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 文明真空與未來中國潛在的危機（四）-（七）

蘆笛 文明真空與未來中國潛在的危機（四）

蘆笛 文明真空與未來中國潛在的危機（四）-（七）

三、文明競爭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文明競爭，一些文明勝利了，一些文明消失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他從蘇聯抄來的屁話，讓老蘆略加篡改，便立刻點石成金，化腐朽為神奇，成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這也算是他前世修下的福緣吧。

但這話若是讓那蠢嫗看見了，定要指責我販賣社會達爾文主義，蓋文科蠢嫗的絕技，便是賣弄她們絲毫不懂內容的術語，把各式各樣的標簽釘到論者的印堂上去，這就是她們的“智力活動”。老蘆的錦繡文章不是寫給這些蠢貨看的，所以當然不會理會其反應。勿過，鑒於並非所有的同誌都知道社會達爾文主義是怎麽回事，又錯在何處，所以還是得講解一下。

許多人把社會達爾文主義當成是把達爾文主義運用於社會學領域，其實完全弄錯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論者連達爾文主義的要旨何在都沒拎清爽，以為“生存競爭，適者生存”便是“弱肉強食”，由此得出斯大林的“落後就要挨打”。活在這世上，誰沒有獠牙，誰就得被強者撕成碎片。那也是活該，因為據說那是“不可抗拒的客觀規律”。用阿隨的話來說便是“狼吃羊是宇宙運行規律”，這就是納粹當年的官方哲學，也是大陸現在的隱性國教。

先不說生物學原理是否能直接照搬到社會學領域裏去，光看此論的“生存競爭”都與達爾文的“生存競爭”八萬杆子打不著。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觀念，並不是什麽“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而是生物在外界施加的各種壓力之下掙紮求生，比賽應變能力，最能應變的便能存活下來。這壓力中當然包括弱肉強食，但並不是說弱者就一定會絕種。更不是說弱者被強者無情吞噬是自然規律決定的。如果達爾文主義就是這個意思，那TMD也太沒水平了。

因此，生存競爭的篩選指標是物種的應變調適能力，它篩選出來的是那些最適應於改變了的生存環境的物種，因此叫做“適者生存”，並不是“強者生存”，否則恐龍也不會滅絕了。論強大，老鼠連貓都比不過，遑論豺狼虎豹，然而我敢斷言，若是地球生存環境發生劇變，物種滅絕，那活到最後的哺乳動物必然是老鼠。猛獸滅絕的先例多的是，然而老鼠基本無可能變成瀕滅物種。所以，希特勒黨徒搞的那套，完全是拜錯了菩薩。

可笑的是，反對他們的力薄儒（liberals）也未見得高明。Liberals中憤青比較多，而所謂憤青便是腎上腺素較多而腦汁較少的同誌（看來我這3/4力薄弱的成色還得減少一點，或許是1/2，要不就是3/5吧）。他們痛恨納粹的喪心病狂，卻沒足夠的智力看出納粹的理論錯在何處，便去發明出針鋒相對的 “文明無優劣”論來，而且弄成一種“政治正確”的白色恐怖，我看完全是矯枉過正。例如黑非洲許多地方連文字都沒有（引入英文不算，那不是原生文明），“文”之不存，“化”將焉附？莫非楞要抹煞事實，昧著良心說他們創造了與古希臘羅馬一樣輝煌的文明，才能算有良心，講人道？

不過，也不光是力薄儒沒看出納粹錯在哪裏，看出納粹對達爾文主義的誤解的人倒是不少，但似乎沒誰說過下麵這些話：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納粹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思路一模一樣，兩者犯的共同錯誤乃是科學主義（或曰科學教）。兩家都以為在人類社會裏可以“自覺運用客觀規律”，為此動用國家暴力，大規模運用他們認定的“客觀規律”去改造社會，因而在人類曆史上寫下了最恐怖最血腥最黑暗的一頁（兩頁？——共頁大，納頁小）。他們不知道：

1）人類社會裏未必有類似自然界的規律，即使有，也很難證明，因為係統太複雜，參數太多，又不可控，很難使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手段去作受控重複實驗。

2）即使真找到了此類規律，那主動去運用它也是笑話。早在舊作中說過了，馬克思預言，無論人類主觀願望如何，共產主義都必然要來到。既然那是一個冥冥之中注定了的必然過程，那就不該也不可能主動去幹革命。人類可做的，就是跟預言哈雷彗星何時再度光臨地球附近一般，通過精密觀測與仔細計算，準確預言共產主義已經走到了哪一步，何時會安抵德國（或俄國或美國或中國或全世界），而絕無可能去加快這個業已事先決定好了的客觀必然過程。

3）即使是真正的科學發現，也不能胡亂運用於社會。例如優生學確實是科學，挑選良種、淘汰劣種已經在農業和畜牧業領域裏運用多年了。但這一套不能胡亂搬到人類社會裏去。根據優生學原理，像寒江月那種白癡隻該被人道毀滅，以免謬種流傳後世，但隻有納粹才能幹出這種喪心病狂的爛事來。容忍寒氏一類謬種流傳，乃是文明社會必須支付的代價。這代價是為維持人類與魔鬼的分界線而付出的。

這個簡單道理，偽經濟學家們卻到死都不能明白，總是幻想經濟學可以成為一種真正的科學，其揭示的“科學原理”可以被人類主動運用到社會中去，使得經濟變成一種理性的科學的運動。我已經反複告訴他們了，這是做夢。世上沒有經濟學per se（不知道此話怎麽翻譯），必然要跟政治裹攪不清，經濟隻可能是一種特殊的政治。哪怕你真的建立了一套極度合理的體係，那它要能從紙麵上搬到現實中去，還得惡霸工會點頭，而這多半沒戲。隻有共黨國家才能壓服一切異議集團，強行推行某個“科學規律”或“科學體係”，可惜那根本不是自由經濟。因此，所謂自由經濟學派，完全是一種自相否定的東西——隻有靠不自由的手段，才能推行他們理想的自由經濟。

4）因為以上原因，隨便把自己認定的“客觀規律”運用到人類社會中是非常可怕的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血腥曆史已經昭示過這點了。所以，社會科學家們可以用各種學說解釋人類社會，但決不能用那些學說去改造社會或是幹預社會運轉。換言之，與馬克思的名言相反，哲學家們和社會科學家們的任務，不是改造世界，而是解釋世界。例如社會達爾文主義若不拿去實踐，隻是停留在紙上，那就什麽禍害也沒有了。此所以我一聽見我黨“科學執政”的豪言便兩股戰戰，不知道下一步他們又要製造出什麽大難來。

因此，我這偽劣假冒的三鹿社會學家可以做的事，便是提出一個假說來穿鑿已知現象，謙卑地推測文明消失或變樣的原因以及具體機製，並據此猜測未來走向，並不敢堅持大眾必須無條件接受我界定的文明優劣標準，更不敢主張或提倡用優秀文明去消滅落後文明。畢竟，文明的消失是一種多次發生的現象，這是無法否認的。歐洲原來有多種文明並存，後來融合為一種歐洲文明，許多原生文明都消失了，中國在遠古時代也發生過類似變化。這些現象既然存在，總該設法找個解釋吧？

當然，文明消失的情況可以是多種多樣的：既可能毀於蠻子之手（例如古羅馬文明毀於蠻族，南宋文明毀於蒙古人），又可能毀於文明自殺（例如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中世紀歐洲教會實行意識形態的宗教管製，共產主義世界實行實行意識形態的邪教管製等等），也可以是文明間和平競爭的結果（例如近兩三百年來西方文明相繼摧毀了地球上的其他文明）。我想探討的，隻不過是最後一種情形。

竊以為，不同文明和平競爭的過程和結果，既不是達爾文主義的“生存競爭，適者生存”，也不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編造的“生存競爭，優勝劣敗”，情況要比生物界複雜得多。

首先，文明競爭中獲勝的一方，通常是功利上強大的一方，因更符合人性而勝出，但未必在美學上更優秀（亦即智力層次更高更複雜更精美），並不總是“優勝劣敗”。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膚淺的平民消費文化風靡歐洲，取代了此前精致得多的貴族文化，這似乎應該稱為“淺勝深敗”。而如果秦暉教授說的“世界中國化”是個真實的威脅，咱們撒出去的“化屍粉”真能爛掉全世界的話，那麽這種過程類似於中世紀黑死病、鼠疫流行殺死了歐洲的大部份居民一般，隻能稱為“髒勝潔敗”。

其次，就算是智力上更高級更優秀、道義上更合理的文明摧毀了落後腐朽文明，那也未必能全麵取代它。而且，所謂“摧毀”也未必是全麵摧毀，常常是“毀其精華，留其糟粕”。此外，入侵方的“勝利”可以毫無意義，未必能給自己帶來什麽好處，反倒可能給雙方都帶來災難。反過來，入侵方的“勝利”也未必是失敗方的損失，可以是雙方獲益的事。

最後，對某個特定國家來說，最優秀的文明未必是最適文明，未必能讓人民受益。即使全球文明競爭淘汰了所有不夠優秀的其他文明，隻留下道義上最合理，智力上最優秀的一種文明，實現了“世界大同”，那文明能否長期存在下去，還在未定之天。

由此可見，文明競爭的情況很多很複雜，本文考慮的主要是文明衝突，特別是政治文化（含社會製度）的衝突。

文明衝突多發生於內涵價值體係差異很大的兩種文明之間。衝突的主體，一般是被入侵一方的隱形文明反抗外來的顯性文明。若本地隱性文明與外來顯性文明的內涵價值觀分歧不大，兩者就不會發生激烈碰撞，可以和平引入。被引入的顯性文明在被原有的隱性文明修飾（modify）之後，便變成了一種能持續生存的新的整合文明。這種整合文明在與外來文明有同有異，並不是外來文明的忠實複製。中國引入印度的佛教文明，日本引入西洋文明都是這種例子。

若是被入侵方的隱性文明與外來顯性文明的內涵價值觀念體係格格不入，則入侵必然引起強烈反抗。反抗的主體是本地的隱形文明。若是外來文明非常強大，摧毀了土著顯性文明，在表像上取得了勝利，則隱性文明必然要全麵篡改外來的顯性文明（尤其是外來製度和政治文化觀念），使之變得形似而實非，形成一種以外來顯性文明為表，固有隱性文明為裏的“鍍金文明”。在這個工作完成前，社會必然動蕩不安。在本土隱性文明大幅度修改外來顯性文明後，若係統處在封閉狀態下，則社會可以複歸穩定。然而若是係統未能徹底隔絕與外來文明的聯係，致使外來顯性文明能滲透進來，則必然又要引起新的衝突，造成新的社會動蕩。

這就是蘇聯和中國走過的路：中國在晚清和民初全麵引入了外來製度和其他西方政治文化觀念，但因為它與隱性文明格格不入，於是便引起大規模動蕩，最後造出一個以民主為表、專製為裏的假民國來。係統因為處在開放中，便陷入無休止動蕩。直到後來中共上台，將係統徹底封閉了，用固有的隱性文明（“灰線”）全麵修飾了外來的顯性文明，製造出了一個空前穩定的國家。此後係統再度開放，便再度陷入混亂中。動蕩隻是被強力壓下去，暫時（50年也是暫時）沒表現出來而已，但未來肯定還會大規模爆發。上文已經說過了：咱們失去了傳統社會的自穩軟件，又無法引入西式自穩軟件。

俄國的情況也類此，19世紀中晚期，該國君主試圖引入西方先進製度，激發了與隱性文明的大規模衝突，最終導致一個隱性文明主宰之下的封閉係統。但該係統畢竟無法徹底隔斷與西方先進文明的交流，於是在上世紀80-90年代再度動蕩，再度引入西方製度，再度被隱性文明修飾，直到磨合出了一個虛有其表的假民主共和國，才又重獲暫時的穩定。

因此，準確說來，文明的徹底淪亡是不可能的，淪亡的隻是顯性文明而非隱性文明。而文明落後國家的普遍悲劇，便是外來的顯性文明與原生的隱性文明格格不入，使得社會陷入長期動蕩之中，類似產婦在分娩後，因胎盤剝離不全而引起長期大出血。那胎盤不拿掉，流血就不會停止。

蘆笛 文明真空與未來中國的潛在危機（五）


四、中式趨同與隱憂


至此可以回答前文引言中提出的第三個問題：

“不同文明是趨同還是趨異？如果是趨同，是強大的先進的文明吞噬了弱小落後的文明，還是熬成一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雜燴？所謂‘強大’‘先進’雲雲，到底如何判定？”

我認為，在全世界範圍內表現出來的落後文明被先進文明取代的表像，造成了“文明趨同”的錯覺。但中國和俄羅斯走過的道路，顯示了本土隱性文明的頑強生存力。兩個國家折騰了足足一個多世紀，死的人加起來肯定上億，然而隱性文明蘊含著的全民價值觀與“普世價值觀”之間的距離，似乎比一個世紀前更大了。光是這個事實，就嚴重質疑了“世界終將實現民主大同”的先驗認定。若再把伊斯蘭世界考慮進去，新時代的革命樂觀主義者們的這一信念就更靠不住了。因此，我這個悲觀主義者的感覺是，已有證據並不提示人類有實現民主大同的光輝前景。

當然，這不是說世界發展的大趨勢沒有趨同的部分。在我看來，西方文明之所以“強大”、“先進”，能“不戰而屈人之兵”，和平瓦解顛覆其他文明，靠的主要是兩條，一是“人生而平等”的個人主義權利觀，二是“在不侵犯他人權界的前提下發財致富、追歡逐樂是公民的天賦人權，誰也無權剝奪”。這兩個公設雖然都符合人性，但它們由此獲得的感召力（因而也就是對舊製度的顛覆力）並不相同。第二個武器的威力更強大，而迄今我們觀察到的所謂“文明趨同”，主要就是表現在這個方麵。

我在舊作中指出，“馬恩在《共產黨宣言》承認：‘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可笑的是，他們隻看到了現象，卻從未能看出機製何在，那就是去除了權力對資本的壓製、盤剝與侵占，以及道德對個人正當致富欲望的捆綁。”

這說的其實就是西方文明有別於其他文明的一個顯著特點：肯定人類欲望的正當，把追求欲望的滿足當成了天經地義。用文言來表達就是“人欲即天理”。這是文藝複興運動給歐洲文明帶來的最重要的觀念變化之一，也是此後西方文明與其他文明的顯著區別之一。在此之前，歐洲的基督教文明與其他文明也差不多，同樣有著禁欲主義傾向。在此之後，歐洲人的創業精神便從禁欲主義的桎梏下解放出來。資本主義這種全新的政治經濟製度，以雷霆萬鈞之勢，排山倒海之力，磅礴於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成了西方人改變其他民族生活方式最卓有成效、最醒目的成果，連回回世界都難以抵擋那巨大的誘惑。

記不得是契訶夫還是誰寫過一篇短篇小說：

一個風塵仆仆的過客，到深山的修道院去投宿。他看到修士們簡單淳樸的生活方式與崇高的道德境界，無任欣羨，便跟僧侶們說起山下城裏居民們的種種墮落：奢侈腐化，吸煙酗酒，嫖妓賭博等等。那過客次日就走了，然而修道院的長老卻無法恢複平靜的心境。經過苦思，他召集了全院僧眾，宣告上帝給自己的使命，是前往那罪惡的城市，去把那些墮落者拯救出來。

半年後的一個晚上，長老回來了，跟去時麵目全非，完全是個精神上被徹底摧垮的人。麵對僧眾們的惶惶詢問，長老什麽也沒說，隻是步履沉重地走進了他的臥室，倒在床上呻吟了好多天。全體僧眾都惶惶不安，不知道他究竟出了什麽事。

最後長老總算爬了起來，召集全體僧眾，沉痛懺悔他在那罪惡的城市裏的墮落，詳細生動地講起那些變成美女的魔鬼是何等邪惡，其誘惑是何等難以抵抗，而他本人又是如何滑進了罪惡的深淵。最不可饒恕的是，他在墮落中，竟然感受到了平生從未感受過的歡樂，甚至覺得隻要領略過這種快感，便是在地獄裏受熬煎也值了。最後，長老泣不成聲，跪在十字架前沉痛懺悔，聲稱自己再也沒有道德資格指導僧眾們的思想改造活動。

作了這懺悔後，長老如釋重負，恢複了既往平安喜樂的心境，那天晚上首次甜甜地睡了一個好覺。次日他醒了過來，覺得很奇怪：修道院怎麽如此寂靜，聽不到那熟悉的誦經聲？爬起來出去一看，哪兒都見不到人影──所有的僧眾都下山跑到那罪惡的城市裏去盡情墮落了。

中蘇就是那個修道院。馬克思在創作他的地上天國時，忘記了“私欲才是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原動力”，因而發明了一種違反人性、毫無生機的修道院。它的運轉前提是封閉在深山中。一旦外界信息傳入，僧眾們便必然要起來造反，或是發動改革，把廟門打開，延入城裏來的變為美女的魔鬼們，把古刹改為妓院。

說馬克思主義乃至其他社會主義學說違反人性，指的就是它們忽略了人類的私欲。前文已經說過了，西方文明摧毀東方文明，資本主義在和平競賽中擊潰“社會主義陣營”，靠的都是這一條。莫斯科與北京不相信私欲，搞的其實都是新時代的“存天理、滅人欲”，最後隻能滅了自己。反過來，一旦承認了私欲的正當性，則社會立即重獲生機。無論是中國人民還是俄羅斯人民，如今都過上了祖輩從未夢想過的好日子。

要說文明趨同確實發生了，則我看也就是在這一點上──引入資本主義作為“曆史的火車頭”。中國人的貢獻更偉大──咱們證明了“普世價值觀”的“可約減性”（reducibility），上述那兩條公設中，咱們隻需取一條“發財致富與追歡逐樂是正當的”就夠了，根本就不需要“不侵犯他人權界”的前提。相反，靠製度製造的不平等（所謂“低人權優勢”）反而能更快地造成經濟繁榮。

這就是中國奇跡的沉重涵義──它使得人民更加信仰祖傳的“人生而不平等”的“普國價值觀”。老金他們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已經把這說得很明白了：中國就是有必要維持製度造成的不平等。如果允許農民享受與城市居民的同等權利，城裏的高樓大廈誰來建？《貓眼看人》的某位寫手作了更生動的補充：一旦取消製度造成的城鄉二元結構的“優勢”，則農村就不會再為城市提供廉價女仆（所謂“保姆”）乃至廉價娼妓了。秦暉教授說的更全麵：一旦中國公民獲得與西方公民同等的人權，則勞動力與自然資源的價格就必然由供求關係決定，再不能靠政權暴力去人為壓低，中國必然要喪失國際競爭力，不可能再構成吸引外資的強大黑洞了。那麽，使得全體中國人民無限自豪的經濟奇跡就有可能迅速萎謝。

相信“普國價值觀”的同誌當然有道理，但問題是，這種社會可能確實很繁榮，但它絕無可能是長治久安的社會。要一個社會長治久安，光靠鎮壓硬件是絕對不夠的，係統內部必須有個維穩軟件，可咱們社會內部缺的就是這玩意。

前文介紹過，傳統社會沒有什麽鎮壓硬件（起碼用現代觀點來看那威懾力約等於零，蓋官府根本無法壟斷冷兵器那唯一的暴力資源），但動不動就能維持幾百年，靠的就是儒道釋的維穩軟件。可惜我已經指出，那套玩意早就土崩瓦解，而且再無複興可能了：如今大眾都是無神論者，有哪個小販會蠢到去相信，警察或城管之所以能騎在他頭上作威作福，乃是因為人家前世積了德，而他如果去痛打那爛仔一頓，死了就會在地獄裏受盡煎熬，來世還會被罰生為豬狗？

因此，不獲得這自穩軟件，中國就永遠隻能是潛在的危邦亂邦，眼前這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盛世，就總是有可能在轉瞬間便化為雲煙。毛澤東思想在中國深入人心，更極大地強化了這潛在的威脅。在新作《毛澤東論》（暫定名）中，我當指出，從學術的角度來看，所謂“毛澤東思想”根本不是什麽思想家的思想，毫無學術價值。惟其如此，它才曾經是、而且還將是對中國影響至深至钜的至高無上的遊民文化經典。據原工程兵司令陳士榘將軍回憶：

“蔣介石禁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等革命書籍，他犯了個大錯誤就是沒有禁《水滸傳》等書，因為很多農民根本接觸不到馬克思主義的書，而且你給他看他也看不懂，如讀天書，而《水滸傳》通俗易懂，情節吸引人，個個人物栩栩如生，又特別符合中國貧富差別大、廣大農民仇恨為富不仁的國情。我們很多將軍、士兵都是看了《水滸傳》才想到上山的。袁文才、王佐就是對《水滸傳》非常熟悉的，他們在山上實施的許多戰略乃至江湖義氣都來源於《水滸傳》。”

毛澤東思想與《水滸傳》的區別，隻在於後者在傳統社會中是隱性文化，從未得到過官方正麵肯定，而毛澤東思想在毛時代乃是新時期的聖賢書，由我黨發揮國家宣傳機器的全部效力，強行注入每個學童的思想深處，至今還是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的指導思想，寫在憲法總綱裏。

很難想像，蒙受過這種“殺富濟貧即天理”的“教化”的人民群眾，在一個社會弊病叢生、道德全麵崩潰的病態社會中，在遇到重大的天災人禍時，還能像西方公民那樣，諒解政府的苦衷，朝野同心同德共度時艱。我敢斷言，未來中國若再度被暴力革命席卷，那也絕對不會是西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隻會是“等貴賤，均貧富”的毛式革命。現代中共政府的死敵，不是被大眾唾棄、其號召力可以忽略不計的民主派，而是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億萬民眾。即使暴力革命可以避免，那未來中國不發生軍事政變則已，一旦發生，那野心家也必然要打出毛澤東的旗幟來。偉大領袖留下的豐厚的政治遺產的道義優勢與強大號召力，在一個打著毛的招牌走資的國家構成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政治資源。野心家們不去開發利用，根本就是不可能設想的。

這就是中國社會至今還是個野蠻社會的根本原因。我在《凱迪》的博客中貼出前文，有位網友“子言zp”跟帖評論道：

“我讀過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一書。對文明的本意，也有過一番常識性的思考，並認為文明被誤讀了。我認為文明應該是相對於野蠻的一個概念，野蠻的本質是指人類的暴力傾向，文明的本質是指人類的非暴力選擇。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高低的標準，應該是指非暴力選擇涵蓋的社會生活領域，涵蓋麵越大，則文明程度越高，否則就是文明程度低下。”

確乎如此，西方社會之所以比中國社會文明，正是因為人家具有充分的“非暴力選擇”，不必如中國人一般，隻有動用暴力手段，才能解決社會各階層分贓不均引起的吵鬧。咱們從鬼子那兒學來的物質主義並不是西方文明精華。精華恰在於咱們堅決拒絕的第一條公設，亦即“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造物，享受同等的追求幸福的權利，這些權利是任何世俗力量都無權剝奪的。”

這就是人家社會的維穩軟件。其具體操作是，用憲法的形式肯定公民同等的基本人權，以國會作為各階級、階層與集團分肥的談判桌，在全社會實行“機會均等，費厄潑賴”，以司法係統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政府或私人的侵犯。當不同階級、階層與集團之間發生利害衝突時，除了在國會實行政策性“粗調節”外，弱勢集團尚有議會外的合法抗爭渠道與手段（如勞資談判），作為解決衝突的“細調節”。這一係列巧妙的設計，使得“階級鬥爭”能采用和平手段進行，不至於形成尖銳的社會矛盾，甚至積壓為社會危機。

這就是民主製度的真正優越性所在，就是它有別於野蠻社會的最根本的特點。與淺薄的中國識字分子的想像相反，它造成的不是動亂，而是可以持續的穩定。它的優越性也不是淺薄的民主教徒們鼓吹的那樣，主要不是道義上的而是功利上的。一言以蔽之：“和平化解社會矛盾，使得它們不至於積壓下來形成危機，最後引出暴力革命或大規模動亂，就是民主製度的優勢。”正因為此，在這些國家實行物質主義與享樂主義，並不會引出什麽嚴重的社會危機來。

可惜中國識字分子卻看不到這點，反而以為民主會引出動亂。這當然也是事實──“蘇東波”的先例就擺在那裏。如果今日中國驟然實行民主，引出來的動亂隻怕要令南斯拉夫的“民主種族滅絕”瞠乎其後──光看看“民主鬥士”胡安寧、安魂曲、方應看諸小醜對維吾爾族咬牙切齒、殺氣騰騰的咒罵便可立即洞見這一點。但前文已經說過了，這不過是外來顯性文明與本土隱性文明格格不入造成的。咱們不能因為自己忠實保留了北京猿人以拳頭棍棒解決利害衝突的優良傳統，就反過來貶低鬼子更文明的生活方式，甚至從猿人進化為瘋子，陰暗心理大發作，認定西方人希望中國人過得更幹淨更體麵些的善良願望，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未死”。

更令人絕望的是，沒有多少識字分子看出來，咱們現在這雜糅了東西方生活方式的新生活方式，比傳統生活方式還糟糕，其實是集東西方糟粕於一身。

前文已經介紹過，傳統文明的兩大特點，一是將“人生而不平等”道德化、“天理化”，換用海外愛黨寫手“隨便”先生的現代表述，便是“狼吃羊是宇宙運行規律”。第二個特點則是禁欲主義，以壓製人欲、凍結社會物質進步的手段來維穩。這兩個軟件都非常有效，確實製造了高度穩定的社會。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兩條價值觀本身非但互不衝突，而且還起到了協同作用（也就是1+1>2）：既然節欲是一種美德，當然窮人也會知足常樂，不會那麽在意貧富懸殊了。

可惜這兩個關鍵的價值觀都被鬼子摧毀了：鬼子的“人生而平等”以及無神論的湧入，徹底摧毀了公開維持“狼羊律”的可能，而鬼子的物質主義與享樂主義，又使得千年古刹不得不改為妓院。在這兩個損失之中，我還真說不上哪個更嚴重。

古人早就發現：“欲壑難填”，“人苦不知足，既得隴，複望蜀”，欲望的滿足隻會是暫時的，越滿足便越刺激出新的欲望來，而這“不知足”遲早要泛化到旁人頭上去。如果相當大比例的公民被製度性剝奪了與其他公民同等的發財機會，則必然要造成社會矛盾。如果社會根本就沒有和平化解這矛盾的機製，則必然形成嚴重的社會危機。若是統治集團掛羊頭賣狗肉，說一套做一套，冒充“人民政府”，實際中卻充當權貴們的護院家丁，則公民隻會把一切道德說教視為欺騙手段，於是物質主義刺激出來的消費欲望便一定會失去道德約束，造成全民潰爛。大眾心心念念的，隻會是“早發財，快發財，發大財”，絕對不會考慮手段是否正當。逮得著算你的，逮不著算我的。一個隻有法律威懾、沒有道德倫理約束的社會，乃是天下最可怕的叢林。不幸的是，今日中國便是這種叢林。

馬克思主義的要義，便是“唯生產力論”，認為生產力便是衡量社會進步的唯一指標。用這個指標來衡量，中國社會確實是極大地進步了。可惜他忽略了“社會健康度”這個指標。我已經在舊作中給出了“社會健康度”的定義，簡單來說便是社會內耗的倒數，或曰化解社會矛盾的能力。上述民主社會和平化解不同階級或集團的利害衝突，就是確保社會健康的重要設計，而另一個手段則是道德倫理加給公民的約束。咱們現在這兩條都徹底沒有了，連傳統社會都不如，用民間俗話來說，便是“窮得隻剩下錢了”。您說這到底算是進步，還是倒退？

蘆笛 文明真空與未來中國潛在的危機（六）

五、如果中國全麵引入了西方文明


如上所述，中國引入的西方文明，隻限於物質主義與消費主義，卻將“人生而平等”的“普世價值觀”堅決摒諸門外。高選擇性地走資，便成了惡性走資，造出了富有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惡化了社會的健康，釀成了深重的社會危機。當然，這危機現下尚無發作模樣，而是以“零存整取”的方式儲蓄下來，悄悄地“做大做強”，待到日後經濟成長停滯下來，或是遇到重大事件（例如朱成虎將軍一類鷹派得勢，中國在南海“亮劍”，與美國開戰），再一筆地提取出來。

這黯淡前景，我已經在政治小說《當中國取代美國成了世界龍頭老大——公元2093年大事記》中描寫過了（國內讀者可以翻牆到海納百川網站的《蘆笛文集》中查看，也可在該網站下載PDF版的《蘆笛全集》中的《漢奸國賊》，該小說就收在那個集子中。牛博的蘆笛博客中也有）。

那小說記得是2001年寫的。10年過去了，我不勝驚駭地看著我那陰暗幻想越來越像讖語。朱成虎活脫脫就是小說中的總長傅經武，而無論是江澤民還是胡錦濤，竟然連小說中的國家主席丁國雄的魄力都沒有，是以坐視該“董卓”多次妄言國事，實行“槍指揮黨”，不但在國際社會中蔚為奇觀，而且完全打破了我黨的傳統——老毛老鄧在世時，又有哪個丘八敢如此放肆？這奇觀強烈提示，權威逐代遞減的速率，似乎超過了我原來的估計。

由此可見，高選擇性地引入西方價值觀，在短時段內確能創造奇跡，但從長程來看，就連“大國撅起”夢都未必能圓。富國實際上現在已經基本做到了，但強國強兵就難矣乎哉了。哪怕中國在軍備競賽中全麵壓倒美國，跟人家動武也絕對是高效自殺術。那道理連小白都懂——老美沒有咱們的內傷，從不像咱們的政府一樣，把“穩定壓倒一切”當成根本國策，整日價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一有風吹草動就惶惶不可終日。因此，人家再怎麽打大仗，也絕不會如咱們那樣，外患引發內亂，自家內部反起來，殺個伏屍億萬，血流漂舟，半個世紀都流不完。

那麽，答案是不是該全麵引入西方價值觀，使得中國成為一個既富裕又健康、因而是真正強大的國家？

由上文可知，要這麽做，先得改造咱們的隱性文明，否則移植物不是無法存活，便是被隱性文明改造得麵目全非。咱們先不談這個（實際上我也不知道該怎麽去改造那爛汙隱性文明，那起碼得靠政府大規模動用強大的宣傳機器為百姓洗腦，而且得從他們自己做起，這才能有起碼的說服力，而這可能性可以排除。沒有政府介入，即使政府不鎮壓封鎖，光靠幾個先知先覺嚷嚷，隻怕也是杯水車薪），先作個“理想實驗”：假定中國全麵引入了西方文明，亦即回答我在本文引言中提到的第四第五兩個問題。那倆問題其實有相當程度的重合。第五個問題的前兩問，其實已經在前文回答了。因此可以合並為一個問題：

如果一個落後國家全麵引入了強大的先進的文明，取代了舊有的弱小落後的原生文明，那到底是福還是禍？“強大”是否就是“最適者”？美國生活方式能是中國的最適生活方式麽？

關於這個問題，我本來想寫篇寓言小說《處女國的永恒煩惱》講一下。但寫了半篇就扔下了，因為覺得此舉太蠢——寫得明白如話的政論許多讀者都還看不懂，寫成寓言就更沒指望了。讀那小說的人，一百個有一百個隻會把它看成是搞笑色情小說（實際上確實搞笑，也很有點少兒不宜的爛話）。但做下麵沒有了的太監也不是回事，所以我幹脆三言兩語把那故事講完得了。

卻說東勝神洲有個處女國。該國隻有女性，卻也沒有絕種之虞，蓋該國人民長生不老，機體永遠處在20-30歲的狀態。國人連最起碼的性觀念性意識都沒有。因為該國東南有大海，北部有沙漠，西部有無法穿越的高山，完全與世隔絕，所以該國人民因此以為處女國便是整個世界，成日價樂嗬嗬的，非常海皮。

不幸的是，一夥外來的冒險家乘船到了該島，讓處女們嚐到了性事的快樂。可惜處女們雖然長的跟正常女人一樣，卻沒有生殖能力，因此男人的數量很有限，供不應求。這寶貴的性資源當然就被女王壟斷起來，引起人民大眾的強烈不滿，成立了個“共夫黨”發動革命，經過革命戰爭，最後終於實現了民主，按人頭分配性資源。可惜那些男人不幸有若幹死於爭奪戰中，待到戰爭停息，性資源就更緊缺了。粥少僧多，為了維護安定團結，國會通過法案，給剩下來的男人硬性規定了每日服務指標，實際上是為了社會穩定，不惜實行殺雞取蛋政策，加速了男人們的衰老，而處女國的公民們又不會老，於是男人便一個接一個死去。日益萎縮的資源再度引起內戰，最後因所有的男人都喪生而自動停息。從那以後，處女國的公民們便永遠生活在無從消解的煩惱中，唯一海皮的是發了財的種黃瓜的菜農。可惜那海皮也是季節性的，一年也就那麽個把月。

竊以為，中國就是那處女國，而鬼子就是那群坐三桅船來到處女國的冒險家們。他們帶來的物質主義生活方式使得人民大眾非常的海皮，可惜大家忘記了一點：男人是會被用完的，一旦用完以後，咱們就連黃瓜代用品都沒有了（這就是比喻的蹩腳處）。人民在嚐到富裕的滋味後，再倒回頭去過窮日子，恐怕就很難了。那時社會還要講團結安定，恐怕也就沒有多少指望了。

這好像是杞人憂天，其實未必。西方之所以要搞物質主義，乃是因為市場需求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驅動力，為生產規模封了頂。為了發財，資本家必然要千方百計地鼓勵刺激大眾消費，使得社會成了消費定向，因此形成了物質主義的“曆史潮流”，這潮流從美國蔓延到全世界去，其實未必是什麽好事。

上文講過，西方和平顛覆其他文明的價值觀是兩個，一個是“人生而平等”，另一個是“人欲即天理”。第一個不必說，無論是在道義上還是功利上都是正確的，是人類以非暴力方式解決利害衝突的前提，換言之，它就是文明的柱石。第二個就頗有問題了，蓋它引入了兩個假定：第一，富裕即使不是幸福的全部內容，也是必需的幸福要素。第二，物質享受是無限的，因為資源無限。如果第一個假定不成立，則富裕也未必能使人滿意，推論便是買靜求安未必是尋求社會穩定的良策。若第二個假定不成立，則資源用完或緊缺之時，人類的幸福感也就終結了。

不幸的是，這兩個假定都經不起推敲。

先看第一個。國人現在的富裕程度，絕非80年代以前可比，您說現在的人煩惱是比那陣少了些呢，還是多了些？人類海皮感並非單元函數，影響因素絕不止富裕一個，至少包括安全感、物質欲望的滿足程度與周圍人事關係的和諧度。

安全感是由“風險的可預期性”決定的，而這可預期性又由社會運作方式決定。在西方常態社會與在中國那種病態社會中生活的區別，猶如在西方與在中國開車的區別。前者什麽都是按“明規則”來，你可以準確預期社會對自己的行為作出的反應，正如開車時你可以準確期待別人的反應一般，而在中國可完全不是這麽回事。我在中國從來不敢開車，哪怕是坐出租也時時讓我腎上腺幾乎耗竭，下車時常常腳癱手軟，最後覺得還不如去坐公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沿途充滿了無窮無盡的nasty surprises，讓你反複嚇得冷汗出了一身又一身。我不知道日常生活是否也充滿這種驚險，想來不至於吧。畢竟，雖然沒有西式明規則，畢竟有個潛規則，比根本沒有規則好歹強得多。國人普遍缺乏安全感，可能還是因為道德全麵崩潰，本能地覺得這種世道不會長久。而低收入的工薪階層缺乏安全感，則是因為醫老虎吃人不吐骨頭，平時沒事，一旦病倒，馬上就是災難。

物質欲望的滿足度，就是“與過去比”和“與旁人比”產生的感覺，後者更重要。毛時代的人窮得要死，但那時許多人都很海皮，就是因為沒有比較的參照物：高官的奢華咱們看不見，能看見的都是一夥叮當響的窮棒子，能有什麽引動不平的？而且，非消費定向的貧窮社會的人的欲望都很簡單，輕易即可滿足。消費定向的富裕社會可就不同了，生產的驅動力就是千方百計地刺激大眾的消費欲望，由專業隊伍挖空心思去發明出各種各樣新奇的欲望滿足方式來，再使用強大的廣告手段引誘大眾去嚐試。在這種情況下，誰也不會小富即安，錢再多也不會饜足，與旁人攀比更容易刺激出不平心態。

人事關係的和諧度取決於三個因素：第一，社會的競爭方式。如果是比賽創造力的良性競爭，那失敗者一般輸得心服口服，不至於銜恨在心。如果是比賽巴結人、收買人、控製人、坑害人能力的惡性競爭，則一定後患無窮。第二，社會的締結方式。東方式擁擠社會人都擠在一起，關係千絲萬縷，是非與矛盾要比西方的疏遠社會多得多。第三，周圍的人的道德水平。若是大家都充滿善意和禮貌，一團和氣，則人事關係當然融洽。若是大家充滿嫉妒心，如烏眼雞一般，一個個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則那當然無和諧可言。

由以上論述可知，富裕並非決定幸福感的唯一要素。若中國處在現狀，它就更未必可靠了。當然，我們的假定是中國全麵采用了美國生活方式，包括全民接受了人家的隱性文化，公民的安全感與人事關係和諧度相當於美國。在這種假想情況下，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似乎也就等於欲望的滿足度了。不幸的是，上麵已經說過，富裕未必滿足，滿足者也未必富裕。全社會追求富裕，未必能給公民帶來幸福。

再看第二個假定，似乎不用說，資源不是無限的，因此人類的物質享受也不會是無限的。連美國那種真正地大物博的國家都遲早要用完資源，何況中國那種人口超級大國、資源小國？我出國20多年來，油價翻了幾番。若是中國將美國路走到底，到最後全國人民有一半有了車，也就是六七億部小車，光那油耗恐怕就要耗竭本土的資源。其他資源也是這樣。如果最後資源用完了，被消費定向經濟千方百計刺激起來的人欲得不到饜足，勢必跟吸毒者戒毒一般，折騰得驚天動地。

由此可見，中國的傳統生活方式也不是一無是處。提倡知足常樂，淡泊自甘，強調社會成員之間以禮相處，以德自律，確實是一個生產落後、資源稀缺、人口眾多的擁擠社會的最適生活方式。咱們的悲哀，乃是無法閉關自守，而被迫“與國際接軌”。等到處女國的公民們嚐過被美國物質主義誘奸的滋味後，就再不可能回到往昔的簡樸生活方式去了。明知美國生活方式難乎為繼，政府也不得不在那條路上走下去，把漏船劃到沉沒那天。Meanwhile，官家還要堅決拒絕人家那第一條“普世價值觀”，從而取消了用完資源後全民乖乖勒緊腰帶、心甘情願地回去“開軒麵場圃，把酒話桑麻”的可能。

這結論就是，美國奉行的物質主義生活方式，不可能是中國的最適生活方式，然而其強大的誘惑力，使得政府明知（或不知，待考）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擊鼓傳花，盡可能把那炸彈扔到下一任手中去。為了確保炸彈不在我手中爆炸，我便不惜殺雞取蛋，能買靜求安一時都是好的。

蘆笛 文明真空與未來中國的潛在危機（七）


六、我的烏托邦夢


前文在《蘆笛在凱迪》貼出後，我收到一位青年網友的來信。他說，出於感情原因，他無法認可我的全部觀點，尤其無法接受“在美學與功利的意義上，華夏文明相當於西方文明都是一種劣等文明”之說。作為一個在那塊土地上出生長大的人，縱然我那話是事實，他也無法坦然接受。我本人也在中國生活了好些年，應該能體會這種痛苦的撕裂感，雲雲。

我當然能體會，我在那塊土地上度過了將近四十年，比這位青年朋友的年齡多出了幾乎一倍去。正是因為這種無法忍受的撕裂感，我才完全喪失了回國的意願，免得珍藏在記憶深處的夢幻中國被現實中國的猙獰形象徹底取代。王開嶺先生的博文《每個故鄉都在消逝》就述說了我的痛苦：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245/24525.html

惟其如此，我才無法理解我那文章的震撼感與刺激感是從哪兒來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人的文化自豪感與文化認同感，到底是附著在什麽東西上？為什麽他們無法接受“皇帝的龍體一絲不掛，華夏文化已經蕩然無存”的簡單事實陳述，卻能坐視在神州大地上全麵展開的轟轟烈烈的文化滅絕戰爭？為何沒人明白，那些被無情拆毀的民居，就是他們無比珍愛、無比自豪的華夏文化？

王開嶺先生那博文已經講了，今日中國是一個沒有故鄉、沒有昨天、沒有記憶的國家。他沒說的是，方今之世，“文化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曆史名詞。在“地理中國”中，你隻能看見一千個一模一樣的美式水泥森林，唯一的區別隻在於規模的大小，既找不到任何中國特色，更看不到任何地方風情。沒有一個城市或村鎮還保留著自己的個性，大到城市，小到街道，全都是identical的標準件。所有的大小地名都已蛻變為沒有生命、沒有靈魂的抽象符號，將它們互換絕不會造成什麽錯位感。正當印著Made in China字樣的商品如潮水般席卷全世界之時，China本身卻再也無處尋覓了。這種傷心慘目的撕裂感，讓人終於明白了顧炎武說的“亡天下”是什麽意思。

奇怪的是國人對這種史無前例的文化滅絕戰爭非但安之若素，而且竟有一種自豪感。90年代末我回去，親人們特地領著我前去瞻仰那些頂天立地的玻璃鋼怪物，無限自豪地跟我說：“有點現代化的模樣了，誒？”連我家的人都如此，何況他人？似乎沒人意識到這正在狂熱進行的文化滅絕、傳統滅絕、曆史滅絕的“三光”人民戰爭，實際上反映的是人民大眾對“土”（傳統文化）的極度鄙夷，對“洋”（以摩天樓、高速公路為象征的膚淺美國文化）的無限歆羨。

就連某些海外華人也認為這是應該的。上次我寫《何必埋骨中國》，貼出傳教士們建的北京協和醫院與成都華西協和大學的照片，說鬼子反而比中國人自己更知道心疼愛護中國的傳統文化，當真是咄咄怪事。某位“台（毛）共中宣部長”唐好色先生因教育我，要尊重中國的國情，中國人太多，就是應該這麽幹，雲雲。

他教育我的這些革命道理，我早在官方媒體（也就是“媒婆的身體”，我堅定認為media就是這個意思，而“博士後”就是“博士的皇後”之意。誰敢不同意，我跟他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上看熟了：中國的人權就是生存權，實在不必由他重複灌輸。我所不解者乃是，如果一個民族不拿自己的文化當回事，認為為了多住那麽幾平方，就該無情鏟除先人留下的一切痕跡，那這個民族還有什麽臉去冒充愛國者，斥罵不讚成這種行為的人是漢奸？更何況我實在不知道，那些被無情拆毀的街道，有多少是為了改善居民的居住條件忍痛作出的犧牲，又有多少是暴發戶石崇為了顯闊、無情打碎的王愷家的三尺高的珊瑚樹。起碼那慘不忍睹的“大褲衩”與民生毫不相幹吧？

這位青年朋友最後說，他希望我能給出危機的解決之道，說出華夏文化該何去何從，縱然是一家之言，他也願意傾聽。有的《凱迪》網友在我那博文後的跟帖似乎也表示了這意思。

我認為，這世上有許多過程是不可逆的，死亡就是一個不可逆過程。華夏文化作為顯性文明，已被徹底摧毀，哪裏還有什麽複活乃至複興的可能？君不見上次奧運開幕式，咱們什麽國貨都拿不出手來，隻好去反複死吹老祖宗的四大發明？莫非當代華夏文化竟然是一種古墓文化？要麽是古埃及那種業已滅絕、連後裔都找不著的文化幽靈？又如上次國慶大閱兵，無論是武器，是服裝，是“洋操”，又有哪一個細節能告訴你那是咱們發明的？

說到底，咱們的世紀夢，不就是“西方資產階級有的，東方無產階級照樣有”麽？可笑亦複可悲的是，大眾竟然沒意識到那是一種文化自卑感的表現，而正是在這種自卑心理的驅使下，國人才萬眾一心、群策群力地去奮勇鏟除華夏文化留下的一切殘跡，卻絲毫沒有意識到，東方有而西方無的文化景觀，才是值得百倍珍惜心疼的。如果每個城市都變成了曼哈頓的拙劣拷貝，咱們也就把“中國”從地圖上抹掉了，到時可以拿出來證明中國尚在世間的證據，除了中國特有的文盲騙子於丹、蔣慶與東海一梟之流外，便隻有出土文物了。

這當然不是主張保留中國的腐惡爛汙生活方式，以此傲然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我的意思是，作為一個文化落後國家，中國必須西化，這是所謂“世界潮流”，無法抵擋，原因我已經在前文反複說過了：鬼子的所謂“物質文明”對國人的誘惑力大到無從抗拒。但國人必須認識到，咱們隻能引入人家的精華，不能把糟粕也弄進來。即使是中性的東西例如物質主義，也得根據中國的國情量力而行，否則後患無窮。

現在的問題是，咱們完全弄倒了，取其糟粕，棄其精華，將鬼子的人道主義、人權觀等等視為蛇蠍，卻把人家的3P、換妻、肛交、海洛因、馬殺雞當成寶貝，更殺雞取蛋、竭澤而漁，為了追求人家奢華的生活方式，不但賤賣自家資源，而且無情掃蕩一切傳統城市文化景觀，最後的結果造出了一個“N無世界”：社會無維穩軟件，城市無個性，人民無道德，無靈魂，無文化內涵。對外來的強勁文化衝擊，這實在是一種極度糟糕的應對方式。

那麽，應該怎麽辦？我的感覺是，文化中國的沉沒雖然是悲劇，但畢竟已經發生，無法挽回了，當務之急是停止自欺欺人，造出個維穩軟件來，這才是重中之重。朝廷必須看到，*****才是他們的死敵，對現政權構成了最致命的威脅，而當局因為至今還在打著毛的旗號，又無法公開鎮壓，因此隻能軟性化解，以逐步引入“普世價值觀”來消弭社會危機，從而釜底抽薪，拆毀毛式殺富濟貧的暴力革命再度發生的溫床，用英文來說就是pre-emption——社會危機化解了，“造反有理”的毛澤東思想也就在草根民眾中自然失去了號召力。

這不是說要立即引入西方民主製度，那樣隻會如南斯拉夫一般，引出“民主種族滅絕”來，而是實行開明專製，以回歸前的香港為效法榜樣，將公民權利逐步歸還給他們，並嚴格實行法治，即使不能像西方國家那樣以司法係統保護公民正當權益不受侵犯，起碼要使得他們有依法捍衛自己的權益的可能。當局必須認識到，一個社會如果隻留給公民“要麽俯首帖耳忍氣吞聲聽任宰割，要麽揭竿而起”的兩種選擇，那這種社會連山頂洞人的社會都不如。在這種野蠻社會中，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將永遠不會失去強大的感召力，而當局就永遠有被毛式暴力革命推翻的危險。

令人欣慰的是，近來當局在這方麵有了很大進步，沒有鐵腕鎮壓本田和其他工廠的罷工就是個好的開端。我記得蕭功秦教授對這類問題提過極好的建議。可惜我找不到那篇文章了，現在又害了老年性癡呆，連大意都無法準確轉述，那意思好像是中國不宜學習西方那種靠工會與廠主對抗性鬥爭來解決勞資衝突，而應該學習國民黨的經驗，賦予現有工會以一定的獨立性，讓它們參與勞資談判，真心誠意地為工人爭利益，由此逐漸轉化為真正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組織，從根本上杜絕富士康12跳那種慘劇發生。

此外還要改造那爛汙腐惡的隱性文明，重建社會道德。在這方麵，孔孟的文化遺產可供借鑒繼承。

前文已經解釋過，孔教之所以變成了偽善之道，原因在於孔子那原始人的思維太粗疏，對真實的人性毫無了解，因而在“君君”與“臣臣”中實際上使用了雙重標準。在理論上，兩者都靠自律來實現。但在實踐中，“君不君”屁事沒有，而“臣不臣”就要掉腦袋。因此，“君君”隻可能是大眾一廂情願指望明君大發慈悲去自律，而“臣臣”則由暴力的“他律”來保證。“父子”、“夫妻”、“尊卑”的上下級關係也類此。官府無情鎮壓的對象，從來是以下抗上的下等人。孟子雖然朦朧地察覺了原教旨的這一缺陷，轉而反複強調“君君”，但他也沒能想出個具體的可操作的政治技術來實現這一目標。這當然是時代局限使然，絲毫無損於老孟的偉大。

但如今這政治技術就不需要國人去發明了，引入鬼子那套以民眾“他律”政府的手段去“君君”，從理論上來說根本就不是問題。咱們既然要複興傳統中國文化，fine，那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用鬼子的手段去實現亞聖的偉大政治理想，實行真正的“德治”，在中國首次搭起“道德等級製”來：從最高領導到最低檔的公務員，每個級別都實行不同程度的道德要求，最高領導必須是全民的道德楷模，跟聖人一般無二，次級領導則必須是“亞聖”，第三級領導則必須是“季聖”，如此逐級遞減。各級領導是否達到了該級別必備的道德要求，則由獨立媒體（＝媒婆的身體）實行全麵監控，及時通知公眾各級領導的收支財務狀況，是否有濫用職權行賄受賄貪汙包N奶等情事，由公眾每年評估，罷免操守有虧的官員，違法官員則由獨立的司法係統懲治。老百姓的道德改善則靠各級領導以身作則、言傳身教去感化。對於那些製造坑人害人的偽劣假冒產品的不法業主，則應立法嚴懲，務必要把實行“賞惡罰善”逆向淘汰的爛汙環境，扭轉為“賞善罰惡”的健康環境。

此外還要在憲法總綱裏寫入亞聖曆萬世而不朽的光輝教導：“民為重，國家次之，政府為輕”，“政府之視民如土芥，則民視政府如寇仇”，並將這些偉大教導寫入教科書，動用官方媒體（＝媒婆的身體）廣為宣傳，使之深入人心，連文盲都能琅琅背誦，以對現任官員乃至未來的革命事業接班人起到“他律”的震懾作用。

這才是真正的德治，才是孟子始終未能實現的偉大理想，才是重建社會道德的先決條件。舍此不由，當官的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還要冒充教士去教化眾生，指望“六億神州盡舜堯”，那也未免太輕侮百姓的智力了。前文已經說過，因為外來文明的衝擊，“上詐而下愚”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現在是上下俱詐，而這種恐怖社會中蘊藏著的巨大爆炸風險，自不必待智者始能察之。

如果中國能做到上麵說的那幾條，則社會也就建立了真正的維穩軟件，一勞永逸地消除了暴力革命的可能，那也就再不必靠賤賣資源、破壞生態環境來買靜求安了。當社會真正實現了和諧之後，即使資源緊缺迫使國人再過緊日子，那也不難恢複傳統社會知足常樂、淡泊自甘的生活方式，不至於因此觸發社會危機，引出大亂來。

可惜我也知道，以上所說不過是一場春夢。此無他， “不見棺材不掉淚”乃是既得利益集團的標準行為方式，寫在廿四史的每一頁上，從來是中國的優良傳統，牢不可破，曆久彌堅。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