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英國莎士比亞故居前
我有一位朋友在內蒙古插過隊,他告訴我說,草原上絕不能有驢。假如有了的話,所有的馬群都要“炸”掉。原因是這樣的:那個來自內地的、長耳朵的善良動物來到草原上,看到了馬群,以為見到了表親,快樂地奔了過去;而草原上的馬沒見過這種東西,以為來了魔鬼,被嚇得一哄而散。於是一方急於認表親,一方急於躲鬼,都要跑到累死了才算。近代以來,確有一頭長耳朵怪物,奔過了中國的原野,攪亂了這裏的馬群,它就是源於西方的智慧。假如這頭驢可以攆走,倒也簡單。問題在於攆不走。於是就有了種種針對驢的打算:把它殺掉,閹掉,讓它和馬配騾子,沒有一種是成功的。現在我們希望驢和馬能和睦相處,這大概也不可能。有驢子的地方,馬就養不住。其實在這個問題上,馬兒的意見最為正確:對馬來說,驢子的確是可怕的怪物。
讓我們來看看驢子的古怪之處。當年歐幾裏得講幾何學,有學生發問道,這學問能帶來什麽好處?歐幾裏得叫奴隸給他一塊錢,還諷刺他道:這位先生要從學問裏找好處啊!又過了很多年,法拉第發現了電磁感應,演示給別人看,有位貴婦人說:這有什麽用?法拉第反問道:剛生出來的小孩子有什麽用?按中國人的標準,這個學生和貴婦有理,歐幾裏得和法拉第沒有理:學以致用嘛,沒有用處的學問哪能叫做學問。西方的智者卻站在老師一邊,讚美歐幾裏得和法拉第,鄙薄學生和貴婦。時至今日,我們已經看出,很直露地尋求好處,恐怕不是上策。這樣既不能發現歐氏幾何,也不能發現電磁感應,最後還要吃很大的虧。怎樣在科學麵前掩飾我們要好處的曖昧心情,成了一個難題。
有學者指出,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有重實用的傾向。他們還以為,這一點並不壞。抱著這種態度,我們很能欣賞一台電動機。這東西有“器物之用”,它對我們的生活有些貢獻。我們還可以像個迂夫子那樣細列出它有“抽水之用”、“通風之用”,等等。如何得到“之用”,還是個問題,於是我們就想到了發明電動機的那個人——他叫做西門子或者愛迪生。他的工作對我們可以使用電機有所貢獻,換言之,他的工作對器物之用又有點用,可以叫做“器物之用之用”。像這樣林林總總,可以揪出一大群:法拉第、麥克斯韋,等等,分別具有“之用之用之用”或更多的之用。像我這樣的驢子之友看來,這樣來想問題,豈止是有點笨,簡直是腦子裏有塊榆木疙瘩,嗓子裏有一口痰。我認為在器物的背後是人的方法與技能,在方法與技能的背後是人對自然的了解,在人對自然了解的背後,是人類了解現在、過去與未來的萬丈雄心。按老派人士的說法,它該叫做“之用之用之用之用”,是末節的末節。一個人假如這樣看待人類最高尚的品行,何止是可恥,簡直是可殺。而區區的物品,卻可以叫“之用”,和人親近了很多。總而言之,以自己為中心,隻要好處;由此產生的狼心狗肺的說法,肯定可以把法拉第、愛迪生等人氣得在墳墓裏打滾。
中國人還認為,求學是痛苦的,學海無涯苦作舟。學童不僅要背四書五經,還要挨戒尺板子,僅僅是因為考慮到他們的承受力,才沒有動用老虎凳。學習本身很痛苦,必須以更大的痛苦為推動力,和調教牲口沒有本質的區別。當然,夫子曾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但他老人家是聖人,和我們不一樣。再說,也沒人敢打他的板子。從書上看,孟子曾從思辨中得到一些快樂。但春秋以後到近代,再沒有中國人敢說學習是快樂的了。一切智力的活動都是如此,誰要說動腦子有樂趣,最輕的罪名也是不嚴肅——順便說一句,我認為最嚴肅的東西是老虎凳,對坐在上麵的人來說,更是如此。據我所知,有些外國人不是這樣看問題。維特根斯坦在臨終時,回顧自己一生的智力活動時說:告訴他們,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還有一個物理學家說:我就要死了,帶上兩道難題去問上帝。在天堂裏享受永生的快樂他還嫌不夠,還要在那裏討論物理!總的來說,學習一事,在人家看來快樂無比,而在我們眼中則毫無樂趣,如同一個太監麵對後宮佳麗。如此看來,東西方兩種智慧的區別,不僅是驢和馬的區別,而且是叫驢和騸馬的區別。那東西怎麽就沒了,真是個大問題!
作為驢子之友,我對愛馬的人也有一種敬意。通過刻苦的修煉來完善自己,成為一個敬祖宗畏鬼神、俯仰皆能無愧的好人,這種打算當然是好的。唯一使人不滿意的是,這個好人很可能是個笨蛋。直愣愣地想什麽東西有什麽用處,這是任何猿猴都有的想法。隻有一種特殊的裸猿(也就是人類),才會時時想到“我可能還不夠聰明”!所以,我不滿意愛馬的人對這個問題的解答。也許在這個問題上可以提出一個騾子式的折衷方案:你隻有變得更聰明,才能看到人間的至善。但我不喜歡這樣的答案。我更喜歡驢子的想法: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們都會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還會有人在走著。死掉以後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著的時候,想到這件事,心裏就很高興。
如果說我們都一無所知,中國的讀書人對此肯定持激烈的反對態度:孔夫子說自己知天命而且不逾矩,很顯然,他不再需要知道什麽了。後世的人則以為:天已經生了仲尼,萬古不長如夜了。再後來的人則以為,精神原子彈已經炸過,世界上早沒有了未解決的問題。總的來說,中國人總要以為自己有了一種超級的知識,博學得夠夠的、聰明得夠夠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現在,還有一些人以為,因為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遺產,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尋求智慧者的皈依——換言之,我們不僅足夠聰明,還可以擔任聯合國救濟署的角色,把聰明分給別人一些。我當然不會反對這樣說:我們中國人是全世界、也是全宇宙最聰明的人。
馬克 · 吐溫在世時,有一次遇到了一個人,自稱能讓每個死人的靈魂附上自己的體。他決定通過這個人來問候一下死了的表兄,就問道:你在哪裏?死表哥通過活著的人答道:我在天堂裏。當然,馬克 · 吐溫很為表哥高興。但問下去就不高興了——你現在喝什麽酒?靈魂答道:在天堂裏不喝酒。又問抽什麽煙?回答是不抽煙。再問幹什麽?答案是什麽都不幹,隻是談論我們在人間的朋友,希望他們到這裏和我們相會。這個處境和我們有點相像,我們這些人現在就無事可幹,隻能靜待外國物質文明破產,來投靠我們的東方智慧。這話梁任公1920年就說過,現在還有人說。洋鬼子在物質堆裏受苦,我們享受天人合一的大快樂,正如在天堂裏的人閑著沒事拿人間的朋友磕磕牙,我們也有了機會表示自己的善良了。說實在的,等人來這點事還是洋鬼子給我們找的。要不是達· 伽馬找到好望角繞了過來,我們還真閑著沒事幹。從漢代到近代,全中國那麽多聰明人,可不都在閑著:人文學科弄完了,自然科學沒得弄。馬克 · 吐溫的下一個問題,我國的一些人文學者就不一定愛聽了:等你在人間的朋友們都死掉,來到了你那裏,再談點什麽?是啊是啊,全世界的人都背棄了物質文明,投奔了我們,此後再幹點什麽?難道重操舊業,去弄八股文?除此之外,再搞點考據、訓詁什麽的。過去的讀書人有這些就夠了,而現在的年輕人未必受得了。把擁有這種超級智慧比作上天堂,馬克 · 吐溫的最後一個問題深得我心:你是知道我的生活方式的,有什麽方法能使我不上天堂而下地獄,我倒很想知道!言下之意是:忍受地獄毒火的煎熬,也比閑了沒事要好。是啊是啊!
我寧可做個蘇格拉底那樣的人,自以為一無所知,體會尋求知識的快樂,也不肯做個“智慧滿盈”的儒士,忍受這種無所事事的煎熬!
我有位阿姨,生了個傻女兒,比我大幾歲,不知從幾歲開始學會了縫扣子。她大概還學過些別的,但沒有學會。總而言之,這是她唯一的技能。我到她家去坐時,每隔三到五分鍾,這傻丫頭都要對我狂嚎一聲:“我會縫扣子!”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想讓我向她學縫扣子。但我就是不肯,理由有二:其一,我自己會縫扣子;其二,我怕她紮著我。她這樣愛我,讓人感動。但她身上的味也很難聞。
我在美國留學時,認得一位青年,叫做戴維。我看他人還不錯,就給他講解中華文化的真諦,什麽忠孝、仁義之類。他聽了居然不感動,還說:“我們也愛國。我們也尊敬老年人。這有什麽?我們都知道!”我聽了不由得動了邪火,真想撲上去咬他。之所以沒有咬,是因為想起了傻大姐,自覺得該和她有點區別,所以悻悻然地走開,心裏想道:媽的!你知道這些,還不是從我們這裏知道的。禮義廉恥,洋人所知沒有我們精深,但也沒有兒奸母、子食父、滿地拉屎。東方文化裏所有的一切,那邊都有,之所以沒有投入全身心來講究,主要是因為人家還有些別的事情。
傻大姐是個知識的放大器,學點東西極苦,學成以後極樂。某些國人對待國學的態度與傻大姐相近。說實在的, 他們把它放得夠大了。拉封丹寓言裏,有一則《大山臨盆》,內容如下:大山臨盆,天為之崩,地為之裂,日月星辰,為之無光。
房倒屋坍,煙塵滾滾,天下生靈,死傷無數……最後生下了一隻耗子。中國的人文學者弄點學問,就如大山臨盆一樣壯烈。當然,我說的不止現在,而且有過去,還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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