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年應聘到香港貿易公司工作，帶我的師傅是一個上海經理，他背景是知青，陰錯陽差到了北京，一呆幾十年，上海普通話口音還在，但對北京老熟悉了。身材胖胖的，走路一扭一扭的，多站一會兒，就得胳膊肘拄著櫃台，或靠著牆。我們同事，對他最好的褒獎就是，嘿，你已不像上海人了。想想那時地域歧視也挺大的。

         突然想起他了，聊聊他的二三事，現在他怎麽也得有70歲左右了。有一次出差，有我，上海經理和一位香港經理。快上火車了，月台上有賣橘子的，他在攤位前，撿了一秤盤橘子，稱好之後，倒進塑料袋裏，乘著攤主回身找錢的時候，他又撿了兩個橘子放進了塑料袋。沒成想動作慢了點兒，攤主發現了。瞪著牛眼，上下審視著麵前這三個穿戴還算講究的人。上海經理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拿了三個橘子放回橘子堆上，得，還虧一個。我和香港經理，看著都沒出聲。我想笑，但是我們是一頭的，我要笑了，那麻煩可就大了。香港經理此時不知道在想著什麽。

        那時，我們用香港人的回鄉證可以購買軟臥，整個旅途挺舒適的，就是列車慢了點兒，沒有時速300公裏的高鐵。到了夜裏，上海經理一聲驚呼: “我的包包哪去了?”  我趕緊從上鋪探出頭，“這兒呢，經理，你忘了，你的行李太靠門，你讓我往裏挪了一下。”經理的胖臉上好像還有汗，閃著亮光，看來是做夢驚醒的，想起自己的包包了。香港經理靜得出奇，好像還在入睡中，估計什麽都知道。可能心裏想著這兩個大陸的傻X ，搞笑呢？

      有一日，為了節約住宿費，我們晚上登上了煙台到大連的輪渡，我清楚地記得那條船叫棒槌島號。由於就幾個小時的航程，所以是上船晚，下船早。晃晃悠悠還沒睡踏實呢，船員開始叫了。收拾行李，準備下船。時間當時就是4-5點鍾吧，所以經理帶著我們慢慢麽蹭著走。當時我還不明白，後來明白了。出了碼頭，這時沒有出租車，全是黑車。上吧，挨宰，不上吧，外麵太冷了。上海經理叫了一輛黑車，談好價格，去火車站等天亮。這個司機開著車，本身就不太亮的路燈，好像越走越暗，道路越走越黑啦。我心裏有些打鼓，但跟著兩位經理呢。估計這時的兩位經理，心裏打的是大鼓吧。大家誰都靜默著不出聲，上海經理終於熬不住了，“你把我們往哪裏帶啊，火車站不從這裏走。” 司機還沒回複，香港經理牙縫裏用英文擠出一句，”shut up”。又是一陣靜默，車終於開到了燈火明亮的火車站，心一下舒展了許多。司機隻說了一句帶你們走的是近路。是真的嗎，但願是真的，也沒準兒那天晚上，我們就被人辦了。可能那句英文救了我們，也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