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延安還是西安 劉海鷗
走自己的路
記得好像是《毛選》中有這麽一個類似標題，意思是站在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的立場上。我用這個標題沒有什麽政治象征性，隻有地理上的意義，純粹是說爸爸的畢業去向問題。一九三九年的秋天，爸爸從西北聯大畢業了。本來他可以通過地下黨的介紹到延安去工作。他的好幾個同學還有弟弟長菁都去了延安，可是他沒有去，他說，自己不適合做黨政工作，隻希望把所學的俄語派上用場。
在國統區，每天的報紙上對延安的負麵報道鋪天蓋地。這曾經讓我把毛澤東“延安還是西安”這個形而上學的命題具體化到爸爸身上，反複思考他沒有去延安的背後是否還有更深刻的原因，是因為爺爺“不當官”信條的潛移默化？還是因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對政治和革命的厭倦？或是對延安那邊有什麽看法？
先拋開爸爸拒絕延安的動機不說。對曆史了解得多了，我開始為爸爸慶幸。幸虧他沒有去，一九四二年延安搞的“整風運動”和“搶救運動”是一次和斯大林三十年代發動的“肅反”一樣殘酷的大清洗，許多人被打成“AB團”“改組派”漢奸特務反革命，一大批真正的革命者遭到迫害。凡是知識分子，凡是從國統區來的人，凡是被國民黨抓捕過的人，凡是出身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或與國民黨有關聯的人，無不在運動中被整被肅。爸爸符合上述所有“凡是”，如果在延安，估計無法逃脫厄運，很可能不會有今天的我了。
他弟弟長菁去了延安抗大，就是因為懼怕延安的生活又從那裏逃出來。
他的同學鄭太鞏，畢業後滿腔熱血從西安到延安，一九四二年被當作特務整死。
他的同學朔望的妹妹，也是同學郭有儀的妻子，一九三八年由城固西北聯大奔赴延安，後來下落不明，生死未知。
他的一個地下黨聯係人，老劉，三十歲左右，陝西西府人。從西安到延安，又被派往敵後工作。一次不幸被偽軍俘獲，他自稱是生意人，和共產黨沒有關係。偽軍不信，夜間在郊外挖了一個坑，問他供不供，若不招供就活埋。老劉仍堅持不說。偽軍把他推到坑裏，揚土埋了一半，接著逼供。實在問不出來又把他從坑裏拉上來，過兩天再假活埋一次。如此反複，老劉始終不承認自己的共產黨身份，偽軍隻好將他放了（題外話，爸爸有個大學同學劉衡——人民日報社資深記者，文化革命中也曾被造反派這樣反複假活埋，逼迫她承認自己是右派。二者如出一轍，不過她是被共產黨所埋。劉衡始終堅決否承認“右派罪行”。她雖然是個女性，卻可稱為鐵骨錚錚的硬漢子）。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風”中，老劉受盡酷刑，被逼迫承認是向敵人投降後才放出來的。他堅決不從，剁掉自己的食指，寫血書給朱德，表明自己的清白。上天眷顧，朱德令人把他釋放。一九五二年爸爸在北京曾經見過他，解放軍授軍銜時他被定為上校。他告訴爸爸，當時受冤屈的人實在太多了，一些人被殺，另一些人被迫脫黨，他算是非常幸運的了。
爸爸決定先回西安。
路上，爸爸與王家驤、金玉昆（也是爸爸發展的黨員）同行。又經過廟台子，住了一晚。第二天他們特地去竹林看幾年前王家驤在竹樹上的刻字。竹子還在，粗壯了一些，字跡還在，寬展了一些。如果那片竹林現在還沒有被砍伐，那個“朋友，戰鬥”的竹子應該是革命文物了。
八月份一行人到了西安，爸爸先到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接上了黨的關係。在辦事處巧遇他的高中同學，正好作為他聯係人的朱讀箴（居敬），他也是安徽人，高中畢業後沒有上法商學院，回家鄉養病，抗戰開始後奔赴延安。此人非常有才幹，在延安頗受重用，在黨中央統戰部工作，可惜後來得肺炎死去。黨組織又派了一個叫周子健的人和爸爸聯係。他們一兩周見一次麵，談談形勢和任務。
當年十月，爸爸被黨組織派到河南湯河孫連仲的部隊給蘇軍顧問當翻譯。孫仲連的部隊大約有一個集團軍駐紮在湯河。爸爸說，孫仲連的樣子又粗又黑，鄉下農民模樣，不過打起日本人來倒是驍勇戰將一個。他和劉蔭遠為西北軍同僚，關係一直不錯，八十年代雲子姑從台灣來北京提到過他，說在台灣孫連仲常去她家打牌，他打牌又笨又慢。
爸爸的俄語會話不好，硬著頭皮去上任。蘇軍有一個步兵顧問，五十多歲，又傲慢又暴躁，常常因為爸爸的發音不對或聽不明白大發脾氣。爸爸實在沒法和他相處，幹了一個多月就辭職了。
離開河南爸爸去了重慶。蘇軍顧問事務處在那裏辦了一所俄文學校，學生畢業後到重慶市郊靠長江以北的湯家坨（王家花園）實習。在那裏實行的是連營的操點規則。爸爸已經有良好的俄文基礎，不需要學習，直接被派去翻譯俄文的軍事書籍，並截收日本軍事電文再譯成俄文。由蘇聯人分析日軍動向之後交給國民黨有關部門。
在湯家坨工作了兩個月，爸爸又被派到成都的蘇軍辦事處。在成都爸爸有一個好朋友——西北聯大的同學劉駿。劉駿也叫劉駿達，他以前在北平大學文學院的中國文學係學習，是個地下黨員。爸爸在漢中被捕後，他接替了爸爸的位置做了西北聯大的黨支部書記，領導全校師生繼續開展反解聘運動和援救被捕學生的活動。劉駿也是個學者，對文物考古很有研究。後來爸爸去新疆前，他還給爸爸講述新疆的漢代竹簡的來龍去脈，讓他注意搜集。
劉駿一直在成都做黨的工作。一九四九年初，共產黨決定在國統區掀起“反饑餓，爭溫飽”的鬥爭。當時劉駿是一名中學教員，三月二十八日他發動和組織了全市中學教員的罷教鬥爭和示威請願遊行。四月二十日他和妻子一同被國民黨抓捕。在國民政府大勢已去的形勢下，國防部保密局毛人鳳下令處決所有政治犯。十二月七日劉俊達和其他三十多名誌士被秘密殺害於成都郊外的西十二橋。距離共產黨奪取成都僅差二十天。
九十年代中期曾經有一個以劉駿為原型的電視連續劇以誌紀念（叫什麽名字爸爸記不得了）。劉駿的妻子馬可力是他文學院的同學。在被捕後因病獲得保釋，幸免於難。五十年代爸爸參加了民進（民主促進會），馬可力也加入了民進，是民進成都地區的負責人，倆人常有工作聯係。
鹹陽古道音塵絕
在這個期間爸爸身邊發生兩件事情，影響著他的一生。
一是和父親決裂。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之後，西安也陷入一片“白色恐怖”。爸爸雖然從來沒有向他父親說過自己的共產黨身份，但是根本瞞不住劉蔭遠的眼睛。當初他在城固被捕的消息其實早就傳到了西安劉蔭遠的耳朵裏。四太太（據姑姑們說，四太太對丈夫前幾個太太的幾個孩子都非常好）和三叔劉逸南都很著急，催促他馬上打電話跟警察局要人，劉蔭遠卻不慌，說：“沒關係，讓他在裏麵多呆幾天，多吃點苦頭他就明白了。”爸爸的獲釋完全是由於社會進步力量的作用，和他父親沒有關係。他回到西安的家裏，尚未進屋，就被站在正廳前高台階上的父親擋住了。父親訓斥道：“身為中國人誰不愛國？你以為就你自己愛國？你愛國沒有錯，但是中國的事情沒有你想像的那麽簡單，不是鬧鬧學潮就能解決的。”
劉蔭遠知道中國事情的複雜性，也知道爸爸這樣鬧下去一定會出危險，到時候他也無能為力。他對爸爸說：“現在全西安（的國民黨）都知道我的兒子是共產黨，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讓我很難辦。在你麵前隻有兩條路，或者脫離共產黨，我在西安替你謀個差事。要不然你就走得遠遠的，別讓我再看見你。”
在父親和共產黨之間，爸爸毫不猶豫選擇了後者。他離開了家，從此再也沒有回過西安，再也沒有見到過他父親。
鹹陽古道音塵絕。
第二件事是和共產黨分手。
爸爸和父親斷絕關係是因為共產黨，但是同時他和共產黨也斷絕了緣分。離開西安之前，爸爸與他的地下黨聯係人周子健約好，黨的關係通過直接與西安雷神廟街某號通信聯係。初時他寫過一兩封信，後來就斷了聯係，原因是在軍隊中工作，流動性很大，通信方式難以為繼。同時，他想到“白色恐怖”日益嚴重，雷神廟街的通信處難免遭到破壞。就這樣爸爸失掉了黨員的身份。
此事爸爸在一九五二年的忠誠老實運動中，一五一十向黨作了交待。給他的政治結論定為“自動脫黨”。在人們眼裏，這與叛黨沒有什麽差別（後來在我的思想匯報中，也多次查“資產階級思想”根源，就追查到這裏）。在爸爸那邊則是有理說不清，比如，他在西安已經是國民黨裏人所共知的共產黨，雖然離開西安，他的行蹤難保不被國民黨所追蹤監視，他的信件也可能就是順藤摸瓜抓捕共產黨人的線索，而且如果通信處已經遭到破壞，信件落到國民黨手中，爸爸本身也會有危險。在白色恐怖時期，保護組織和保存自己是同樣重要的，可是這些道理都是“小道理”，“大道理”就是你脫離了共產黨，不管說什麽理由，這就是背叛。
共產黨建政後周子健當了建材部長。文化革命中爸爸在交待材料中提到周子健為證人。外調組去他那裏調查爸爸的情況，他竟然說不認識劉長菘這個人。說不認識是可能的，事隔二十多年，哪兒能把所有的人和事記得那麽清楚？不過話說回來，在文革中，“不認識，不知道，不記得”是一個比較有效的托詞，用以摘幹淨自己和被外調人的關係。關係越簡單越好，免得節外生枝。
文革結束爸爸去建材部找過周子健，那時他又認識爸爸了。
出十還一
離開父親，爸爸聽說在新疆伊寧的航空委員會空軍教導隊需要翻譯人員，決定前往。
一九四一年春，爸爸乘坐著國民黨航委會派的飛機飛往新疆。飛機很小，隻有十幾二十個座位。飛機上有一個長者，長髯及胸，頗有仙風道骨之相。爸爸認出他是畫家張大千。有一個女子和張大千同行，二十歲左右，身材粗大結實，比張大千的個子高。她的脾氣不好，說話常刺兒叨張大千，張大千倒滿不在乎，仍是慈祥和藹的樣子。張大千是四川人，那女子講得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後來聽說那是他的四太太，原是他的女傭人，跟隨張時才十九歲）。他們到蘭州下機後去了敦煌。張大千在台灣去世時是八十多歲，算來爸爸見到他時，他應是四十多歲。在張大千的簡曆中也的確提到一九四一年去敦煌考察。此為題外話。
飛行不久遇上大風，上下顛簸得厲害，隻能返回機場等待風停。
空軍教導隊的地點原本是俄軍占領時期哥薩克的營地，現在是培訓中國飛行員的大本營。教官都是蘇聯人，學員的訓練課有專人翻譯。爸爸不熟悉飛行專業的俄文詞匯，所以工作不多，隻是在學員檢查身體時給蘇聯軍醫做做傳譯。他覺得這種工作對口語的長進幫助不大，就在不忙時找當地人學習俄語，練習會話。
伊寧的俄羅斯人不少，在全疆俄國人中占的比例最高。這些人多半是俄國十月革命後經由哈薩克斯坦到中國的。有些是逃荒謀生而來，也有些是為了逃避蘇維埃政權（一九六三年新疆發生“伊犁塔城事件”，絕大多數的俄國人又都越過了中蘇邊境，回到蘇聯定居。七十年代初我去伊寧時幾乎見不到一個俄國人了）。開始爸爸找了一個四十多歲的俄國婦女做老師。爸爸讀《靜靜的頓河》，她糾正他的發音，解釋他不懂的詞語。才學了兩三個月，女人就得了瘧疾。她的丈夫也是俄國人，正在迪化做生意。爸爸托人給她丈夫帶信，可是從迪化到伊寧坐汽車需要好幾天，等丈夫回來時，女人早已去世。他們有一個女孩叫香子，女人臨死前一直呼喚女兒的名字：“香，香”。丈夫回來不過兩個月，也得瘧疾死去了。一天，爸爸在街上見到一個俄國女孩正在乞討，一眼認出那是香子。香子灰頭土臉衣服肮髒，看樣子已經流落街頭多時，一見到爸爸就哭了，用俄語對他說：“爸爸死了。”爸爸把自己身上的錢都給了她，除此之外他沒有任何幫助的辦法。
伊寧是一個瘧疾肆虐的地方。冬天還好，常常零下十五度，蚊子出不來。夏天不熱，但是瘧蚊厲害，加上醫藥不足，很多人都死於瘧疾。每天都有病死的人從各家各戶抬出來。教導隊有一個工作人員就是發瘧疾死掉的。爸爸也不幸感染，發高燒，打擺子，連吃奎寧都壓不住。萬幸蘇軍醫生給他吃了一種藥，病竟好了。
爸爸又找到一個俄國老頭學俄語。老頭名叫莫洛夫，在沙俄時期是做會計的。十月革命後被迫離職，來到了中國。家裏隻有他和老伴兩人。他們自己有一個院子，出租了一間房子給蘇聯空軍教官。莫洛夫有一個兒子在蘇聯，讀書時學的是油礦開采，畢業後當了石油工程師，已經結了婚。以前常有書信往來，可是忽然間兒子音信杳然，無論通過什麽途徑都打聽不到他的下落。老兩口總是在想念兒子。爸爸每次去學習，都要關注地問一下，來信了沒有。他們總是失望地搖頭。爸爸在老頭那裏學了一年半，他們的兒子一直沒有音信。爸爸後來不再問了，他有個預感，但是不敢說穿：兒子肯定是在蘇聯肅反擴大化的亂殺無辜中被害。他看得出，其實老兩口也是心中有數的，但是不說出來，頑強地抱著希望。
因為爸爸不懈的努力，他的俄語從那時起有了很大的進步。伊寧市有一個蒙古人開的蘇聯書店。他經常光顧這個書店，買了許多俄文書籍。他離開伊寧時，俄文書已經裝了滿滿一箱。他後來翻譯的《哈吉·穆拉特》、《上尉的女兒》、《普希金詩選》等著作都是在那裏買的。那時爸爸已經萌生了把俄國文學介紹到中國的願望。這些書後來大多數燒毀於桂林大火，但是其中有幾本他最寶貴的托爾斯泰和普希金的書一直隨身攜帶，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始終沒有丟掉，跟了他一輩子。
一九四三年初，航空教導隊撤銷，爸爸離開伊寧回成都。回去時坐的是大卡車，走一站停一兩天，很慢。在吐魯番，他第一次吃到哈密瓜，一切開，滿屋清香，吃一口，滿嘴蜜汁。車子在新疆和甘肅交界的星星峽停了好幾天。車上的人在那裏閑逛，發現很多海裏的貝殼，大約過去這裏是海洋地帶。在嘉峪關，大家用小石子投一口大銅鍾。有一種說法，出關的人，在這裏投石問路，如果打不響大鍾，就再也回不到關內。據說教導隊得瘧疾而死的那個人就沒有打中大鍾。
嘉峪關還有一塊石碑上書“出十還一”，是說出關的人十有八九變成一抔黃土永遠地留在了關外。過了嘉峪關，爸爸鬆了一口氣，總算是完完整整地回來了。想起在新疆的兩年，見過那麽多人的死生無常，“出十還一”真是所言不虛。
除去他的兩個俄文老師家的不幸，空軍教導隊也如蠱咒附體，厄運不斷降臨在某人身上。教導隊裏有一個安徽的青年學員，是皖中人。因為是老鄉，爸爸和他的交往最為密切。有一次練習飛行，安徽學員和另一人駕駛一個教練機。那天大約出行了五六架飛機，等到返航時，隻有他的飛機沒有回來。經過搜尋，找到了飛機的殘骸，兩個駕駛員都遇難了。
一個和爸爸一起去伊寧的年輕翻譯，叫趙斌，才二十二歲，身體很壯實。教導隊撤銷後，工作人員陸續離開伊寧，趙斌是乘飛機走的。經過哈密，飛機失事，趙斌隨機身亡。爸爸說幸虧自己坐的是汽車。
一個叫韓羲的翻譯，是從哈爾濱來的，口語很好，英俊，愛玩，和當地伊寧醫院的一個中俄混血護士結婚。航空教導隊撤銷後，他因為妻子而留在伊寧沒有走。第二年新疆發生了大規模的民族暴亂，見漢人就殺（清朝期間也有一次）。韓羲成了這次暴亂的犧牲品。韓羲的妻子因為有外國血統，僥幸逃脫，跑到內地找到了韓母。韓母是個寡婦，就養了這一個兒子。婆媳兩代寡婦相依為命。
空軍教導隊裏有一個俄國教官三十多歲，作炸彈試驗，把炸彈扔在缸裏，計算爆炸時間。有一次時間過了，炸彈還沒有爆炸，教官伸頭去看缸中，一聲轟響，教官的一隻眼睛被炸瞎了。爸爸和大夫去看他，他倒滿不在乎地說：“沒甚麽，不過眼睛裏的漿水流到喉嚨裏真是令人作嘔。”
還有一個翻譯，一天忽然瘋了，罵人說髒話，又打人又要殺人。人們去抓他，他的力量比正常時大得多，難以製服。後來人們把他關在一個屋子裏，鎖起來。他睡了一覺醒來，又恢複正常了，完全不知道自己發瘋的事情。
而爸爸的瘧疾病若不是蘇聯大夫給他的一點藥以及他身體底子好，也躲不過這神秘的蠱咒。
真讓人懷疑是不是哥薩克軍營裏麵的冤魂不散。
《囚徒》
路上花了近一個月的時間才到達成都，爸爸收到了和他同時被捕並獲釋的鄭伯華從桂林寫來的信，說他想找人翻譯一些俄文作品，在生活書店出版，他約請爸爸到桂林去工作。這正和爸爸的意願，他欣然前往。
從成都到桂林坐的是軍用卡車，是爸爸的舅舅餘文忠給找的車。餘文忠在雲貴川一帶運輸軍需物資。他年輕時離開家鄉外出闖蕩，到西安找劉蔭遠，請他幫助給某個差事。劉蔭遠給他寫了一封介紹信讓他到軍隊去學開車。同去的還有一個爸爸的小學同學郭宗歧。後來他們就在西南開車，路段是重慶到貴陽或貴陽到金城江。餘文忠說在貴州開車時每過一站都要喝酒，喝的都是茅台。不喝酒還真沒膽量開那些九曲十八彎的山路。郭宗歧在一次車禍中死去，車子翻到溝裏，他開門跳車，被車砸死，而車上其他的人都安全無恙。
經過重慶時，爸爸稍作停留去看望三叔和弟弟。自從商震任國民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兼外事局長後，劉逸南跟隨他到了重慶，做他的機要秘書。長菁此時也在重慶。
陪都重慶已經是瘡痍滿目。一九三八年二月到一九四三年八月，重慶遭到日本敵機長達五年半的狂轟濫炸。平民炸死過萬，受傷無數，房屋大半摧毀。站在三叔家的樓上遠望，眼底盡是大片的瓦礫廢墟。忽然一隻老鷹俯衝下來，從瓦礫中叼起一隻老鼠又飛上天空。殘垣斷壁之下不知道有多少日軍轟炸的犧牲者來不及或者根本沒人埋葬，以至重慶鼠害肆虐。
一天爸爸閱讀在新疆買的俄文書。讀到一首普希金一八八二年寫的詩歌《囚徒》。這首詩是一個囚徒對一隻被束縛的雛鷹發出的感歎，表達了對自由的渴望。詩雖然短小，但是深深打動了他。他眼前又浮現出大學畢業前夕被關押時的種種情景。那時他就像一隻被關在籠子裏的年輕的鷹，無時不刻想衝出牢籠，飛向自由。他又想到，整個中國現在就像一個大監獄，自己從小立下的誌向，不就是為了打碎這個牢籠，讓千萬人獲得自由嗎？他應該讓更多的人讀到這首詩。他把《囚徒》翻譯出來，投到重慶的《新華日報》。小詩很快就在報紙上刊登出來了。看到自己的初次譯作用鉛字印出，他心情激動，信心大增。這首詩的刊登開始了爸爸俄文筆譯的生涯，他打算從此專心從事筆譯工作。
這首詩不長，抄錄如下，以表達對爸爸翻譯開端的紀念：
我坐在潮濕的鐵柵牢房裏。
窗前有一隻豢養的幼鷹。
這個失去自由，憂鬱的朋友，
扇著翅膀啄食血淋淋的食物。
它一麵啄，一麵甩，一麵望著窗外，
它和我仿佛想著同樣的事；
它使眼神和叫喊招呼我，
它想說：“咱們飛吧！”
我們是自由之鳥；是時候了，兄弟！
飛到烏雲後麵泛白的山峰，
飛到那泛著藍色的大海洋，
飛到那隻有風和我遊玩的地方!……
既不延安也不西安，爸爸選擇了自己的路。
節自長篇家史《半壁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