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公知思維。

為啥這樣說？

先給自由定個義，最最基本的：思想的自由，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沒有獨立思考能力，沒有客觀理性的分析與判斷，不論你接受什麽，支持什麽，其實都不過是投機。投靠傳統，投靠強權，投靠西方，投靠名詞。。。所投靠的對象不同，但投靠心理、症狀及對於自由的危害則可以說是完全一樣。

西方文明近代以來確實牛B，確實值得中國學，而且中國也必須學。

但如果不會學，則學到的不過是另一副枷鎖，雖然新枷鎖可能比較漂亮比較洋氣，但它依然是枷鎖。

石頭又在說夢話，貶低西方文明，抬舉中國傳統了嗎？

不是的。

西方古代到今天，其文明精髓代表了人類理性發展的一個方向和在這個方向上所能達到的高度。石頭讚歎還來不及，怎麽會貶低？

事實上，這篇帖子要說的，就是自由與西方文明的一個最要的精神----科學精神的關係。

科學精神與自由有什麽關係？

科學精神就是人類實現自由的一個具體例證。看看西方科技史，人類在科技上取得的每一個進步，都是對世界的一次更精確的認識。而每一次更加精確的認識的取得，都是對以往經驗與知識的突破。

這樣的突破證明，以往的認識要麽是錯誤的，要麽是不準確的，要麽是不深入的。而人類的自由的本質，就在於他不斷地打破這些老舊經驗對人的束縛。從神話到神學到科學結論本身，看看曆史上的科學進步，哪一次不是挑戰了傳統與定論？而這些挑戰，又確實充分地體現了人類的追求自由實現自由的本質力量。如果自由是人的生命的本質或者本質要求，那麽科學的發展就是這種自由的最好的體現之一。

科學精神代表自由，非科學的精神代表的就是不自由，反自由。

科學精神要求客觀，要求分析，要求精確，要求論證，要求檢驗，要求就事論事。而非科學的精神則一切相反。一切與科學精神相反的特征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極端守成與過度概括。極端守成會導致一種宗教式的崇拜，成為革新與突破的障礙；而過度概括違反精確原則，導向錯誤的認知，這兩樣都是科學的死敵。是科學的死敵，當然就是理性自由的死敵。

不幸的是，中國的公知的思維方式，普遍性地帶有自由死敵的特征：他們無法展現出人類自由的思考與批判能力，也沒有客觀分析的願望。他們分不清做事的人和他們做出來的事，分不清做出來事的人和他們所屬的群體，分不清做出事的人和他的社會和文化，因此也不分清文化中的優點與缺點。因此，我們常常會看到，公知們認為好的，就擺上牌位供起來；他們認為不好的，就要打翻在地再踩上一腳。他們不但自己不去反思他們的信念，更容不得別人質疑。他們也自稱批判而且常常自詡有批判精神，而事實上他們做的，不是客觀的分析，而是拿他們主觀上崇拜的去攻擊主觀上厭惡的，或者用他們主觀上厭惡的東西去證明他們所崇拜的。最近的例子，比如同樣的疫情，同樣的處理方式，早期武漢的就罪不可赦，英國的美國的就英明神武。

有人說公知思維雙標。石頭認為這個評價不準確。因為雙標的定義是拿兩個標準，能意識到兩個標準，說明還在運用科學思維，還有一絲理性自由的生機。而公知思維，很有可能不是雙標，因為看起來他們隨時都在憑自己的好惡來確定判斷標準----他們沒有在是非上的雙標，他們隻有一個好惡上的單標：符不符合我的情感取向，符合的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不符合的同相反。理性自由，在公知思維中已經完全被屏蔽了。

如果這樣看，問題就變簡單了。公知思維並不是故意混淆是非，他們隻是沒有科學的態度與科學的方法，因此沒有能力去對對象做出科學的分析。他們又有熾烈的情感與表達的欲望，所以，他們能做的，就是拿主觀的情感標準取代了客觀的是非標準。但問題也因此複雜了：公知們所熱情擁抱的自由，實際上成了情感發泄的自由，而情感的自由發泄，往往，基本上，都是真正的理性自由的障礙。最近的例子，比如武漢作家方方把質疑她的網友定為“極左”----她的情緒自由已經把理性自由與言論自由衝到不知哪裏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