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考古
2010年，法國考古人員從旺代的亂墳崗挖出了200餘具屍體。據考證，他們是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發生的旺代戰爭中被屠殺的。挖掘地點位於勒芒市中心的大教堂旁。雨果的著名長篇小說《九三年》寫的就是這場戰爭。當時天主教的保王軍除了少數兵士外，絕大部分是旺代地區的農民。而共和軍則是正規部隊。旺代戰爭最後以保王軍慘遭屠殺告終。長期以來，在法國人們普遍不願提起這件事。甚至曆史教科書和“國家敘述”或者幹脆抹殺，或者歪曲這場極其殘酷的內戰。勒芒之戰是地地道道的大屠殺，事情的經過是：1793年12月13到14日，共和軍出其不意包圍了守衛在這裏的“叛軍”，他們開始屠殺。被俘“叛軍”多半以上是婦女、老人和兒童。僅此一役，兩千到五千名旺代人遭殺害。“叛軍”被打死後草草埋葬，屍骸上幾乎沒有殘存的衣服。已發現的屍骸上有許多大刀砍殺的深痕，身上、腦袋上、臂膀以及下體。法國國家考古保護研究中心人類學家埃洛迪·卡博女士說，“有些屍骸顯示出瘋狂屠殺的暴力烙印。受害者中有不少婦女和年齡僅12到13歲的男孩，還有一個三歲的孩子。”
掘出屍骸後，考古工作者立刻意識到他們的發現帶來的挑戰遠遠超過他們的應對的能力。卡博說：“我們現在是踩著雞蛋走路，如果不把我們的發現告訴大家，人家就會指責我們替共和派遮蓋；如果我們通告了發現的結果，亂墳坑裏屍體橫陳的照片馬上就上了網，各種各樣意圖的解釋都有”。
共和軍為何要采取如此斬盡殺絕的殘忍的手段？人們對法國大革命發生的這一幕至今爭論不休。大革命期間發生了許多血腥的事情，而旺代戰爭爆發時也正是掌權的雅各賓黨人推行的大恐怖即將登峰造極的關鍵時刻。
不過，對於卡博這位年輕而雄心勃勃的考古學家來說，真正令她興奮的是由她發起的這項考古項目已經得到法國最好的古人類學實驗室的支持。卡博說，能夠一下子發現如此同質、如此眾多人群的遺骨，包括女性，男性，還有兒童，這是非常珍貴的。對屍骸DNA的研究可以清晰地勾勒出19世紀或者20世紀初法國西部鄉村人口的衛生狀況，還可以對當時生活在法國不同地區的居民的人類遺傳圖譜進行比較研究。
寧要薩特的謬誤，不要阿隆的真理
在68年的五月風暴中，法國巴黎的大學生們喊出了“寧要薩特的謬誤，不要阿隆的真理。”可見阿隆在當時的法國是個名人，但是一個臭名昭著的名人。就是他據說在聽到戴高樂從駐德的法軍司令部回來發表的講話後高呼“戴高樂萬歲”。而這種“寧要而不要”的思維並不是中國文革所特有的，它是一種放之四海皆準的人類的思維模式。之前歐洲人還喊出過“寧要希特勒不要勃魯姆”，今天美國人一樣寧要不敢公開稅單的特朗普不要公開稅的拜登，寧要特朗普的病毒不要中國的口罩。
留禿頭的男人
在梁文道的說書的節目裏也談到了阿隆。我一直喜歡梁文道留禿頭的形象。有一段時間裏，男人很流行留禿頭。有些男人留禿頭的樣子我不喜歡，但我喜歡梁文道留禿頭的樣子。我不知道為什麽有些人留禿頭的樣子我不喜歡，我也不知道為什麽有些人留禿頭的樣子我會喜歡，甚至有些留禿頭的我喜歡的人我根本不認識，所以，人的喜歡是一種非常複雜的感覺，而由於有些留禿頭我喜歡的人我根本就不認識，因此自然也就無法回憶起他們的樣子，而我無法回憶起那些留禿頭的讓我喜歡的人的樣子卻仍然記得我曾喜歡過他們留禿頭的樣子，由此也可見，喜歡是一種很神秘且矛盾的感覺，有時候很飄，有時很牢固，或者可以描述成先驗什麽的，如果我讀過一些哲學家的書，尤其是那些以晦澀著稱的哲學家，比如，……，嗯，如果現在我能寫出一個這樣的什麽我不知道的名字就是好了，比如，………，那就會顯示出我的文字的學問，知識的含金量，那麽我一定會從他們晦澀的著作中挑出一個深奧而晦澀的詞語來形容喜歡的神秘和神秘的喜歡，那些幽暗洞中的舞蹈，或者某種香水難以描述的氣味，然而，因為我沒有讀過這些晦澀的哲學家的著作，所以，我現在才會懷疑是否會有一個比喜歡更加晦澀更加深奧的詞可以用來描述這喜歡的神秘，寫作時我喜歡抄襲，但我不知道為什麽喜歡幹這樣的事情，我用了這麽多的文字來描述喜歡，一個原因在於喜歡比仇恨更複雜，另一個原因在於較之仇恨，我更喜歡喜歡，盡管仇恨和喜歡似乎都是我們生活的依據，不過，近來留禿頭的男人又很少能見到了，其實我已經好久沒有在北京的街頭看見過留禿頭的男人了，直接的原因我想一定不會是禿頭在今天我們偉大的祖國也變成一個被禁忌的符號，禿頭暴露了真相？我想是那些留禿頭的男人的頭發長起來了，而這一次他們沒有像過去把它們剃掉，或者剃的不夠決絕，畢竟剃頭不像閹割那樣一勞永逸，是我們的社會有了更多溫情的男人了嗎？禿頭是需要反複的剃掉才得以證明身份，表達觀念，反複的與某種體製某種係統性的安排做抗爭，反複幹這件事情，消除某種事物的成長。然而，當有很多男人留禿頭時，留禿頭的男人可能隻是一個時尚的沒有頭腦的熱情追隨者，隻有當少數男人留禿頭時，留禿頭才變成一種思想，這樣的男人是值得我們尊重，這和斑禿或脫發症根本不是一回事，斑禿和脫發與留禿頭的男人隻是一種形式上的相似，斑禿和脫發沒有任何自由思想的成分，它們隻是一種有些荒誕感的疾患。不過，很多時候，有著荒誕感的疾病就像是一種思想，而思想很多時候也像是一種疾病。不過簡單來說，更可能的是，又一種時尚成為過去了，但是，我無法想象如果有一天梁文道以一個像流行時尚的屈服的分頭的形象出現在我的麵前時，我會怎樣的傷心，怎樣去理解他說的那些話，或許無需在意，不過，如果那真的發生了，那麽我們的世界還有什麽值得我們信賴，還有什麽值得我們期盼，不過，或許這並沒有那麽嚴重，隻是一件無所謂的小事。
梁文道在他的節目中談到阿隆時講：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樣的習慣，不過我自己常常喜歡看一些人的書，那些人是大部分他的意見，或者他很多時候對很多事情的判斷，那些立場我都是不能同意的，或者跟自己相去甚遠的，但是我仍然喜歡看他們的書。尤其是當這些人，他們相當重要，或者說他們具有一些相當重要的品質，乃至於你覺得就算他在很多事情上跟你看法完全不一樣，甚至是互相矛盾，你仍然會尊敬他，會在他身上學到很多很多的東西。
由此可見梁文道也是一個有頭腦的人。如果一個男人滿腦子裏裝的都是他喜歡、認同的人的觀點，那麽，這個人腦子裏擁有的一定不是智慧，而隻是知識，並且，這個人本質上一定會非常乏味，盡管可能會表現出某種虛假的情趣。但是，如果一個女人隻看她喜歡的人寫的文字而不看她不喜歡的人寫的文字，那麽我更願意稱之為可愛。但我承認我的這個觀點是一種男性的偏見，而世界上最多的除了空氣就是男人的偏見了。當然如果一個女權主義者認為我這樣的話本身也含有男性的偏見，那麽我也可以說其實女人的偏見一點也不比男人少，甚至更多。
盜版書籍
在長達數十年法國風風雨雨的年代裏，雷蒙·阿隆一直以一個“介入的旁觀者”自居，他的身份定位在一個自由主義的思想者。的確，二戰和冷戰的世界似乎與今天非常不同，這就是我寫這篇文字的原因和目的之一；但又似乎和今天有些相似，甚至沒有什麽不同，而這也是我寫這些文字的理由。在近40年的時間裏，阿隆寫出了4000多篇社論和還有無以計數的專欄文章。由此也可見，自近代工業革命以來報刊在革命中的重要性。當年薩特親自創辦《現代》，成為他的最重要的武器。而最初阿隆也是撰稿人。後來兩人分道，阿隆成為《費加羅報》的首席評論員。當然他一生中也有著作，涉及曆史、哲學、社會學、政治、國際關係，其中最著名的可能要數《知識分子的鴉片》和《回憶錄——50年的政治思考》。1983年，阿隆因心髒病突發辭世。當時的法國總統密特朗發表聲明，向這位“主張對話，信念堅定，學養深厚的人”致敬；基辛格在聞訊後說，“沒有了雷蒙·阿隆世界將更加孤獨，也更加空虛。”這位著名的美國國際關係大師在年輕時把阿隆視為自己的導師。從某種角度來說，自20世紀的後期，阿隆已經成為法國的思想導師。當他去世時，《解放報》正是以“法國失去了自己的老師”為標題悼念他的。各大報刊當時都紛紛撰文悼念這位獨立不群的思想者。
《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寫於1950年代中，當時正值世界冷戰和阿隆與薩特的論戰，後來此書很快傳遍西方，參與構築了西方知識分子對於極權社會和共產主義的批評的理論基礎。不過，這本書的中譯本直到2005年才在中國出版，阿隆對於中國的影響有限。而且，可能這本書一直沒有再版。淘寶上可以買到高價的正版二手書和廉價的盜版，我在未經深思熟慮的情況下像通常那樣選擇了盜版。關於如何加入到盜版產業，成為這條產業鏈上最末端的一節，我已經記憶不清了，但應該是懷著喜悅的心情吧。但對於這件事我是這樣考慮的：因為在冷戰後隨著改革開放，我們的禁閉的生活翻轉了一個個兒，社會上流行一種西方社會的理念，即對於崇高目標的追求往往最終導致的是災難。對此我牢記在心。在悉尼生活的時候，有一段時間裏我每天要乘地鐵往返通勤，那時我一直很想在悉尼地鐵站裏逃票，但發現這太難了。現代科技總是冷冰冰的將人的自由的理想壓抑束縛排斥。每個人隻要意識到他還需要呼吸，在現代生活中都會有壓迫感。我隻不過是曾經有過很多次，在周末一個人買上一張短裏程的車票，然後坐出很遠，直到地鐵開出地下開始在地麵越來越原始的景色中飛馳，一直開到一些十分荒涼的小站，然後下車。這裏的車站設施簡陋原始，站台空無一人，出站口也沒有自動檢票的機器，我於是徑直走出小站來到鎮上。那些鎮子總是有一些很古怪的名字，大多是從以前土著人的語言翻譯來的。在小鎮上遊蕩一番，有時我會走進一家咖啡館，喝上一杯咖啡，一邊在本子上寫一些文字；有時我在一家小餐館簡單吃上一頓接近午餐的早餐，或者已經是一頓不早的午餐了。然後，回到車站，直接走進去，當列車來到，我坐上車回家。有時車站會有警察突襲查票。澳洲的警察不像美國的警察那樣凶神惡煞，澳洲的警察很和氣。有一次夜晚開車，我被警車攔下，我當時很緊張，看到後視鏡裏的警車中走下一個女警察，那個女警察長的很粗糙，樣子大大咧咧，在後視鏡中向我走來，然後走到我的車頭前方動作誇張的彎下腰看了看，然後再走過來對我大喊：“燈，燈”，說我忘了打開車燈了，“夜晚開車要開燈”她邊喊邊有手比劃著。我開始一愣，以為她要向我要打火機，我不抽煙，這可怎麽辦？但馬上反應過來，連忙打開車燈。警察沒有罰款就走了。我想：怎麽會忘了開燈呢？是不是我已經得上老年癡呆了？然後就又想到剛才那個粗糙的女警官，我想雖然她的樣子蠻可愛，但如果是一個極性感的年輕女警官就好了，夜晚遇到，攔下我的車子，穿著繃緊貼身的警服，走過來，但胸部從深夜挺出來，身上掛著手銬、槍和電棍，與我說著話，那裏大大的，像是毫無畏懼犯罪分子般勇敢前衝又戛然而止在我的眼前。那就太棒了！把我揪下車來，按倒在地扳過雙手銬住，然後，第二天的早晨，我們一起坐在悉尼的街頭喝咖啡。我終於清醒過來於是想：看來我沒有患老年癡呆。當然，我開的是一輛老舊的二手車，雖然樣子很酷，是一台兩門跑車型的破爛本田，早已經絕版，一切都是手動的，現代的那些豪華轎車都會有夜間自動打開車燈的功能，同時還都裝好了會說話的導航儀，這讓人在駕車的途中即便患上了老年癡呆都不會察覺到。在車站的突襲檢查，警察總能抓住逃票的人。警察就是這樣。盡管澳洲的警察和氣，但是警察抓人的愛好不會改變。而且他們總能抓住一些人，因為他們是受到過現代化職業摧殘的異化的人。並且有些工作就是更容易讓人如願以償。而抓住的都是些孩子，中學生或大學生。有過一個印度人，我並不是歧視印度人，但不知道為什麽那個印度男青年的樣子，讓我看到後就記住了。更多的是白人，也有黑人，我的印象中好像很少有亞裔，亞裔比較循規蹈矩，要不就特別狡詐。那些孩子被抓住後就暴露出性格的差異，日後他們將有不同的命運，有些垂頭喪氣，有些仍然保持高傲的神態。我那時在悉尼的時候真羨慕這些逃票的孩子，他們總是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走到自動檢票裝置前縱身一跳，就輕盈地跳了過去。挑戰資本主義製度的叛逆者。一次成功的日常生活中的革命？我也想那樣逃票，不是為了省錢，就是想那樣大搖大擺的走到那台機器前，然後縱身一跳，無視社會習俗與道德的規範，無視周圍往來的路人，無視那台自動檢票的機器，滿不在乎的一跳，就輕盈的跳了過去。我在悉尼時仍然能跳得動，但我卻不能那樣縱身一躍，因為我已經是一個中年人了，有著一份體麵的工作，手中提著一隻中產階級的皮包。我想這真可悲啊！購買盜版書籍給了我一種寬慰。這和我們從小接受的傳統教育不符，更符合新時代的思潮，在現代的社會中，我可以積極參加公益活動，但是堅持自私自利的原則，同時學會保持一副文質彬彬的優雅的外表。當然，與逃票不同的是，當我想逃票時，我想的並不是要省錢，但當我買盜版書籍時，很重要的一個原因還是因為沒有錢。當然了，我知道這也是貪婪。一個貪婪的人永遠是一個窮人。總之，我覺得生活在資本主義的文化中的人，更容易矛盾。因為有太多自由的思想和利益的衝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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