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光氤氳
自由三敵之權威篇：秩序中的魔鬼
蕭瀚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3年08月31日
1961-1962年，受阿倫特那篇著名報道《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啟發，耶魯大學心理學教授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做了一個既震驚了他自己也震驚了全世界的權威服從問題實驗。
實驗參與者兩人一組：一人當學生，一人當老師。在一名穿白袍的實驗者指導下，老師向學生提問，學生身上貼著電極片，被綁在椅子上，如果答對，老師繼續問下一題，如果答錯，實驗者會指示老師電擊學生，電擊並將隨錯誤率以每次增加15V電壓遞增，直到最高電壓450V。自始至終，這些“學生”都是米爾格蘭的同謀，他們並沒有遭到電擊，他們發出的痛苦的尖叫隻是表演，但“老師們”並不知情。
米爾格蘭是想知道，“老師們”會不會將這個實驗進行到底，有多少人會因為學生們的痛苦尖叫而停手。實驗之前，米爾格蘭和他的學生們估計會有1%-2%的老師會進行到底。而幾個精神科醫師的預測比率則是更低的千分之一左右。然而，他們錯了，將近三分之二的老師持續到實驗結束，也就是他們將令人高度痛苦的450伏特電擊“學生”。這些“老師”對白袍實驗者的服從令人震驚。
如果說這項實驗揭示了盲目服從權威可能衍生罪惡的黑暗人性之冰山一角，那麽，在米爾格蘭實驗之後近十年的1971年由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津巴多(Philip Zimbardo)主持的監獄實驗則徹底打開黑暗人性的地獄全景。
為了盡可能創造逼真感，津巴多將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係大樓地下室改裝成“監獄”，從70位誌願者中篩選了24位經過測試被證明為“心理健康、沒有疾病的正常人”，以15美元一天的酬勞，參與為期兩周的實驗。這些誌願者大多為斯坦福大學和加州伯克萊大學學生，學生們以隨機方式被分成了兩組角色：9名學生擔任“囚犯”和9名學生以三人一組輪班擔任“看守”，剩下6名作為實驗候補。
實驗沒能按照預定計劃進行，因為在實驗的第二天就出現了“囚犯”鬧事和“看守”對“囚犯”的攻擊。三天之後，一名“囚犯”出現了癲狂失控的狀態，在他經過周折退出之後，實驗總共也隻持續了六天，其間“看守”們出現體罰、關禁閉等種種令人震驚的虐囚現象。而最令人意外的是，實驗主持者津巴多本人也陷入了“實驗”迷狂，不肯終止“實驗”。直到實驗進行到第六天，津巴多的女友加州伯克利分校心理學係助教克裏斯蒂娜.瑪斯拉赫博士(Christina Maslach)來參觀該實驗時，認為鑒於實驗中的虐囚現象和整個監獄的狀況，必須立刻停止。“你對這些孩子的所作所為真是可怕”——克裏斯蒂娜含著淚水跟津巴多說。雙方大吵一架後，津巴多終於同意終止實驗，原計劃的兩周實驗因此隻進行了6天就結束了。2001年德國導演奧利弗·西斯伯格拍攝的電影《死亡實驗》，2010年美國導演保羅.舒爾靈執導、奧斯卡影帝布羅迪主演的新版《死亡實驗》都是根據這個真實實驗改編的。
2008年的德國電影《浪潮》揭示的是同樣的主題——人們如何因為服從權威而作惡，極權主義罪惡是如何形成的。有意思的是，這部電影也有其真實發生的故事基礎，除了真實故事的結尾沒有發生任何嚴重的暴力事件，這部電影的其他內容幾乎就是1967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Palo Alto Cubberley中學的曆史老師Ron Jones所做實驗的翻版，在紀律、服從、徽標、服飾、身體姿勢、集體行動、意識形態等集體主義行動的催眠之下，人類離獨裁、極權主義也許隻有五天。
將權威列為自由三敵之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宗教大法官》裏的重要內容。他不是像古典思想家們那樣隻在一般意義上提醒人們要警惕權威對自由的損害，他的深刻之處，在於顛覆了“自由才能幸福”即自由是幸福的基礎這一西方倫理學中最重要的命題之一，他認為人類未必那麽熱愛自由，反而更熱愛權威，更要命的問題在於，對人類來說，許多時候，自由與幸福是對立的，這也正是後來弗洛姆所謂“逃避自由”的人性基礎。
伊凡（《卡拉馬佐夫兄弟·宗教大法官》）的長篇演說借宗教大法官之口批評耶穌，認為他在曠野中錯誤地拒絕了撒旦的禮物——羅馬和凱撒的寶劍（這象征著世俗最高權威），因為耶穌要人自由，而不是膜拜，然而，人類卻經不起這樣的自由，“對於人類和人類社會來說，再沒有比自由更難忍受的東西了！……人一旦得到了自由以後，他最不斷關心苦惱的問題，無過於趕快找到一個可以崇拜的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以偶像崇拜為主要特征的服從世俗權威是自由的最重要大敵之一。
正如阿倫特所揭示的，權威與權力不同，權力是強製的，而權威則是自願的，也與競爭不同，因此也與辯論無關。與權威相對的，是因特定原因而形成的等級製下的自願服從。服從權威本身並不那麽難理解，問題在於人類對權威的服從能夠到達完全泯滅善惡、樂於為非作歹的地步，是包括米爾格蘭和津巴多在內絕大部分人完全沒能意識到的。
權威是任何一個和平運行或貌似和平運行的社會最重要的粘結劑，權力哲學家福柯正是從權力神經末梢的運作中揭示社會秩序被構建的過程及其生效的類型，而這就是權威。如果說福柯常有將影響力與權威混為一談的傾向，從而過分地誇大了社會生活中的權力現象，但毫無疑問，權威是影響力最重要的源泉。
阿倫特在揭示權威的特性時，對古典的專製統治和現代極權主義做了精確的區分，她分別以金字塔形和洋蔥形來描摹這兩種壓迫性統治，並且極其敏銳地指出，現代極權主義正是傳統權威喪失的結果。
在金字塔形的傳統統治中，總有一個高於塔尖此岸權威的彼岸終極權威——無論是上帝的正義抑或自然法，這個彼岸終極權威成為世俗權威的潛在監督者，使得後者不至於徹底脫軌製造過於頻繁與鞏固的人間地獄。而在洋蔥形的現代極權主義統治中，核心的獨裁者被包裹在層層的此岸暴力護衛中，極權者與其所有下轄的極權組織成分一樣，並無彼岸的權威支持，因此它隻能實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脅，甚至直接製造各種恐怖主義鎮壓與迫害才能維持它的邪惡秩序，它的權威完全依靠武力建立，甚至它的自信心也完全依托於武力的強大程度。在金字塔形的等級製奴役之下，人類還有零星逃逸出來的自由，而在洋蔥形的極權主義奴役下，就像裝滿水的密封罐裏的呼吸者，自由被徹底窒息而亡。
20世紀出現的極權主義，正是人類宗教信仰的衰落、欲望的膨脹和科技發展等因素組合的產物，《聖經·十誡》第二誡“不得偶像崇拜”，便是告誡人類不能盲從世俗的權威，將其奉為偶像，一旦跪拜於世俗的權威腳下，必然喪失自由，而宗教信仰的淪喪必然給世俗偶像崇拜留下巨大空間。從艾希曼審判中，阿倫特發現了“惡之庸常”(banality of evil)，即極權政治下，人們處於巨大的作惡機器中，每個人都在悄無聲息地為一個惡的總目的日常化地作各種局部或較小的惡，以至於完全遺忘了自己在作惡，仿佛那是正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於是，就像艾希曼，一個殺了200萬尤太人的納粹黨徒將殺害無辜的人僅僅看成自己忠於職守，不但不是罪惡，竟然還是美德，在他們交出自由“贏得”了奴役心甘情願甚至歡欣鼓舞地去作惡之後，他們才鬆了一口氣，覺得自己終於“自由”了，沒有了世俗權威，他們無處安放自己的靈魂。
無論是新舊版的《死亡實驗》，還是《浪潮》，都將人因服從權威而激發出黑暗人性的那種迅速高效的“路西法效應”展示得淋漓盡致。也許包括我自己在內，絕大部分人都難以言之鑿鑿地確定自己不會變成那個因反叛終極彼岸權威而作惡的路西法的門徒。
不過，好在，正如《死亡實驗》劇終時，“獄友”問主角特拉維斯：“你還認為人比猴子進化得好嗎？”特拉維斯說：“是的，因為我們畢竟還能反抗。”
2013年8月21日於追遠堂
蕭瀚是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