的思想卻是受王韜的啟蒙，這個王韜就是我們格致曆史上的書院山長，在格致期間為維新洋務做出了很多貢獻，王韜可以客觀地說是近代中國思想維新第一人。 

王韜1828年生於蘇州， 17歲中第三名秀才，自視極高，想不到從此功名不順，開始“杜門息影。。。期以讀書十年，然後出世而用。”  1848年他到上海看父親，接著頂替其父在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Press  (墨海書館)的工作，認識傳教士Dr. William Medhurst等，開始了他後麵幾十年接觸，思考，並宣揚西方新思想的人生轉變。王韜在墨海書館譯了十三年的書，1850年前後他和英人合譯出版了《聖經》。在外商公司工作，他收入當然不錯，傳統仕途已斷，做做翻譯也沒有什麽前途可言，便過著酒色征逐的日子，尋花問酒，醉生夢死，長三堂子的花酒他是真吃了不少。 

1861年， 他回到太平軍占領的故鄉蘇州，看到在拙政園辦公的忠王李秀成對蘇州百姓很好，被上帝感召下的太平天國正如日中天。 在清政府機製下懷才不遇的鬱悶，加上從少年時代帶來的目空一切的氣概，使這個翻譯過聖經的王韜做了一次投機分子。一邊拿著外國公司的豐厚薪資，一邊為新興的農民起義力量出謀劃策。 他借著英國人的毗護，得以深入戰爭前線考察軍情。民國筆記《梵天廬叢錄》中說他曾給太平天國上書抗清："洋洋數千言，皆致清軍死命。” 可是當年借著西方宗教外衣卻滿腦袋封建皇權的天國，一點都沒有重用王韜。正相反，還有人出賣了王韜，他一夜之間成了清廷的通緝犯，真是羊肉沒吃倒惹了一身羊騷，連繼續在外國公司上班都不行了。 危難時刻，西方教會組織還是慈悲為懷，王韜靠英國傳教士的幫助躲在上海墨海書館135天，然後在英國人的安排下南遁香港，就此遠離是非，再也吃不到上海灘的花酒了。

1864年太平天國滅亡， 完全不同於我們小時候教科書裏說的那些英雄曆史，今天的國家版人民網紮紮實實地批評說“這其中的教訓實在太多，比如沒有明確的綱領，領導集團決策失誤，沒有長遠眼光，領袖沒有足夠的凝聚力和決斷力、領導層爾虞我詐、貪腐、好色、好殺戮等等，然而，導致這個政權迅速瓦解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腐敗。”  避居在小地方香港，我想王韜一定暗自慶幸他被告密者從那條大賊船上逼下來，反而又偷得人生歡樂。或許世事變遷太快，或許看穿了農民起義暴力封建的黑暗， 繼續通過教會關係和洋人來往的王韜卻成功地轉變成一個維新思想家，開始了他一生最有意義的三十年。 1867年他隨香港英華書院院長赴英國三年，回程到過埃及和法國等地，“經曆數十國， 往來七萬裏”， 是近代中國第一個以私人身份去歐洲的知識分子。 在英國期間，他特別研究過英國的君主憲政下的兩院製度，認為這種民主體製是使英國雄霸歐洲的關鍵，值得有皇上的中國借鑒。他後來還遊曆了日本及東南亞，看到了亞洲西方化的萌芽。1873年他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提倡維新， “取西製之合於我者，諷清廷以改革。。。其學識之淵博，眼光之遠大，一時無兩。” 就在這期間，清末維新理論家鄭觀應受他影響，開始著述政治改革文章，並托友人請王韜批評。

王韜躲禍香港的歲月，列強紛紛圈地殖民，上海急劇西化開放了。雖然那是一段恥辱的曆史，但英法為主的文化給中國帶來的影響隻要看看淮海路複興路兩旁的梧桐樹就知道了。 十年種樹，百年樹人， 外國人也懂這個道理。 為了大英帝國和中國的長遠關係，1873年上海的英國領事Walter Medhurst倡議籌建一個陳列中文和中譯科技書籍的閱覽室，以便讓中國人了解西方人的思想，生活，和機械器具。第一屆董事會主要是英國人主導，美國大鴉片商人旗昌洋行老板F.B.Forbes也在列，難得的是還有一個華人董事招商局總辦唐廷樞。當西方紳士捐款980兩時，李鴻章個人捐出養廉銀1000兩，並指示紅頂商人胡雪岩幫助籌款。李中堂“閑話一句”，各官商紛紛解囊，總共募得七千多兩。1876年6月22號格致書院正式開幕，大宴賓客，李鴻章親自題匾，晚清洋務運動中一個前所未有的中外官商合作努力下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作品誕生了，它的英文名字叫Chines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

1887年，花甲之年的王韜得到李鴻章一派的庇護，得以從香港回到上海，接掌格致書院，他終於又喝到上海洋場的花酒了。王韜清楚地意識到利用租界裏格致書院這個特殊的地方，正可以為維新改革招募全國新興人才。於是他設立四季科考，專門以西學和現實問題為重點題目，征文評閱後對優秀者頒發獎金並刻印發表，以此推動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思想和體製的思考。在信息落後的時代，格致的征文竟然麵向全中國，而且李鴻章，曾國荃，劉坤一等清末一流的封疆大吏（三人都當過兩江總督），洋務運動的名宦薛福成，鄭觀應，盛宣懷等都參與命題，這一舉措如同公開為洋務運動招賢納士。 這個做法前所未有，在當時反響積極，記載中光是得到超等，特等，一等的學人就有1878名。王韜不負洋務派重托，毫無疑問地在這十年間把格致書院帶向時代的高峰。他的舉措對開啟民智民心產生了真正的全國效應，促進了傳統學者積極思考如何應對強大的西方文化，可以說是站在洋務運動的理論前沿，對後來中國的進一步人文和社會發展具有深遠影響。

我們看幾個一百多年前的考題，在今天依然等待著曆史發展的正確答案：

鄭觀應出的題中有"外國之富，在講求技藝，日新月異。所以製造多，商務盛。。。各省所設西學館，製造局多且久矣，未識有精通技藝機器之華人能獨出心裁自造一新奇之物否? 必如何振興其事，斯不借異材異域? 請剖析論之。"  今天大國崛起的時代，中國重視發明大力推進自主知識產權，和百年前的題目完全一樣！

在討論中國絲茶業出口下滑的議題中，答題的學子提出"我與外人爭絲茶之利。。。在乎精物產。。。誠能將所出絲茶精益求精，駕乎日本，錫蘭，意大利之上，則洋人喜用上品，不貪賤值，勢必商販爭來，推之不去矣。" 今天中國提升產業結構，提高產品質量，創建Made In China 的品牌價值，與百年前又有何不同?

更令人驚歎的是有相當比例的議題是針對政治和國際形勢的。在清末封建統治下，公然討論有關西方政治體製，其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實在是匪夷所思。關於議院製度的考題是"考察泰西於百十年間，各國皆設立上下議院，民為本，籍以通君民之情。其風幾同於皇古。。。故說者謂中國亦宜設議院，以達輿情，采情議，有若古者鄉校之遺意。苟或行之，其果有利益乎?"  整整一百年後的八十年代，鄧小平在總結文革封建流毒帝王禍害之後，提出“主要還是防左” 的警告，再次思考共產黨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彈指間又三十年過去，在中國無數人的生活改變之後，我們無法不思考與長治久安相聯係的國家結構和法治體製。遙對百年維新曆史，我們不得不佩服王韜和王韜背後那些清朝體製內留著辮子穿馬蹄袖官袍的先賢們的思想和勇氣!

王韜死於1897年，頗具戲劇性，而且跟花酒有關。他數十年出入青樓，和《海上花列傳》中描述的文人們一樣，鶯鶯燕燕，杯酒言歡。逃難香港前他有一個十分中意的相好女子，臨走還專門托付給他朋友照顧。回來上海，重返歡場，卻人去樓空。多年後突有一日在花酒席上看到邊上別人叫來的女子手裏拿的是他當年送給老情人的折扇，上麵是他自己寫的詩句。 別後驚聞舊相識，才知她還在上海，隻是人老珠黃，窮困潦倒，已不堪回首。王韜毫不猶豫，馬上四出尋找舊愛，最後在破敗的貧民窟裏找到老情人，重逢雖然朱顏敗，舊情難遣。他鴛鴦情老勝少年，或許為逃港期間名花凋零而惋惜抱憾， 馬上為她賃屋合居。可惜花開並蒂好景隻有兩月，虛歲七十的王韜就無奈離開了他的花花世界，結束了他起伏跌宕豐滿多彩的一生。有情英雄無情老，總算是在溫柔鄉中最後醉倒，死得其所。

一百二十年前王韜的花酒故事和他的維新貢獻實在不該被正史湮沒，借閉門閑置，散記景仰慨歎之餘，亦惋惜一世紀來為維新而東西奔波甚至逃避的思想者，他們多數沒有王韜這樣的好命沒有這樣一席花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