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上看到很有意思的這篇文章：到來的AI世界，對普通階層意味著什麽？要和小中們好好討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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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穀內部正流行一個恐怖概念，永久下層階級

《紐約時報》這周發了一篇客座文章，作者 Jasmine Sun 住在舊金山，周圍都是拿百萬美元年薪的AI研究員和趕著造獨角獸的創業者。她用了將近一萬字寫了一件事：這些人私下裏到底在想什麽。

開頭第一句話就把調子定了，"Most people I know in the A.I. industry think the median person is screwed, and they have no idea what to do about it."（我認識的AI行業的大多數人，都覺得普通人完蛋了。他們也不知道該怎麽辦。）

這句話裏有兩層意思。第一層，他們認為普通人會被AI淘汰。第二層，他們自己也沒有答案。

她在采訪過程中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無論是工程師、風投、創始人還是管理者，無論政治傾向偏左還是偏右，在關掉錄音筆的時候，大家對AI對就業市場的衝擊都極度悲觀。但她寫了一句讓人不舒服的話，"tech industry sources expressed more extreme concern about the labor market impacts of A.I. in private conversation — but suddenly became optimists once I turned on the mic."（科技行業的信源在私下對話中對AI的就業影響表達了更極端的擔憂，但一旦我打開麥克風，他們突然就變成了樂觀主義者。）

私下恐懼，公開樂觀。這大概是2026年矽穀最真實的心理畫像。

那他們到底在怕什麽？

文章引入了一個正在矽穀年輕人中間流行的概念，叫 "permanent underclass"（永久下層階級）。這個詞最早出現在1960年代的美國，用來描述被戰後自動化拋下的工廠工人。現在它被重新定義了：AI和機器人在某個時間點會先進到完全替代人類勞動，屆時每個人的階層位置會被"凍結"。有錢人可以部署超級智能機器來為自己賺錢，其他人變得既沒用也沒法被雇傭，隻能靠福利殘羹活著。

一個23歲的斯坦福輟學創業者 Yash Kadadi 說，"There'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GPT-7 comes out and eats all software."（GPT-7出來吃掉所有軟件隻是時間問題。）他覺得今年可能是人類"last chance to be a part of the innovation"（參與創新的最後機會）。

23歲，覺得自己正在趕末班車。

你可能覺得這是年輕人的焦慮妄想。但AI公司高層自己也在說類似的話。

Anthropic的CEO Dario Amodei 花了過去一年時間公開預測，到2030年，50%的初級白領崗位可能消失。他在一篇兩萬字的個人博客裏寫道，AI可能製造一個由"lower intellectual ability"（較低智力水平）的人組成的"underclass"（下層階級），而且隨著AI能力提升，這個群體會越來越大。他還說了一句更深的話，"The balance of power of democracy is premised on the average person having leverage through creating economic value. If that's not present, I think things become kind of scary."（民主的權力平衡建立在普通人通過創造經濟價值來獲得籌碼的基礎上。如果這個前提消失了，事情就變得有點可怕了。）

一個AI公司的CEO在說：如果普通人不再有經濟價值，民主製度本身可能會出問題。

與此同時，OpenAI那邊也很耐人尋味。Sam Altman 早在2021年就預測AI會讓大部分人的處境變差，建議對資產征重稅。但當老練的說客 Chris Lehane 加入後，公司的經濟敘事變了。據多位內部人士透露，Lehane 擱置了一係列可能產出"不好看的結果"的研究項目，包括AI的環境影響、ChatGPT使用中的性別差距、AI如何影響用戶的職業決策等。他的原則是，"We're not going to release something about a problem until we have a solution for it."（在我們有解決方案之前，我們不會發布關於問題的內容。）

有問題，但不說，直到能包裝出一個解決方案一起發布。

後來OpenAI確實發了一份白皮書，提出了一些聽起來很激進的政策建議：32小時工作製、對企業和資本利得加稅、建立"公共財富基金"讓所有公民持有AI公司股份。但當記者追問OpenAI具體支持哪些立法時，他們拒絕給出例子。

文章中最讓我反複咀嚼的一個場景發生在Anthropic內部。工程師們同時運行好幾個 Claude Code agent（AI編程助手），讓它們通宵幹活，這樣"someone — human or machine — is always on the clock"（總有某個人或某台機器在值班）。他們一邊拉著80小時的工作周，一邊討論"後工作時代"的未來。而他們的老板 Amodei 在文章中寫道，Anthropic 正在考慮，"pay human employees even long after they are no longer providing economic value"（在員工不再提供經濟價值之後很久，仍然給他們發工資）。

你的老板在公開場合討論"在你沒用之後是否還給你發錢"。這大概是2026年最魔幻的職場現實。

Anthropic自己的研究也驗證了這種擔憂。他們發現，依賴AI編程助手的初級工程師，完成任務的速度並沒有明顯加快，但在被提問時對自己的工作理解更差了。換句話說，AI沒有讓新人變強，反而阻礙了他們積累技能。當初級崗位同時麵臨被AI替代和因為用AI而技能退化的雙重壓力時，"career ladder"（職業階梯）就斷了。

牛津大學經濟學家 Carl Benedikt Frey 說了一句很重的話，"Most economists will acknowledge tha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an cause some adjustment problems in the short run. What is rarely noted is that the short run can be a lifetime."（大多數經濟學家會承認技術進步會在短期內造成一些調整問題。但很少有人指出，短期可以是一輩子。）

short run can be a lifetime。短期可以是一輩子。

有人拿AI衝擊和當年的"中國衝擊"（China shock，指中國入世後製造業對美國就業的影響）做類比。前拜登政府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Bharat Ramamurti 說，"The China shock unfolded over several years, whereas this could happen over two years."（中國衝擊用了好幾年展開，而這次可能在兩年內發生。）

文章接近尾聲時引用了 Palantir CEO Alex Karp 在一個公開論壇上說的話，"If I were sitting here in private with my peers, I'd be telling them the country could blow up politically and none of us are going to make any money when the country blows up."（如果我現在是在和同行私下坐著，我會告訴他們這個國家可能在政治上爆炸，而當國家爆炸的時候，我們誰都賺不到錢。）

注意，這句話是在公開場合說的。他用了"if I were in private"的句式，但他就是在公開場合說出來了。一個軍工AI公司的CEO在公開警告：如果不處理AI帶來的失業問題，後果是社會動蕩

中文互聯網上討論AI，主流敘事還停留在"怎麽用AI提效"和"哪些崗位會被替代"。但矽穀內部已經在討論的問題要深得多：當"提效"的終點是大規模裁員，當"替代"的終點是階層永久固化，當造這些工具的人自己都在恐懼的時候，"積極擁抱AI"這句話到底意味著什麽？

這篇文章沒有給出答案。但它讓你看到了一幅畫麵：一群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一邊造著可能改變人類命運的東西，一邊偷偷買保險、捐錢給非營利組織、討論"後工作時代"的哲學，然後在麵對麥克風的時候，露出一個樂觀的笑容。

本文基於 The New York Times 2026年4月30日客座文章 "Silicon Valley Is Bracing for a Permanent Underclass"（作者 Jasmine Sun）分析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