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一篇好文，講的是一個當年的女知青，“15歲下鄉，38歲出國讀雙碩，49歲當軟件高管”。
這位傳奇的女士叫張京，現退休居住在美國。她的精彩故事使我十分感慨，也令許多朋友驚歎。1985年能在一年內學完高中，高分考入大連外語學院。那時考大學幾乎沒有老三屆的影子了。文學城裏的許多網友，尤其是50後，都有類似張京的經曆。她嫁到美國來也去打餐館，自己賺錢買了車，那車子的外形與我的第一部美國車那麽象。
我記得我在文學城上貼出的第一篇博文，就是講述自己初來美國的經曆，題目是《退歸零點，重新啟程》。回想起那時我們麵臨異國謀生的多種困難，把自己的美國夢訂立在"脫離底層，走向中產"。都說在美國讀大學，進去容易，出來難。讀研的門檻GRE，對老三屆來說是個攔路虎，更別說用英文學微積分了。當我們很快如願實現了目標，就再也不想繼續奮鬥下去了，沒有繼續攀登動力，知難而退，沒了雄心也沒了野心。從未想過，像她那樣不斷地改變自己，勇於把握自己的命運，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歸零，一次又一次重新開始，生命不息，折騰不止。更多的人是隨遇而安，知足常樂，與世無爭，平淡一生。如果沒有她那種金子般的毅誌和行動力，結果很可能象彈跳中的皮球，越跳越低，最後回到零點。
許多人關注她 戰勝癌症後，放下工作，學瑜伽鍛煉身體。看到她53歲和62歲的比較 ，人們驚呼她練瑜伽居然越活越年輕了。 許多年輕人看了她退休後的照片， 說自己都不好意思稱她是阿姨。
看到張京女士勵誌故事，我不由得想到＂性格決定命運＂。我們看到別人的成功，總喜歡以別人的背景和好運，來平衡安慰自己。殊不知，如果沒有這種永遠進取的實幹精神，高瞻遠矚的意念，加上頑強的意誌，是無法達到這種超人的境地的。
努力很重要，選擇更重要。想做就去做，幹萬不要拖。
祝福張京女士，也祝福文學城裏無數個張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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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歲上山下鄉，38歲出國讀雙碩，49歲當高管，51歲患癌後痊愈，我的人生是一次次歸零出發 》ZT
編者按：談及人生，時代是繞不過去的兩個字。但在“愛折騰”的張京看來，人趕上什麽樣的歲月，出生在什麽國度，都不由自己來決定。唯一能決定的是你想做什麽樣的人。她用實際行動踐行著這句話。
張京/口述
我叫張京，今年66歲，曾任世界500強公司的軟件主管，現已退休，長居美國。在異國屋簷下回憶過去，往事洞若燭照。 我是68年下鄉的老知青，我一直認為我的人生經驗大都來自那個時期。
從初中沒畢業到上山下鄉，從工廠做工到考上大學，從外企辭職到美國繼續求學，一路走來最後做到世界500強公司的軟件主管，這其中雖然有幾十年的打拚，做到了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但是最使我自豪的，卻是我60歲退休以後的生活和改變。
這是今年5月，我在法屬波利尼西亞群島度假時的照片。
1953年，我出生在北京的一個高幹家庭，父親是新中國第一批飛行員，母親是一名軍醫。這是我的全家福，右一是我。 那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年代。 身為將門之後，我血液裏流淌著濃厚的英雄主義色彩，我為父輩的業績感到自豪，自己也熱烈地向往著輝煌的業績，從小受母親影響，我很想成為那種能做開顱手術的腦外科醫生，所以我不像一般的女孩子喜歡玩布偶娃娃，我最喜歡的事情是擺弄父親的軍功章，聽父親講他的戰鬥故事。
父母忙，我5歲就上小學。後來60年全家隨父親的調動遷至吉林。
1965年，我剛上初一，文革開始，失控的校園再也聽不到朗朗的讀書聲。在航空學院當政委的父親被批鬥遊行，接著被關進牛棚。母親工作保姆離開，做為家中四個孩子的老大，13歲的我突然肩負重任，一邊照顧弟弟妹妹，一邊把做好的飯給父親送去。
1968年，我得到了這張初中畢業證。其實整個初中，我們隻讀了一年書，其它兩年，學校全都在停課鬧革命：參加全國大串連，進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見。 當時，早熟的我喜歡和更有見識的高年級同學玩，我有機會讀到了被禁的外國小說：《基督山伯爵》、《娜拉》…書頁朽了，書中的故事卻不朽，一種人生觀早早在我心裏紮下了根：人要掌握自己的命運，任何時候都要清楚自己想要什麽。 1968年11月，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我們頭頂“知識青年”的桂冠，卻帶著一顆精神世界一貧如洗的頭腦和一個沒有完全發育成熟的身體，被逐出了城市，拋向農村。差不多在同一時間，一個人類的使者在全人類的目光注視下登上了月球，而我們卻唱著蘇聯老歌“再見吧，親愛的故鄉，勝利的星會照耀我們…”奔向了荒蕪的土地。
我和另外六個女孩三個男孩一路坐卡車，換馬車，顛簸著到了吉林省舒蘭縣西崴子公社。當我跳下馬車，看到簡陋破敗的農屋，我知道生活這才開始。
這是1968年下鄉前和同學的合影。前排右一是我。
作為“老三屆”，學校回不去，工廠去不了，就象一個多餘的環節，注定要從社會的鏈條中被摘除。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我們天真地自詡為世界的主人，天之驕子。可是，麵對轟轟烈烈要改天換地的我們，土地絲毫不為所動，它並未因我們的到來變得更加豐饒，農民反而更加貧困了。 人出生在什麽國度，趕上什麽樣的年月，都不由自己來決定。唯一能決定的是你想做什麽樣的人。 從天寒地凍的刨糞，到春寒料峭的播種，從烈日炎炎下的除草，到秋風瑟瑟中的收割，我們像農民一樣駕輕就熟，沒叫過一聲苦。沒有人吃得飽，沒有人有力氣，而且，那時我們還在長身體。想起來很可怕，可是農民一輩子便那麽活著，他們待我們很好並用言行給了我們很多幫助。
體力上的磨礪把我們變得更堅忍，勞動也使我們更強壯。
這是1969年，當年的經典造型，我穿著軍裝，戴著毛主席像章，手拿“紅寶書”，人人都有這樣一張標準照。
當選擇成為唯一，已經不是選擇。顯然此時，回城變成了一個出路。為搶到有限的名額，有人在拚命學毛選，有人在拚命掙工分，也有人在托關係找門路……在中國，哪裏有好處要爭，哪裏就能看到人性。
其實，父親隻需給老戰友打個電話，我就可以被招工或去當兵。但軍人的血性讓他無法低頭求人。我的要強也許來自父親，我既不“人雲亦雲”，也不“積極表現”，更不“要求進步”，1970年初，同學們陸續回城了，集體戶隻剩下我和另外一人。
71年底我才進了山溝裏的軍工廠，那年我18歲，我把過去留給了田野，而將來是什麽仍是未知。在軍工廠裏我一幹又是5年，這裏90%的工人都是知識青年抽調上來的，最好的年齡就在這個山溝裏度過了。 汗水灑盡，我們的革命理想卻漂浮在半空中，無法升華又不甘沉落。 我們自問：真的要“永遠紮根農村”嗎？
那些書中的人物，此時都鮮活起來，他們教會了我獨立思考，對形勢做出自己的判斷。
這是1970年我在生產隊的文藝青年照。
從農村到工廠，8年的時間和血汗，說痛苦，說悲壯，說憂傷，說升華，都有之。對我來說，艱難和困厄雖是常態，我卻從中汲取了力量：人要義無反顧地生活，要窮盡一切可能。唯有如此，才是“我的青春無遺憾”。
我一天也沒停止讀書，我要學習如何在極端困境中找尋機會，未來在哪裏，我不知道，可是我有求變之心，我也有應變之力，隻等時機到來。
這是1977年我在工廠當工人時的照片。
1977年，改變一代人命運的時刻真的來了。 鄧小平一言拍板，恢複了高考，570多萬年輕人走入久違的考場。可惜的是，我沒去報名，我認為自己高中都沒讀過，怎麽可能參加高考？ 當時有個同學自知要交白卷，就把考卷從考場帶了出來，當我看到考題時，我真後悔沒去參加考試。 那年我24歲，已被調去大連繼續做工人。我27歲時，廠裏師傅給我介紹了一個工人對象，說他是個老實人。老實人是那個年代對一個人的最高褒獎，後來我才知道英文裏根本就沒有這個詞。二十七八歲已經是當時社會的大齡青年，我們倉促結了婚。
兩年後我的女兒出生，那時，我突然有了危機感，覺得一輩子好像就這樣了，很不甘心。
這是1983年，30歲的我抱著9個月大的女兒。
上大學的夢想越來越強烈了，我決定參加高考。而77年之後，高考一年比一年難。 1984年 ，我31歲 ，開始自學高中的課程，白天帶著孩子在工廠上班，晚上和周末去夜校補習，對知識的饑渴和在農村挨餓時的感覺一樣強烈。苦讀一年，我學完了全部高中課程。 1985年我參加了全國統一考試，當年五科滿分是510分，我以487分的成績考入大連外國語學院。收到通知書後，工廠不允許我去上學，我索性辭了工作。就這樣，在32歲那年，已經做了母親的我和應屆高中畢業生一起走進了大學校園。
“知識斷層”的老三屆在77級大學生裏本來就不多，在85級裏更是鳳毛麟角。我成了班上的“大姐大”，比同學們大出整整一輪多。
這是1986年夏天，我（左六）在大連外語學院和同班女同學的合影。
畢業後，35歲的我被一家外國企業駐中國公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的首批外企職員。因為一直忙於備考、讀大學、進外企，在婆婆眼裏我太能折騰，“不是過日子的人”，我和丈夫也因沒有共同語言於1990年離婚了。 這個舉動在當年就像“娜拉出走”，放著安穩的日子不過，是同齡人中的異類。
我先後在大連、沈陽、廣州的外企就職，拿著高工資，出入大酒店上下班，出行有轎車司機接送。按當時的社會標準，已算是“人上人”了。
可是讀了更多的書尤其是美國曆史後，我第二次有了危機感：
難道我一輩子就朽在這兒了？
我越來越覺得我的世界太小，穿喇叭褲、唱流行歌曲都能被說成是“太前衛太另類”，這裏不適合我，隻會對我束手束腳，我向往著一個更自由的世界。
這是1990年，我在廣州的外企駐中國辦事處任經理時去外貿服裝廠檢查工作。
不久，自由世界真的給我送來了一個使者。 在一個美國駐華機構的聯誼會上我結識了一位美國大學教授，他和我所認識的其他外國商人有著很大的不同，那些傲慢的外商居高臨下，對當時的中國人持蔑視的態度。而他對中國曆史，中國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對我的經曆也很好奇，非常尊重並理解我。 我們經常好幾個小時聊中國曆史，聊我的知青歲月，聊中國文化。我第一次體會“心有靈犀一點通”是什麽感覺，我們戀愛了。
1991年初，我們在中國辦了結婚證。為了跟著他去美國，我辭掉了當時月薪4千元的工作，開始辦出國手續。很快，我的簽證下來了，可我女兒的簽證沒那麽順利。1991年5月，我隻好和丈夫先飛美國，把9歲的女兒暫時留在了國內的外婆家。
這是1991年我們結婚登記那天。
人生就是一次次歸零，一次次重新出發。 到了陌生的國家，我再次變成了一個“洋插隊”，一切又要從零開始。 我本來可以在家做個全職太太，我的美國丈夫很樂意為我提供一份優渥的生活。可依賴他人不是我的風格，我要出去工作！ 我找到一份在中餐館的工作，一天能賺30-50美金。當時美國的最低工資每小時4美金，而我每小時隻拿1美金，其餘全靠小費。我白天去中國餐館打工，晚上補習英文。接著，我又去美國Chase銀行做了一年出納員，發現這不是我喜歡的工作。
我很快意識到，除了英語，我沒有任何其它專長，幾乎和文盲一樣，除了幹簡單機械的工作，根本做不了專業型工作。
這是1991年6月，我在餐館打工後，拿自己賺的錢為自己買的第一台二手的龐蒂亞克，考駕照買車一個月搞定。
很快我就下了決心：我必須要從頭學習專業知識，當一名工程師。
我找到羅切斯特理工大學的研究生導師，導師說“隻要你能念完微積分，就可以來上研究生課”。就這樣，在40歲這一年，我進入了美國羅切斯特理工大學開始了數學本科學習。 當時，我的數學隻是國內七年級的水平，考入大學後就再也沒有學習過更多。這會兒要用外語來學高等數學，對我來說真是比登天還難。 我拿出了下鄉時戰天鬥地的精神，經常在學校健身房的跑步機上一邊健身一邊看微積分例題，苦讀兩年後，我修完了會計專科和數學的本科學士，終於考上本校的統計學研究生。讀書期間，我還做了數學輔導員和計算機製圖課助教，並參與了編寫大學教材。
45歲時，我拿到了“最傑出學生獎學金”。
這是1998年的羅切斯特大學校報，報道了我得到“年度最傑出學生獎”的新聞。
畢業後，我就被一家美國計算機公司錄用為統計師，47歲我又跳槽進入世界五百強公司之一的美國XEROX (施樂)公司。當我發現自己欠缺計算機知識時，我又回校去修讀了計算機信息專業。 所以，那幾年，我是一邊工作一邊上大學，最後拿到了會計專科、數學學士，和雙碩士（統計學和計算機IT）學位，並在施樂公司成為了一名電腦軟件工程師，我終於自立於美國，成為了一個有專業技術的人。 49歲我又被評為高級工程師，一直晉升到試驗室主管。據說，老三屆後來大多選擇了從政或下海，像我這樣在美國公司做軟件工程師的幾乎就沒有。
回想這些年，支撐我奮鬥的一直是當年下鄉時那股無論怎樣絕望都要熬下去的力量。
這是2006年，我（左一）在施樂公司軟件開發部和同事的合影。
2007年夏天回國，我突然懷念起知青歲月，決意要去曾經待過的生產隊看看。
回到闊別四十年的吉林，一路都像夢遊，沿途已不再是舊日風光，馬車卻還是當年坐過的那種。
老鄉都迎上來，我發現一些老人早已不在，當年的小姑娘已做了母親，臉上有了皺紋。我終於忍不住問：“你們還記得我是誰嗎？”那些樸實的農民不但記得我們每個人，還記得我們每個人的名字。
“你就是那個張京。”
我走進身後的草房子，我睡過的小土炕還在，當時集體戶沒柴燒，我們就被凍得去擠老鄉家住。和我照相的這個中年人那時隻是四五歲的娃，他說他還記得我，我住過他家。我突然覺得似乎我從來不曾離開過這裏。
這是我2007年夏天在四十年前插隊時住過的草房前拍的。
從家鄉回到美國，我恍惚良久。當年在田地裏埋頭耕種的我，做夢也想不到今天抬頭看到的是異國的天空。 現在的我總該心滿意足了吧？ 可我突然發現我的人生又要再次歸零：長年的伏案學習和工作，讓我得了一大堆病：頸椎增生、腰肌勞損、雙膝雙肩關節炎，51歲又被診斷出乳腺癌，做了兩次手術，最後那次是12小時的大手術。 術後，我的腰不能直起來，腿不能走路，從脖子到腳到處都痛，這就是打拚事業的代價，堪稱賣命。這時我也明白世上最奢侈的奢侈品就是健康。
當年我來美國時，說是要看看世界，可是現在，我根本沒了看世界的本錢。
這是我2010年大手術後的第三個月在布達佩斯的多瑙河邊照的。
其實，從2004年開始，公司就在每年裁員，那時美國的失業率已經高達10%。做我們這行的女程序員非常少，而且，幾乎在美國做計算機的中國人都比我年紀小很多，而我卻一直沒被裁掉，實屬例外。
說真心話當時我很想自己被裁掉，盡早結束這種賣命生涯，可我國內的朋友卻勸我，“千萬別退休，可惜那麽多錢了，能掙幹嘛不掙”。她的話反而提醒我：生命是有限的，掙錢是無限的。 哈佛大學的研究說過，人有了溫飽和基本的滿足之後，更多的錢並不能給人帶來快樂。我突然意識到，每天開車兩小時，朝9晚5工作的那一篇應該快點翻過去了。 我不想再拿自己有限的生命去賺無限的財富。
我做好了規劃，要給自己多留時間去健身，去看世界，去做公益，去陪家人。2013年，60歲的我提前退休了(美國的退休年齡是65歲)。
這是退休後我回公司參加party。
在軍人家庭長大，我從小的行事風格就是想做什麽立刻去做，不然來不及了。人是最拿不準的東西，很可能這一刻想的下一秒就變。 我是行動派，說幹就幹。
退休後，我的生活目標是：擁有強健的體魄，力量的肌肉線條，健康的膚色和愉悅的心情。變老的同時，我要讓自己變更好。我開始健身、遊泳、做力量瑜伽、吃低碳水高蛋白素食。
我現在每天都去健身房。
半年後，我的身體就出現了很大的變化。疼痛感消失了，肌肉和力量增強了，當年荷鋤下地渾身是勁的那個我，又回來了，隨時可以整裝待發。
隨後，我去參加了一次加勒比海-巴哈馬群島的瑜伽郵輪遊，每天都在巴哈馬群島的半月礁島遊泳、潛水、做瑜伽，十分愜意。
我從未見過如此美麗的白沙和藍海，我也從未有過如此輕鬆愉快的心情，運動帶來的愉悅很快消解了退休後的失落感。
我重新找回了自己。左邊是53歲的我，右邊是62歲的我。
我依然保持看書習慣，時時更新觀念。
有本日本人寫的書叫《斷舍離》，讓我開始反觀自己的生活。看到家裏堆積如山的東西，我發現，不是我在占有東西，而是東西在占有我。 年輕時我追了一個又一個夢，擁有了越來越多的東西：頭銜、金錢、車、房子……現在都該歸零了，我要從這些東西裏解放自己。我開始踐行“極簡主義”：家裏90%的東西都或捐或賣了出去，連電視都沒有了。 我還說服我先生，把他攢了一輩子的書和火車模型也處理了。我說，好的東西不是要占為己有，而是要分享。最後，我們幹脆從大房子搬到了小公寓，卻一點也沒覺得空間狹小。
真的是神清氣爽。接下來，我隻要擁有健康和親情，能出去多看看世界，再有一份餘熱貢獻一下社會，就足夠了。
這是2014年在家裏整理好的要捐出去的一小部分衣服。
最近幾年，涉外婚姻越來越多，據說能長久生活在一起並保持感情和諧的並不是很多。而從我到美國的第一天直到今天，我做的所有事情都得到了我先生的支持。美國文化的精髓就是尊重別人的選擇，我很幸運我找到了這樣的靈魂伴侶。 多年前，我們就一起想出了一件最浪漫的事——退休後，我們就作伴去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我們終於找到了一個能一起做義工的地方——“世界資源模擬中心” 和 “全球能源網絡研究所” 設立在我所在城市的機構。它的宗旨是有效地利用可再生資源，減少對地球的破壞，每星期免費向公眾開放授課一次，大部分工作由義工完成。
我先生指導研究生做項目，我負責電腦上的工作。一星期兩次的義工工作，我們做得很開心。
這是2015年，我拍的機構辦公室。
人生有很多無奈，我曾經在下鄉時和父母分離，出國後又和女兒分離。等到母親和女兒都被我接來美國，又因我工作繁忙，一直無暇享受團聚時光。
現在，我終於有時間好好享受和家人相聚的時光了。
如今，我母親雖已86歲高齡，但一人獨居也生活得很開心，她依然精力旺盛，經常跟著我滿世界跑。
我女兒成為了一名軍醫，替我圓了兒時的醫生夢。做為唯一的隨船醫生，她曾隨海軍環球巡航9個月，負責1000多名海軍及陸戰隊官兵的健康，令我非常驕傲。
這是我的全家福，2017年夏天在亞利桑那州的女兒家，前麵是我女兒女婿。
我對女兒曾感到過歉疚。她12歲初到美國時，正值青春期，因為和我三年的分離，加上異國的文化衝擊，性格變化很大。 我知道這主要是親情缺失所致，我並沒有用溺愛去補償她。我隻是用我的經驗告訴她，“在美國你更要學會獨立，千萬不要像美國孩子那樣隨心所欲。要學會一個立足社會的本領，你就會變強大”。 她做到了！
我退休後，我又對她說“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我不能把我的時間都貢獻給你”。她表示理解，所以她生完孩子後，她就自己雇保姆帶小孩，而我隻是偶爾過去看看他們。
這是2019年夏天，我在家一邊做瑜伽一邊逗外孫女玩。
我不是一個喜歡傷感的人，但是，知青歲月永遠是我心頭縈繞不去的夢。
多虧微信讓我又找回了當年的知青戰友，五十年後的相見，我們容顏不再年輕，鬢邊已有華發。
回憶當年，有人悲觀地說，我們老三屆是“什麽都趕上的悲催一代”：該長身體時挨餓，該上學時停課，該上班時下鄉，該養家時下崗；也有人樂觀地說，老三屆是“經曆過錘煉和磨難的獨特一代”，在每個領域都最有造詣：為文最見生活功底，經商最處變不驚，從政最得心應手。
不同的境遇就有不同的評價。不同的格局就有不同的感受。
而現在大家一致感慨的卻是，無論我們這一生做了什麽轟轟烈烈的事，現在又都回到了原點。
這是2017年夏天回國時，我（後排左四）參加同學聚會的照片。
就像當年，一夜之間我們從知識青年變成農民，十年後又再次湧回城市。我們走過，又好像從來不曾離開似的回來。 當我們站在熟悉的街道，做夢一樣弄不清到底發生過什麽。 十年追尋的終點竟是起點本身，我們一直走在上麵的，其實是一個圓。我想，現在的人生大概也是如此，回到原點，不過是重啟另一個圓而已。從工作崗位退回到家庭，從身居要位到變回普通人，心理落差必定會有。但除了工作，人可以通過很多方式去實現自己的價值。 當我發現我每次去做社工，去幫助別人，一樣能獲得很大的滿足感，我很快就心理平衡了。
這是2017年夏天，我在航空母艦“中途島”號的甲板上做瑜伽，為退役老兵募捐。
知青歲月留給我的痕跡，在退休後也難以磨滅。
即使是去旅遊，比起躺在泳池邊曬太陽，我更喜歡的還是那種跳出自己舒適區的旅遊方式。
這是我在亞馬遜河上走吊橋，之後又在熱帶叢林中徒步了2小時，才到達營地。一路上有鱷魚出沒，毒蠍擋路，十分驚險。而建在叢林中的營地，到處是蚊蟲、毒蜘蛛，還不能用電。這些也嚇不倒我，每天我鑽進叢林看野生動物，滑峽穀索道，走樹尖上的吊橋，乘獨木舟漂流，真是太有成就感了。
再一次感謝知青經曆磨礪出我粗礪堅韌的性格。
這是2018年月9我在亞馬遜河上過吊橋。
比穿越熱帶雨林更有挑戰性的是，在3650米的高原徒步登山。為了探訪印加帝國古老文明，我飛到了秘魯。那裏嚴重缺氧導致呼吸非常困難，沒有路，坡很陡，溫差大……真是考驗毅力和耐力。 導遊非常吃驚，因為團裏都是年輕人，唯有我超過60歲，一路上他都在擔心我會不會掉隊，能不能走完全程。可是，7個小時後，我成功登頂，看到了傳說中的馬丘比丘，並且，我還有體力在山頂做瑜伽。 很難想象，10年前的我，走平地都是一瘸一拐，曾經在回國時，出門500米以外的路程都必須打車。現在的我和年輕人同行，體力、心態一點都不比他們差，我真為自己感到自豪。
這是2018年10月我在秘魯高原。
記得在軍工廠當工人時，有一次，工廠大食堂裏組織看電影。每當有女生進去，男生就起哄嚇跑她們。我很不服氣，拉著一個女生執意進去了，當哄聲響起，那個女生甩開我的手就跑掉了，麵對幾百個男生的起哄，我是全場唯一一個女生，可我依然留在原地，堅持把電影看完了。 當時我心裏念著一句基督山伯爵的話，“當你拚命想做成一件事的時候，別人就不是你的對手了”。 直到今天，我還是這股勁頭：去做我感到害怕的事，去做我不懂的事，去沒有人到達過的領域，無所畏懼也無所顧忌。最近我迷上了潛水，一項高難度高風險的極限運動。 潛水班裏數我年齡最大。那有什麽？當我和年輕人一起，在17度的低溫下深潛下去，在海底找飛機殘骸，和魚群嬉戲，倒著看世界…別提有多開心了。
這是2019年6月我在大溪地的深海潛水。
這幾年，我們50後當中不斷有人生病和死亡，我更覺得我們應該把身體和心態放在生活的首位。 在多年前，我就經曆過一次生死觀的顛覆：得了不治之症的婆婆，在生命的最後半個月放棄了治療。當時，我見她兩星期不進食不喝水，就問家裏的護士，為什麽不給她打點滴呢？護士反問，那不就是延緩死亡嗎，有什麽意義？ 我突然明白，中國人的“延長生命”，在美國人那隻不過是“延緩死亡”。倘若此生事已畢，對於死亡，就如推門進入別室一樣安詳，來去閑閑，那真是一種離去的優雅。 我猜，人生到頭來，就是不斷放下。這也許是人生中最難修的一門課吧。這是2017年夏天，在我的感染下，我先生（近80歲）也開始跟著我練習瑜伽。
好奇心是不老法寶。 我喜歡不斷去嚐試新的運動項目：舢板瑜伽、衝浪、高原徒步登山、水肺潛水…2019年，我第一次體驗帆船如何頂風前進，乘坐的是這種帶有支架的獨木舟，整個船體全部木製，隻能靠帆航行。 風很大，船很快，非常刺激！聽說更刺激的是，曾有兩個波利尼西亞人用這種帆船，在星星的導航下一直航行到中國福建。生命真是有太多的可能性了。我希望自己能像孩子一樣，永遠保持對萬物萬事的驚奇感。
人生就像航海，不確定前方有什麽，正是出發的理由，多麽幸福！我仍在這條探索的路上，餘生的每一天都是唯一的，我要認真地、熱愛地、肆意地去活！讓自己航行得更遠！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