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對日本幾乎一無所知
我出生在1945年11月2日（雲南昆明），日本投降（8月15日）後沒有幾天（78天）。父親給我起名，單字“凱”，從這個字就可知當時中國人對抗戰勝利的激動和喜悅了。我的名字就是和日本緊密相關的，從小就接受反日，排日的教育，時至今日教科書、文藝作品還是充斥著這些內容，軍國主義、南京大屠殺等等等等。宣傳中有一個原則，就是必須把當權者和人民嚴格區分開來，人民是反對戰爭的。其實對日本來說，人民和政府是根本分不開的，那些凶殘的日本兵原來還不都是百姓。“必須嚴格區分”不過是一種政治觀點的要求，虛假的。還是《走向共和》中的李鴻章說得較為分明——禽獸民族，就是沒有人性。事實上，不論政府和人民中都有反戰的，大多數人，獸性被政治調動出來，發狂膨脹。大作家莫言也寫反日的題材，比如他的《紅高粱》裏日本人令人發指的暴行，但是諸君是否注意過，莫先生也寫中國人的殘忍，比如他的小說《檀香刑》，日本鬼子看了也會自愧不如。所以這並不是日本人的民族特性，而是整個人性中最惡劣的東西，問題在於它是怎麽被引發出來的，這才是問題的要點。
後來母親和我說過一件事，令我困惑多年。46年南開從昆明複員回津，從武漢乘船過南京到安慶，在南京正好有一隊日本兵撤退回國，母親說他們並不像說得那麽凶狠。他們已經交了槍，對中國人非常和氣，特別喜歡小孩，那些日本兵還搶著抱你呢！（我心想那可怎麽得了）你父親嚇壞了，趕緊把你抱回船艙，用酒精棉給你擦胳臂。莫言的小說《豐乳肥臀》裏也寫過，抗戰中日本醫生無私地搶救孕婦和嬰兒，後來看了一些材料這類事還真不是個別的。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女）在她的名著《菊與刀》第一章中就說：“在美國曾經全力以赴與之戰鬥的敵人中，日本人的脾氣是最為古怪的。在其他任何戰爭中，美國都沒有必要去考慮其主要對手的一些截然不同的行為和思維習慣。如同1905年那場與俄國人之間的戰爭，我們同樣與一個不屬於西方文化體係但是全副武裝、訓練有素的國家戰鬥。很顯然，日本人並不具備西方國家所公認的、那些基於人性的戰爭慣例。……為了對付日本，我們必須了解他們的行事方式。”就是說要認識一個民族，不能隻看政治宣傳、道聽途說，必須依靠科學——文化人類學。但，正如魯思先生所說：“困難超乎想像”。
父親先到南開報到，48年母親帶我到了天津，正好又趕上另一場戰爭。那時南開有三個校區——南院（就是現在的老校區，我在那裏工作了近三十年）、北院和東院。我們先住在南院的東柏樹村33號，戰事開始前我們暫時躲到東院（現在的教育學院），進大門時我聽到南邊的天上不斷轟隆隆的恐怖響聲（那是我人生最早的記憶），我清清楚楚記得母親對我說：那是解放軍在打炮。幾天後我們返回南院，解放軍已經進城了。小保姆小橘子領我去看熱鬧，我記得校門口的小樹林裏坐滿了背著背包，身穿黃軍裝的大兵。回到家父親正在和兩個軍官興奮地談話。小橘子把我們領到門後，教我們喊：窮八路！
幾年之後，我上完了幼稚園，全家般到了北院，那時奶奶和大姑也到了天津。我家住在湖北村一號，那是我家住過的最好的一棟住宅。是日本人修的一座洋樓，窗子對著一片漂亮的湖水（和平湖），夏天湖麵清波蕩漾，湖邊楊柳依依，還有石頭台階。一天外麵打雷下雨，我和弟弟趴在窗口看雨景，突然，天上一聲大雷，把我們衝到對麵牆上，笑個不停，奶奶一聲不響，盤腿坐在床上，不停地念經（她是虔誠的佛教徒）。這是個複式小樓，樓上樓下各有一間大屋（旁邊還有較小的房間），樓上那間屋東麵山牆上砌著一個拉門櫃，母親說是日本人放被褥的，日本人睡榻榻米，我不知道這是個什麽東西，以為也是一種拉門櫃，很想把門拉上，鑽在裏麵睡覺。
大前年吧，我突然想要尋訪湖北村1號的舊跡，結果大失所望，她似乎早已從地球上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帶著我們的兩隻寶貝狗，開著我的寶貝電動車，進了西湖道上的中醫藥大學院內（原來是師範大學）。一隻狗名叫“美美”（我管她叫“老美”），是一隻日本種的“博美”狗，前年冬天去世了，我很傷心，把她埋在河邊的小樹林裏，但總覺得她沒死，動物可是有靈性的。另一隻是德國種的“八哥”狗，我給她起名叫“老虎”，院裏的人都喜歡她，叫她“虎妞”。車進了大院，哪兒有什麽和平湖，一片中國式的不講什麽建築美學的宿舍、教學樓，就好像一切都湊合著用吧。我突然看見左邊的樓群中間有一片所謂的“噴泉綠地”，早已沒有什麽泉，隻是一個六、七米方圓的水泥圓坑，裏麵積滿了臭水，上麵還漂著垃圾。“坑”的前麵有一小片綠地，有幾棵大樹，有年頭了，樹的下麵堆滿了建築垃圾。還有一個生鏽的鐵柵欄。我影影綽綽記得，這就是當年我家門口的一個小花園，有幾棵大槐樹，種著花草，很整齊，前邊是一堵磚牆。我常在裏麵玩，看螞蟻，捉蟋蟀。隻有這幾棵樹還是當年舊物，睹物思人，我給它們照了像，當永世保存。有了小花園這個坐標，很容易就找到了湖北村1號的位置。日本
洋樓隻能“夢中尋”了，日本人蓋的房子，那還是很有點建築風格的，和小花園很相配，童年的印象中，就像舊時闊人家的宅院。今天取代她的那東西，真是慘不忍睹。似乎是一座簡易的學生宿舍樓，倒也是兩層，用一些破塑料、磚坯胡亂堆砌而成，就像地震那年的“臨建”，隻是大門的位置也還是一座門樣的東西。南麵湖的方向，也是這樣的一座令人窒息的磚房，似乎把美麗的湖水擋住了。我穿過垃圾繞到房後，那兒有什麽湖水，依然是這樣的破磚爛瓦，你擠我，我擠你，根本沒有出路。
當年湖的東麵是一條幽靜的柳堤，種著旱柳，上麵有一條小路，我們上學就是從這柳堤上走去。跨過湖堤就是津河了，原來叫衛津河，是解放後起的雅名，老百姓叫它“牆子河”，那可是老天津城的護城河，應該算得上一條風景線了，可我總覺得它應該叫“衛生河”，它可稱得起是天津的“龍須溝”了，是著名的蚊蠅滋生地，一出“老龍頭火車站（東站）”就能聞到它的氣味。現在倒是把它的河床用水泥包起來，仍是一條死水，不時有垃圾船來撈垃圾。倒是東岸衛津路邊上的花種得還不錯，好就得說好，對嗎。我小時候這牆子河上可是行船的，有魚船，拉貨、拉磚的船（在大阪的舊照片上，我又見到），也有遊船。有一年我國著名的戲劇學家華粹深先生，父親的好朋友，請中文係的教師去青龍潭（現在的水上公園）吃飯，就是在學校東大門橋下的碼頭上船，蜿蜒曲折，晃晃悠悠直抵青龍潭。父親把我們也帶去了，六十多年了恍惚如在夢中。
南開大學校園裏日本人留下的遺跡還真有幾處。從東大門進來，沿大中路500米，右手邊是著名的馬蹄湖，即荷花池，每年夏天，荷花盛開，無論國內、國外我所見的荷花池沒有一處比得上她的。周恩來總理每次到南開，都要登上湖邊的木齋圖書館（行政樓），登高遠望。是建校時盧木齋先生捐資建造的，拜占庭式的建築，盧家是天津大族，我們一塊去新疆的同學盧元宣（女）就是盧家的後代，絕對大家風範，她也是王彬的表妹，盧王兩家是親戚。沿著馬蹄島（上有周恩來浮雕碑，以前父親每天早上在碑旁邊打太極，他對總理的感情很深）上的正路一直走，過大中路就是南開大花園，那花園也是沒說的，是我們童年的天堂。正對麵就是思源堂了，原是教學樓，後歸化學係，現在是南開醫學院。這是唯一一座保留下來的民國羅馬式建築，以後修的樓，從藝術性上說，沒一個比得上她，就說大石台階上正麵的四根八米高的羅馬式立柱，那氣派就像是到了歐洲。石階有四、五米高，十米見方，前麵還有一溜半米寬，二尺來高的磚牆，就像一個點將台。天津淪陷後日本人占領了，我小時候聽說她成了日本兵的司令部，後看回憶錄，知不確，但確是日本人的宿舍，他們還在裏麵養馬，弄得烏七八糟。上小學時，思源堂前修自來水溝，挖出了一條戰壕，裏麵有鋼盔、槍支武器，不是日本人的，大概是國民黨的，這一帶原是戰場。大花園東邊是勝利樓，是日本人修的，是座倒L形的樓，雖不怎麽樣，但是我們常玩的地方，取名勝利，大概也和“凱”有關。再回過頭說木齋圖書館，一年級時還住在北院（我很笨，留了一年級），一個比我大的女生送我們來南院上學，放學時路過圖書館，那時還是一堆磚頭瓦礫，大女生說，是日本飛機炸的，後知不確。實情是四幾年，南開已遷重慶、雲南，校長張伯齡不知怎的得罪了日本人，他們就從海光寺的兵營炮轟南開園，炸毀了木齋圖書館和秀山堂（再沒重建）。有個回憶錄記錄了當時守校人員撤退的情況。他們從思源堂後的圍牆小門出來，下到牆子河，一個校工站在船尾劃船，船上坐著南開教務總長黃子堅（鈺生）等人。後麵的炮響了，校工趕忙躲開，子堅先生說，哎哎哎，你別躲啊，你躲開，不把我暴露了。大家哄笑。據說，南開曾多次向日本方麵索賠，還出了一本小書，名曰《日寇在南開的暴行》（我有），似乎日本人一直沒搭理。但後來卻援建了不少建築，其中有“愛知會館”，一座很氣派的現代建築，好像是供開會用的。還在主樓前送了一個“櫻花園”，裏麵有中日友誼碑。新圖書館旁還有一座日本小洋樓，是“南開大學日本研究所”，牌子是範曾先生提的字，漂亮。好像也是他們援建的。這就是日本人，送你可以，索賠不理。研究所，我們民族語言學會還在裏麵開過會，和日本無關。他們有些什麽研究成果，我不大清楚，當然也不懂。
政治宣傳、學校教育、文藝作品不斷向我們灌輸反日、仇日思想，以至把我們弄的疲憊不堪，現在我根本不看這些東西了（反感血腥），但我必須
承認這些東西在我的“日本觀”的形成上起了巨大作用，甚至深入到生活和心裏的深處。一部50年代拍的電影《平原遊擊隊》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影片中遊擊隊隊長李向陽是天津電車工出身的演員郭振清（天津人）飾演的，演得不錯，很有氣勢。演日本大隊長鬆井的是老演員方化，演得出神入化，文革中批判方老，說他演的日本鬼子“比日本鬼子還日本鬼子”。演出中有一個情節，鬆井抓住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叫小寶，叫他說出“誰是八路軍”。小寶狠狠在老鬼子的手上咬了一口，鬆井拔出手槍，一槍就打死了小寶，眼都沒有眨一下。李向陽打回村，見到小寶手心裏還攥著一顆李向陽送給他的子彈——複仇的子彈。日本人兵敗如山倒，鬆井準備剖腹，李向陽帶領遊擊隊衝進來，狠狠盯住老鬼子說：“決不允許你們在中國的土地上橫行霸道！”接著從上衣口袋中掏出小寶的子彈，裝進彈夾，一槍打死了鬆井。鬆井撲倒在地，一個特寫鏡頭：一隻手（與小寶的手呼應）緊緊抓住丟在地上的軍服，慢慢鬆開。評論很讚賞這個處理——暗示了一種永遠不可消除的深仇大恨。這就是反日、仇日的主題。理論的解釋卻是出奇地簡單——軍國主義的侵略本性，隻能以牙還牙。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對我說過一件事，他年輕時曾在國家的外貿局工作，出差到日本，日本一個公司的老板非常欣賞他，想把他留在日本，宴會上征求他的意見，他斷然拒絕。問為什麽？答：“我鄙視日本民族。”他說，當時在場的日本人呼啦一下都站起來，低頭鞠躬“對不起，對不起”。他得意洋洋，不知他說得是真，是假，反正吹牛是肯定的。我由於對日本占領南開、轟炸南開有點印象，年輕時做過一個夢。說是日本人進了學校（保姆說的“鬧日本”），黑暗中到處閃著刺刀、鋼盔。我心裏急，要趕快回家，不知家裏怎麽樣了。明末詩人汪元亮，被蒙古鬼子虜往北方，過太湖，寫了一組詩，其中有兩句：“對著蓬窗垂兩目，船頭船尾爛弓刀。”就是我夢中所見。直到訪日前，我對日本人還是抱有這樣的恐怖和仇恨的心裏。
有時我也問自己，對真實的日本、日本人你懂得多少？回答也很簡單：幾乎一無所知。我是搞語言學的，而且是漢藏語言學，對政治、經濟也沒什麽興趣，隻是有些好奇心。今天世界已經進入信息化時代，沒有一個國家能把自己封閉起來。近年來不斷從海外傳來驚天動地的奇聞：日本這個遭到原子轟炸，幾乎被戰爭夷為平地的島國，居然一躍成了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某些方麵甚至超過了美國。真是令世界瞠目結舌，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尤其是和自身比較了一下，更是大惑不解。無論如何要去親眼看一看，親耳聽一聽。
三、補 課
說起旅遊不由得想起一件往事，82年我去雲南調查傣語，在硬座車廂裏（研究生不能享受臥鋪）遇到兩個河南老鄉，大概是某單位的業務員。這哥倆像是一對說相聲的，幽默可愛。他們好像和趙紫陽很熟悉（趙是河南人），說老趙，你小子不夠意思。老趙忙說，兄弟兄弟，好說，好說。也不知他們說得是不是真的。那時老趙還沒出事，老趙去世後據說香港市民對他的評價非常高：偉大的公民。車子快到嶽陽了，弟弟忽然說，那不就是《嶽陽樓記》的那個嶽陽嗎（他還知道《嶽陽樓記》）？咱去看看唄！哥哥說，你就得了唄。轉臉對我說，這兄弟總吵吵去旅遊（那時都是借工作之便，類似後來的公費旅遊），到了地方，連門都沒進，往裏麵看了一眼就說：咱走唄，就這意思了。到了地方，兄弟倆還是歡天喜地下車登嶽陽樓去了。有個電視劇《籬笆女人和狗》藝術性很高，有一句歌詞：一路上的好風景沒仔細琢磨，回到家裏還照樣推碾子拉磨。後來有人把這種旅遊心態形象地描述為：上車睡覺，下車撒尿，到了景點就拍照（現在特興自拍照），回來一想，啥也不知道。現在還沒有人提出“質量旅遊”這個概念，力德兄的《歐洲文化尋根遊》就是高質量的（美術史，文化史，中西文化比較）。這種旅遊實際就是學習、考察，導遊就是教師。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就是這個意思。當然對身體也是善莫大焉，是一種享受。力德兄說是“腐敗一把”，用詞不當，公費旅遊才是腐敗。他還說，寫遊記是為了“回來吹吹牛”，我也沒他這麽強的虛榮心。我私下裏倒是有這麽點心思，寫點東西，用李弢兄（新疆同學）的話說就是“檢驗一下癡呆化的進展係數”。生命在於運動，腦子也 需要運動，越用傻得就越慢。這個價值可比“吹吹牛”大多了。
小孩的二舅聽說我要寫日本遊記，一下子給我拿來五本書。他喜歡讀書研究社會問題，每本書上都畫了很多標記和批注。這五本書我都粗略地讀了一遍。合卷默想，我以前對日本、日本人真是太無知了。除了前麵說到的《菊與刀》外還有《福澤諭吉傳》，福澤諭吉何許人也？1984年11月，日本發行新鈔，將原來舊鈔上的聖德太子等政治人物改為福澤諭吉、新渡戶稻造、夏目漱石（作家）三個文化名人，代表日本已進入文化大國。其中萬圓大鈔上的肖像就是福澤諭吉。文化大國發展為經濟大國，而我們還是政治大國。福澤諭吉（1835——1901）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明治時期傑出的教育家。他出身於一個貧窮武士的家庭，23歲創辦慶應義塾大學的前身學堂，三次隨幕府使節遠渡歐美汲取新知、開拓視野，成為日本“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福澤諭吉被稱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是明治時期教育的偉大功臣。他的著作《勸學》、《西洋事情》等不僅是明治時代的暢銷書，直至今日仍風靡日本，《福澤諭吉自傳》被列為日本國民的必讀之書。他是日本從專製走向民主政治的重要人物，福澤先生也是一個傳奇人物，他終生不做官，以一個民間人士辦教育，著書立說，影響了日本的政治，真正實現了“教育救國”。他教育學生要廉潔正直，不能壓迫百姓。他說，“我從沒做過愧對自己的事情”（知恥）。他對政治頗為了解，卻不願當官，當時日本的社會人人都想在官場平步青雲（中國是人人都想當皇帝，所謂“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前些年有個酒廣告“喝了貢酒，都能當皇帝”，這就是中國商人的水平）。美國人勸他，你若身居政府要職，可以充分發揮才幹，大展平生抱負，既有金錢又有地位，何樂而不為？“對他們的好意，我總是一笑置之”。“我隻好自求多福，一方麵堅定開放門戶的立場，另一方麵大力倡導西方文明（民主政治），隨著時代的前進，政府的開國論逐漸付諸實施，日本的社會也慢慢轉化為西方的文明社會（道德高尚，經濟繁榮），我的美夢終於成真，說起來真是不可思議，如今我的心中已經沒有什麽不滿的了。”當時，雖然政府決定開放，引進西方文明，但官員們習慣於對國民虛張聲勢、作威作福。他非常厭惡當時的那種官場文化，上級壓下級，下級壓百姓。現在中國所謂“關係學”（裏麵包含很多違法行為，不正當手段），潛規則，形成習慣而且發展到全社會，這是非常可怕的。至今中國還在樂此不疲，方興未艾。他說，“隻要我不當官，就可以當個旁觀者，在遠處嘲笑那群虛張聲勢的傻子。”就全體而言官員的氣質並不高尚。他們豐衣足食，住豪宅，用錢豪爽，“我總覺得他們非常醜陋（肮髒），令我厭惡。這可說是我個人的潔癖（不僅在生活上而且在品德上）。”“潔癖”可以說是整個日本民族的特性。他雖不想當官，但他的言論卻對政治社會有所影響（中國卻是油鹽不進）。明治十年（1877年）西南戰爭剛結束，社會也平靜下來，他著手思考在日本建立民主憲政的問題，他寫了一篇文章《國會論》，交給《報知新聞》的主筆藤田茂吉和萁浦勝人，說你們將這篇文章當社論刊登出來（在中國這真是豈有此理），世人一定會喜出望外。藤田、萁浦二人年輕氣盛，拿著草稿欣喜若狂地回到報社，更在文中加油添醋，煽動東京的同業，過了兩三個月，不但東京的報紙議論喧嘩，連鄉下地方都波濤洶湧，甚至地方的有識之士都到東京來請願。一篇社論竟會使得天下大亂，一發不可收拾，自己也覺得害怕起來。其實國會論的種子在明治維新時即已埋下，明治初年就已經有了民選議院之說，社論仔細說明了開設國會的理由，竟然促成了帝國議會的召開。他說“我最大的誌願就是要使日本成為軍力強大、商業昌隆的大國”。他很像是中國的憲政專家宋教仁（鈍初），但國民黨選舉獲勝後，鈍初先生就被堅持專製的袁世凱暗殺了。中國和日本差別太大了，這件事似乎關係到民族性格的差異，所以孫中山說，中國決不能搞君主立憲，各種各樣的偽憲政，最後都是改頭換麵的真專製。李鴻章曾經非常羨慕日本的國會製，但終於搞不成，他和慈禧說，我就是康黨。深思啊，中國人。福澤說，在幕府時代，我就出版了《西洋事情》一書，但是並沒有想到會在日本實施。沒想到不僅成為了暢銷書，新政府的勇氣亦超越了《西洋事情》的內容，斷然實施了更加先進的製度，政府的作為反而使我這個作者瞠目結舌（真是判若霄壤啊，歎！歎！）。西方文明諸國的空氣吹襲日本，將全國的人心徹底翻覆（這就是改造國民性）。“我一生中有三大理想：第一，我希望全國男女公民的氣質日益高尚，不忝成為真正文明進步國家的國民（純潔高尚，政治改革決不僅僅是政府的事）。其次，希望能用佛教、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使民心祥和寧靜（不是人欲橫流，必須遏製貪欲，對於一個國家的命運來說，非常重要。中國在這點上，大失其誤，最近莫言先生嚴肅地重新提出這個問題）。第三，投下大筆資金，研究有形或無形的崇高學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
第三本書是鬆本一南先生的《中國人與日本人》，鬆本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漢學家，語言學家。他生於台灣（1925年）生活到十六歲，他曾被征入伍，隨軍走遍了中國。後又在東京大學研究中國語言，精通中國曆史、文化、社會和風俗，著有《管子》《三國誌英雄群像》《毛澤東傳》等著作。他深感中日兩國在許多方麵並不十分了解，經常產生許多誤解。為了增進人民的了解和友誼，寫作了這本書。他從曆史遺產、地理環境、社會結構、民族心理、思維和行為方式、價值觀、社會意識、審美觀等諸多方麵進行了客觀的比較，富有啟發性，堪稱是一部中日比較文化學。日本是一個南北長達數千公裏的狹長島國，狀似一彎新月。兩三萬年前還沒有人類居住，最早到達的是她的少數民族——阿依努人（屬阿爾泰滿通古斯語族），以後到了繩紋陶文化和彌生文化（前三世紀到後三世紀）時代，又不斷從中國大陸遷來古農耕文化的居民。從語言學上說日本人和朝鮮(高麗)人關係最近，都屬於烏拉—阿爾泰係的騎馬民族。最早出現“日本”字樣的文獻是《舊唐書·東夷傳》：“日本國者倭國（阿依努）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日本”的意思就是“日邊之國”。又稱扶桑國，是東海中的古國。扶桑是古代神話中的大樹，據說太陽就是從這裏出來。又有蓬萊仙島的傳說，楊貴妃死後，唐明皇曾派遣道士，到東海上去尋找貴妃的魂魄。“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有傳說，楊妃並沒有死，而是逃到了日本，日本的一個島邊還為她立了一塊碑，顯然是附會的。一海之隔的朝鮮，有韓國學者統計，有史以來遭受的外族侵略達一千次以上，中國受異族侵入的次數，就沒法統計了。而日本一次也沒有，隻是在文永、弘安年間蒙古成吉思汗的戰艦兩次妄圖登陸日本，都遭暴風襲擊作罷。二戰時軍部還用“神風”命名了一支部隊。外國人說日本人有“島國根性”（國民性），曆史上多次侵犯中國、朝鮮。
鬆本先生的書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有三點：一是日本人頭腦靈活，轉彎快，決不一條道走到黑。話說二戰臨結束時，美軍登陸日本本島，日軍瘋狂反抗。為減少美軍的人員傷亡，美國鋌而走險，冒天下之大不韙，在日本的長崎、廣島投下了兩顆原子彈。我年輕時看過一個外國人（作者？）寫的一本書，《廣島原子彈轟炸目擊記》，那真叫慘不忍睹，觸目驚心，同樣是毫無人性。美國人那勢頭就是再不投降就把你日本民族從地球上抹掉（當時還真有這樣的議論，蘇聯就極力主張）。這兩顆原子彈確實是把天皇大人嚇著了，天皇並不是一個人，他有一個智囊團。為了保存日本民族，他老人家胸懷大義下了詔書，無條件投降，時間是1945年8月15日。接下來發生的事就像一出戲一樣，令全世界瞠目結舌。昨天還是殺紅了眼，滿身鮮血的狂暴之徒，突然就像《西遊記》裏說的，搖身一變，滿臉堆笑（還不是裝出來的），謙卑恭敬，舉著小旗，列隊歡迎占領軍登陸。那真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輸了就是輸了，隻能痛痛快快承認，深刻地吸取教訓。這場損失空前的大戰使日本全體人民都認識到：靠暴力，靠侵略別人富強的路是行不通的。隻能埋頭苦幹，兢兢業業發展生產。鬆本先生寫道：“本國國土有史以來第一次被外國軍隊占領。戰爭結束後，SCAP（盟軍最高司令部）的威嚴神聖不可侵犯，日本人絕對服從了直到昨天還被說成是畜生的美國人。不管多麽不合理的法令，多麽難以忍受的禁止事項，隻要前文中有“根據占領軍當局命令”的字樣，就會唯唯諾諾地遵命照辦。為了禁止與電車和公共汽車駕駛員談話，也貼了‘奉占領軍當局的命令……’這種標語。史無前例的占領行政運行良好，與其說是美軍政策的英明，莫如說是得力於日本人這種‘勝者為王，敗者寇’式的機會主義（靈活）。”更有吊詭之處還在於，8·15我們叫“抗戰勝利紀念日”日本人叫“終戰紀念日”，好像是在說：“不打了，不打了，好了，到此為止了。”就像小孩打架似的。
印象深刻的第二點是，日本人的國家意識，特別表現在對天皇的崇拜上。不管打得多麽你死我活，隻要天皇一聲令下，立馬繳械投降。盡管日本人明知，700年封建曆史的天皇隻是個有名無實的元首，但他卻是國家民族的象征。“沒有天皇的日本不是日本”，如果日本戰敗，天皇不會因此受到譴責，“所有日本人仍將一如既往地尊崇天皇”。《菊與刀》的作者魯思先生從日本戰俘的供詞中證明了這一點。頑抗到最後的戰俘都把極端軍國主義歸根於天皇，他們都認為是在“遵聖意”、“慰聖慮”、“天皇領導國民進行聖戰，服從是我的天職”。那些反對這場戰爭的人們，也不約而同地把他們的和平信念歸於天皇。對全體國民而言天皇就是一切，堅稱他為“熱愛和平的陛下”、“陛下仁愛、反戰”、“陛下被東條英機欺騙了。”這些一致認為天皇不受任何批評的論調，在美國人看來是虛假的，但隻要認識到，天皇隻是一個“象征”就不難理解這一點。這和我們中國人是不同的，當年中國人也曾三忠於、四無限（美國人無法理解這套東西，他們是懷疑一切），那是建立在對領袖人格的信任上，與民族無關。這種麵紗一旦破裂，他們就會立刻翻臉不認人，“老爺兒（太陽）是人不是神，康生是鬼不是人，汪東興是狗不是人。”既然天皇說錯了，那就是錯了，必須改弦更張，低下頭來，奮發勤儉，重建家園。戰爭的教訓甚至改變了民族性格，日本從來都是一個“尚武”的民族，東京人氣質的第一條就是“愛打架”。鬆本先生說：“一言以蔽之，愛打架、性急、容易頭腦發昏，就是不冷靜、不理智。而現在人們認為，與戰前相比，學校教育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拳腳相加的打架沒有了。在民主主義的影響下，孩子們受到了蔑視暴力、尊重協商的教育，因此，與過去相比，武鬥越來越少。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性急的性格改變了”。一切都是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為了國家的繁榮、昌盛，為了人民的幸福、安康。這是一種崇高、聖潔的情感，就是我們所說的“愛國主義”吧（但木心先生——見後文，說什麽東西隻要粘上了“主義”就全玩完）。二戰後，這種意識已經深入到整個民族的血液之中。大概是六十年代一家英文報紙上說過這樣一件事：“在一個公共澡堂，一個男孩在衝洗處滑倒，旁邊正在洗身子的手藝人模樣的父親厲聲嗬斥他：‘哭什麽，你是日本人！’小孩立即止住了哭泣，顯出一副男子漢氣概。”這位學者感到，那位男子的話，暗示了日本人具有強烈的國家觀念。那位父親不過是一個平頭百姓，似乎也沒有特別的教養，並不懂什麽什麽主義，這樣的人隨口就說出“你是日本人，就該如何如何……”這樣的話，這是因為連手藝人和建築工人也都在無意識（潛意識）之中不忘自己是日本人的緣故吧。我在中國生活了近七十年，從來沒有聽到周圍的人說過這樣的話。相反倒是近來在網上不斷聽到，中國人在人家大街上吐痰、撒尿，在天皇居所前廣場上喧嘩、吵架，在人家的古建築上亂刻亂寫。國家旅遊局已發文件，這樣的人將取消今後出國遊的資格。評論大多是這麽一句話：真是給中國人丟臉。從評論看也還不是全體中國人都是“不知恥”的。鬆本先生說“因為中國人並不怎麽意識到自己的國家。當然現在日本人高學曆和高生活水平的人，特別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往往具有利己主義和虛無主義傾向，所以，民族主義思想略為淡薄，但是普通市民大多國家觀念很強，他們單純地認為，‘日本是個了不起的國家，身為日本人是一種幸福。’”
第三點也和魯思先生所說的“恥文化”有關，正確說，應是“知恥文化”。“恥”簡單說就是失敗、無能、犯錯、犯罪（偷盜搶劫、貪汙受賄，以及一切以不正當手段獲取財富）。福澤諭吉先生說，他那時官員的氣質並不怎麽高尚。一百年以後，特別是二戰後的情況怎樣呢？鬆本先生在評論日本的官員時說：“日本官僚能力很強，在世界上是有定論的，其好評突出有兩點：（1）很少貪汙，（2）行政能力很強。”能夠向全世界宣告“我們日本的官員‘很少貪汙’”，多麽自豪！隻這點就足以令我們中國人驚醒了，夠我們學一百年的。其實，用不了一百年，隻要一個舉措就可以“世風大變”，但是他們就是死也不肯邁出這一步。說得再通透一點，在日本是沒有“欽定”這麽一說的，全體官員都是人民嚴格選定的，行為不端者，獐頭鼠目的家夥那是連競選也不敢參加的。而人民是高尚正直，頂天立地的。鬆本先生說：“日本人像認真的工蜂，官員們也是出色的。”“完成了明治維新大業的誌士們，並不是所謂能吏型的武士，而是被幕府和各藩當局視為被淘汰的、不合格的武士。而且，為使日本從從戰後的一片廢墟上站起來，成為世界第二富國的最大功臣，不是官僚，而是企業家、商人和勞動者。”
第四本書是陳希我先生的《真日本》。陳先生是一位作家，福建人。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博士，年輕時在國內呆不下去了，一個算命先生給他指了條路，遠走高飛吧，怎麽“遠”？答曰：國外。想去的地方很多，但不是日本，對那個彈丸之地的小日本（慈禧太後說是“蕞而小國”）他從潛意識裏就看不起。最後還是去了日本，“還不是因為錢”，借高利貸，還還得起。命中注定，隨後女友也來了，一呆就是五六年。回國後在大學裏教日本文學，並寫有大量小說及隨筆，獲得過“人民文學獎”。不用說，這樣的人對日本是有真情實感的，他寫的書就叫《真日本》，但他又說：“任何言說都仍然夾雜著情緒乃至偏見，所謂真，其實也是虛妄的。人的存在都不是真的。人一說真，上帝就笑了”。
陳先生書中有兩件事，我覺著挺有意思，中日兩國的人，文化心裏的差異，差得也忒大了，沒法相通。有人說，罵人的話最能表現出一種語言和民族的特點，就是平常所說的罵大街，這點國粹，豐富多彩，通徹精妙，那中國絕對是世界第一。全都是以性為基礎，以家長為對象。《真日本》中說了一件事，真是令國人大跌眼鏡，哭笑不得。“在日本，中國人常無奈於‘國罵’無法施展出它的殺傷力。我本人就親曆過一次：我的一個同胞向跟他一塊兒工作的叫比嘉的日本人，使出國罵的殺手鐧，沒想到，對方聽不懂，那同胞就用日語解釋了一遍。對方大惑不解，愣了半天，突然問‘我媽媽那麽老了，你還喜歡？’”
說到罵人，並不等於髒話，不像中國人滿嘴都是汙言穢語，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日本人的語言裏，髒話出乎意料地少，聽日本罵人的話，就像到了《鏡花緣》裏的 “君子國”。“狗”是不算罵人話的，有一個中國抗日電視劇，裏麵有個鬼子叫“犬養”，中國人就叫他“狗娘養的”，或直呼“狗x的”。希我君有一個日本朋友就叫“犬養”，這是他的姓，陳先生起初以為是他的外號，不敢叫。他說，這是我的名字，我就是狗，還笑嗬嗬的。狗在日本人心目中是非常可愛、忠誠的。拿狗罵他們，等於白罵。日本最普通的罵語就是“八格牙路”了，翻譯過來就是“馬鹿野郎”，來自中國的成語“指鹿為馬”（指品德壞）。到日本變成指責人能力差的話，說白了就是“連馬和鹿都分不清的家夥（野郎）”，簡單說就是“傻瓜”“笨蛋”。在日本這就算很厲害的罵語了。有一次希我君聽到一個中國人罵日本人：“天皇八格牙路！”這可擊中日本人的要害了。對方想了半天，也回了一句：“某某某八格牙路！”那中國人居然哈哈大笑起來。日本人糊塗了，你們不是“無限忠於”嗎？中國人拍拍他肩膀說，你太不懂我們中國人了。“語言美”也可以說是一種“潔”，一種高尚（有文化）。書中專辟一章“日本人的潔癖”。他說：“愛美之心，人皆有之，日本人更是。這美，其基礎是‘潔’。我甚至認為，日本文化是以‘潔’為根基的。”這潔不僅是生活中的，而且是品德上的，我稱作“聖潔”。“不潔”就是魯思先生所說的“恥”，日本文化是一種“知恥”文化。希我君沒有明說，但字裏行間可以看出他是非常佩服日本人的，但嘴上還是要說“模模糊糊”，沒法懂日本人，說不清道不明的。原始人是赤身露體，不知恥的。後來用一片樹葉或樹皮遮擋，這就是“禮”，這就進入文明了。
第五本書是陸陪春先生的《傲慢的日本人》，1947年（比我還小兩歲）生於馬來西亞的吉隆坡，畢業於東京外國語大學。1978年起，擔任新加坡中文報紙《星洲早報》駐東京特派員。作者在日本居住了十四年，廣泛接觸了日本各界人士。作為在日本的外國人，特別是亞洲人，他以記者的敏銳眼光，密切注視日本社會各方麵的動向，在對日本經濟發展，巨大成就如實報道的同時，也對日本近年來出現的右傾傾向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不良後果提出了中肯的批評，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日本社會的現狀。這本書和我前麵所說的幾本有些不同，就是說它更多地是報道了日本的一些負麵情況，但這些情況顯然也都是真實的，不含有人為的誇張。這和日本人作家高橋敷《醜陋的日本人》（我看過）不同，高氏似乎有點偏激的民族虛無主義，正麵的情況他閉上眼假裝不知道。近幾年來陸先生在《星洲早報》“日本漫步”欄中連續發表了一些有關日本的評論文章，在日本及東南亞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反映的這些負麵情況，可謂是觸目驚心、一針見血。尤為難能可貴的是，日本學者花野敏彥和鐮田文彥二君，非常重視這些文章，進行了分類整理，將其中的一部分以《傲慢的日本人》（相對《醜陋的日本人》）為題翻譯出版（1987年）。他們不像阿Q那樣趕緊遮蓋癩瘡疤（為尊者諱），而是發表出來，請全體人民思考研討。這完全是出於公心，為整個民族、國家著想。這就是日本人，非常值得中國人學習。
負麵問題最突出的無非就是戰爭責任問題，參拜靖國神社，篡改曆史教科書等。發行量世界第一的《讀賣新聞》86年頭條新聞：“自民黨強烈要求停止在靖國神社合祀太平洋戰爭中的甲級戰犯和一般戰死者。”48年11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25名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等7 人被判處絞刑（不久在巢鴨監獄處死）。其他戰犯中，有16人被判處無期徒刑，1人被判處20年徒刑，1人被判處7年徒刑。吊詭的是這些義正詞嚴的審判，中國六十五年後廣播電視才報道，高深莫測。這場戰爭犧牲了三百萬日本人和二千萬亞洲人。未曾想到79年春大平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後，神社悄悄地把東條等14名甲級戰犯供為“軍神”。日本投降後40年的和平環境使日本迎來了空前的繁榮，但日本因經濟上取得的成功變得驕傲，想把戰爭責任束之高閣。不少人認為“是蒼天滅亡了我們，戰爭本身無罪”，“日本僅僅敗給了美國，沒有敗給中國。”他們瞧不起中國的“反日”示威行動。
戰後，特別是日本經濟騰飛以後，日本國內的確出現右傾翻案風，而且愈演愈烈，無人否認，但這並不等於複活軍國主義。五個指頭還不一般齊呢，《讀賣新聞》曾對三千人進行調查，72% 的人讚成首相正式參拜。其實，這裏頭的問題並不這麽簡單，如果是為了把日本這駕惡魔戰車重新開動，沒有幾個人會同意，但要是說，這是為了提高民族自信心，那大家都會同意（安倍首相用的就是這一手）。每年那些遺老遺少們，穿上鬼子服，戴上破軍帽，舉著太陽旗，手握軍刀，在神社外群魔亂舞時，旁邊的路人就會對他們嗤之以鼻“這群瘋子”“都什麽年代了還有這樣的傻瓜。”這倒使我想起，當年張勳複辟帝製，那些專製主義的擁護者，穿上大清的官服滿大街亂竄，老百姓說，這群人像是從棺材裏爬出來的。帝製不得人心，軍國主義也早已成了曆史的垃圾。一位日本前戰犯吉田清治（72歲）在大阪召開的“懷念與銘記亞洲、太平洋地區戰爭犧牲者集會”上講述了這段悲慘的往事，他的講話悲切、誠懇，令人感佩非常。龍眉皓發的吉田先生在講台上慢條斯理地說，當時他是日本山口縣屬下掌握征用朝鮮人指揮權的勞務報國會動員部主任，他手下一個數百人的部隊六年間抓了6000人。他說，他那時麵目猙獰，手段殘忍，被朝鮮人稱為“抓夫魔鬼”。他們抓朝鮮人跟白人獵捕黑人奴隸一樣殘酷。一天要工作10多個小時，因如牛馬般殘酷驅使累死、病死或意外死亡的人非常之多。他記得有一次他跟十多名同僚出差到朝鮮半島，把年輕婦女趕到路上，挑選可以派上用場的，若有反抗便拳打腳踢。僅三天就抓到一兩百人，接著用輪渡載回日本（過對馬海峽），由那些從前線回來的日軍帶到中國或南洋。幹了三年，被虜走婦女大約有10——20萬人。更令他遺憾的是，這些“安慰婦”在戰後誰也沒有再回到故鄉，不少人已飲恨而歿，殘生者也改名換性永居他鄉。他還說，那些被抓到廣島和長崎的朝鮮人之中，有四萬人遭到原子彈爆炸的災禍。現在日本列島上60萬飽受歧視的朝鮮人，就是這些被虜來的苦力或安慰婦及他們的後裔。吉田最後說：“請允許我作為犯罪累累的戰犯向各位供證，並希望各位把這些證言當作是我這個老人的遺言，牢記在心裏……”。這就是現在經常掛在日本人口頭的一句話，祝福世界和平，永不再戰。陸陪春先生從大阪坐子彈火車回東京時，湊巧與吉田老人為鄰，和他暢談了三個多小時。他對我說，“在三年前，為了悼念被強擄來日本的已故朝鮮人，我曾自己掏腰包在南朝鮮國立墳場建立了一個‘謝罪之碑’，並接受當地電視台訪問。最近則準備在東京建立一個慰靈塔來悼念這些已故的朝鮮人。此外，在數年前，我也花了不少精力把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寫成兩本侵略懺悔錄《我的戰爭犯罪》及《朝鮮安慰婦與日本人》。”陪春先生說，吉田先生的態度是正確和莊嚴的，代表了日本的正氣。而今天軍國主義的殘餘分子還在為侵略戰爭塗脂抹粉，企圖洗刷他們的罪名，吉田精神顯得更加可貴，而軍國主義的嘴臉顯得更加醜惡。希伯萊人有一句箴言：人是什麽，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真、善、美存在於人民中間，人民永遠是正直、聖潔的。
其他一些問題似乎也不專門是日本的問題，很多都是人類共同麵臨的。如勞資糾紛問題，我以前看過一個日本電影《野麥嶺》，藝術性相當高。寫資本家、工頭怎麽剝削農村來的紡織女工。使人想起中學時讀的一篇課文，沈雁賓的《包身工》，不過陸先生說“日本的工蜂已經變懶了”，失業問題還是很嚴重。還有住房問題，60%以上的家庭都擁有汽車，無法避免城市停車難。水源汙染問題，酗酒問題，小孩玩電子遊戲問題，打黃掃非問題，“新人類”問題。我最不理解的就是日本人自殺成風，視死如歸，視生命如敝屣，頭也不回。1986年四月，年僅18歲的當紅歌星岡田有希子因情場失意從一座七層樓的大廈頂層圍欄跳下。這件事像瘟疫一樣，馬上蔓延全日本，不少青少年像神風敢死隊一樣，紛紛步有希子的後塵，從高樓跳下，掀起了一股自殺浪潮（有時一天數名），日本人還美其名曰“有希子現象”呢！《讀賣新聞》“從1986年4月1日至23日，19歲以下的自殺者多達83人。這些人當中，動機不明者占多數。”日本醫科大學救命緊急中心的精神科醫生，心裏學家黑澤教授在回答記者前出示了一份有關自殺的調查報告。說，青少年自尋短見，這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他分析說這是由於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精神生活卻極度貧乏。在日本自殺不是個別現象，東京以西的靜岡縣的熱海，就是“情死聖地”。日本作家中也是自殺成風，匪夷所思。作家三島由紀夫對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和嚴厲的愛國主義深為讚賞，對日本戰後主權受製於外國非常不滿。三島似乎很明確是為軍國主義殉葬，網上是這樣報道的：三島1965年以自己的小說《憂國》為藍本，自編自演的同名電影預示了他的結局。影片中一位忠於天皇的日本上尉在1936年的政變失敗後切腹自殺。1968年，三島組織了自己的私人武裝——“盾會”，聲稱要保存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並且保衛天皇。經過長時間的準備，三島於1970年11月25日將他政變的計劃付諸實施。當天三島交付了《豐饒之海》的最後一部《天人五衰》，並指示將過去發表的“異類主題短篇小說”集結成書《殉教》，隨後帶領4名盾會成員在日本陸上自衛隊東部總監部，以“獻寶刀給司令鑒賞”為名騙至總監辦公室內，將師團長綁架為人質。三島在總監部陽台向800多名自衛隊士官發表演說，“日本人發財了，得意忘形，精神卻是空洞的，你們知道嗎？”，呼籲“放棄物質文明的墮落，找回古人純樸堅忍的美德與精神，成為真的武士”隨他發動兵變，推翻不許日本擁有軍隊的憲法，使自衛隊成為真的軍隊以保衛天皇和日本的傳統，但是沒有人響應，聽講者大聲嘲笑三島是“瘋子”。三島隨後從陽台退入室內，按照日本傳統儀式切腹自殺。我想這個三島要是當年去了中國那一定是個魔鬼。最叫人無法理解的就是川端康成（1899—1972）了，他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卻自殺了。他畢業於東京大學，屬於新感覺派作家。生於大阪，自幼父母雙亡，寫的東西實在是好，都是傷感文學。1968年獲諾貝爾獎，是日本的首位，4年後（1972年4月16日）在工作室自殺身亡，有人用“人生最璀璨時，不忍見櫻花凋落、杜鵑悲鳴”來解釋川端的死因，這大概也是位詩人。我的人生哲學（木心先生說，沒有什麽哲學）是“好死不如賴活著”。看著川端康成先生的像，我覺著特像我們新疆同學吳澤林，澤林兄是川端的同行，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編輯、教授，他很有學問，為人風趣幽默，同學都喜歡他，澤林兄是決不會自殺的（也是“不如賴活著”的主兒）。希我君說，川端自殺的本身，就是讓他的聲望達到巔峰的作品。日本已經是世界經濟強國，生活如此富足，功成名就，他卻萬念俱灰，一死了之，這是為什麽啊？一休禪師說“入佛界易，入魔界難”，所謂“走火入魔”，魔就是“美”的最高境界。川端下了領獎台，就對人說“獲獎未必是好事”。海子（女作家）也死了，“麵朝大海，春暖花開。”多好的詩啊！莫言先生獲獎後，有個傻記者問他：“你感到幸福嗎？”答曰“不知道”。迄今為止還看不出莫言有川端情結，他還在那兒寫作、講學、開會、提議案，但我知道他也是個悲觀主義者，但決不跟自己過不去。實在不懂日本人，先去看一眼再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