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大有的殷人東渡美洲說

論王大有的殷人東渡美洲說 　　（一） 　　看了布服先生對王大有先生的專訪，我又對“殷人東渡美洲”產生了興趣。一年多以前，我曾寫過一篇《淺談王大有的殷人東渡美洲說》，當然這隻是一篇讀後感，現在看來有好多幼稚的地方，但基本觀點至今沒有大的改變。這次再補充一些看法，《淺談》一文的內容，如無必要則不再重複。【王大有先生的兩部著作，《三皇五帝時代》以下簡稱《三》，《上古中華文明》簡稱《上》，布服先生的《專訪王大有：中國人發現美洲諸問題》簡稱《專》，附後。 　　首先要聲明兩點： 　　第一、我並非反對王大有先生的全部觀點。印第安人是黃種人，祖先來自亞洲，這已經是公認的事實了(有DNA檢驗的支持)。我對此沒有任何異議，隻是具體到王先生所持的周武王攻破“朝歌”後攸侯喜率領殷人東渡美洲的說法(以下簡稱“殷人東渡”)，我卻認為它固然有一定的根據，可算一家之言，但還遠不能成為定論。王先生說距今9000至5000年間有中國人以陸路為主要方式遷徙到美洲，這倒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印第安人的主體是這些人還是10000年以前的亞洲移民，現在也無法確證。如果是10000年以前的亞洲移民，即使來自中國版圖範圍內，恐怕也不能說是“中國人”，不能說“中國人發現美洲”。【多說幾句：“朝歌”是春秋時才有的稱呼，周初的文獻中寫作“沬”、“妹”，後又寫作“坶”、“牧”。因此人們習慣上說的“攻破朝歌”並不妥，正如該地今屬河南淇縣，我們卻不能說周武王“攻破淇縣”】 　　第二、我對王大有先生的執著精神十分欽佩。王先生提出“殷人東渡”十多年了，所涉及的專業有殷商史、古文字學、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美洲史以及古代印第安文明研究。老實說，他沒有得到主流學界(學院派)的有力支持。他所列舉的支持者(《專》)，大都名聲顯赫，有些甚至是震爍當代的大師，隻可惜專業不是很對口——他們的研究重點，賈蘭坡是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和古人類學；蘇秉琦是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類型學；周穀城是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陸思賢是中國北方民族考古和“神話考古”；何光嶽是中國民族史；房仲甫是航運史；馮英子、孟偉哉則都隻是作家。這些學者的特長，或許可以支持王先生的其它觀點，但對於“殷人東渡”的成立卻並無直接的根本的幫助，至多是在某一方麵為其“可能性”提供證據而已，如房仲甫的研究。至今，我還沒有聽說哪位殷商史、古文字學等相關領域的權威學者公開支持“殷人東渡”及其具體論據，如對“拉文塔玉圭殷文”的釋讀等。近二十年來，“殷人東渡美洲”、“中國人發現美洲”的觀點在主流學界不受重視，應者寥寥。反對的代表人物，前有北大曆史係教授羅榮渠，後有北大考古係、哈佛人類學係博士蔣祖棣(導師是兩位專攻商周考古的權威——北大考古係教授鄒衡和哈佛人類學係主任張光直)。就在不久前，社科院拉美所學者白鳳森、徐世澄等，還對這些說法進行了質疑。著名曆史學家葛劍雄在其新作《曆史學是什麽》一書中，也嚴厲地批駁了王先生的觀點(北大出版社2002P44)。去年，武漢大學曆史係一位研究金文的學者在國學網對我說：“王大有不是學者，隻是個文化作家，他的書不是學術著作。”......此類非議，王先生看到聽到的隻怕比我要多上十倍。我的意思並非是說隻有得到主流學界認可的觀點才有價值——無數事實證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我是覺得王先生在這種情況下仍然堅持不懈地努力探索，這本身就是很值得尊敬的。 　　（二） 　　我對於“殷人東渡”並無預設立場。若“印第安人”真是“殷地安人”，我會很高興，若不是，我也不會感到很沒麵子。我希望將來能有確鑿的直接證據支持王大有先生的說法，但就目前來看，疑問太多，我仍然無法接受。 　　１、關於把“Indian”讀為“殷地安”的問題 　　按王先生最初的說法，東渡美洲的殷人思念“殷地安陽”，故每日必說“殷地安”，猶言“家鄉好”(《三》P628)。但是，“安陽”之名在商代還沒有出現，它始於公元前257年，即秦昭襄王50年。《史記·秦本紀》雲：“攻汾城，即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擴地誌》雲：“寧新中，七國時魏邑，秦昭襄王拔魏寧新中，更名安陽城，即今相州外城是也。”商末東渡的殷人怎麽會知道八百年之後才有的“安陽”之名呢？這個顯而易見的錯誤，已有不少學者指出。現在王先生已放棄此說，改稱：“商朝遺民逐島遷徙渡海來到美洲。‘殷地安人’是他們的自稱，意為中國殷商人，並祝願殷人在新地平安(《專》)。”非常遺憾，這是一種顧此失彼的解釋——在已出土的15萬片卜辭中，我們找不到商人自稱為“殷”的例子，商人一直稱呼自己的國家(民族)和國都為“商”、“中商”或“大邑商”，這已經是公認的事實了。從統計學的角度，可以說“殷”不是當時商人的自稱。稱商為“殷”始見於周初金文，後世延續了這種稱謂，包括商遺民。郭沫若認為它是周人對商的一種出於敵愾的稱呼，如“支那”、“倭寇”一樣具有貶義(《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丁》)。 　　很多著作都認為卜辭中沒有“殷”字，其實應該是有的，其字形是，一邊是一個大腹便便的人(身)，另一邊是一隻手(又)拿著一件東西對著他。徐中舒先生的《甲骨文字典》中收錄了此字，認為可能是“殷”，但釋義不明(P932)。於省吾先生在《甲骨文字釋林·釋殷》中認為，這個字的本義是給病人做按摩(中華書局1979)。胡厚宣先生也認為，這象一個人腹有疾病，另一人手持針刺之(《論殷人治療疾病之方法》《中原文物》1984年4期)。鄒曉麗先生則根據《說文》對“殷”字左半邊“歸也，從反身”的解釋，認為它是“身份”的意思，代表大腹便便的貴族，他們在武力(殳)的打擊下，反身歸附稱臣(《甲骨文字學述要》嶽麓書社1999P171。於省吾先生認為《說文》的解釋是錯的，因為甲骨文中的“身”有的向左，有的向右，無所謂正反)。可見，無論“殷”字的本義是什麽，它都很可能具有某種貶義，所以“東渡美洲的殷人”是不會自稱為“殷”的，正如中國人不會自稱為“支那人”一樣。因此，王大有先生讀“Indian”為“殷地安”，完全是從發音去附會，不僅與曆史事實不符，就是從曆經三千年其發音仍與今日北方話一致這點看，也夠不可思議的了。同理，“殷福布（Infubu)”、“殷家（Inca）”之類，皆不攻自破。曾有人戲言，“夏威夷”自古就是中國領土，而“阿拉斯加”用上海話解釋就是“我們的家”。 　　說到這裏有必要解釋兩個問題： 　　第一、傳世文獻中有商人自稱為“殷”的例子，如《尚書·盤庚》：“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殷降大虐......”、《尚書·西伯戡黎》：“天子！天既訖我殷命。”等。但是，即使它們的內容思想可信，我們也無法證實它們就是原始文獻。比較起來，還是殷墟卜辭中反映的情況可靠，若商人自稱為“殷”，斷不會在15萬片卜辭中無跡可尋。其實，從《盤庚》中盤庚還未遷都之前就自稱為“殷”這點看，它就不是原始文獻，而是後人追記的。【指武王克商前的例子，克商後的尤其是東周的則於本題毫無意義，如孔子自稱“殷人”之後。因為此時的商遺已作了周的順民】 　　第二、卜辭中有一個“衣”字，王國維先生認為它與“殷”通用。這在卜辭中雖無直接反映，但從後世的銘文和文獻看，確實如此。如周武王時期的《天亡簋》銘有“訖衣王祀”，“衣王”即“殷王”，《尚書·康誥》的“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但“衣”字也從未用作殷人的自稱，它有兩個意思：一是某種祭祀儀式，即合祭先公先王之禮；二是地名，商王的田獵之地，如“貞：王其田衣，逐。”(《甲》1549)。既是田獵之地，肯定不是指當時的首都(今安陽小屯)，但相距不會太遠，郭沫若認為是在今河南沁陽境內(《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丁》)。我們可以這樣解釋這個問題：商人因發祥於滳(漳)水流域，故自稱“商”。他們在盤庚遷都到今安陽小屯時，把“商”的名稱也帶了過來，把這裏叫做“商”、“中商”或“大邑商”等(古今不乏其例)。“衣”是地名，在商的王畿內，離安陽不太遠，商王經常在這裏狩獵。“衣”地和周人的活動區域接壤——周人始居山西——故周人有時以“衣”代稱商，但“商”的稱呼他們也采用，如同是周武王時期的《利簋》和《天亡簋》，前者稱“珷征商”，後者稱“訖衣王祀”。武王克商以後，周人為了打擊商遺們的自尊心，消除他們對故國的思念，則較多地稱之為“衣”而不用其正式名稱和自稱“商”，後來又把“衣”寫作同音且很可能具有貶義的“殷”。這樣看來，按王大有先生的思路，還不如將“Indian”解釋成“衣(殷)地平安”，這多少還有一些根據，把“衣”解釋成純地名而不是“殷商人”。 　　２、關於“殷人東渡美洲的文字學證據” 　　按王先生的說法，周武王攻破商都後，山東地區由攸侯喜率領的25萬軍民突然失蹤，文獻無考，而稍後一段時間，美洲地區的奧爾梅克文明等印第安文明崛起，且具有“濃烈的殷商文明特質”，最主要的證據是文字，如“墨西哥拉文塔玉圭殷文”、“秘魯依卡陶盆殷文”、“北美四角地殷文”等。顯然，時間的先後不足為憑，文字的釋讀是此說的主要支柱，但是王先生的釋讀基本是從預設立場出發的，不能令人信服，表現在兩個方麵： 　　首先是研究方法不妥。 　　王先生采用字形對比法，將形狀類似的美洲古文字與中國殷商文字一一對應。比如，看到一豎就認為是“十”；看到兩橫就認為是“二”；看到兩橫一豎就認為是“示”；看到一個象斧子的符號就認為是“戎”；看到一個象眼睛的符號就認為是“目”；看到一隻象鳥的符號就認為是商的先公“【隹亥】”；看到一隻象大象的符號就認為是“象”等等(《上》P160—171)。我認為用這種望形生訓的方法把相距遙遠的兩種古文字聯係起來很值得商榷。近代某些西方學者曾經采用同樣的方法，企圖證明中國人、中國文字、中國文明都源於古埃及或古巴比倫，就是一個失敗的例子。中國和美洲的古文字在書寫風格和字形上確實很相似，但“似”畢竟不等於“是”，一字之差，萬裏之遙。王大有先生說：“玉圭文字陰文契刻，刻寫方法與殷甲骨文同。線形方塊字，自上而下書寫，與殷文結構方式和書寫習慣同。”(《三》P628)。這種相似能說明什麽呢？龜甲和玉圭都是質地堅硬之物，這本身就決定了用利器在上麵刻出的筆劃的風格不會差別太大。書寫習慣就兩種可能，不是自上而下就是自下而上，因為玉圭是長條形的而且要插在沙土中，不可能橫著放，隻能豎著放，豎著放就隻能豎著刻字，否則兩三個字就要換行，刻寫閱讀都不方便。【若是中國本土的兩種古文字，這樣比較還可以，但也要結合年代、地域、民族屬性等因素。如賈湖刻符是否殷墟甲骨文的濫觴，目前雖無法作完全肯定的回答，但卻可以說是很有可能的。】 　　關於美洲古文字與中國殷商文字的相似，不外乎三種說法。第一種就是“殷人東渡”，這是和“中國文字源於古埃及”一樣的“傳播論”；第二種是兩者基本沒有關係，是各自獨立發展起來的。其相似不是傳播的結果也不是巧合，而是人類思維的某種共性使然——原始人記事的時候，最初一般都是描畫事物的形狀，由此發展而來的代表同一事物的象形文字就必然有相似之處(但有些筆劃簡單的字即使字形完全一樣也不一定就是代表同一種意思)。這是人類的一種本能，是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的共性，如果沒有充分的證據就不能說是傳播的結果。正如世界各地的原始人都獨立地發明了弓箭、刀斧、車船等，其形狀和使用方法都是大同小異的；第三種就是張光直先生提出的“瑪雅、中國文化連續體”假說，他認為殷商文明與中美的奧爾梅克和瑪雅等文明是同祖的後代，其祖型文化可以追溯到一萬多年以前印第安人的祖先還在亞洲的舊石器時代(《中國青銅時代》合集三聯1999P313)。 　　第二種說法描述的是世界範圍內不同地區文明起源的一種客觀規律，但是具體到美洲印第安文明，鑒於印第安人的祖先來自亞洲大陸已經是公認的事實，所以還是張光直先生的說法更勝一籌。它既可以解釋殷商文明與古印第安文明的差異性與相似性何以同樣明顯，又不象“殷人東渡”那樣疑竇重重(祥見下文)。正如李學勤先生所說：“這比形形色色商周以來中國人遠渡美洲的說法要有據得多。”(《走出疑古時代》遼寧大學1997P67)。請注意張先生的“同祖論”和“傳播論”表麵上雖有相似之處，但實質卻截然不同。在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早期(屬史前時期)，人類還未進入文明時代，也無所謂“中國人”、“外國人”。文明是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高級形態，殷商文明與古印第安文明盡管擁有共同的祖型文化，但卻是不同人群在不同地區獨立創造的不同文明——即使一萬年前同祖，分離幾千年後也不能再視為同一人群——兩者是“兄弟關係”。而按照“傳播論”的說法，是中國人在曆史時期把中國文明帶到美洲並發揚光大，這等於是說殷商文明與古印第安文明是“父子關係”。【至於美洲發現的隸書“武當山”等公認的中國文字，則與“殷人東渡”無關，而且它最多隻能證明古代中國和美洲的文化交流，並不能證明古代美洲文明源於中國。】 　　其次是具體的釋文疑竇重重。 　　研究方法不妥，必然會導致釋文內容的錯誤。我對於古文字學完全是外行，但憑借自己一星半點的知識，仍然發現了很多疑點【按：王先生的說法以及文字圖片，除特別注明外，均見《上古中華文明》P160—171】 　　（１）關於“墨西哥拉文塔玉圭殷文”(1953年墨西哥拉文塔奧爾梅克文化遺址出土) 　　按王先生的說法，“拉文塔玉圭”上的文字“介於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文和三代吉金文之間”(《三》P625)，又說“同這些商代甲骨文，以及5000～4000年間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山東地區的東夷人文字，一脈相承”(《三》P666)。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麽會出現這種現象？這些玉圭的主人到底是誰？ 　　如果玉圭的主人是殷人，疑問有二： 　　其一：為何玉圭上的文字與殷墟甲骨文的差異性和相似性同樣明顯呢(《上》P163)？除了一些筆劃簡單的字，大都無法與甲骨文直接對應，而僅僅是“象”——若能直接對應，“殷人東渡”早成定論了——有些甚至連象都不象，如有個字被釋為“【隹亥】”即商先公“王亥”，隻是因為上部象鳥形。其實，這隻“鳥”的刻劃風格和形狀與甲骨文的“隹”全然不同。“隹”雖然也作鳥形，但卻是用抽象的筆劃來表示的，而玉圭的那個字則是畫了一隻鳥的輪廓，可見甲骨文要成熟得多。連王大有先生自己也說：玉圭文字“在文字演進序列上，比殷文和三代金文稍原始而有明顯的同一性”(《三》P628)。按王先生的說法，“拉文塔玉圭”的年代正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專》)，而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46年(或1045、1044)。從表麵上看，似乎這種年代的接近再加上文字的相似很能支持“殷人東渡”，但是問題恰恰在這裏——是什麽原因使得殷人的文字在短短的幾十年間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甚至是倒退呢？玉圭是祖宗牌位，絕對不能亂寫亂畫，龜甲和玉圭的質地類似，能在龜甲上刻出的字體，一定也能在玉圭上刻出來。攸侯喜率領的這25萬人既然能夠“在美洲重建殷商文明”，其中必然有不少知識分子，另外殷人非常迷信，事無巨細，都要求神問卜，其中也肯定有一些為貴族服務的“貞人”(專司占卜者)。這些知識分子、貞人會把殷商文字傳授下去。 　　其二：盤庚遷殷後的200多年中，從殷墟卜辭看，並無祭祀炎帝、蚩尤、少昊、諏(娵)訾氏常儀等的記載，何以殷人到了美洲後卻想起要祭祀這些“祖先”呢？根據文獻，少昊很可能是殷人的一位遠祖(都以鳥為圖騰)，娵訾氏常儀也和殷人有密切關係(她與簡狄同是帝嚳的妃子)。而蚩尤如果和殷人有關，則隻是通過少昊的“轉折親”——在與黃帝的戰爭中，蚩尤和少昊屬同一方，關係密切——蚩尤的鳥圖騰特征不明顯，主要還是以牛為圖騰(另說蛇)。蚩尤雖屬東夷，但東夷是一種泛稱，並非是單一的部落，他與少昊是否屬於同一部落，學界尚無定論。至於炎帝，基本和殷人無關，有一種觀點認為蚩尤是炎帝的後代，但是並不可信。不管怎樣，我們在殷墟卜辭的祭祀對象中找不到這些“先公”。卜辭中祭祀的對象很多，能夠證明為先公的主要有：夋或夒—帝俊(即帝嚳)、汅或河—帝嚳或實沈、娥—娥皇、【頁夂戌】—契、兕—契或重、嶽—昭明或昌若、土—相土、夨或吳—曹圉或亥、季—季(即冥)、亙—恒、【隹亥】—振(即亥)、【兮旬】(文獻無征)等。“—”號前的字為甲骨文隸定字，其後為經王國維、郭沫若等學者考證的文獻中的對應人物，包含了從帝嚳(帝俊)到王亥的各位先公，但除了【隹亥】—亥、季—冥、亙—恒得到學界公認，夒—帝嚳得到部分學者認可外，其它對應都遠未得到學界公認。當然，現存卜辭隻是全部卜辭的一部分，但15萬片卜辭中公認代表殷人先公的隻有以上這些字，而且沒有學者把他們釋作炎帝、蚩尤、少昊、常儀等，因為差得太遠(甲骨文中倒是有“蚩”字，但不是人名，而是“災害”之義，或釋“【止它】”)。從統計學的角度講，這已經能夠說明問題——殷人曾經祭祀炎帝、蚩尤、少昊、常儀的可能性極小，王大有先生對玉圭文字的釋讀是無根之談。王先生把玉圭第三版的兩個字釋作“農辛”，就算對了，又怎知“農”就是“神農炎帝”，“辛”就是“高辛(帝嚳)”呢？按王先生自己的思路，還不如將“辛”解釋成帝辛(紂王)。【多說幾句：卜辭中未見祭祀蚩尤、少昊等，有以下幾種可能。第一、他們都是傳說人物，殷代還沒有出現；第二、他們是真實存在的，但是他們與殷人的關係則是後人的附會；第三、他們確實是殷人祖先，隻是年代太久遠了；第四、有大量祭祀他們的卜辭沒有被發現(但“可能存在”不能作為證據)；第五、學者們的釋讀有誤，把本該釋作蚩尤、少昊等的祭祀對象釋作別人了(其實這隻是毫無根據的猜測)。】 　　如果說玉圭的主人是隨殷人渡海的東夷人，玉圭上的文字是“東夷文字”，因為殷人有東夷血統，所以這些“東夷文字”與殷墟甲骨文有相似之處。那麽疑問是：為什麽東夷人要祭祀殷人的祖先王亥、上甲等呢？這種可能性是很小的。因為那時的殷人和東夷是不同的民族，古代祭祀的原則是“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即神靈們不會享用異族的供品，民眾也不會祭祀異族的神靈。這裏有必要澄清一個問題：根據有娀氏之女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的傳說，可以推斷商族兼有東夷鳥氏族和北方戎狄的血統，前者很可能是少昊，後者指北方易水流域的有易部落(狄、易古通，狄最初指有易，後泛化)，這一點已經有很多文獻證據和考古證據。雖然商族最初有東夷血統，但是在日後的發展中他們已經從東夷中分化出來了，考古學證明，先商文化發祥於河北南部的漳(滳)河流域，而同時期的東夷文化是山東承大汶口文化而來的嶽石文化。商族入主中原後，反而把與之有一定血緣關係的東方各少數民族叫作“夷”，且對其征伐不斷(甲骨文中作“人方”，“人”即“夷”之本字)。商末的殷人和東夷已經是涇渭分明的異族了，少昊可以說是他們的共祖，但王亥、上甲等隻是殷人的祖先而不是東夷的祖先。正如炎帝是漢羌共祖，而漢高祖、唐太宗則與秦漢以後的羌族無關。此外，殷人和東夷還有世仇，殷墟有一人頭骨刻辭殘片，上有“...且(祖)乙伐...人(夷)方白(伯)...”六字，當是殷人征討人方，殺死其首領，以頭顱作為戰利品。這樣看來，說東夷人祭祀殷人的祖先，不但文獻無征，從雙方的族屬和關係上分析也是站不住腳的。【即使殷人東渡，同行的東夷也不會太多，可能隻是一些奴隸，包括水手。東夷臨海，航海技術可能比殷人先進一些。殷人渡海逃亡，沒有必要帶上大批“東夷百姓”，這樣不但耗費給養，而且是個隱患。況且這些奴隸是否擁有祭祀祖先的權利，也是個問題。】 　　由以上疑點可見，王大有先生對“拉文塔玉圭殷文”的釋讀是禁不起推敲的——如果說玉圭上刻的是殷人祖先，那為何文字卻不是正宗的殷墟甲骨文字體？如果說玉圭上的文字是“東夷文字”，那為何東夷會祭祀仇敵殷人的祖先？(如果說玉圭是證據則是循環論證) 　　（２）關於“秘魯依卡陶盆殷文”(1866年秘魯依卡聖地亞哥田莊出土) 　　按王大有先生的說法，這件器物上有“人”、“本日”、“廿百【匚乙】”等字，是東夷骨幹人方於“本日”祭祀商王報乙時所作。其疑問有四： 　　其一、東夷人方怎麽會祭祀商王報乙呢？前已詳論，不再贅述。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解釋：報乙的時代商族還未從東夷中分化出來，所以報乙和少昊一樣是東夷和商族的共祖，所以人方會祭祀報乙。但這也是猜測，於文獻無征，且另有其它疑點(見下)。 　　其二、若王先生的摹本準確的話，那個被釋為甲骨文“人”字的符號，似乎是圖畫而不是文字。因為它是“畫”出來的，其頭、背、腰、臀、膝、腿的輪廓曲線清晰可辨(甚至小腿肚子)，而甲骨文中的“人”字的姿勢雖然和它相同，但卻是用簡單的兩筆線條表示，一筆代表軀幹，一筆代表手臂(金文的“人”有時線條較粗，但仍然是抽象的)。不能看到一個申臂屈膝的人形圖案就認為是甲骨文“人”字。 　　其三、“本日”的“本”字，上作一筆“一”，與甲骨文的“丷”全然不同，而竟與今日之楷書完全一致。惟其一致，才更值得懷疑。按王先生的解釋，“廿百【匚乙】”就是在報乙逝世的第120天或第2000天祭祀這位先王，但報乙是成湯的曾祖，他逝世的第120天或第2000天還是先商時期，怎麽會有楷體的“本”字呢？王先生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說：“隻有‘本’字與殷文有異，似較晚出。”這不是自相矛盾了嗎？ 　　其四、“人方”是殷人對某東夷方國的他稱，沒有證據表明它也是人方的自稱。況且報乙、報丙時期是否有這種稱呼——自稱也好他稱也好——也根本無法證實。 　　不過，那個“【匚乙】”字倒是與殷墟卜辭中“報乙”的合文完全一致，若出現在殷墟出土的器物上，肯定會被公認為是“報乙”的。但是綜合以上各點考察，這件秘魯的陶盆很值得懷疑，還需要獲取更多的資料進行深入研究，特別是它出土時的情況，比如是否有考古學家的原始發掘報告等。“【匚乙】”這種筆劃簡單的字，有可能是巧合。 　　（３）關於“北美四角地殷文”(未見實物，照片現藏美國亞利桑那州博物館，據說為探險家所拍攝，釋文是王大有先生根據此照片破譯的。) 　　這篇文字表述的是狩獵生活，與殷商史無關。它顯然與成熟的甲骨文、金文不同，而是一種比較原始的文字。比如“象”字，就是畫了一隻大象的輪廓，與甲骨文、金文中“象”字的風格全然不同，後者用簡單的線條抽象表示，隻是突出其長鼻子，要成熟得多。就算兩者的“象”字形狀完全一致，也不能證明四角地文字就是“殷商文字”，理由在前麵已經說明，不再贅述。 　　（三） 　　我們注意到，王大有先生在“殷商東渡”的某些問題上，表述得有些含混不清，主要是擴大了殷商的概念，把東夷歸入殷商的範疇。比如他說：“中國甲骨文中人形有圓顱和長顱兩種，長顱多為東夷民族和航海民族。拉文塔玉人皆長顱或方冠，且玉圭族團名號幾乎全是東夷人。可見，拉文塔人為越海東渡的中國商殷人。......餘者皆為商殷祖先，圭主銘文與之對應”(《三》P628)，再如他時而說“殷軍民２５萬人”，時而說“二十五萬殷軍民和東夷百姓”(《三》P631、636及《專》)如前所述，殷人和東夷雖有共祖，但經過漫長的發展，至商末已經是異族了，不能再混為一談。不能說殷商時代的東夷人是“殷商人”，前者隻是一個時間概念，正如不能說唐代的吐蕃人是“唐朝人”。當時的東夷如人方等是殷人征伐的對象，就算他們兵敗暫時屈服於殷人，又怎會和殷人一同遠航冒險呢？要知道他們並不是周的敵人，而且他們當時與周有共同的利益，有學者就認為商末東夷與商為敵是周人挑唆的結果(王玉哲《中華遠古史》上海人民2000P484)。另一方麵，殷人渡海逃亡又怎會帶上大批剛剛征服的“東夷百姓”呢？給養夠用嗎？不怕他們在關鍵時刻反戈一擊嗎？就像被紂王派到牧野抵抗周軍的奴隸兵一樣？所以即使有東夷人隨殷人東渡，也隻能是少數奴隸(包括水手)，而不可能象王大有先生說的那樣是整族整族的。 　　之所以出現這種含混不清的情況，據我的妄測，是由於那些“美洲殷商文字”無法與殷墟甲骨文直接對應，用王大有先生自己的話說，就是“介於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文和三代吉金文之間”(《三》P625)“同這些商代甲骨文，以及5000～4000年間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山東地區的東夷人文字，一脈相承”(《三》P666)“在文字演進序列上，比殷文和三代金文稍原始而有明顯的同一性”(《三》P628)。王先生有鑒於此，就采取了一些模糊的說法，混淆了殷人和東夷之間的界限，力求能夠自圓其說，隻可惜結果不能令人滿意。如前所述，這些文字比殷墟甲骨文原始，有些還隻是圖畫，不可能出自殷人之手。按王先生的思路，還不如說它們出自史前時期遷徙到美洲的東夷人後裔之手(不包括依卡陶盆)，其可能性比出自殷人後裔要大得多，但證據仍嫌不夠(釋文要重新考慮，東夷不可能祭祀王亥、上甲等)。　　　　總之，王大有先生“殷人東渡美洲”說的主要支柱“文字學證據”實在是疑竇重重，所以此說目前隻能停留在假說階段，需要有力的直接證據。什麽才是“直接證據”呢？殷商文明有兩大基本特征：一是精美的青銅器，一是獨具特色甲骨卜辭(甲骨和文字的整體)。東渡的25萬殷人中有10萬士兵，輜重可能被扔掉，但防身武器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其中有一些貴族，攜帶的小型青銅器也應具有一定數量，況且他們也可以在美洲製造青銅器；這些殷人到達美洲後，定然不會輕易放棄契龜占卜的習俗，加之美洲產龜，主客觀條件都具備(占卜的主體不一定是商王，殷墟有不少“非王卜辭”，況且王先生說眾人推舉攸侯喜為王)。所以，若“殷人東渡”是史實，那麽在殷人仿照安陽重建的新都拉文塔的地下，一定會埋藏著大量的商式青銅器和商式甲骨卜辭，就像中國的殷墟一樣。這些東西若能發掘出土，且其C14年代稍後於武王克商，那將是決定性的證據，比之似是而非的“玉圭殷文”，不知要有力幾百倍(注意必須是“商式”，因為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原始民族都有用龜甲獸骨占卜的習俗)。 　　（四） 　　既然“殷人東渡”仍然是假說，我想再從其它角度對其進行一些質疑。這些質疑的前提是，此說沒有上述“直接證據”，若有，則“殷人東渡”是史實，我的問題就僅僅是“疑問”了，而非企圖通過它來證明什麽。限於時間和篇幅，將另文發表。大概意思是：從文獻記載分析，攸侯喜沒有東渡的動機，因為他當時根本不可能落到那種無路可逃的田地。武王克商之時，根本沒有力量進攻山東地區的殷軍(還有河北中北部的商的諸侯)，他隻是先攻克了殷都大邑商，然後掃清了從殷都到雒邑之間的地區，主要是商的南部諸侯。而且打下來的地方他也無力完全控製，不得不把紂王的兒子武庚繼續封在殷商故地。可武庚後來還是聯合管、蔡、東夷反了。周公二次克商之後(用了三年)，周人才有力量控製原商都一帶以及山東、河北，並在這些地區進行分封。武王克商之時攸侯喜完全沒有必要冒險渡海出逃，北上或者留在原地都可以。按王大有先生的思路，還不如說在周公二次克商，實行分封之後，一部分商遺和東夷——此時已與周人為敵——渡海出逃，但這也隻是猜測。 　　作者：子喬　2003.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