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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電影有著一種不去拔高自己人物的自覺,一種不去道德化世界的自覺,一種不去下定論的自覺,一種不把所有問題推給世界的自覺,一種絕不沉溺於某種情緒並以之自豪的自覺。
對在苦大仇深和輕佻喧鬧這兩種路線之中來回蹦極的中國電影來說,這是一種有益的補充。而這也是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