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半生緣》裏，吳倩蓮演的曼楨生病睡在床上，梅豔芳演的姐姐曼璐，進到妹妹房裏來看望。看見寫字台玻璃板下壓著妹妹和朋友的照片，眼光很銳利地說了一句：左邊的那人比右邊的好，“家底厚”。
“家底厚”指的不隻是有錢，還是有根基。這“家底厚”的人是黎明演的世鈞。他有些木，為了搶上班車，竟看不見在場的女士，把曼楨擠落了下來。小市民出身的叔惠就不會，叔惠伶俐得多，這就是小家子的風格。他交際要比世鈞廣，人頭也熟。世鈞客居他家，倒比他還待得住，很勤快地幫著大人衝開水。這種“家底厚”的人，往往在外麵是隨和的，回到自己家裏，自然就要上些脾氣。他帶叔惠回自己家，飯桌上同他媽媽講話，微微蹙著眉。吃空了碗時等女傭添飯，就露出了尊嚴。而此時，叔惠則瑟縮起來，他的“活絡”在這個陰森的大家裏施展不開。再看世鈞的“木”，其實是包含了大家庭教養的安靜的氣質，還有一種寂寞的心境。
越劇《紅樓夢》，王文娟扮的林黛玉，也是大家閨秀。她雖然多愁善感，性子乖張，但形態上卻不失持重。她聲調低低的，回眸轉身都有些“慢”，這就是有規矩，穩重。賈母經常誇薛寶釵，說她“敦厚”，可見“敦厚”是大家風範裏的上品。電視劇《紅樓夢》裏那一群小姐，說話尖起嗓子，眼睛活動遊轉，神情又嬌嗔任性。大家閨秀一般由青衣來扮，電視劇的這群小丫頭應歸作花旦。中國戲曲是真正了不得的，它將日常生活的形態總結歸納為類型，一下子就抓住了實質。
現在都喜歡說“文化”，“文化”這概念過大了，其實隻是日常生活的一點常識。很多情理都是從常識裏生出來的，缺乏常識就情理不通了，也就是人民常說的“不象”。
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裏，鞏俐演的小金寶就“不象”。導演和演員顯然對上海舞女這行當缺乏了解。“小金寶”隻會不停地扭動腰肢，飛揚眼風，浪聲大笑。我曾經看過“百樂門”大舞廳頭牌舞女的照片，你想不到她竟是那麽賢良貞靜的。聲色場，尤其是上海的聲色場，其實是緊跟社會的習俗和潮流的。看史料上寫，有一個時期，舞女妓女的流行是女學生的裝束，素色衣裙，齊耳短發，甚至還配上一副眼鏡。在開放的上海，聲色場的風氣也能倒過來，影響社會的時尚。可見這一行裏，並不是那樣娼門氣畢露的。她們這樣從異性手裏討飯吃得，是要比常人更解風情。什麽是風情呢？清代李鬥的《揚州畫舫錄》裏，列數名妓，形態各異。有一個“湯二官”，特質是“善諧謔”。“錢三官”，姿色一般，“而豪邁有氣”。“楊高三”，其描寫大有深意，是“無門戶習氣”。什麽意思？就是不象妓女。
《兒女情長》為什麽好看，就是有常識。父親病了，大哥回來裁決誰出多少錢，沒人反對，隻是沉默著。各人回到家都有一些怨言，怪大哥派得不公，可還是服從。《哎喲，媽媽》裏麵，將那憨乎乎的小姑娘派給家境優越的“肖雄”作女兒，聰明伶俐的則給了清貧的“張閩”，也對了。窮人家的孩子才能長成精豆似的。《北京人在紐約》的阿春就有常識，穿一身筆挺的洋裝，到廚房水槽上洗碗，一點不髒衣服，利利落落，象一個老板娘，靠自己一雙手起家的，會勞動。
勞動是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常識，可現在的演員，大多不會勞動。作家艾明之的小說《火種》，曾經拍過一部電視劇，女主人公殷玉花在煙廠撕煙葉，為表現她老實肯幹，兩手緊扯，渾身亂顫，看上去是幹活最差得一個。不止是她，劇中大凡勤勞的人，總是弄得很狼狽。其實真正善於勞動的人，幹活身上是一點不髒的。還有說話，女工中那類嘴利會說的，決不是出言粗魯，內容單調。我在婦聯信訪站旁聽采訪，一個女工來告她的丈夫。她丈夫無中生有地懷疑兒子不是自己的，那女工很激動地說：“這孩子真爭氣，越來越長得和他象！”《走出冬天的女人》裏，女主角和一個京劇的龍套好上了，這也不象，她更可能會喜歡一個勤勉精明的做水產的個體戶，她們崇尚生存的技能，而不是象小知識婦女那樣，會被些小花頭迷住。她們不是那一派情調的。那女主角懷了心事，在沙發上合衣坐了一夜，這可不是勞動的女性派遣心情的方式。有一個記錄片拍攝一個癱瘓丈夫的工人妻子，她說道，她心情煩悶睡不著覺，就從床上起來，把家裏的玻璃窗全擦一遍。
過去的電影好像比現在的有常識。記得老電影《烏鴉與麻雀》，黃宗英演小國民黨官員的姨太太，出場的鏡頭，是一雙纖手，翻著一本連環畫。這就合乎她的身份、趣味、生活狀態。《馬路天使》裏，周璿演的小紅在賣唱的茶館裏獨自一人玩著，將一本什麽折子從樓梯扶手上滑下去，再追逐下去。在這嘈雜的茶館裏，她玩得那麽開心，不知自己的處境和悲慘。這也符合她的年齡，身世，和所處的環境。《飲食男女》裏，老廚子後來竟是和女兒的朋友結婚，令人大吃一驚，但再想想也對，其實老早有跡象了。他每天做了飯菜，送到那年輕女人與前夫生的孩子學校，把孩子母親做的飯菜換回來自己吃掉。那女人也問過老頭，她做的飯是他吃了吧，因為孩子從來也不會吃完她的菜。這個細節很好，有一種上歲數的人，對年輕女人的愛。現在的電影電視，就比較缺乏這樣的情景，是對生活了解得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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