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對事不對人的話,

我們因該分析的是為何這種‘作品’曾在那片土地上風靡一時,隻看到郭沫若是不夠的,單打郭沫若,那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作者又是地幾大‘最不要臉’?直到改革開放之後,《黨啊,親愛的媽媽》難道不比郭的詩歌更‘惡心’?不分析這些現象的本質而是對著某一個人貼標簽進行鬥爭,本質上還是文革思維,這種思潮還會促使下一個文革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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