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J:瑞典正上演全球最令人意外的資本主義轉型

這個集體主義標杆國家正在轉向堅定的個人主義。

幾十年來，瑞典一直是高稅收、高支出政府模式的代名詞。通過公立醫院、學校和養老院，國家包攬了民眾從搖籃到墳墓的全部生活。

如今情況已然改變。這個擁有1,100萬人口的北歐國家已在不知不覺間擁抱了資本主義。

現在，瑞典近一半的初級醫療診所為私營，其中許多歸私募股權投資公司所有。三分之一的公立高中由私人運營，而2011年這一比例僅為20%。一些學校運營商甚至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

瑞典的經驗為美國等其他發達國家提供了正反兩方麵的啟示。在美國，紐約市市長佐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正尋求效仿瑞典這種以國家為中心模式的部分做法，例如普及兒童保育和開設市營商店。

這場資本主義改造讓瑞典做到了近年來鮮有工業化國家能做到的事：縮小政府規模。由此，瑞典政府能夠大幅減稅。經濟學家指出，這還催生了一波創業熱潮，推動了經濟增長。

瑞典的公共社會支出總額已降至GDP的24%，涵蓋醫療健康、教育和所有福利支出。這一比例與美國相近，遠低於法國和意大利等國超過30%的水平。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IMF) 4月份的預測，到2030年底，瑞典經濟預計每年將增長2%左右。這一增速與美國大致相當，是法國和德國增長率的兩倍。

“瑞典是一片真正充滿機遇的土地，”瑞典財政大臣伊麗莎白·斯萬特鬆(Elisabeth Svantesson)說，“我希望人才和資本能留在這裏並發展壯大。”

在許多歐洲國家紛紛增稅之際，·斯萬特鬆已連續三年實施減稅。瑞典的最高所得稅率已從20世紀80年代的近90%降至目前的接近50%。

斯德哥爾摩私募股權投資公司殷拓(EQT)的億萬富翁創始人康尼·瓊森(Conni Jonsson)表示，考慮到整體稅負，“這裏比美國……更具吸引力”。

批評人士認為，這種縮減政府規模的做法有些矯枉過正。在這個傳統上崇尚平等的國家，不平等現象正在加劇。在數十個移民聚集的郊區，幫派暴力事件激增，當地犯罪網絡公然挑戰國家權威，阻礙警方執法。此外，一場關於營利性學校的公開辯論愈演愈烈。批評人士稱，這些學校通過在操場、圖書館和教職員工配置上偷工減料來牟利。

“美國人對瑞典的看法與現實相去甚遠，”曾在美國加州生活、最近剛回國的瑞典作家安德烈亞斯·塞爾文卡(Andreas Cervenka)說。“我們正從一個‘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社會，走向一個‘各人自掃門前雪’的社會。”

激發創業精神

瑞典並非一直擁有龐大的公共部門。在截至1970年的100年間，該國在未實行高稅收的情況下，從歐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躍升為歐洲第三富有的國家。

但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主導該國戰後政治的中左翼政黨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大幅提高了稅收和支出，最終在20世紀90年代將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推高至70%。

這些變化導致了長期的經濟增長乏力、稅後收入停滯，以及預算赤字和債務的急劇膨脹，最終在20世紀90年代初引發了一場銀行業危機。

迫於投資者壓力，瑞典政府在此後二十年間實施了全麵的經濟改革，具體措施包括削減失業救濟金和住房補貼、推行公共服務私有化，以及實施減稅和改革退休金製度以減輕財政負擔。政府債務也被施加了嚴格限製。（目前瑞典的債務占GDP之比僅為36%，而美國則高達129%。）在21世紀頭十年的中期，瑞典政府還取消了財富稅和遺產稅。

瑞典工業家族成員雅各布·瓦倫堡(Jacob Wallenberg)表示，改革的結果是，那些曾因高稅收而逃離瑞典的富裕企業家們紛紛回國。該家族在愛立信(Ericsson)、薩博(Saab)等大公司擁有大量股份。

瓦倫堡說，在他成長的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瑞典人並不算非常富有。他提到一個廣為人知的細節：當時瑞典全國隻有一輛勞斯萊斯(Rolls-Royce)汽車。

如今的國際民調顯示，瑞典人對財富的包容度遠高於法國人、德國人、西班牙人或意大利人，對市場經濟的積極態度在歐洲國家中也僅次於波蘭。瑞典現在的勞斯萊斯保有量已超過800輛。2016年，當這家汽車製造商決定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開設首家展廳時，斯德哥爾摩成為了它的首選。

隨著政府角色淡出，私營部門不斷壯大。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今年4月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在瑞典於2005年取消遺產稅和贈與稅後，有潛在家族繼承人的私營企業比沒有自然繼承人的企業增長更快、投資更多，繳納的企業稅也更高。

瑞典企業在承擔風險的過程中積極擁抱新技術。在一個由傳統產業主導且對科技態度矛盾的地區，這種冒險精神極為罕見。

互聯網電信先驅Skype的億萬富翁創始人尼克拉斯·曾斯特倫(Niklas Zennström)表示，私有化有助於推動電信等行業的創新，而這些行業正是瑞典科技繁榮的基石。曾斯特倫本人的職業生涯始於20世紀90年代，當時他為一家私營電信運營商鋪設光纖網絡。

“瑞典在移動電話領域起步很早，3G普及率高，移動網絡競爭激烈，”曾斯特倫說。“當時有一種濃厚的創業氛圍。”

前歐洲央行行長馬裏奧·德拉吉(Mario Draghi)在2024年發布的一份關於歐洲經濟的裏程碑式報告顯示，在截至2024年的十年間，瑞典完成了500多宗首次公開募股(IPO)，超過了德國、法國、荷蘭和西班牙的IPO總和。得益於蓬勃發展的科技初創企業和遊戲產業，瑞典目前的人均億萬富翁數量已超過美國。瑞典的遊戲產業誕生了《我的世界》(Minecraft)、《糖果傳奇》(Candy Crush)等熱門遊戲作品。

“事半功倍”

在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的聖戈蘭醫院(St. Göran’s hospital)，放射科醫生卡琳·登布羅爾(Karin Dembrower)俯身湊近電腦屏幕，指著黑白影像上幾個指示癌症的微小亮點。

她說：“我們用肉眼看不出這裏有什麽異常，但AI卻能發現。”

AI徹底顛覆了放射科醫生卡琳·登布羅爾及聖戈蘭醫院同仁的工作方式，在協助癌症篩查的同時也為他們“鬆綁”。
近三年來，登布羅爾一直在該醫院率先使用AI來篩查乳腺癌。每年有8萬名女性在這裏接受篩查，AI在檢測病例時既快速又準確，使得登布羅爾所在放射科的候診名單大幅縮短。

她和同事們已不再上晚班和周末班。他們有更多時間為確診癌症的女性進行高級診斷。聖戈蘭醫院現在經常接收來自其他醫院的轉診病人，那些醫院沒有配備AI，人滿為患。

與所有瑞典醫院一樣，聖戈蘭醫院也由公共資金資助，但歸私營醫院運營商Capio所有。該公司首席執行官曾在麥肯錫(McKinsey)接受培訓，滿口都是關鍵績效指標(KPI)和豐田(Toyota)的精益管理模式。

正是這種思維方式，使得聖戈蘭醫院在推廣AI等提高生產力的工具時，速度遠快於公立醫院。

Capio首席執行官古斯塔夫·斯托姆(Gustaf Storm)說：“我們做到了事半功倍。”他估計，瑞典公立醫院治療闌尾炎等疾病的費用要比他的醫院高出15%到20%。

領導斯德哥爾摩地區政府並負責醫療健康事務的中左翼政治家艾達·哈吉亞利奇(Aida Hadzialic)對此頗為讚賞。她表示，與公立醫療係統相比，聖戈蘭醫院能以更低的報銷費用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療效果，效率更高。

私營部門的競爭為整個行業帶來了廣泛益處。人口老齡化正讓工業化世界各國政府的醫療開支逐年攀升，但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數據，經通脹調整後，2014年至2024年間瑞典人均醫療支出平均每年僅增長約1%，大約是英國增速的一半，美國增速的三分之一。

在聖戈蘭醫院，醫護人員手持iPad mini密切跟蹤患者數據，同時數字係統對成本進行監控。患者的生命體征會自動上傳至中央係統。一套紅綠燈係統則幫助醫護人員對病例進行優先級排序。

該醫院還在測試一套基於AI的患者觀察係統。當老年患者有墜床風險時，該係統會向醫護人員發出警報，避免因此延長住院時間。

這些變化在初級醫療領域更為明顯：如今近一半的診所為私營，科技新貴正在顛覆這一行業。但批評人士指出，這也擾亂了醫療服務體係——私人醫生紮堆在較富裕的城市地區，那裏的患者服務成本通常更低，而較貧困或農村地區更複雜、治療成本更高的病例則留給了公立醫療機構。這進而加劇了人們對公立係統人才流失的擔憂。

對許多患者而言，科技賦能帶來的就醫便利無疑是一大福音。

居住在斯德哥爾摩的英國人本·庫珀(Ben Cooper)最近需要找醫生複診哮喘，但他足不出戶就解決了問題。他通過手機上的一款應用與醫生進行了視頻通話。

這款應用由當地公司Kry開發，2015年上線，如今在瑞典的用戶數已超過Netflix。虛擬問診全天候開放，醫生還能使用包括阿拉伯語在內的多種外語進行交流。

庫珀說：“你打開應用，輸入症狀，係統就會提供預約選項。我從未遇到過醫生遲到的情況。”他將這項服務的準時性與英國公立的國民保健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動輒延誤做了對比。

Kry首席執行官、本身也是醫生的卡勒·康納裏德·倫德格倫(Kalle Conneryd Lundgren)表示，私有製帶來了高效率，使Kry能夠節省資金並服務更多患者。

數字問診的時間通常更短，為醫患雙方都節省了時間。他說，該公司最近開始使用AI來撰寫病曆和其他健康證明，過去一年行政工作耗時減少了40%。

在該公司位於一家高檔購物中心內的診所裏，醫生比約恩·斯特裏德(Bjorn Stridh)說，醫生可以對應用程序提出改進建議，這促成了一些新功能的誕生，比如通過聊天功能進行某些初步檢查。這裏的候診室看起來就像一家高級水療中心，配有木椅和濃縮咖啡機。

倫德格倫說，Kry的注冊患者數量正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該公司還在法國等其他歐洲市場快速擴張，目前在法國每年的問診量已超過100萬次。

贏家與輸家

斯德哥爾摩進步派智庫Arena Idé的埃莉諾·奧德貝裏(Elinor Odeberg)表示，瑞典的轉型造就了許多贏家，主要是擁有自有住房的中產階級家庭，他們從收入增長和房價飆升中獲益匪淺。

但這場轉型也有輸家：大城市以外的租房者麵臨著新就業機會減少和公共服務萎縮的困境，曆來更依賴國家福利的城市低收入移民社區也受到了衝擊。

瑞典全國租戶協會主席奧拉·帕爾姆格倫(Ola Palmgren)表示，隨著住房成本上升，20至27歲與父母同住的瑞典年輕人比例已從1995年的15%升至2023年的26%。在過去，瑞典這一比例一直屬於歐洲最低之列。

馬爾默市長卡特琳·斯傑恩費爾特·賈梅(Katrin Stjernfeldt Jammeh)表示，收入再分配力度減弱，中央撥款減少，馬爾默等地的地方政府捉襟見肘，教育等公共服務越來越難以為繼。

與此同時，過去二十年來瑞典在公共基礎設施方麵的投資一直偏低，導致鐵路網絡經常延誤且服務參差不齊，較貧困的瑞典人首當其衝。

私募股權企業家瓊森說：“他們從本應保護社會的部門抽走了資源。但不可否認，這對激發經濟活力是有好處的。”

經濟學家、前財政部官員斯特凡·福爾斯特(Stefan Fölster)認為，絕大多數瑞典人都從改革中受益。福爾斯特指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瑞典家庭經通脹調整後的平均收入增長了一倍，而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高稅收時期，家庭收入曾停滯不前。

盡管如此，瑞典政府正在回應民眾的關切。去年11月，議會投票決定以一項新的平衡預算規則取代長期以來要求維持國家財政盈餘的規定，從而允許政府適度放鬆錢袋子。政府還在推動改革，旨在收緊營利性學校的運營規則，以確保隻有著眼長遠、高質量的運營商才能留存下來。

曾協助製定瑞典經濟改革方案的知名經濟學家、財政部長期顧問拉爾斯·卡爾姆福什(Lars Calmfors)說：“朝著私有化方向邁進是正確的。但我們可能做得有些過頭了。”

教育領域的爭議

也許沒有什麽比教育領域更能凸顯私有化帶來的希望與風險了。在這個領域，瑞典對市場的擁抱程度甚至超過了美國。

瑞典越來越多地允許非營利組織或營利性公司運營公立學校。如今，大約十分之一的青少年就讀於由AcadeMedia運營的中學，該公司已在斯德哥爾摩證券交易所上市。

這些學校根據招生人數獲得公共資金，但如何使用這些資金主要由學校自己決定。它們必須遵循國家課程標準，其學生也要參加與公立學校學生相同的全國統一考試。

在南部城市馬爾默，Bryggeriets高中在當地滑板協會的倡議下以非營利模式運營。這裏的每位學生都能領到一台MacBook Air，這比大多數瑞典高中生配備的中端筆記本電腦高出一個檔次。學生們還可以在位於一個巨大室內滑板場上方的食堂裏免費享用午餐。這裏每個班級配備兩名教師，相比之下，瑞典高中的標準配置是每25至30名學生配備一名教師。

校長瑪麗·斯文森(Marie Svensson)甚至會親自動手換燈泡。她說，自己在維護和行政管理上省下的錢，都投到了增聘教師、辦藝術展覽和購置膠片相機等設備上。該校在一座舊啤酒廠內租用了廉價的場地，供191名學生使用。

學生約翰·維福森(John Wiforsen)說：“這裏氛圍很自由，你可以盡情探索。”他家住瑞典中部，每天單程要花兩個小時來這裏上學。甚至還有一些丹麥學生每天跨越跨海大橋，從哥本哈根趕來上課。

私營管理模式使得決策更加靈活。最近公立學校的經費被削減時，Bryggeriets迅速通過擴招學生並將兩個班級拆分為三個班級來穩定財務狀況。曾在公立學校工作過的斯文森表示，同樣的決定在公立教育係統中可能需要長達一年的時間才能落實。

盡管像Bryggeriets這樣的非營利學校能夠良好運轉，但馬爾默市長斯傑恩費爾特·賈梅等人擔心，營利性學校有偷工減料的動機，因為它們的初衷就是為了賺錢。她說：“這些運營商通過將學生分流到不同的群體中來牟利。”

私立學校在招收優質生源和富裕家庭子女方麵具有明顯優勢，這使得較貧困家庭的孩子隻能留在運轉不暢的公立學校。這些公立學校的運營成本更高，因為它們要麵對需求更大的學生群體，以及母語可能不是瑞典語的移民子女比例不斷攀升的現實。

Bryggeriets距離瑞典最臭名昭著的住宅區之一Rosengård不到一英裏，足球明星茲拉坦·伊布拉希莫維奇(Zlatan Ibrahimovic)就是在那裏長大的。校長斯文森表示，很少有來自Rosengård社區的孩子在這所學校就讀，因為他們的父母往往傾向於更保守的教育方式。

瑞典最近在國際教育排名中有所下滑，擇校自由的支持者將這一變化歸咎於大量移民的湧入。而私立學校的批評者則認為，當把成績優異的學生集中在一所學校，而把學習吃力的學生集中在另一所學校時，國家的整體平均教育水平必然會受到拖累。

擇校製度如今在瑞典已根深蒂固，這凸顯了該國社會心理的轉變。這一製度不僅在家長中獲得廣泛支持，也得到現任中右翼政府和中左翼反對黨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的認可。

但在9月大選即將來臨之際，圍繞營利性學校以及社會轉型的分歧正浮出水麵，預計這將成為競選中的重要議題。社會民主黨承諾將禁止學校牟利。該黨還呼籲加大對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的投資，並批評了過去針對富人的減稅政策。

“這個係統對某些人來說確實很有效，”前學校管理人員奧薩·普萊斯納(Åsa Plesner)說。“但這無疑打破了瑞典傳統的普惠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