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月前，我讚同國內人的說法：”命都沒了，談何自由？” 乖乖待在家裏，遵守州政府的防疫原則。
美國的禁足令雖然不限製老百姓出門購物和鍛練身體，兩個月後，我還是出現失去自由的窒息感。
美國的確診人數處於望不到頭的平台期，每日在二萬與三萬之間徘徊，但住院人數明顯下降，死亡人數也從毎日兩千多降至一千多，莫非冠狀病毒的毒性減弱了？亦或是每日檢測人數大幅增加，導致無症狀和輕症患者所占的比率相對變大？我寧願相信前者，希望病毒突然失去毒性。
我想各州的州長和衛生專家們也是基於明顯下降的入院和死亡人數而決定分三或四期逐步解封城市。經濟停擺太久造成的死亡率要比新冠病毒感染的死亡率高得多。
我們州很多景點已經通行。在開往Tree Spring Trail 路上，山巒和樹木匆匆掠過車窗，久違的自由感輕快了心靈，仿佛飛出牢籠的小鳥。此時此刻，我開始理解西方人的生命價值理念：“沒有了自由，活著有何意義？”
不同的生活環境和社會製度造就了人們不同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如果我們容忍和尊重彼此的不同，和諧穩定的日子才能維持下去。試圖改變對方根深蒂固的觀念，統一所有人的思想，既痛苦也不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