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逐玉》:三位女性的突圍與出擊(圖)
最近熱播的古裝偶像劇《逐玉》,在愛壹帆的播放量已突破兩千多萬,可以說很有些“現象級”意味。看完這部四十集的長劇,整體感覺情節相對縝密,當然也有不少細節經不起推敲。不過,藝術作品本就不以完全符合現實為唯一標準。正如英國詩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所提出的“suspension of disbelief”(懸置懷疑)藝術思想,意思是觀眾在觀看時往往會暫時放下對真實性的苛求,甭管別的,先盡情欣賞作品再說。
事實上,導演與編劇在結構這樣一部作品時並不輕鬆:人物眾多、時間跨度較長,同時還要交織情感、權力與政治鬥爭,並將這些內容有機地融入人物命運與愛情發展之中。這種多線並進的劇情,本身就需要相當的想象力與藝術掌控力。該劇之所以能夠吸引觀眾,很大程度上在於它的主調很提氣,讓蒙冤者最終得以昭雪,正義得到伸張,善惡分明。這種剛正情緒的張揚,正是該劇最具吸引力的的方麵。
關於《逐玉》,已有各種不同的解讀,我在這裏不作全麵評價,而是集中討論一個較為突出的主題:女性角色的“突圍”和“出擊”。我主要討論劇中三位女性人物樊長玉、俞淺淺與齊姝所構成的該劇最值得關注的亮點。
樊長玉無疑是全劇最核心的女性形象。她出身林安,父親以殺豬為業。父親去世後,她繼承了這一行當。人物設定上,她身形嬌小,卻力大驚人。比如,她能背負整扇豬奔跑,徒手製服生豬、甚至將重傷的謝征背回家中。這種“以小搏大”的身體設定,顯然帶有明顯的戲劇誇張,但其功能在於迅速確立人物的性格基調,彰顯她的力量、潑辣、直接、行動力。
(樊長玉劇照:田曦薇飾)
這一形象本身,已對傳統文化中“女性柔弱”的刻板印象形成反轉。更重要的是,她不僅在體力上突破,也在社會角色上不斷突圍。為保護謝征身份與自身家產,她主動招贅。在關係對峙中,她多次明確“我是這個家的主人”,直接挑戰“嫁雞隨雞”的傳統婚姻觀。在林安鎮,她還以武力功震懾地痞,最後甚至將其收編為“殺豬小隊”,形成一種另類的女性權威。
進入更大的空間後,這種女性“突圍”繼續升級為“出擊”。她以女性身份進入采石場勞役人群,一個人可擔起幾百斤石塊上山,在男性環境中建立了威信。又在戰事中主動出擊,屢建奇功,如斬殺悍將石虎、擒獲隋長青,擊殺反賊長信王,最終獲得“簪花將軍”的名號。值得注意的是,她始終以女性身份出現,並未借助“女扮男裝”的傳統從軍套路,這一點與《花木蘭》模式形成鮮明的對照。
然而,這一人物並非簡單的“權力追逐者”。相反,她幾乎沒有權力欲望,其主要訴求始終是“過安穩日子”。即使得知贅婿真實身份為武安侯,她也曾萌生和離之意,拒絕高攀。這一點,使她與傳統敘事中依附權貴的女性形成明顯不同。她既有能力撐起一片天地,也有意願守住個人選擇。在情感層麵,她同樣並非依附者:在謝征中毒、意誌崩潰之際,反而是她保持清醒,成為支撐對方的關鍵力量。這種反向支撐,進一步強化了她的主體性。
第二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是俞淺淺。她在林安經營酒樓,經濟獨立,社會位置穩固。與她發生情感糾葛的齊旻,實際上是十七年前被廢太子的後人,懷揣複位野心。俞淺淺救過他,兩人有一個兒子,但當齊旻重新發現她並試圖以“皇後之位”作為得到她的條件時,俞淺淺明確拒絕。她不願依附男性,更對權力體係本身缺乏興趣。
(俞淺淺劇照:孔雪兒飾)
她拒絕齊旻的更深層原因,在於對其齊旻人格的判斷:陰狠、多疑、濫殺無辜。即便麵對齊旻的跪求與極端控製(如以鎖鏈相縛),她依然選對抗,她不怕死,更不會委屈求全。最終,在城樓一幕中,齊旻在情感與權力的雙重崩塌中選擇了放手,以自我毀滅成全對方生存。這一結局雖帶有戲劇性誇張,但也強化了俞淺淺在道德與意誌上的堅守和震懾力。雖然齊旻沒有摔死,但俞淺淺的最後出擊,是親手給齊旻喂下毒湯,送他上路。
值得注意的是,她後來被推至皇太後之位,垂簾聽政,但其內在認同並未改變。她依然將自身定位為“母親”,重心在撫育與教養,而非權力運作。她的理想生活,始終停留在林安的日常煙火之中。這種被動卷入權力中心卻拒絕內化權力的人物設定,使俞淺淺具有了鮮明的現代女性特征。
第三位女性齊姝,則體現了另一種路徑的“突圍”和出擊。作為長公主,她本應是製度的既得利益者,卻主動突圍逃離既定軌道。她癡迷圍棋,與一位未曾謀麵的對手長期對弈,繼而女扮男裝,以“安旭”為名進入書院求學,並與公孫鄞建立情感關係。這一過程,將“公主”這一高度製度化的皇家身份,重新置入皇族以外的現實之中。
(齊姝劇照:喻鍾黎飾)
她的“出擊”在於,她不僅參與學術空間,還主動進入軍旅體係,以軍醫身份救治士兵。這種跨越階層與性別的行動,使她的形象從“被安排者”轉為“自我選擇者”。最終,她拒絕母親安排的婚姻,選擇與公孫鄞結合,完成個人意誌的確認。對這種自由的婚姻,她選擇的嫁妝是公孫家的萬卷圖書。有愛情,有書籍,足已。
從整體來看,這三位女性都突破了傳統性別與階層框架,展現出不同方式的自我實現:樊長玉強調行動與生存能力,俞淺淺強調人格獨立與道德判斷,齊姝則強調精神自由與選擇權。這種多樣化的女性塑造,是該劇的重要看點。如此張揚女性的力量和自由,大概也是因為這部劇的原著和編劇都是女性。她們通過自己的想象和創作力,為作品中的女性人物開創了新的境界。
然而,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該劇在“突圍”之外,仍然保留了明顯的傳統遐想。比如對“門當戶對”的留戀和回歸:樊長玉最終被揭示具有與謝征相匹配的出身背景,其父輩關係與指腹婚約,使原本精彩的階層跨越被重新“合理化”為門當戶對。這種處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草根女性逆襲的徹底性,也反映出該劇受製於傳統話語的局限。
此外,“江山”歸於皇家的政治邏輯依然穩固。劇中齊氏皇權被視為天然正統,無論齊家人智商和能力如何蠢笨, 齊家就是“江山”的正統主人。即便外姓權臣如武安侯智勇雙全,也隻能作為輔政者存在,掌權者是個幼年小兒。這種“血統合法性”的強調,與當代中國紅二代有權繼承“紅色江山”的觀念形成隱約呼應,使作品的現代意識的突圍大大減弱,且對傳統“江山”概念流露出某種眷戀和歸順。這應該也算是這部劇的某種局限和遺憾吧。
總體而言,《逐玉》在類型框架內完成了一次相對開放的藝術實踐。它一方麵通過正義伸張、情感滿足與人物成長,提供了觀眾所需的情緒出口;另一方麵,通過三位女性角色的不同路徑,拓展了古裝劇中女性形象的表達空間。盡管仍不可避免地回歸部分陳腐的傳統邏輯,但其人物塑造與劇情推進力度,仍足以支撐其成為一部具有討論價值的作品。
2026.3.31 於美國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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