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華耶穌會士所介紹的中國古代文明，直接拆穿了《聖經》的創世神話與普世權威，從而引發了以打倒神權為“初發難”的歐洲啟蒙運動

西方“世界曆史”是中國史的畸變

——文獻實錄與神話演義的交鋒與交織

諸玄識

 

 歐美文明從何而來？是西方自己傳下來的嗎？這就要看它有沒有組成文明史的三要素：以人為本（人的有為）、古今編年（活的曆史）和表意概念（文明媒介）？鑒於這三要素都是“西學中源”（下文詳述），合乎邏輯的推斷是，西方文明及“文明史”的源頭來自中國。後者是本文的主題。

 

       一般來說，通行於今的全球曆史（體係）的起源或濫觴，可追溯到1600年左右法國的神職學者斯卡利傑（Joseph J. Scaliger）——被稱為西方“編年史之父”。並且，據說在西方“曆史”及曆史學的世俗化（去神化）上，斯卡利傑也起到了先鋒的作用。[4]

 

       然而，幾位學者揭露：“斯卡利傑通過他寫的《時間校正篇》（1583年）和《年代學寶典》（1606年），偽造出來‘古代世界編年史’。”[5]芝加哥大學教授拉赫（Donald F. Lach, 1917—2000）進一步指出：斯卡利傑按照中國編年史及其年代計算方法，[6]設計出的“聖經編年”和它的“子係統”，包括“古代”希臘、羅馬、埃及和巴比倫等。

 

       但最要緊的則是，“斯卡利傑編年史”（Scaligerian chronology）在時空上和內容上都屬於宗教神話的範疇（“創世紀”的展開），而與“人”的文明史基本上是無關的。正如意大利佛羅倫薩大學教授羅西（Paolo Rossi）所說：“《聖經》所敘述的‘無數年’情景，並沒有包括真實的曆史事件。”[7]而伏爾泰則批評所謂的“古埃及文明”乃胡編亂造，充滿了奇談怪論的神話。[8]

 

       再說，18世紀以前的西方文字主要是宗教性的——拉丁文和希臘文（源於亞美尼亞語），不能表達真實自然與現世知識。而西方的語言文字，無論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則僅在其攝取漢字“表意”（概念）之後，才能被用於書寫文明及文明史。這就是為何約翰遜博士（Samuel Johnson, 1709—1784）如是說：

 

       “將語言從宗教領域拯救出來，是近代科學的最高成就之一” [9]；“漢字是藝術與科學的生動的符號係統”；“表意文字的演變是人類書麵語言的主軸”。[10]

 

       因此，嚴格來說，“斯卡利傑編年史”隻能算西方曆史學的前驅，而不是它的本身。後者則誕生於下個世紀發生的啟蒙運動——實現了從“神的社會”向“人的社會”的轉型。

 

從16世紀末到19世紀末，西方依靠中國實錄（古籍）——主要是從伏羲到夏朝這個階段——作為其“編年基準”，虛構了泛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臘、羅馬等）和“古老文明”（埃及、兩河等）；整個過程一直是依照中國曆史，精準模仿，反複比對，層累搭建。當如此空中樓閣達到幹雲蔽日的時候，西方就把它的中國式的輔助架構與深層結構都清理或掩蓋了；與此同時，西方則學藝滅師、盜憎主人——肆無忌憚地貶低和汙蔑中華文明，包括通過裏應外合來腰斬中國曆史。

 

       概括起來，中國式的西方“世界曆史”的形成，經過了主要是針對中國的“否定之否定”的三階段：

 

“聖經普世曆史”〔抄襲和消融中國〕→

 

“啟蒙世界曆史”〔推崇和師從中國〕→

 

“通行世界曆史”〔貶低和汙蔑中國〕

 

在歐洲“世俗化、文明化”的過程中，中國曆史（編年史）起著關鍵作用。正如當時的傳教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 1609—1677）所感歎：“由於中國的真正古老，她的編年史具有如此的非凡意義；以致歐洲人“發現”它，堪比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航海創舉。”[19] 

 

       可以說，中國曆史在近代歐洲創造了無與倫比的奇跡——產生或催生了西方文明與“文明史”。 

 

       “啟蒙世界曆史”乃根盤蒂結和影響深遠，以致“後啟蒙”的反動和基督教的“複辟”、以及兩者所點燃的西方中心論之熾熱，也都未能撼動它。例如，西方中心論代表人物黑格爾（1770－1831）一方麵叫囂“把中國排除在世界曆史之外”，一方麵又不得不承認：“世界曆史從東方到西方，……（它）必須從中華帝國說起；因為根據史書的記載，中國實在是最古老……。”[20]

 

       就連教會也口服心服，而坦承中國曆史使“聖經時空”相形見絀。例如1861年英國浸信會雜誌寫道：

 

       對於那些對遠古時代感興趣的人來說，對於那些喜歡了解洪水之後的最早的民族狀況的人來說，如果探索持續進步和發展的民族，那麽，沒有哪個領域會比中國更值得關注了。在他們的古代曆史記錄中，許多是他們的親身經曆的證據，……存在著豐富的史料可供調查。……中國最早時代的實錄，與“摩西故事”形成令人驚歎的對照。……古代中國把神秘傳奇拒於曆史之門外，他們不相信文字發明之前和係統實錄之外的傳說故事。我們（西方）熱衷於那被幻想所扭曲的“創世神話”和洪水故事。但在中國，……所有的可信的事實與神聖的篇章是和諧的。[21]

 

       然而，在其持續了100多年後（即19世紀後期），“啟蒙世界曆史”終於被西方中心論所發動的一連串“造史戰役”（“考古十字軍”）所攻陷。

 啟蒙運動也是曆史學的革命，它有兩個特點：

 

第一，終結“神”的敘事與敘傳。加拿大學者格力高利•布魯（Gregory Blue）指出：“伏爾泰將中國編年史作為裏程碑，以此給荒謬的‘聖經曆史’畫上句號。”[34]

第二，開啟“人”的曆史與曆程。巴塞羅那大學教授皮耶羅（À. L.Fuster Peiro）指出：“耶穌會士傳回的‘中國形象’激發了伏爾泰的思想，也掀起了席卷法國的‘中國熱’狂潮；從而形成一種強大話語，……認定遠東是最古老的文明與宗教的所在地，亦為人類藝術的搖籃。”[35]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教授格裏菲雲（Sander Griffioen）進一步說：

 

       在啟蒙運動全盛時期，歐洲人所寫的世界曆史的開端，不再是亞當與夏娃的天堂，而是“天下文明”的中國，並且這已成為一種長期趨勢。人類文明的搖籃被追溯到遠東。相比之下，由兩個人扮演的“創世紀”，展開於近東某地的猶太部落；如此荒誕不經的神話，被啟蒙時代的歐洲人棄之如敝屣。這一觀念上轉變的關鍵，莫過於伏爾泰所起的作用，包括他所著的《風俗論》（1756年）。伏爾泰直截了當地宣稱：中國曆史比猶太《聖經》“曆史”更古老、更文明！……他寫的世界曆史使得聖經神話變得微不足道。[36]

 

       伏爾泰在為《百科全書》（1757年）所寫的“曆史”詞條中，除了重申“中國是延續至今的最古老的民族”之外，還批評其他許多民族神話般的起源都是“荒謬”，以及古埃及和腓尼基的“編年史”都是“荒誕”。[37]

 。。。

把這段引文的最後一句說得更清楚些，即與“聖經編年”一樣，“古埃及”和巴比倫的編年史都是中國曆史“融入”的產物。亦即，福修斯說：“憑什麽來製作比亞伯拉罕早幾個世紀的古埃及各個朝代（編年）呢？最後還是靠中國，因為她的編年史最準確；如果我們遵循它，而將洪水置於摩西之前七、八個世紀，那麽，其他較小的問題則都可以迎刃而解了！”[51]

 

“文藝複興”是在19世紀中後期被偽造的，通過它，不僅建立了“古今西方”的連接，而且還達成西方宗教與世俗的妥協，從而降低中國式和反神權的啟蒙運動的曆史意義。

 

 克羅齊名言“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這恰恰是西方版世界曆史的特征。大衛·休謨質疑和厭惡“古典西方”，因為對照“古希臘”和“古羅馬”與現代英國和法國，在本質上沒有什麽不一樣。而薩米爾·阿明則一針見血地指出，西方是按照其本身的模樣或“現代性”，偽造出“古典希臘”。這類似於倫敦大學教授弗雷澤（Hilary Fraser）所說：“曆史學家們經常批評，（意大利）文藝複興是19世紀的虛構；它是維多利亞時代的歐洲作家、藝術家和曆史學家，按照自己的想象，塑造出來的。”[57]

 

       美國西切斯特大學教授馬洛特（Curry Malott）批評：“西方中心論的曆史觀對‘古埃及’進行浪漫化的虛構，一如把‘古希臘’打造成一個完美的民主烏托邦。”[58]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西方“世界曆史”是一種中國曆史的“現代高仿版”——現代西方人依靠中國曆史編織的“托古神話”。正如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大衛·波特（David Porter）所說：“‘中國代表著歐洲文明的另一半’意味著：中華文明既是現代西方的理想境界，又是它的懷舊境界。”[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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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裏曆”中存在太多的“巧合”。隨便一想，就有五個“巧合”。

1.自古以來，中國曆法從來就是以冬至日來計算確定歲首。現行公曆的起始日正是公元前1年歲末的冬至日。

 

      2.公元前1年的冬至日，按照中國最傳統而通行的平氣法則是12月25日。現行公曆恰恰是以平氣法12月25日冬至日作為曆法計算的起始日（請注意：所謂的公元元年是中國的漢朝平帝元始元年）。

 

      3.自古以來，中國人從來就高度重視冬至日，以其為重要節日。至今，每到冬至日，中國還有北方吃水餃、南方吃湯圓的習俗。

 

      4.真是無巧不成書，偏偏就在這一天，耶誕出生了。

 

      5.偏偏這個冬至日的7天之後，是公元元年的起始日1月1日。

 

      一個不可能，外加五個巧合，必然內幕多多。

顯然，俄曆、格裏曆，都隻是抄襲了中國傳統的“陰陽合曆”的表皮，由於學藝不精，無法搞出準確的陰陽合曆，隻好草草地將一年分為12個月了事。（欲知詳情，請點擊參閱《論現行西方史中的時間偽史：公元1600年前歐洲無曆法》）

 

      第二，俄曆、格裏曆，都與中國傳統一致，講究春夏秋冬。請問，俄羅斯、意大利有顯著的一年四季的氣候嗎？既然沒有，卻又大談春夏秋冬，隻能是從中國抄過去的。如此不顧本地氣候實際的“曆法”，是典型的囫圇吞棗的現象。

 

      第三，俄曆、格裏曆，都與中國傳統一致，以冬至日為歲首，而且都是中國最傳統的冬至日。此外，他們為什麽不以夏至日、春分日、秋分日為歲首？俄羅斯冬天寒冷無比，晝短夜長，終日陰雲密布，十分不利於冬至日的觀測；而夏天正好相反，最利於夏至日觀測。羅馬也是大同小異，六七月份雨水最少，最利於夏至日觀測。

 

對天文曆算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沒有持續穩定的三五百年的天文觀測數據和理論積累進步，是不可能誕生曆法的。由於天文觀測時間短暫，無論是理論還是觀測數據隻能抄襲中國的東西，說好聽一點便是：隻能全麵學習借鑒耶穌會士從中國弄回來的東西。換句話說，所謂的“格裏曆”隻能且必然是全麵抄襲自中國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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