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談科學，如果是說科學的全部內容，十萬個為什麽都解決了，當然是萬能的。可惜，這裏科學似乎是指一種方法論，而“萬能”隻是“全能”的俗話。指望方法論替你做實事，是不可能的。
全能的東西是不能有實用的，比如上帝。哲學似乎是萬能的。因為哲學隻能在抽象的概念和範疇中作思維操作，可以任意天馬行空。比如那個有軌電車難題，被悟空師兄輕易地從哲學上化解了。可是如果要真是實踐，那你隻有扳道還是不扳道兩種行為。像九十年代長江大洪水，破圩泄洪，隻有炸還是不炸的選擇。你無法將洪水哲學到騰格裏沙漠去。
實際做事，還是要靠科學。那就是實驗、觀察、統計、分析、總結。哲學之無用，是因為在實際世界中，那些抽象概念都是不存在的。道德、倫理、和意識形態等，都有和哲學一樣的抽象性。說什麽言論自由或信息透明能阻止這次病毒，恐怕僅僅是出於哲學思辨。這是一個新病毒，沒有造成一定程度實際後果，不可能讓人群有統一認識，即使專家中也達不成。更重要的是，防疫需要行政幹預，權力執行，沒有一定程度實際後果，是不可能做出重大行政決定的。
民意希望病毒馬上去死，這個做不到。那民意希望有人承擔責任，這個可以有。民憤希望發泄，也可以理解。但是，有些人借災難之際，發起一場意識形態的狂歡，讓人厭惡。他們根本不關心這場疫病本身，隻是在意識形態層麵上誇誇而談。也就隻能停留在哲學層麵上。
這種批判，不是真批判。因為這些論調，說共產黨，就是一個意誌，不是有幾千萬各有利益的具體黨員；說專製，就是壓製一切民意無所顧忌的，說民意，就是一個統一的人民意誌。實際上十四億人，各有意誌。而每個人，還有各種不同的民意、官意、善意、惡意的組合和在不同情境下的轉換。說民主社會，就一定是人民當家作主。。。
哲學思考完全無助於決策和執行。這次中國的專製政府的救災行為，是完全出於“民意”的。首先不能過早行動，沒死人前擾民就不得“民意”。其次必須采取行動，否則所有民意盡失；再者，可以借救災收取民意。專製社會一樣需要民意支持，中國可能更需要。習近平最需要，因為民意正是共產黨內部外部壓力所在。民意也是他的競爭對手政敵們的有力武器。他要救災。是為了爭取民意。但他采取什麽行動不是出於救災本身，而是出於政治上什麽樣的行為最安全最主動，能保護自己受攻擊最少而決定的。所以我說政府救災行為和救災本身，既有重合又不是一回事。
民意是穩定政權的一項重要的因素。但並沒有什麽統一抽象的民意。正是因為如此，才能做出封城決定。失去了武漢或湖北的民意，但獲得了其他地方更多人的讚成。這個決策不能太早，病毒危害的嚴重性沒有得到普及之前，民意對過火措施不領情。也不能太晚，太晚會被民眾和政敵攻擊為無能。行政舉措的分析，無法僅靠道德或生物學依據。
當然，你可以從意識形態上說，政府就是應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這在現實中不存在的。專製製度需要民意為合法性基礎，但民意難測。雖然一黨專政，習近平因為一場“民意災難”而下台換人的可能性一直存在，所以他大意不得。好在這次湖北和全國其他地區的人口數對比是個簡單的算術問題，所以他下決心封城，總能及格。但是，依然有風險，假如病毒沒有如預計的那麽有害，反過來這份果斷就會淪為笑話。
製度的設計，也許會讓政治決策與大多數人的利益結合得更多一些。但不是萬能的。比如這次抗病毒，民主政治可能效果更差。認為民選政府就沒有自己的政治利益而能全心全意為人民，就又哲學抽象了。本來就沒有什麽統一的人民，民主政治更分散。民主政治不那麽在意民意，更在意選票。而選票與“民意”的重合度，更背離。我們美國已經有好多總統得票少於一半了。
民意的分散，決策權的分散，注定了民主政治的政客們更加可以基於自己的政治利益作決策。他們不考慮泛泛的“民意”，而是注重具體事件對選票分布的可能影響。在主張采取果斷措施還是捍衛憲法自由兩難中選擇哪個政治得分高。另外，犧牲某地利益，能不能改變將來的選票分布。而本地政治家絕不同意任何犧牲，因為他們所有選票在此。已經快到任的可能不再考慮選票，而多考慮實際經濟利益。全國性政治家，會積極行動，到疫區作秀。請各種專家調查開會研討。。。一直拖到不需要再采取極端措施。繞過政治危機，從而避免得罪一些地區“民意”失去部分選票，不過多少要看這些選票是不是重要。。。
小病醫療可以解決，大疫則少不了牽動政治。政治有政治自身的規律，不以意識形態為轉移，僅以意識形態做外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