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衛平：經驗的年代

經驗的年代

© 崔衛平／文

崔衛平

　　藍天裏有一顆會唱歌的星

　　1978年春節前後某個星期天早晨，我同父親一起出門準備上街，走到傳達室被人叫住，“有你家一封信”。我清清楚楚看到牛皮紙信封的右下方印著“南京大學”的字樣，但一時卻想不起來這與我本人有什麽聯係，記得很清楚是父親打開了信封。父親是那種十分內斂的性格，有喜歡放在心裏也不說出來。他一句鼓勵的話也沒有說，但是我能體驗得到他內心的充實和滿意。我分享了父親的感受，也一句話沒有說。
　　回到插隊的地方辦完了手續，我帶著一隻小箱子奔赴南京，箱子裏裝著些換身衣服，還有一套豎排的線裝書《唐詩三百首》（上下兩冊），書中注明由“蘅塘退士手編媚古居士重訂”，這是幾年前從鄰居的孩子手中得來的。這套書一直跟隨到我現在。
　　名為77級，實際上是78年2月份進校。我們中文係全班不到50個人，9個女生，有一位是稍後擴招進來的，南大子女，她住在家裏，我們8個則住在一個寢室裏。我們早起跑步，天色未明就甩開腳步狂奔。學校的大喇叭比我們起得更早，不停地播放那幾首歌曲，印象最深的是一首“藍天裏有一顆會唱歌的星”，當它的旋律在耳邊響起時，我們恰好頭頂著深藍色的天空，上麵依稀掛著幾顆閃爍的晨星。
　　寫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篇文章的胡福明，是我們學校哲學係的老師。我因為私心喜歡哲學，便經常與哲學係的女生在一起。有位不僅是我老鄉，而且還同住一個院子。我常聽她說，“胡福明從北京回來了，在哲學係做了一個報告，我們都去了。”“讀書無禁區，思想無禁區”，最早也是從這位女生的嘴裏聽說的。
　　那是一個“撥亂反正”的年代。你能感受周圍的氣氛，一切都在張開嘴巴大口呼吸，一切都在重新開始。每天聽到的消息總是令人振奮的，每個月出版的期刊都會有“爆炸性的”內容出現，閱讀是當時一件十分緊張熱烈的事情，伴隨著痛苦也伴隨著希望。所遇到的最大尷尬是一個留學生向我提起的，她是一位加拿大左派，她問我：“你們粉碎了四人幫，但是用什麽辦法來阻止新的四人幫產生？”這個問題令我感到十分氣悶。因為回答不上來，所以她消瘦堅定的形象至今記得很牢。
　　後來翻譯哈維爾描述1956年對他本人的震動（當時他20歲，與我此時年齡相仿），感覺十分能夠理解他的心情。他稱之為“對於世界的最初經驗”。那是一個人確立他與這個世界基本關係的時期，是奠定他一輩子看待世界的基本立場的時期。在一個否極泰來、百廢待興的年代度過自己的青春，不僅培育起對於世界的基本感受和視角，而那種深刻的經驗也足以影響一個人終生。哈維爾接著說，從那之後十年，人們都在這種氣氛中生活，那是“一個獲得進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對勇敢的時期”。對我本人來說，所經曆的大致也可以這樣表述。
　　除了閱讀經典文學著作，當時最熱衷閱讀的是馬恩的著作。正好哲學係調進了一位教員叫做孫伯騤，他原先在北京大學哲學係工作，講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爐火純青，每一節課都有許多靈感的火花。本科時我一節不拉地聽過他講授的“馬哲史”，還蹭過他給研究生開設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那是一字一句地研讀過的。這本書起先被認為是費爾巴哈的著作，文體晦澀，深藏的玄機也最多。念研究生時，我幹脆隔係選了孫老師的課程，並第一次拿到了他的學分。不僅是聽課，原著是一定要讀的，而且讀得非常起勁。尤其是那些早期著作，一本接一本地讀過去，關於伊壁鳩魯的《博土論文》，與恩格斯合著的《神聖家族》、《德意誌意識形態》等。有些篇章愛不釋手，比如從1851年底開始動筆寫作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7～1858年間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比起僅僅見到馬克思的結論，去了解馬克思本人思想形成的整個過程，不知道有意思多少倍。在那個年代，馬克思是我們接受西方文化的一個主要窗口。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成果，體現在一篇四五千字小文章裏，發表在80年代中期的《雲南社會科學》雜誌，標題不記得了。
　　1984年底我做完關於黑格爾美學的碩士論文來到北京電影學院，感覺非常不適應。

　　不要殺害那個無辜的人

　　疏異的感覺並不是從書本上開始的，而是深藏在個人經驗之中。在一次與徐友漁先生的爭論中，我表達過某種不同的經驗。對於友漁他們那個年齡上的人說，曆史是從某個可以理解的地方開始的，比如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在它正在開展和進行的時候，友漁與他的同伴便能夠從自己的立場去分析考察，“指點江山”，他們被賦予了某些重大使命和責任。我與友漁相差半代。正當天翻地覆的時候，還沒有從童年渾渾噩噩的狀態中清醒過來，對於周圍每天發生的事情，除了茫然還是茫然。激情與憤怒都需要力量，而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培育出任何所需要的力量。
　　應該是1967年的某個夏日，我們幾個孩子正在家裏玩撲克，聽到有人在外麵喊：“×××（我們的同學）的媽媽跳河自殺了。”放下手中的牌，我們一窩蜂跑了出去，不知道將要麵對的是什麽。結果當然非常尷尬：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是被水泡得腫脹的碩大屍體，半個肚皮露在外麵，還有一頭散亂的頭發。我第一次感到大河上方灰色天空的存在，感到自己所站立的地麵正在塌陷。我的祖母是一位不識字的小腳女性，當她的某個兒子或者媳婦在體育場開完批鬥大會後被遊街示眾，她就不停地上廁所，經常是我扶著她去。發展到後來，一旦聽見鑼鼓家夥響，我的任務就來到了。我分享了祖母的悲哀與無力，也深感自己的十分無力和無奈。不久之後祖母被遣散回老家，父母去了“五七”幹校，姐姐下鄉插隊，我們（長我一歲的哥哥與我及兩個妹妹）整個兒掉進曆史的縫隙之中了。我們就像它腹腔中的一截盲腸，或者不體麵的“私生子”。
　　因此，與友漁他們處於曆史的“正麵”不同，我們處於曆史的“背麵”；與他們自覺地處於“曆史意識”之中不同，我們不得不處於“曆史的潛意識”當中；與他們從“曆史的最強音”開始不同，我們是從曆史微弱的一聲呻吟開始的。福科曾經談到1934年，當陶爾斐斯總理被納粹刺殺時，所感到的震撼和恐懼（當時他8歲。）“我相信我這一代的男孩和女孩的童年都是由這些重大曆史事件所造就的……我們的個人生活受到了嚴重的威脅”，我們的情況也可以說是這樣。
　　當我學習馬克思與黑格爾哲學的時候，這樣的經驗已被壓抑下去了當然，此類經驗很難找到恰當的形式來加以表達；如果它永遠找不到形式，便可能永遠不存在。當80年代開始，一批現代主義尤其是存在主義作品在中國翻譯出版時，我與許多人一道，是屬於坐前排沙發的。克爾愷郭爾、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薩特、加繆，還有一位西班牙人烏納穆諾（他的一本小書叫做《人生的悲劇意識》），這些人的著作，所提供的不是理論和概念，而是對於世界的感受，是釋放某種生存情緒，是表達與世界的疏異關係，它們非常對我的胃口——從未有過的，它們幫助我接近自己及自己的生活體驗。所謂“荒謬”對我來說非常容易理解，因為對於周圍世界的迷茫心情，實際上片刻沒有離開過我。此前多年頭腦與感情之間的分離分裂狀態，在閱讀這批著作時，得到了很大的緩解。
　　在這些人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加繆、克爾愷郭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加繆的《局外人》，以一種十分冷峻的筆調，描繪個人極度的脆弱不安，具有一種鑽石般的品格。他的那本小書《西西福的神話》（杜小真譯）和收在《正義者》中的幾個劇本，有一種從黑暗中提取光明、從廢墟中建立永恒的非凡力量。克爾愷郭爾將“個人”形容為“隻身”的“隘口”，隻有通過這個“隘口”即先成為“個人”，才能成為別的什麽；如果不能成為“個人”，則將一事無成，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起點。它意味著如果是真理，哪怕堅持到隻有你一個人，你的背後隻有懸崖峭壁，乃至你自己就成為懸崖的一部分，也要堅持下去。相反，越是大多數人都讚同的立場，越有可能是經不起推敲的。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是將存在主義當成個人主義來理解和接受的。迄今我仍然覺得，是否經過這樣的“隘口”，成為這樣的“個人”，是我與許多同齡人的分水嶺。在我們那個年齡上的人，大多數過著一種魚貫般的生活。也許每個年齡上的人大都如此。
　　比較起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能夠與我們所處的文化進行有效對話的。他那本寫於19世紀60年代的論戰小說《罪與罰》，所討論的問題在我們的環境中，始終沒有得到認真對待。他的論戰對手車爾尼雪夫斯基這樣的觀點支持了不止一代“革命者”，即所謂“創造曆史的人是不怕弄髒自己的手的”。它將允許一些自詡為代表曆史前進方向的人們，在追求理想的同時，突然掉過頭來追求“現實”，拾取非常“現實的權力”；它也將鼓勵一些自以為是地騎在曆史馬背上的人們，將沒有理想的人們當成馬蹄下的塵土隨意蹂躪踐踏；它迎合和滿足了那種沒有根據的自我誤認或虛榮心，不僅認為自己的觀點總是比其他人高明，而且從人格上來說，也比別人高出一等，因而可以隨意淩駕於他人之上。《罪與罰》中的那個老太婆，就是在“理想”的名義下最早被劃掉的人們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我來說，是一個換血和輸氧的過程。閱讀他的著作，體驗他的思想，反觀自己的存在，結果是將我自己從“曆史”或者“時代”的最強音中徹底放逐，從那種表麵上的“理想主義”、其實是“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的軌道上徹底放逐。一個人一旦宣布自己是“理想主義者”，就等於取消了別人與他爭辯的資格，等於宣稱自己擁有某種不言自明的真理。
　　1988年下半年，我寫了《重讀〈罪與罰〉》一文，這文章中的東西奠定了我此後思考的基本方向。在本人2000年出版的一本小書《看不見的聲音》的序言中，這樣的表達與其說是一種立場，毋寧說是一種揮之不去的心情：

　　把自己放到無名的人們、無名的聲音當中去，放到不幸失事與失敗的人們當中去，放到“曆史”的身影所掩蓋的那些生活和生命的“縫隙”中去，使得你與真實的生活與真實的人們有一種血肉相關的聯係。在陰暗的潮濕的街道，夜晚籠罩下的城市與大地，空蕩蕩的牆角的拐彎處，從什麽地方傳來一兩聲尖銳痛苦的喊叫，那不是別人，正是你自己生命根部的疼痛，是你自己生命的尷尬、無奈和失去耐心。

　　專業與業餘

　　我把道德上先聲奪人的做法，也看成一種 Kitch（自媚）。1987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我先後不止買過一本送給學生。經常有朋友對我說，“你是從米蘭·昆德拉開始的”，盡管不是十分準確，但我並不準備反駁這樣的看法。與許多人不同，“消極自由”對我來說建立得更早，我是從“消極自由”一步步走向“積極生活”的。至80年代末，我變成一個對於政治毫不關心的人，電視上幾乎每晚出現的大人物的麵孔，比如總理與副總理，我不能從相貌上把他們分辨出來。連那種在社會大事件中感受到的興奮和滿足，我也深表懷疑，而且感到很不習慣。
　　從80年代中期開始，我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專業即文學修辭學方麵。上一代人丟失專業的情況對於我們肯定是一個刺激。許多人弄了一輩子文學，畢其一生所寫的文章，在後人看來竟然與文學毫無關係，對於這種局麵，正在步上批評道路的年輕一輩感到非常不滿。比起“符號功能”說，當時更加佩服的是英美“新批評”。主張文學的問題要放在文學的框架之內；重視文本內部的各種照應關係，即使是涉及文學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也要轉化為文學內部能夠消化和吸收的形式，而不是服從任何文學之外的權威。這一套理論對於我們非常有吸引力。這個立場並不等同於所謂“純文學”的要求，因為它並不是要拒絕外部世界，而是強調以文學的眼光和手段來處理外部世界。
　　近年讀到一些反思當年“純文學”的文章，感到比較難以認可。也許“純文學”的提法需要商榷，但是它所傳達的信息肯定超出了字麵上的含義。強調文學的獨立性，是一個對於文學自身合法性的訴求；是在除魅的世界上，各領域自行營造其文化意義的一個現代性訴求，即“審美現代性”的訴求。這項訴求的深遠意義並不在於宣布文學與外部世界脫節，而是聲明任何文學之外的力量都不可能給文學提供任何現成的意義，任何有關現實的描述都不可能直接擔保作品的文學價值。有沒有經過這個合法性論證是非常不一樣的，需要文學本身給文學立法，站在文學的立場去思考社會政治諸問題，而不是站在社會政治的立場去要求文學。很可能經過論證之後，仍然繼續強調文學表現社會現實的立場，但這回是出於文學的自願，出於文學本身活力的考慮，而非一個高高在上的、不容置疑的力量的強迫。即便是政治，也並非隻有政治家、社會運動家的政治。文學家也有文學家的政治，德國作家海因利希·伯爾用在作品中安放“倒鉤”來代表作家的政治策略，它們是“思想的火藥和社會的慢性導火線”，而不是“炸彈”。
　　作為一種專業，不管是文學還是電影，對我來說，還包含這樣的意思：它是一種有自身曆史的領域，有著長時期積累起來的豐富經驗，有這個領域之內的人們所要麵對的難題。那是一個艱難進展的過程，往往探索很多年也並不見得有什麽明顯的效果。但因為是麵臨挑戰，所以令人欲罷不能，殫精竭慮，覺得中斷或者離去是十分不忍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專業是道門檻，需要經過長時期恰當的訓練，才能得其門而入。當下“知識分子”這個詞包含了更多社會角色的色彩，而我理解的知識分子首先就是這樣的專業勞動者，是在自身的領域中有所建樹、有所進展的人。當一個人一旦在專業上形成訓練有素的眼光，他看待其他問題時也可能比較練達和成熟。因為在專業上缺少積累與耐心、在自身領域中站不住腳的人，當他們對待社會現象發言時，總會搖搖晃晃、底氣不足，因缺乏自律而漏洞百出。隻花很短時間（一兩年）就習得一種新語言而誇誇其談的人，是比較不能夠信任的。專業經驗也是一種經驗，而今天時代的寵兒仿佛是“理論”而不是“經驗”。
　　當我為已故青年詩人海子一首總共八行詩句的詩篇，寫出八千字的細讀評論時，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讀到了哈維爾。因為不關心政治，我雖然知道“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但是對於誰上台、誰下台這樣的事情始終記不住，此前也沒有聽說過哈維爾的名字。我後來知道在90年代初，有一個手抄本的《無權者的權力》中譯本在某個範圍內流傳，當時卻對此一無所知。應該是1993年春天的某日，我從書架上拿下一位加拿大朋友讀完丟下的紅色封麵哈維爾著作“Open Letters”時，我還不知道此公何許人也。可以肯定，如果已經有人告訴我該書作者是一位總統，我竟不會去翻開哪怕一頁。
　　除了專業的經驗，一個人還有他的生活經驗，包括社會生活經驗。謂之“經驗”，所談及的都是一種較長時期的積累。社會生活經驗是你在所處的社會生活中，通過你的眼睛、耳朵、鼻子所感受到的那些，是與你周圍的人們共同分享的，甚至無須特別用語言來加以溝通，是你們之間的密碼和暗號。當然不是說這些經驗具有一種天然的正當性，不需要反思和批判，但是對於“反思”這個東西也需要“再反思”，不能因為“反思”而把自己架空起來，覺得自己是民族生活中的“超級人類”，脫離了民族生活的血肉與土壤。哈維爾的那些文章不是“理論”，是深深紮根於捷克民族社會生活經驗之中，是他所處社會中人人每天吸進與排出的汙濁的空氣，是外人看不出來，裏麵人說不出來的那些。能夠將這種經驗加以表達，不僅需要道德上的忠直與勇氣，而且需要一種特別的敏感與穿透能力。
　　而當某種深刻的民族生活經驗得到表述，將不可見的共同體驗轉化為可以說出的句子，它同樣是一種知識，而且是這樣一種獨一無二的知識：因為具有某種原生的、不規則的形態，是此前的書本上不具備的，缺少學科特點的，你甚至可以否認它是一種知識。但恰恰是這種並不完備的知識，可能成為某種專業知識的起點和取之不盡的源泉，在某些時刻，甚至引導著專業知識的方向。秦暉先生說“真問題才有真學問”，大概就是這個意思。這樣就可以理解為什麽是一位作家而不是別人，能夠提供關於自己民族生存狀況的知識，因為它同樣是一種創造性文本。辨認這種知識，將它們也當做一種知識，這需要祛除許多傲慢和偏見。
　　在很長時間之內，我將翻譯與介紹哈維爾，看成“業餘的”工作。它花了我大量的時間精力，卻絲毫不增添我在專業上的深度和高度，在單位裏這樣的“成果”我也拿不出去。當然我不會為此感到片刻的後悔，但是專業的要求始終在咬齧著我的內心，令我感到十分不安。在我看來，一個缺少專業知識的人幾近於一個寄生蟲，放棄對於自己專業知識的要求，就等於放棄做一個知識分子。當然還因為我始終十分喜歡我的專業，不管是曾經從事的文學還是後來逐步進入的電影，在專業工作中我感到心滿意足，專業領域中任何小小的進展都會令我十分開心。一度我給自己定出的工作規則是——半年從事專業的工作，半年從事非專業的工作。實際上差不多也是這麽個節奏，“專業”與“業餘”工作成果雙方各一半。某種掙紮一直沒有停止過，有時候變得十分尖銳。可以肯定，如果不是遇上這個不安的年代，按照我沒有出息的天性，我會是一個非常安靜的人，我心目中難以超越的榜樣是中國社科院楊絳、黃梅先生。這二位的人品與文章都是我暗中研習的功課。在伍爾芙與波伏瓦之間，我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

　　我與這個世界

　　大約是1991年或者1992年，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聽了北大樂黛雲先生的一個講座，關於一本沒有翻譯過來的書，主題是“溝通”，也許是一個捷克人寫的。隨後我給樂黛雲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自己感到最痛苦的莫過於“精神與現實”之間不能溝通，從精神到現實之間仿佛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應該也是在這個時候，我去過缸瓦市教堂和別的教堂。有一次在教堂遇見一位胖胖的女士，她笑眯眯地問我“哪兒不好？”是“工作”、是“家庭”還是“身體”？聽上去口氣就像一個大夫，言下之意我是出於其中之一的原因才來尋找上帝的。從此之後，我再也沒有去過。
　　我力圖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平衡與周圍現實的關係：鞏固自己的專業，在學科範圍之內尋求一種受保護的平靜生活；包括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伍爾芙這樣的作家，以尋找一個人自己的恰當比例，不大不小屬於他本人，但是仍然感到深為不滿。在日記中我寫道：“我日夜奔騰不息的頭腦，不知道在想什麽，也不知為什麽！”放在現在，我就能夠對這種持續的不安作出解釋了：一個人要想真正活得舒坦舒心，不僅僅要理順與他自己的關係，還應該理順與這個世界（the world）的關係。與這個世界的關係理不順，感到無法進入這個世界，即使在私人生活中把自己照料得再好，給自己找出再好的說詞，心中仍然有一處是空洞的，是不能填補的。在我們的社會中，有很多力量會將人們拒絕於這個世界之外，而人們也為自己找了相應的很多借口，將這個被拒絕的事實以動聽美好的名義接受了下來。當然，身為女性，被拒絕的理由又多了一層；身為女性，接受被拒絕現實的借口又多了一個。
　　當我讀到漢娜·阿倫特這樣的句子時，認為這首先是一個女性經驗的表達，感到眼前一亮：“古代人必須每天穿越橫亙在他們麵前的那條鴻溝，越過狹窄的家庭領域，‘升入’政治領域。”在“家庭領域”中，一切都是圍繞著身體的必然性開展，圍繞著“喂養”展開，女性每天所處理的事務不僅瑣細，而且都在默默無聲中進行。沒有比“鴻溝”的比喻更能夠表達來自身體生存的那種沉重的壓迫，那種密不透風，那種消耗與徒勞的了。即使是大多數今天出門工作的婦女，她們能夠拿得出去的理由也是為了貼補家用，養家餓口，也就是說，需要尋找一個“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理由，才能將自己安放踏實。專注於私人事務的“私人性”，在阿倫特那裏是一種“被剝奪”的體現，所剝奪的是人人共同關心的事務，是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與空間，是體現自己更高人性價值的那些內容。她所參照的是希臘城邦中隻能埋頭幹活但不得開口說話的奴隸。
　　而這不僅僅是婦女的處境，而且是那些所有隻能埋頭於自己私人事務的人們的處境。表麵上看這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是一種“自處”與“自得”，如同自由似的，但其實包含了一種自欺欺人在內，是把別人允許你做的事情當成一麵旗幟豎起來，是被別人逼近一個角落沒有辦法隻好說那就是整個世界。在上個世紀中葉之前，身處各民族國家的猶太人便是如此。埋頭於自己的賺錢，對於周圍社會政治不聞不問，到頭來被別人送進毒氣室都不知道怎麽死的。某種“政治冷漠症”甚至是現代社會的一個結構性問題。“無根的”、“喪失意義的個人”其實是在一個更加廣泛的範圍之內發生的。封閉於自身存在的人們感到沒有人站在他一邊，沒有人能夠分享他的感情與感受；沒有人理解他，誰也不會跟他一起行動。在無法得到他人確證的情況下，一個人的思想感情因而陷入萎縮和癱瘓，陷入晦澀和虛無。在失去了與他人共同享有這個世界之後，也失去了關於自身任何有意義的感覺，因為“意義”是在與他人的分享、與他人的交流溝通中獲得的。而一個人旦感覺自己是一個廢物，他去做什麽就成為不可預期的，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說的“一切就成為可能的”。
　　針對此，這位忠直無欺的女性提出的響亮忠告是——站到亮起來的公共生活中去！與他人一起分享這個世界，獲得自身有意義的那種感覺。我最喜歡阿倫特用的“worldly”這個詞，即“富有世界性”，“富有公開性”，因而勇氣便成為不可缺少的，尤其是開口說話的勇氣。當哈維爾表述他所處的70年代捷克社會，人人隻是享有買哪個牌子的電冰箱或者電視機的自由時，所采取的就是同樣的視點。當波蘭人米奇尼克與他的同胞一起，強調恢複社會的自主性，恢複人與人之間的聯係與活力，通過建設社會、建設自身來推動事情的進展時，所運用的也是同一思路。在我看來，阿倫特這樣一些表述，比如人的“出生”，人的“行為的自發性”，人的“行為的不可預料”性質，以及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意味著一個“新的起點”、“新的開端”、“新的行動”，所有這些，都浸透了濃鬱的女性和母性色彩。阿倫特自己沒有生過孩子，可是她的這些立場非常接近一個母親對於世界的期盼和祈求。在我看來，“首創性”的訴求與女性孕育和創造生命的視野是同一的。
　　2002年，當我寫下這些話時，我自己十分清楚其中的女性立場，隻是外人看不出來——政治應當回到非政治的起源中去，回到廣大、豐富乃至無限的人類生活世界中去；說到底，是先有了人類蓬勃開展的生活世界，才有了政治這種人類活動的形式；先有了人類生活這個深廣的基礎及其需要，才產生了政治活動的要求和機製。人類生活世界在前，而政治在後；不是政治引導生活，而是生活引導政治。這兩者的關係不應當被顛倒過來，人們在什麽樣的情況下生活，他們就在什麽情況下開展他們的政治活動；人類生活擁有什麽樣的性質，與此相適應，他們的政治生活就擁有什麽樣的性質。說到底，政治的活動不應該淩駕於人類生活之上，更不應該與人類生活為敵，而是必須符合人類生活的性質、條件和要求的。
　　有一個人因為這樣的事情感動過我：上大學的時候，在一次全班討論中，我磕磕巴巴的發言，引起了班上某同學不解與鄙夷。一位自視甚高的南京同學，嘴裏發出的不屑聲響仿佛在提醒：我這個人最好躲到地洞裏去，從此再不要開口。這時有人在一旁站出來說“讓她說完嘛。”這讓我深為感激與感動，為此，我嫁給他多年，後來分手。作為一名女性，我感到最為痛楚的經驗，就是這種不被允許開口的經驗，被暗示自己的意見無關緊要的經驗，被要求生活在無聲世界中的經驗。迄今，在大多數情況下，我還是不怎麽習慣說話，我奔騰不息的頭腦也許與這種不得開口的經驗有關，越是不讓我說的，越是在我內心中翻滾不已。

　　本文選自《精神曆程：36位中國當代學人自述》，曹保印／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