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魚病教授W.Ahne來華
隨著文革後的大學生一批接一批的畢業，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分配到科研部門來了。八十年代初，國家正處在恢複和發展的時期，當時製定了送大批人出國留學的計劃。各單位都在挑選出國的後備人員。從一九八三年起，隔三差五地就聽到周圍有誰誰誰出國的消息。
夏天，李新新跑來告訴我，他要去挪威讀博士。他雖然是工農兵學員，但基礎很好，所以畢業後留校當老師。在這出國的大潮中，他首先就被學校選中，送出國去了。我們都感到羨慕不已。
六月，張書記找到我：“江育林，現在科學院要挑選一批人作為出國進修的候選人員。魚病室準備把你推薦上去，你要填寫一些材料。”說完，遞給我一個清單。我一看，除了一般的簡曆外，還特別有《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及認識》和《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況及認識》。
聽到這個通知，我呆住了，激動得好久都不能平靜下來。出國，這個對我來說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做夢都從來沒有夢見過出國。在武大畢業前，看到其它同學考取了出國研究生，也僅僅是羨慕一下而已。從來就沒有想過，這種事居然會落到我的頭上？由於在文革中的經曆，看到表格《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及認識》我的心裏就格外緊張：我該怎麽寫？要寫些什麽表現？寫些什麽認識？我想了一整天，既不敢把自己寫的太高，又不甘心把自己寫的太低。想了很久，才寫了幾點：在下鄉之前，自己是黑五類，跟著別人後麵，別人怎麽幹我就怎麽幹。下鄉後，沒有參加運動。到工廠後，埋頭抓生產。在武大期間則積極參加學校的各項政治活動，最深的感受是“親身體會到黨的政策正確與偉大”。嘿嘿。
關於父母的情況，我老老實實地把文革中父母挨整和被審查，最後被省委平反的情況寫了一份材料。誰知交上去的第二天，張書記就來找我：“我怎麽看你寫的關於你父親的材料和檔案裏的完全不一樣啊？”我一聽就明白了，一定是專案組的人又往我的檔案塞進了不少亂七八糟的東西。中國人的檔案啊，這個決定你命運的東西，把不明不白的材料偷偷地放進去，還不讓你知道，連申辯的權利都不給你，讓你生不如死。在它麵前你毫無辦法。好在張書記還問我，給我一個解釋的機會。如果她就在我的材料上寫一個“不老實”的結論，我將永遠也不會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
於是，我隻好把爸爸被審查，然後恢複工作，最後被湖北省委平反的過程寫了一個詳細的補充材料。並強調，如果有任何情況，可以到爸爸所在單位調查。這樣才算通過。最後經過體檢，我這個出國備用人員才算是定下來了。
接下來我想知道的就是：我會去哪個國家？起碼在語言方麵我總要準備準備吧？不能在國外講中國話啊！但是誰也不能回答我的問題。有個老師說：“聽說這批去日本的很多。”我連忙去找了本日語教程。拿來一看，我的頭都大了。如果要學到能順利地用日語，沒有一、兩年是沒有希望的，而且還不知道是不是去日本。我想來想去，決定還是老老實實提高一下自己的英語水平。這到哪裏都會有用的。
一天，我去研究生宿舍，看到一本不知是誰丟下的《許國璋英語練習冊》。好厚的一本，全部是題目，最後麵還附有參考答案。我仔細看了看，題目編得確實不錯。從簡到難，循序漸進。於是就開始抱著它啃了起來。我做完一頁就撕掉一頁，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才把它撕完。雖然聽和說沒有得到鍛煉，但閱讀和寫作能力的確提高不少。
秋天，武大的同班同學陳應華也來到水生所：“江育林，我要去德國讀博士啦！是世界銀行項目資助的，在慕尼黑大學免疫所。聽說你們跟慕尼黑大學有合作關係？跟誰比較熟啊？”我告訴他，我們是跟慕尼黑大學的水生所有交往，現在正準備邀請德國的魚病學教授來我們這裏交流。我羨慕地說：“我剛被定為出國預備人員，不知道能不能出國，要是我也有機會去慕尼黑就好了。”陳應華說：“好哇，有什麽事找我聯係吧。”臨走時，給我留下了聯係的地址和電話。
不料當天晚上，小樊在水院的同學兩口子跑來找我：“聽說陳應華是你們同班同學？”我驚訝地看著他們：“是啊，怎麽啦？你們怎麽會認識他的？”他們搖搖頭：“我們不認識啊，是同事的女兒要和他談對象，想了解一下這個人。”我笑了：“這樣啊，他是我們班的班長，黨員，人很老實，學習也不錯。現在正準備去德國讀博士呢……”還沒等我說完，小賀就笑著說：“就是為這事操心啊！”“怎麽啦？”我不解地問道。小賀不好意思地說：“女孩的父母不知道他靠不靠得住，會不會跑去德國就不回來了，把女兒晾在這裏。”我一聽就哈哈大笑起來：“你放心吧，這人挺靠得住的，沒那麽多心眼。再說，如果不放心的話，叫他們的女兒跟著他一起過去陪讀不就沒事了嗎？”小賀也嗬嗬地笑了起來。
魚病室的潘老師從西德回來後，就當了魚病室主任。潘老師很重視我們和國際間的交流。他在德國期間聽說了草魚出血病的進展，也考慮到魚病室缺乏病毒學研究的經驗，就去慕尼黑大學的水生所，找到長期從事魚類病毒學研究的W.Ahne教授，希望能在草魚出血病的研究方麵得到他的支持和指導，最好能進行合作。
那個時期，我國剛剛開放，中國和西方世界相互之間沒有什麽了解，技術水平也差距很大。多少年後聽到一個笑話：水稻專家袁隆平當年去美國訪問。第一次看到複印機，覺得不可思議，還把複印件和原件仔細核對半天，才確認複印的內容和原來完全一模一樣。回來後興奮地告訴大家，這玩意真好啊，省去了多少抄寫之苦，而且一點錯誤也沒有。哈哈！那時候，很多外國人都不敢來中國。而中國對從國外來的每一個人也都是帶著強烈的戒備心理。不過Ahne教授是個典型的學者，根本沒有考慮那麽多，麵對潘老師的邀請一口就答應了。於是，我們就開始了緊張的準備工作。一方麵，領導再三強調：外事無小事。要我們做到在外國人麵前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漏洞”！據參考消息上的一個真實的笑話：一個美國的藝術家來中國辦展覽，當然希望有很多人來看。其實那時候要看這個展覽不僅僅是買票的事，是還要通過審查和批準的。於是國內的相關領導就問那個美國人：“你希望有多少人來看？”那人隨口說了一句：“要是有五千人就好了。”於是，那個領導就前後安排挑選了五千人進場參觀，不多不少。令美國佬非常“滿意”。這就是“外事活動”！
但另一方麵，我們還得準備做實驗，聽他講課，教我們相關技術，和他探討草魚出血病的具體問題。我們必須隨時向領導匯報我們的詳細計劃，連怎麽說都要想好。搞得非常緊張和辛苦。
在他到來之前，我們簡單了解到一些有關Ahne教授的情況：他的全名叫Winfried Ahne。1939年3月31日生於德國Tetschen。1973年博士畢業，1974-1979任助教，1979-1982任副教授，1983年剛聘為教授。Ahne教授於1964年結婚，1971年有一個女兒叫Petra……。嘿嘿，夠詳細了！起碼我們對他有了大致的印象。
十月三號國慶剛過，Ahne教授就到了武漢。其實水生所有條件很好的招待所。但那時外事紀律規定：不得在招待所裏接待外賓。所以不得不帶他到離水生所有一個半小時車程的漢口飯店去住宿。
第二天是周一，大家早早就起來了。我們穿上新衣服，把實驗室打掃得幹幹淨淨，等待他的到來。所裏還把武漢生物製品所的盧孝楨老師請來做技術指導和翻譯。我們都是第一次接待外賓，每個人心裏都很緊張。那天早上，所長助理吳建中去接他。在路上問他：“昨天休息的好嗎？”Ahne教授支支吾吾地說：“嗯，房間裏有小動物。”小吳很奇怪：“什麽意思？”原來他住的房間裏有老鼠。剛好空調又壞了，衣服髒了也不知道送哪裏去洗。因為語言不通，也沒法叫服務員。Ahne教授是第一次到共產黨國家來。一進海關，就看到每個官員都用眼睛瞪著他，連飯店門口站崗的也是背著槍，一臉嚴肅，令他心裏感到很害怕。而在我們心裏，守衛邊境，把好國門是件非常嚴肅的事情，當然是不能笑臉相迎。但對西方國家的人來說，這令他感到緊張和不習慣。加上酒店服務不是太好，晚上又有老鼠，這些情況令他有點難受。小吳趕快和酒店聯係，給他換了一個房間。
到了實驗室，盧老師立刻迎了上來。看到大家熱情的歡迎，加上盧老師的溝通，Ahne教授的心情也放鬆多了。他到實驗室後，首先就給了我們一大堆有關魚類病毒的資料，以及一些他們常用的試劑和器材。那些在現在看來很普通的一次性細胞培養瓶、過濾器等器材。在那個年代別說沒有用過，連聽都沒聽說過，把我們眼睛都看花了。特別是，他還帶來一大瓶胎牛血清。這可是很難得的東西啊！我們的第一感覺就是：德國人真有錢呀！
接下來的一周多時間裏，Ahne教授和我們進行了好幾次認真的討論。一方麵對我們的工作進行了解，通過了解草魚出血病的研究情況，從中發現存在的問題，也同時了解我們的研究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麵，也把他們那裏研究情況介紹給我們，包括教我們一些實驗技術，還做了幾次學術報告。Ahne教授的思路很清晰，在很短時間裏就搞清楚了不少問題。
由於做病毒研究，細胞培養是最關鍵的技術。他首先就跟我們演示細胞傳代的實驗。當他進無菌室做演示實驗時，大家擔心他搞不清楚要用的東西在哪裏，就叫我進無菌室去配合。我第一次跟老外在一起做事，心裏非常緊張。好在語言上還沒有很大障礙，但也是緊張得滿頭大汗。Ahne教授要求我們務必把培養箱的溫度保持二十五度。當時氣溫已經接近三十度，而我們實驗室的培養箱都是隻能升溫的，根本就沒有能降溫的功能。因此我從早到晚，隻要他不在時，就趕快往培養箱隔層的水箱裏偷偷地加點冰塊，但又不能加多，否則溫度又會降得太低。所以每當他來看培養箱時，溫度都能保持在二十五度。他滿意地點點頭：“嗯，很好！很好！”兩天下來，我累的半死。
幾天下來，Ahne教授很快發現在做細胞培養方麵我們沒有問題。不但會做，而且還會建立細胞係，對病毒研究足夠了。問題是我們的條件太差。關鍵因素在哪裏呢？
在討論中，我們問他最多的問題是：如何防止細胞被細菌汙染？而他最不理解的是：你們怎麽會出現汙染？一年後我去他們實驗室進修，才發現他們實驗室幾乎從來不汙染，所以他開始根本無法回答我們的問題。但細心的Ahne教授很快觀察到：我們的無菌室雖然簡陋，但合乎要求。問題不在那裏，而是我們的過濾設備不行。這樣不能保證所用的試劑都是無菌的。所以，在後來他給我們購買的器材中，第一項就是包括不鏽鋼過濾器的一整套過濾係統。同時，他還指出有幾個細節需要注意，如瓶蓋從橡皮塞子改為螺旋蓋子等這些看似無所謂其實是至關重要的細節。這些很快一個個都解決了。
第二個問題是細胞生長總不是很好，特別是長期培養後就越長越差。我們一直以來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改善培養液和血清的質量上，可Ahne教授並不這樣認為，他懷疑我們的水質有問題。他在實驗室裏到處看，突然，他看到我們實驗室放著泡玻璃器皿的洗液缸，裏麵裝滿了硫酸和重鉻酸鉀。他馬上明白了：“你們把配培養液的蒸餾水拿去測一下鉻的含量吧！”我們沒有一個人相信會是重金屬超標：“Ahne教授，這個裝蒸餾水的瓶子雖然是兩年前用洗液泡過的，但已經裝了兩年的水啊。”但檢測結果讓大家大跌眼鏡：鉻離子超標幾十倍！Ahne教授跟我們解釋：玻璃表麵吸附重金屬離子的能力非常強，並且會逐漸釋放出來，幾年後都還能影響水質。而重金屬是會嚴重影響細胞生長的。所以在德國，做細胞的器皿禁止用洗液處理。而我們用來培養細胞的培養瓶是玻璃瓶，也是經常要泡酸和洗液。這可能是細胞長不好的根本原因。因此，兩年後，他給我們送來一整套過濾水和處理水的設備。有了合格的水和過濾器。我們的細胞工作就徹底改善了。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遇到的最現實的問題是：由於草魚出血病是我國研究的第一個病毒病，大家誰也沒有見過其它的病毒，所以病毒接種到細胞後會有什麽變化，我們一點感性認識也沒有，也許就是看到細胞病變也不認識。這個問題倒是他沒有預料到的。他除了給我們做了幾次講座，盡量多給我們看看細胞病變的照片，也沒有更好的辦法。最好的辦法就是派人去他們那裏進修一段時間。
就這樣，在那段時間裏，我們學到很多東西，他也對我們有了較詳細的了解。他對草魚出血病很感興趣。在這期間，潘老師對我說：“小江，你要多跟Ahne教授接觸啊。將來如果有機會需要派人出國學習的話，可能隻能派你去。要讓他對你有很深的印象才好。”所以，凡是有空休息時，都是我陪Ahne教授去東湖和武漢大學去走走。其實，他很快就發現我是病毒組裏唯一一個病毒專業的，很多事情跟我講講就很容易講通，印象已經夠深了。
兩周多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在草魚出血病這個研究項目上，水生所和Ahne教授都有合作的興趣，希望能加強聯係。大家決定：他回去後和歐盟聯係，水生所則找科學院聯係，尋找進一步合作的條件。包括改善實驗室的條件和派人去他們實驗室進修。
Ahne教授二十號就要離開武漢從北京回國了。頭天晚上，我匆匆跑去水果湖商場，買了一聽茶葉，作為送給他的禮物。誰知在回來的路上，不知道誰把一個鐵架子放在路中間。由於沒有路燈，自行車猛地撞到鐵架子上，我從自行車上摔下來，被狠狠地摔了一下。真的疼痛難忍，晚上睡覺時都忍不住哼出聲來。那個叫痛啊！
第二天上午，我忍著痛，和潘老師一起送他去漢口機場。Ahne教授臨走時特地給我一張名片：“江，在實驗中有什麽問題隨時和我聯係吧。”
開始辦理登機手續了。那時候沒有先進的安檢設備，海關檢查都是要求旅客自己把箱子打開，他們再用戴著白手套的雙手在箱子裏翻來翻去。看到這些，Ahne教授背過身來，無可奈何地朝我們做了一個鬼臉。為了安慰他，我們遠遠地看著。當海關人員檢查時，我和潘老師嘻嘻哈哈地說：“這個是我送的花瓶。”“這個是我送的茶葉。”海關人員聽見了，回過頭來看看我們，笑了笑。很快就把他放過去了。
那天水生所派我去太倉開會。所以送走Ahne教授的當晚，我就上了去上海的輪船。兩周多的接待工作搞得我筋疲力盡。我上船後倒頭就睡，睡了幾乎整整兩天，直到船開過了南京才緩過氣來。
半月後，Ahne教授來信，對我們組，特別是對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問潘老師，是否已經確定將來派我去德國進修，他好去尋找資助。潘老師給了他肯定的回答。並告訴我：你好好準備一下吧。
於是，雖然國際合作還八字沒有一瞥，但我出國進修已經提到水生所安排的日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