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畫家章學林60流過浪、做過苦工、坐過監牢，我從小嬌生慣養錦衣玉食，長到十多歲尚無上街買東西的經驗。” 十幾歲之後，他結束了這樣平靜而富足的生活，到了省會杭州讀藝專，後來又去了上海讀美專。 1947年，內戰如火如荼。一向隻有羨慕別人生活跌宕豐富的富家少爺木心，成了熱血青年，發傳單，號召人民反抗政權。他俊俏如姑娘，卻有一身極硬的反骨。白天鬧革命，晚上點上一支蠟燭彈肖邦。 木心領導學生運動的結果，就是被當時的上海市長親自下令開除，又被國民黨通緝。走避台灣。直到新中國成立才重回大陸。 章學林在80年代抱怨木心沒有革命意識，其實，革命不過木心生命中一小段行程而已。他後來寫道：“我年輕時，常常聽說有人妻出走——中國隻有一個真的娜拉：秋瑾。革命，赴死。她是完成了的娜拉。其他娜拉都未完成，中國許多娜拉走過一條路：去延安。” 木心並非沒有革過命，隻是發現革來革去，成功與否，都是革了自己的命。若不成功隻成仁，那是圓滿，是死；若成功而沒成仁，那革命者成了當權者，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東西消失，那亦是死。 木心自言：“從十四歲寫到二十二歲，近十年。假如我明哲，就該‘絕筆’，可我癡心一片，仍是埋頭苦寫。結集呢？結了，到六十年代‘浩劫’前夕正好二十本。讀者呢，與施耐庵生前差不多，約十人。出版嗎，二十集手抄精裝本全被沒收了。” 他二十二歲那年，剛好是1949年。那時，張愛玲對蘇青預言道：“來日時勢變了，人人都要勞動，一切公平合理，我們這種人是用不著了。” 木心也意識到“我們這種人是用不著了”，卻仍是堅持寫著。直到文革，他的所有文章全部被繳毀。可以想象，木心這樣為藝術而生，為藝術而死的人，生活在太平年景尚難如魚得水，生活在火熱的文革時代，會有多麽痛苦。他寫道：“文革期間，陳伯達在會上嘲笑海涅。我實在氣憤：他也配對海涅亂叫。結果我被批鬥。” 他文革被囚禁18個月，在白紙黑色的鋼琴鍵盤上無聲彈奏莫紮特和肖邦，在理應寫交代材料的白紙上寫詩。對於文革，木心在文章裏從未控訴或回憶，隻留下一句淡淡的俳句“我白天是奴隸，晚上是王子”，以及一句感慨：“誠覺世事盡可原諒。” 木心臨終前，陷入了譫妄，時常認不出人，也說不出有條理的話，他對陳丹青說：“你轉告他們，不要抓我……把一個人單獨囚禁，剝奪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可見並非文革不恐怖，也並非他已用強大的藝術修養打敗，他隻是用自己的一生去克服這夢魘。 文革過後，木心先在大陸住了一陣。後又去了紐約，晚年回到故鄉烏鎮。 木心少年時受了文學的啟發，向往豐富的人生經曆，於是背起行囊，把幾十年的人生過得跌宕入戲，所有的跌宕又成了篇章，成了寫作題材。一生由文學出發，最後又回到了文學。 木心說：“我一生的各個階段，全是錯的。” 這話聽起來悲涼，但或許是對的。木心死在烏鎮，烏鎮是個小鎮子，殯儀館也是小小的，掛著俗愴的綢布和標語，看起來十分可笑。是陳丹青趕來，花了兩天兩夜，才布置成體麵得體的樣子——連死都是如此。 陳丹青果然像顏回。孔子差點被殺，而顏回又和大家走散了。等到顏回終於趕上大家，孔子說：“以為你死了呢。”顏回回道：“子在，回何敢死。”顏回的存在，不僅是完全順從，也是為了延續老師的鮮潤光輝。 任何時候的傳道授業都是危險年代從浙江美院畢業。1980年來到美國，認識一個叫做木心的漂亮老頭。木心寫作，寫得好，章學林很佩服。後來，章學林卻對木心有了不滿：“木心老師你什麽都好，就是沒有群眾觀點。”
木心立即回應：“群眾沒有觀點。的，傳道的“道”越是至誠至善，這種危險性甚至越大，如木心所說：“山下坐著密密麻麻的平民。誰頓悟耶穌在講什麽？兩千年來，也極少有人明白耶穌說這話出於什麽心態。耶穌的知名度來自誤解。當不含惡意的誤解轉為飽含惡意的曲解——十字架就來。” 至誠至善的道，總是教人犧牲。《十誡》裏講不可跪拜侍奉其他的神，是講犧牲。《金剛經》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是講犧牲。 木心的老師福樓拜說：“如果你以藝術決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樣生活了。”這是講對於生活的犧牲。 木心說：“我養我浩然之氣，這股氣要用在藝術上，不可敗泄在生活、人際關係上。”現代人的失敗，就在於不肯犧牲：“來美國十一年半，我眼睜睜看了許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犧牲世俗的虛榮心，和生活的實利心。既虛榮入骨，又實利成癖，算盤打得太精：高雅、低俗兩不誤，藝術、人生雙豐收。生活沒有這麽便宜的。” 他沒有子嗣，晚年避世又避人，身邊隻有兩個年輕人在照顧。避於莫幹山寫作，提筆如輕歎：“是我在寂寞。” 寂寞不隻是生活上，也在文化史上。我們的文學史是一片封建王朝的沉屙，一片火熱革命後的廢墟，木心的《文學回憶錄》打通中西文化，重新理解方塊字，展開一幅完全不同的壯闊組圖。直至今日，我們對木心仍是保持著警惕的崇拜，大陸文化界對他幾乎噤聲，這是源於他的陌生，還是我們的無知？大陸評論家們不熟悉他的腔調，把他的曲高和寡誤以為是“木心的尷尬”，認為高不成低不就，既不能對現有的文化人產生影響，也不能使沒有文化的人對他發生興趣。 那又何妨，如他自己所說，他本來就不是寫給群眾看的。反正都是誤解。 李白有詩“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木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後的大雅。能用一派衰敗的文明氣脈托舉出他的雅致，亦是我們的幸運。 ”
章學林很氣憤，他是延安文藝影響的一代，接受 蔣方舟文 版畫家章學林60年代從浙江美院畢業。1980年來到美國，認識一個叫做木心的漂亮老頭。木心寫作，寫得好，章學林很佩服。後來，章學林卻對木心有了不滿：“木心老師你什麽都好，就是沒有群眾觀點。” 木心立即回應：“群眾沒有觀點。” 章學林很氣憤，他是延安文藝影響的一代，接受“文藝是為了人民群眾服務”的觀點，七十年代還做過《華主席和我們心連心》的版畫，聽到這樣的觀念當然憤怒。二十年後，在木心的遺作《文學回憶錄》的首發式上，章學林承認，木心說的是對的。 準確地說，《文學回憶錄》是一部講義。 80年代末，一群大陸、台灣的藝術家、作家來到紐約，便把他鄉做故鄉，聚在一起。畫家張郎郎對於這批人有個描述，很精到，他說：“沒有現代嬉皮那麽瘋狂。屬於古典雅皮。文化張揚，作風浪漫，生活清苦。” 藝術家們到了美國，一下子從“未來是我們的，是我們的，歸根到底還是我們的”的共和國語境，掉入了“邊緣人”的地位，不適應之餘，對於藝術與智識也有了如饑似渴的求知欲。那時的陳丹青看到木心的作品，覺得非常驚豔，介紹給阿城，阿城看了他的畫作，覺得好極妙極，又複印了一疊寄給何立偉……大隱隱於紐約的木心，就這樣被這群華人藝術家們知道且仰慕，他們時常去木心家中串門聊天至晨曦，最後索性央求他開授正式文藝課。 文學課就這樣開起來了，像是孔子帶領弟子周遊列國，孔子自言“若喪家之犬”。木心帶著學生，在精神和藝術的世界裏做時空的徜徉，行過之處，有情有義。喬伊斯說：“流亡，就是我的美學。”木心說自己不如喬伊斯闊氣，隻敢說：“美學，是我的流亡。” 若以孔子弟子類比，那麽陳丹青一定是顏回了：聰明過人，身體力行，任勞任怨。每堂課都寫下翔實的筆記，五年的課程一共記錄下厚厚的五大本，也就成了《文學回憶錄》。 陳丹青寫道，木心剛剛教他們的時候，驚訝道：“原來你們什麽都不知道啊。” 是啊，原來我們什麽都不知道。 木心是烏鎮人。出生於1927年。 那一年，國共分裂，共產黨發動了“南昌起義”。內憂外患，注定是個大時代。烏鎮很快就淪陷，由汪偽政府來統治。 但大時代似乎並不像我們想象得轟轟烈烈，木心的童年似乎沒有受太多的影響。他自己描述，“我們小孩子們唯一能做出的抵抗行動是，不上日本憲兵隊控製的學校，家裏聘了兩位教師，凡親戚世交的學齡子弟都來上課。”他的童年就是讀書，讀孔孟、讀詩詞，也讀外國翻譯小說。看畫，看山水，看水墨，也看西洋油畫。 舊時的富裕人家都有這樣的習慣。棋聖吳清源的自傳中，寫他們兄弟幾個在家中聘了家庭教師來背誦四書五經，不去上小學堂。1919年，發生了“五四運動”，在我們接受的曆史教育裏，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可童年的吳清源似乎並未收到任何影響，宅門一關，生活中仍然是隻有下棋。 大時代是為少數人準備的——電影裏的革命中永遠一呼百應，可在現實中，也不過是百人而已。除去那些弄潮兒們，大部分人隻是時代的承受者，敵人來了，便謹慎苟且度日；敵人走了，繼續謹慎苟且度日。 少年木心，真像是西洋小說裏寫的貴族少年——“萬事皆足，隻欠煩惱。”他描述自己的少年生活：“人家出洋留學，法蘭西、美利堅、紅海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我隻見過平靜的湖。人家打過仗、“文藝是為了人民群眾服務” 蔣方舟文 版畫家章學林60年代從浙江美院畢業。1980年來到美國，認識一個叫做木心的漂亮老頭。木心寫作，寫得好，章學林很佩服。後來，章學林卻對木心有了不滿：“木心老師你什麽都好，就是沒有群眾觀點。” 木心立即回應：“群眾沒有觀點。” 章學林很氣憤，他是延安文藝影響的一代，接受“文藝是為了人民群眾服務”的觀點，七十年代還做過《華主席和我們心連心》的版畫，聽到這樣的觀念當然憤怒。二十年後，在木心的遺作《文學回憶錄》的首發式上，章學林承認，木心說的是對的。 準確地說，《文學回憶錄》是一部講義。 80年代末，一群大陸、台灣的藝術家、作家來到紐約，便把他鄉做故鄉，聚在一起。畫家張郎郎對於這批人有個描述，很精到，他說：“沒有現代嬉皮那麽瘋狂。屬於古典雅皮。文化張揚，作風浪漫，生活清苦。” 藝術家們到了美國，一下子從“未來是我們的，是我們的，歸根到底還是我們的”的共和國語境，掉入了“邊緣人”的地位，不適應之餘，對於藝術與智識也有了如饑似渴的求知欲。那時的陳丹青看到木心的作品，覺得非常驚豔，介紹給阿城，阿城看了他的畫作，覺得好極妙極，又複印了一疊寄給何立偉……大隱隱於紐約的木心，就這樣被這群華人藝術家們知道且仰慕，他們時常去木心家中串門聊天至晨曦，最後索性央求他開授正式文藝課。 文學課就這樣開起來了，像是孔子帶領弟子周遊列國，孔子自言“若喪家之犬”。木心帶著學生，在精神和藝術的世界裏做時空的徜徉，行過之處，有情有義。喬伊斯說：“流亡，就是我的美學。”木心說自己不如喬伊斯闊氣，隻敢說：“美學，是我的流亡。” 若以孔子弟子類比，那麽陳丹青一定是顏回了：聰明過人，身體力行，任勞任怨。每堂課都寫下翔實的筆記，五年的課程一共記錄下厚厚的五大本，也就成了《文學回憶錄》。 陳丹青寫道，木心剛剛教他們的時候，驚訝道：“原來你們什麽都不知道啊。” 是啊，原來我們什麽都不知道。 木心是烏鎮人。出生於1927年。 那一年，國共分裂，共產黨發動了“南昌起義”。內憂外患，注定是個大時代。烏鎮很快就淪陷，由汪偽政府來統治。 但大時代似乎並不像我們想象得轟轟烈烈，木心的童年似乎沒有受太多的影響。他自己描述，“我們小孩子們唯一能做出的抵抗行動是，不上日本憲兵隊控製的學校，家裏聘了兩位教師，凡親戚世交的學齡子弟都來上課。”他的童年就是讀書，讀孔孟、讀詩詞，也讀外國翻譯小說。看畫，看山水，看水墨，也看西洋油畫。 舊時的富裕人家都有這樣的習慣。棋聖吳清源的自傳中，寫他們兄弟幾個在家中聘了家庭教師來背誦四書五經，不去上小學堂。1919年，發生了“五四運動”，在我們接受的曆史教育裏，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可童年的吳清源似乎並未收到任何影響，宅門一關，生活中仍然是隻有下棋。 大時代是為少數人準備的——電影裏的革命中永遠一呼百應，可在現實中，也不過是百人而已。除去那些弄潮兒們，大部分人隻是時代的承受者，敵人來了，便謹慎苟且度日；敵人走了，繼續謹慎苟且度日。 少年木心，真像是西洋小說裏寫的貴族少年——“萬事皆足，隻欠煩惱。”他描述自己的少年生活：“人家出洋留學，法蘭西、美利堅、紅海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我隻見過平靜的湖。人家打過仗、的觀點，七十年代還做過《華主席和我們心連心》的版畫，聽到這樣的觀念當然憤怒。二十年後，在木心的遺作《文學回憶錄》的首發式上，章學林承認，木心說的是對的。
準確流過浪、做過苦工、坐過監牢，我從小嬌生慣養錦衣玉食，長到十多歲尚無上街買東西的經驗。” 十幾歲之後，他結束了這樣平靜而富足的生活，到了省會杭州讀藝專，後來又去了上海讀美專。 1947年，內戰如火如荼。一向隻有羨慕別人生活跌宕豐富的富家少爺木心，成了熱血青年，發傳單，號召人民反抗政權。他俊俏如姑娘，卻有一身極硬的反骨。白天鬧革命，晚上點上一支蠟燭彈肖邦。 木心領導學生運動的結果，就是被當時的上海市長親自下令開除，又被國民黨通緝。走避台灣。直到新中國成立才重回大陸。 章學林在80年代抱怨木心沒有革命意識，其實，革命不過木心生命中一小段行程而已。他後來寫道：“我年輕時，常常聽說有人妻出走——中國隻有一個真的娜拉：秋瑾。革命，赴死。她是完成了的娜拉。其他娜拉都未完成，中國許多娜拉走過一條路：去延安。” 木心並非沒有革過命，隻是發現革來革去，成功與否，都是革了自己的命。若不成功隻成仁，那是圓滿，是死；若成功而沒成仁，那革命者成了當權者，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東西消失，那亦是死。 木心自言：“從十四歲寫到二十二歲，近十年。假如我明哲，就該‘絕筆’，可我癡心一片，仍是埋頭苦寫。結集呢？結了，到六十年代‘浩劫’前夕正好二十本。讀者呢，與施耐庵生前差不多，約十人。出版嗎，二十集手抄精裝本全被沒收了。” 他二十二歲那年，剛好是1949年。那時，張愛玲對蘇青預言道：“來日時勢變了，人人都要勞動，一切公平合理，我們這種人是用不著了。” 木心也意識到“我們這種人是用不著了”，卻仍是堅持寫著。直到文革，他的所有文章全部被繳毀。可以想象，木心這樣為藝術而生，為藝術而死的人，生活在太平年景尚難如魚得水，生活在火熱的文革時代，會有多麽痛苦。他寫道：“文革期間，陳伯達在會上嘲笑海涅。我實在氣憤：他也配對海涅亂叫。結果我被批鬥。” 他文革被囚禁18個月，在白紙黑色的鋼琴鍵盤上無聲彈奏莫紮特和肖邦，在理應寫交代材料的白紙上寫詩。對於文革，木心在文章裏從未控訴或回憶，隻留下一句淡淡的俳句“我白天是奴隸，晚上是王子”，以及一句感慨：“誠覺世事盡可原諒。” 木心臨終前，陷入了譫妄，時常認不出人，也說不出有條理的話，他對陳丹青說：“你轉告他們，不要抓我……把一個人單獨囚禁，剝奪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可見並非文革不恐怖，也並非他已用強大的藝術修養打敗，他隻是用自己的一生去克服這夢魘。 文革過後，木心先在大陸住了一陣。後又去了紐約，晚年回到故鄉烏鎮。 木心少年時受了文學的啟發，向往豐富的人生經曆，於是背起行囊，把幾十年的人生過得跌宕入戲，所有的跌宕又成了篇章，成了寫作題材。一生由文學出發，最後又回到了文學。 木心說：“我一生的各個階段，全是錯的。” 這話聽起來悲涼，但或許是對的。木心死在烏鎮，烏鎮是個小鎮子，殯儀館也是小小的，掛著俗愴的綢布和標語，看起來十分可笑。是陳丹青趕來，花了兩天兩夜，才布置成體麵得體的樣子——連死都是如此。 陳丹青果然像顏回。孔子差點被殺，而顏回又和大家走散了。等到顏回終於趕上大家，孔子說：“以為你死了呢。”顏回回道：“子在，回何敢死。”顏回的存在，不僅是完全順從，也是為了延續老師的鮮潤光輝。 任何時候的傳道授業都是危險地說，《文學回憶錄》是一部講義。
80年代末，一群大陸、台灣的藝術家、作家來到紐約，便把他鄉做故鄉，聚在一起。畫家張郎郎對於這批人有個描述，很精到，他說：“沒有現代嬉皮那麽瘋狂。屬於古典雅皮。文化張揚，作風浪漫，生活清苦。的，傳道的“道”越是至誠至善，這種危險性甚至越大，如木心所說：“山下坐著密密麻麻的平民。誰頓悟耶穌在講什麽？兩千年來，也極少有人明白耶穌說這話出於什麽心態。耶穌的知名度來自誤解。當不含惡意的誤解轉為飽含惡意的曲解——十字架就來。” 至誠至善的道，總是教人犧牲。《十誡》裏講不可跪拜侍奉其他的神，是講犧牲。《金剛經》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是講犧牲。 木心的老師福樓拜說：“如果你以藝術決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樣生活了。”這是講對於生活的犧牲。 木心說：“我養我浩然之氣，這股氣要用在藝術上，不可敗泄在生活、人際關係上。”現代人的失敗，就在於不肯犧牲：“來美國十一年半，我眼睜睜看了許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犧牲世俗的虛榮心，和生活的實利心。既虛榮入骨，又實利成癖，算盤打得太精：高雅、低俗兩不誤，藝術、人生雙豐收。生活沒有這麽便宜的。” 他沒有子嗣，晚年避世又避人，身邊隻有兩個年輕人在照顧。避於莫幹山寫作，提筆如輕歎：“是我在寂寞。” 寂寞不隻是生活上，也在文化史上。我們的文學史是一片封建王朝的沉屙，一片火熱革命後的廢墟，木心的《文學回憶錄》打通中西文化，重新理解方塊字，展開一幅完全不同的壯闊組圖。直至今日，我們對木心仍是保持著警惕的崇拜，大陸文化界對他幾乎噤聲，這是源於他的陌生，還是我們的無知？大陸評論家們不熟悉他的腔調，把他的曲高和寡誤以為是“木心的尷尬”，認為高不成低不就，既不能對現有的文化人產生影響，也不能使沒有文化的人對他發生興趣。 那又何妨，如他自己所說，他本來就不是寫給群眾看的。反正都是誤解。 李白有詩“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木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後的大雅。能用一派衰敗的文明氣脈托舉出他的雅致，亦是我們的幸運。 ”
藝術家們到了美國，一下子從“未來是我們的，是我們的，歸根到底還是我們的”的共和國語境，掉入了“邊緣人”的地位，不適應之餘，對於藝術與智識也有了如饑似渴的求知欲。那時的陳丹青看到木心的作品，覺得非常驚豔，介紹給阿城，阿城看了他的畫作，覺得好極妙極，又複印了一疊寄給何立偉……大隱隱於紐約的木心，就這樣被這群華人藝術家們知道且仰慕，他們時常去木心家中串門聊天至晨曦，最後索性央求他開授正式文藝課。
的，傳道的“道”越是至誠至善，這種危險性甚至越大，如木心所說：“山下坐著密密麻麻的平民。誰頓悟耶穌在講什麽？兩千年來，也極少有人明白耶穌說這話出於什麽心態。耶穌的知名度來自誤解。當不含惡意的誤解轉為飽含惡意的曲解——十字架就來。” 至誠至善的道，總是教人犧牲。《十誡》裏講不可跪拜侍奉其他的神，是講犧牲。《金剛經》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是講犧牲。 木心的老師福樓拜說：“如果你以藝術決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樣生活了。”這是講對於生活的犧牲。 木心說：“我養我浩然之氣，這股氣要用在藝術上，不可敗泄在生活、人際關係上。”現代人的失敗，就在於不肯犧牲：“來美國十一年半，我眼睜睜看了許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犧牲世俗的虛榮心，和生活的實利心。既虛榮入骨，又實利成癖，算盤打得太精：高雅、低俗兩不誤，藝術、人生雙豐收。生活沒有這麽便宜的。” 他沒有子嗣，晚年避世又避人，身邊隻有兩個年輕人在照顧。避於莫幹山寫作，提筆如輕歎：“是我在寂寞。” 寂寞不隻是生活上，也在文化史上。我們的文學史是一片封建王朝的沉屙，一片火熱革命後的廢墟，木心的《文學回憶錄》打通中西文化，重新理解方塊字，展開一幅完全不同的壯闊組圖。直至今日，我們對木心仍是保持著警惕的崇拜，大陸文化界對他幾乎噤聲，這是源於他的陌生，還是我們的無知？大陸評論家們不熟悉他的腔調，把他的曲高和寡誤以為是“木心的尷尬”，認為高不成低不就，既不能對現有的文化人產生影響，也不能使沒有文化的人對他發生興趣。 那又何妨，如他自己所說，他本來就不是寫給群眾看的。反正都是誤解。 李白有詩“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木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後的大雅。能用一派衰敗的文明氣脈托舉出他的雅致，亦是我們的幸運。
文學課就這樣開起來了，像是孔子帶領弟子周遊列國，孔子自言“若喪家之犬”。木心帶著學生，在精神和藝術的世界裏做時空的徜徉，行過之處，有情有義。喬伊斯說：“流亡，就是我的美學。”木心說自己不如喬伊斯闊氣，隻敢說：“美學，是我的流亡。”
若以孔子弟子類比，那麽陳丹青一定是顏回了：聰明過人，身體力行，任勞任怨。每堂課都寫下翔實的筆記，五年的課程一共記錄下厚厚的五大本，也就成了《文學回憶錄》。
陳丹青寫道，木心剛剛教他們的時候，驚訝道：“原來你們什麽都不知道啊。”
流過浪、做過苦工、坐過監牢，我從小嬌生慣養錦衣玉食，長到十多歲尚無上街買東西的經驗。” 十幾歲之後，他結束了這樣平靜而富足的生活，到了省會杭州讀藝專，後來又去了上海讀美專。 1947年，內戰如火如荼。一向隻有羨慕別人生活跌宕豐富的富家少爺木心，成了熱血青年，發傳單，號召人民反抗政權。他俊俏如姑娘，卻有一身極硬的反骨。白天鬧革命，晚上點上一支蠟燭彈肖邦。 木心領導學生運動的結果，就是被當時的上海市長親自下令開除，又被國民黨通緝。走避台灣。直到新中國成立才重回大陸。 章學林在80年代抱怨木心沒有革命意識，其實，革命不過木心生命中一小段行程而已。他後來寫道：“我年輕時，常常聽說有人妻出走——中國隻有一個真的娜拉：秋瑾。革命，赴死。她是完成了的娜拉。其他娜拉都未完成，中國許多娜拉走過一條路：去延安。” 木心並非沒有革過命，隻是發現革來革去，成功與否，都是革了自己的命。若不成功隻成仁，那是圓滿，是死；若成功而沒成仁，那革命者成了當權者，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東西消失，那亦是死。 木心自言：“從十四歲寫到二十二歲，近十年。假如我明哲，就該‘絕筆’，可我癡心一片，仍是埋頭苦寫。結集呢？結了，到六十年代‘浩劫’前夕正好二十本。讀者呢，與施耐庵生前差不多，約十人。出版嗎，二十集手抄精裝本全被沒收了。” 他二十二歲那年，剛好是1949年。那時，張愛玲對蘇青預言道：“來日時勢變了，人人都要勞動，一切公平合理，我們這種人是用不著了。” 木心也意識到“我們這種人是用不著了”，卻仍是堅持寫著。直到文革，他的所有文章全部被繳毀。可以想象，木心這樣為藝術而生，為藝術而死的人，生活在太平年景尚難如魚得水，生活在火熱的文革時代，會有多麽痛苦。他寫道：“文革期間，陳伯達在會上嘲笑海涅。我實在氣憤：他也配對海涅亂叫。結果我被批鬥。” 他文革被囚禁18個月，在白紙黑色的鋼琴鍵盤上無聲彈奏莫紮特和肖邦，在理應寫交代材料的白紙上寫詩。對於文革，木心在文章裏從未控訴或回憶，隻留下一句淡淡的俳句“我白天是奴隸，晚上是王子”，以及一句感慨：“誠覺世事盡可原諒。” 木心臨終前，陷入了譫妄，時常認不出人，也說不出有條理的話，他對陳丹青說：“你轉告他們，不要抓我……把一個人單獨囚禁，剝奪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可見並非文革不恐怖，也並非他已用強大的藝術修養打敗，他隻是用自己的一生去克服這夢魘。 文革過後，木心先在大陸住了一陣。後又去了紐約，晚年回到故鄉烏鎮。 木心少年時受了文學的啟發，向往豐富的人生經曆，於是背起行囊，把幾十年的人生過得跌宕入戲，所有的跌宕又成了篇章，成了寫作題材。一生由文學出發，最後又回到了文學。 木心說：“我一生的各個階段，全是錯的。” 這話聽起來悲涼，但或許是對的。木心死在烏鎮，烏鎮是個小鎮子，殯儀館也是小小的，掛著俗愴的綢布和標語，看起來十分可笑。是陳丹青趕來，花了兩天兩夜，才布置成體麵得體的樣子——連死都是如此。 陳丹青果然像顏回。孔子差點被殺，而顏回又和大家走散了。等到顏回終於趕上大家，孔子說：“以為你死了呢。”顏回回道：“子在，回何敢死。”顏回的存在，不僅是完全順從，也是為了延續老師的鮮潤光輝。 任何時候的傳道授業都是危險 是啊，原來我們什麽都不知道。
的，傳道的“道”越是至誠至善，這種危險性甚至越大，如木心所說：“山下坐著密密麻麻的平民。誰頓悟耶穌在講什麽？兩千年來，也極少有人明白耶穌說這話出於什麽心態。耶穌的知名度來自誤解。當不含惡意的誤解轉為飽含惡意的曲解——十字架就來。” 至誠至善的道，總是教人犧牲。《十誡》裏講不可跪拜侍奉其他的神，是講犧牲。《金剛經》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是講犧牲。 木心的老師福樓拜說：“如果你以藝術決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樣生活了。”這是講對於生活的犧牲。 木心說：“我養我浩然之氣，這股氣要用在藝術上，不可敗泄在生活、人際關係上。”現代人的失敗，就在於不肯犧牲：“來美國十一年半，我眼睜睜看了許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犧牲世俗的虛榮心，和生活的實利心。既虛榮入骨，又實利成癖，算盤打得太精：高雅、低俗兩不誤，藝術、人生雙豐收。生活沒有這麽便宜的。” 他沒有子嗣，晚年避世又避人，身邊隻有兩個年輕人在照顧。避於莫幹山寫作，提筆如輕歎：“是我在寂寞。” 寂寞不隻是生活上，也在文化史上。我們的文學史是一片封建王朝的沉屙，一片火熱革命後的廢墟，木心的《文學回憶錄》打通中西文化，重新理解方塊字，展開一幅完全不同的壯闊組圖。直至今日，我們對木心仍是保持著警惕的崇拜，大陸文化界對他幾乎噤聲，這是源於他的陌生，還是我們的無知？大陸評論家們不熟悉他的腔調，把他的曲高和寡誤以為是“木心的尷尬”，認為高不成低不就，既不能對現有的文化人產生影響，也不能使沒有文化的人對他發生興趣。 那又何妨，如他自己所說，他本來就不是寫給群眾看的。反正都是誤解。 李白有詩“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木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後的大雅。能用一派衰敗的文明氣脈托舉出他的雅致，亦是我們的幸運。 木心是烏鎮人。出生於1927年。
那一年，國共分裂，共產黨發動了“南昌起義”。內憂外患，注定是個大時代。烏鎮很快就淪陷，由汪偽政府來統治。
但大時代似乎並不像我們想象得轟轟烈烈，木心的童年似乎沒有受太多的影響。他自己描述，“我們小孩子們唯一能做出的抵抗行動是，不上日本憲兵隊控製的學校，家裏聘了兩位教師，凡親戚世交的學齡子弟都來上課。”他的童年就是讀書，讀孔孟、讀詩詞，也讀外國翻譯小說。看畫，看山水，看水墨，也看西洋油畫。
舊時的富裕人家都有這樣的習慣。棋聖吳清源的自傳中，寫他們兄弟幾個在家中聘了家庭教師來背誦四書五經，不去上小學堂。1919年，發生了“五四運動”，在我們接受的曆史教育裏，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可童年的吳清源似乎並未收到任何影響，宅門一關，生活中仍然是隻有下棋。
流過浪、做過苦工、坐過監牢，我從小嬌生慣養錦衣玉食，長到十多歲尚無上街買東西的經驗。” 十幾歲之後，他結束了這樣平靜而富足的生活，到了省會杭州讀藝專，後來又去了上海讀美專。 1947年，內戰如火如荼。一向隻有羨慕別人生活跌宕豐富的富家少爺木心，成了熱血青年，發傳單，號召人民反抗政權。他俊俏如姑娘，卻有一身極硬的反骨。白天鬧革命，晚上點上一支蠟燭彈肖邦。 木心領導學生運動的結果，就是被當時的上海市長親自下令開除，又被國民黨通緝。走避台灣。直到新中國成立才重回大陸。 章學林在80年代抱怨木心沒有革命意識，其實，革命不過木心生命中一小段行程而已。他後來寫道：“我年輕時，常常聽說有人妻出走——中國隻有一個真的娜拉：秋瑾。革命，赴死。她是完成了的娜拉。其他娜拉都未完成，中國許多娜拉走過一條路：去延安。” 木心並非沒有革過命，隻是發現革來革去，成功與否，都是革了自己的命。若不成功隻成仁，那是圓滿，是死；若成功而沒成仁，那革命者成了當權者，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東西消失，那亦是死。 木心自言：“從十四歲寫到二十二歲，近十年。假如我明哲，就該‘絕筆’，可我癡心一片，仍是埋頭苦寫。結集呢？結了，到六十年代‘浩劫’前夕正好二十本。讀者呢，與施耐庵生前差不多，約十人。出版嗎，二十集手抄精裝本全被沒收了。” 他二十二歲那年，剛好是1949年。那時，張愛玲對蘇青預言道：“來日時勢變了，人人都要勞動，一切公平合理，我們這種人是用不著了。” 木心也意識到“我們這種人是用不著了”，卻仍是堅持寫著。直到文革，他的所有文章全部被繳毀。可以想象，木心這樣為藝術而生，為藝術而死的人，生活在太平年景尚難如魚得水，生活在火熱的文革時代，會有多麽痛苦。他寫道：“文革期間，陳伯達在會上嘲笑海涅。我實在氣憤：他也配對海涅亂叫。結果我被批鬥。” 他文革被囚禁18個月，在白紙黑色的鋼琴鍵盤上無聲彈奏莫紮特和肖邦，在理應寫交代材料的白紙上寫詩。對於文革，木心在文章裏從未控訴或回憶，隻留下一句淡淡的俳句“我白天是奴隸，晚上是王子”，以及一句感慨：“誠覺世事盡可原諒。” 木心臨終前，陷入了譫妄，時常認不出人，也說不出有條理的話，他對陳丹青說：“你轉告他們，不要抓我……把一個人單獨囚禁，剝奪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可見並非文革不恐怖，也並非他已用強大的藝術修養打敗，他隻是用自己的一生去克服這夢魘。 文革過後，木心先在大陸住了一陣。後又去了紐約，晚年回到故鄉烏鎮。 木心少年時受了文學的啟發，向往豐富的人生經曆，於是背起行囊，把幾十年的人生過得跌宕入戲，所有的跌宕又成了篇章，成了寫作題材。一生由文學出發，最後又回到了文學。 木心說：“我一生的各個階段，全是錯的。” 這話聽起來悲涼，但或許是對的。木心死在烏鎮，烏鎮是個小鎮子，殯儀館也是小小的，掛著俗愴的綢布和標語，看起來十分可笑。是陳丹青趕來，花了兩天兩夜，才布置成體麵得體的樣子——連死都是如此。 陳丹青果然像顏回。孔子差點被殺，而顏回又和大家走散了。等到顏回終於趕上大家，孔子說：“以為你死了呢。”顏回回道：“子在，回何敢死。”顏回的存在，不僅是完全順從，也是為了延續老師的鮮潤光輝。 任何時候的傳道授業都是危險 大時代是為少數人準備的——電影裏的革命中永遠一呼百應，可在現實中，也不過是百人而已。除去那些弄潮兒們，大部分人隻是時代的承受者，敵人來了，便謹慎苟且度日；敵人走了，繼續謹慎苟且度日。
少年木心，真像是西洋小說裏寫的貴族少年——“萬事皆足，隻欠煩惱。”他描述自己的少年生活：“人家出洋留學，法蘭西、美利堅、紅海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我隻見過平靜的湖。人家打過仗、流過浪、做過苦工、坐過監牢，我從小嬌生慣養錦衣玉食，長到十多歲尚無上街買東西的經驗。”
蔣方舟文 版畫家章學林60年代從浙江美院畢業。1980年來到美國，認識一個叫做木心的漂亮老頭。木心寫作，寫得好，章學林很佩服。後來，章學林卻對木心有了不滿：“木心老師你什麽都好，就是沒有群眾觀點。” 木心立即回應：“群眾沒有觀點。” 章學林很氣憤，他是延安文藝影響的一代，接受“文藝是為了人民群眾服務”的觀點，七十年代還做過《華主席和我們心連心》的版畫，聽到這樣的觀念當然憤怒。二十年後，在木心的遺作《文學回憶錄》的首發式上，章學林承認，木心說的是對的。 準確地說，《文學回憶錄》是一部講義。 80年代末，一群大陸、台灣的藝術家、作家來到紐約，便把他鄉做故鄉，聚在一起。畫家張郎郎對於這批人有個描述，很精到，他說：“沒有現代嬉皮那麽瘋狂。屬於古典雅皮。文化張揚，作風浪漫，生活清苦。” 藝術家們到了美國，一下子從“未來是我們的，是我們的，歸根到底還是我們的”的共和國語境，掉入了“邊緣人”的地位，不適應之餘，對於藝術與智識也有了如饑似渴的求知欲。那時的陳丹青看到木心的作品，覺得非常驚豔，介紹給阿城，阿城看了他的畫作，覺得好極妙極，又複印了一疊寄給何立偉……大隱隱於紐約的木心，就這樣被這群華人藝術家們知道且仰慕，他們時常去木心家中串門聊天至晨曦，最後索性央求他開授正式文藝課。 文學課就這樣開起來了，像是孔子帶領弟子周遊列國，孔子自言“若喪家之犬”。木心帶著學生，在精神和藝術的世界裏做時空的徜徉，行過之處，有情有義。喬伊斯說：“流亡，就是我的美學。”木心說自己不如喬伊斯闊氣，隻敢說：“美學，是我的流亡。” 若以孔子弟子類比，那麽陳丹青一定是顏回了：聰明過人，身體力行，任勞任怨。每堂課都寫下翔實的筆記，五年的課程一共記錄下厚厚的五大本，也就成了《文學回憶錄》。 陳丹青寫道，木心剛剛教他們的時候，驚訝道：“原來你們什麽都不知道啊。” 是啊，原來我們什麽都不知道。 木心是烏鎮人。出生於1927年。 那一年，國共分裂，共產黨發動了“南昌起義”。內憂外患，注定是個大時代。烏鎮很快就淪陷，由汪偽政府來統治。 但大時代似乎並不像我們想象得轟轟烈烈，木心的童年似乎沒有受太多的影響。他自己描述，“我們小孩子們唯一能做出的抵抗行動是，不上日本憲兵隊控製的學校，家裏聘了兩位教師，凡親戚世交的學齡子弟都來上課。”他的童年就是讀書，讀孔孟、讀詩詞，也讀外國翻譯小說。看畫，看山水，看水墨，也看西洋油畫。 舊時的富裕人家都有這樣的習慣。棋聖吳清源的自傳中，寫他們兄弟幾個在家中聘了家庭教師來背誦四書五經，不去上小學堂。1919年，發生了“五四運動”，在我們接受的曆史教育裏，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可童年的吳清源似乎並未收到任何影響，宅門一關，生活中仍然是隻有下棋。 大時代是為少數人準備的——電影裏的革命中永遠一呼百應，可在現實中，也不過是百人而已。除去那些弄潮兒們，大部分人隻是時代的承受者，敵人來了，便謹慎苟且度日；敵人走了，繼續謹慎苟且度日。 少年木心，真像是西洋小說裏寫的貴族少年——“萬事皆足，隻欠煩惱。”他描述自己的少年生活：“人家出洋留學，法蘭西、美利堅、紅海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我隻見過平靜的湖。人家打過仗、 十幾歲之後，他結束了這樣平靜而富足的生活，到了省會杭州讀藝專，後來又去了上海讀美專。
1947年，內戰如火如荼。一向隻有羨慕別人生活跌宕豐富的富家少爺木心，成了熱血青年，發傳單，號召人民反抗政權。他俊俏如姑娘，卻有一身極硬的反骨。白天鬧革命，晚上點上一支蠟燭彈肖邦。
木心領導學生運動的結果，就是被當時的上海市長親自下令開除，又被國民黨通緝。走避台灣。直到新中國成立才重回大陸。
的，傳道的“道”越是至誠至善，這種危險性甚至越大，如木心所說：“山下坐著密密麻麻的平民。誰頓悟耶穌在講什麽？兩千年來，也極少有人明白耶穌說這話出於什麽心態。耶穌的知名度來自誤解。當不含惡意的誤解轉為飽含惡意的曲解——十字架就來。” 至誠至善的道，總是教人犧牲。《十誡》裏講不可跪拜侍奉其他的神，是講犧牲。《金剛經》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是講犧牲。 木心的老師福樓拜說：“如果你以藝術決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樣生活了。”這是講對於生活的犧牲。 木心說：“我養我浩然之氣，這股氣要用在藝術上，不可敗泄在生活、人際關係上。”現代人的失敗，就在於不肯犧牲：“來美國十一年半，我眼睜睜看了許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犧牲世俗的虛榮心，和生活的實利心。既虛榮入骨，又實利成癖，算盤打得太精：高雅、低俗兩不誤，藝術、人生雙豐收。生活沒有這麽便宜的。” 他沒有子嗣，晚年避世又避人，身邊隻有兩個年輕人在照顧。避於莫幹山寫作，提筆如輕歎：“是我在寂寞。” 寂寞不隻是生活上，也在文化史上。我們的文學史是一片封建王朝的沉屙，一片火熱革命後的廢墟，木心的《文學回憶錄》打通中西文化，重新理解方塊字，展開一幅完全不同的壯闊組圖。直至今日，我們對木心仍是保持著警惕的崇拜，大陸文化界對他幾乎噤聲，這是源於他的陌生，還是我們的無知？大陸評論家們不熟悉他的腔調，把他的曲高和寡誤以為是“木心的尷尬”，認為高不成低不就，既不能對現有的文化人產生影響，也不能使沒有文化的人對他發生興趣。 那又何妨，如他自己所說，他本來就不是寫給群眾看的。反正都是誤解。 李白有詩“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木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後的大雅。能用一派衰敗的文明氣脈托舉出他的雅致，亦是我們的幸運。 章學林在80年代抱怨木心沒有革命意識，其實，革命不過木心生命中一小段行程而已。他後來寫道：“我年輕時，常常聽說有人妻出走——中國隻有一個真的娜拉：秋瑾。革命，赴死。她是完成了的娜拉。其他娜拉都未完成，中國許多娜拉走過一條路：去延安。”
蔣方舟文 版畫家章學林60年代從浙江美院畢業。1980年來到美國，認識一個叫做木心的漂亮老頭。木心寫作，寫得好，章學林很佩服。後來，章學林卻對木心有了不滿：“木心老師你什麽都好，就是沒有群眾觀點。” 木心立即回應：“群眾沒有觀點。” 章學林很氣憤，他是延安文藝影響的一代，接受“文藝是為了人民群眾服務”的觀點，七十年代還做過《華主席和我們心連心》的版畫，聽到這樣的觀念當然憤怒。二十年後，在木心的遺作《文學回憶錄》的首發式上，章學林承認，木心說的是對的。 準確地說，《文學回憶錄》是一部講義。 80年代末，一群大陸、台灣的藝術家、作家來到紐約，便把他鄉做故鄉，聚在一起。畫家張郎郎對於這批人有個描述，很精到，他說：“沒有現代嬉皮那麽瘋狂。屬於古典雅皮。文化張揚，作風浪漫，生活清苦。” 藝術家們到了美國，一下子從“未來是我們的，是我們的，歸根到底還是我們的”的共和國語境，掉入了“邊緣人”的地位，不適應之餘，對於藝術與智識也有了如饑似渴的求知欲。那時的陳丹青看到木心的作品，覺得非常驚豔，介紹給阿城，阿城看了他的畫作，覺得好極妙極，又複印了一疊寄給何立偉……大隱隱於紐約的木心，就這樣被這群華人藝術家們知道且仰慕，他們時常去木心家中串門聊天至晨曦，最後索性央求他開授正式文藝課。 文學課就這樣開起來了，像是孔子帶領弟子周遊列國，孔子自言“若喪家之犬”。木心帶著學生，在精神和藝術的世界裏做時空的徜徉，行過之處，有情有義。喬伊斯說：“流亡，就是我的美學。”木心說自己不如喬伊斯闊氣，隻敢說：“美學，是我的流亡。” 若以孔子弟子類比，那麽陳丹青一定是顏回了：聰明過人，身體力行，任勞任怨。每堂課都寫下翔實的筆記，五年的課程一共記錄下厚厚的五大本，也就成了《文學回憶錄》。 陳丹青寫道，木心剛剛教他們的時候，驚訝道：“原來你們什麽都不知道啊。” 是啊，原來我們什麽都不知道。 木心是烏鎮人。出生於1927年。 那一年，國共分裂，共產黨發動了“南昌起義”。內憂外患，注定是個大時代。烏鎮很快就淪陷，由汪偽政府來統治。 但大時代似乎並不像我們想象得轟轟烈烈，木心的童年似乎沒有受太多的影響。他自己描述，“我們小孩子們唯一能做出的抵抗行動是，不上日本憲兵隊控製的學校，家裏聘了兩位教師，凡親戚世交的學齡子弟都來上課。”他的童年就是讀書，讀孔孟、讀詩詞，也讀外國翻譯小說。看畫，看山水，看水墨，也看西洋油畫。 舊時的富裕人家都有這樣的習慣。棋聖吳清源的自傳中，寫他們兄弟幾個在家中聘了家庭教師來背誦四書五經，不去上小學堂。1919年，發生了“五四運動”，在我們接受的曆史教育裏，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可童年的吳清源似乎並未收到任何影響，宅門一關，生活中仍然是隻有下棋。 大時代是為少數人準備的——電影裏的革命中永遠一呼百應，可在現實中，也不過是百人而已。除去那些弄潮兒們，大部分人隻是時代的承受者，敵人來了，便謹慎苟且度日；敵人走了，繼續謹慎苟且度日。 少年木心，真像是西洋小說裏寫的貴族少年——“萬事皆足，隻欠煩惱。”他描述自己的少年生活：“人家出洋留學，法蘭西、美利堅、紅海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我隻見過平靜的湖。人家打過仗、
木心並非沒有革過命，隻是發現革來革去，成功與否，都是革了自己的命。若不成功隻成仁，那是圓滿，是死；若成功而沒成仁，那革命者成了當權者，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東西消失，那亦是死。
流過浪、做過苦工、坐過監牢，我從小嬌生慣養錦衣玉食，長到十多歲尚無上街買東西的經驗。” 十幾歲之後，他結束了這樣平靜而富足的生活，到了省會杭州讀藝專，後來又去了上海讀美專。 1947年，內戰如火如荼。一向隻有羨慕別人生活跌宕豐富的富家少爺木心，成了熱血青年，發傳單，號召人民反抗政權。他俊俏如姑娘，卻有一身極硬的反骨。白天鬧革命，晚上點上一支蠟燭彈肖邦。 木心領導學生運動的結果，就是被當時的上海市長親自下令開除，又被國民黨通緝。走避台灣。直到新中國成立才重回大陸。 章學林在80年代抱怨木心沒有革命意識，其實，革命不過木心生命中一小段行程而已。他後來寫道：“我年輕時，常常聽說有人妻出走——中國隻有一個真的娜拉：秋瑾。革命，赴死。她是完成了的娜拉。其他娜拉都未完成，中國許多娜拉走過一條路：去延安。” 木心並非沒有革過命，隻是發現革來革去，成功與否，都是革了自己的命。若不成功隻成仁，那是圓滿，是死；若成功而沒成仁，那革命者成了當權者，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東西消失，那亦是死。 木心自言：“從十四歲寫到二十二歲，近十年。假如我明哲，就該‘絕筆’，可我癡心一片，仍是埋頭苦寫。結集呢？結了，到六十年代‘浩劫’前夕正好二十本。讀者呢，與施耐庵生前差不多，約十人。出版嗎，二十集手抄精裝本全被沒收了。” 他二十二歲那年，剛好是1949年。那時，張愛玲對蘇青預言道：“來日時勢變了，人人都要勞動，一切公平合理，我們這種人是用不著了。” 木心也意識到“我們這種人是用不著了”，卻仍是堅持寫著。直到文革，他的所有文章全部被繳毀。可以想象，木心這樣為藝術而生，為藝術而死的人，生活在太平年景尚難如魚得水，生活在火熱的文革時代，會有多麽痛苦。他寫道：“文革期間，陳伯達在會上嘲笑海涅。我實在氣憤：他也配對海涅亂叫。結果我被批鬥。” 他文革被囚禁18個月，在白紙黑色的鋼琴鍵盤上無聲彈奏莫紮特和肖邦，在理應寫交代材料的白紙上寫詩。對於文革，木心在文章裏從未控訴或回憶，隻留下一句淡淡的俳句“我白天是奴隸，晚上是王子”，以及一句感慨：“誠覺世事盡可原諒。” 木心臨終前，陷入了譫妄，時常認不出人，也說不出有條理的話，他對陳丹青說：“你轉告他們，不要抓我……把一個人單獨囚禁，剝奪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可見並非文革不恐怖，也並非他已用強大的藝術修養打敗，他隻是用自己的一生去克服這夢魘。 文革過後，木心先在大陸住了一陣。後又去了紐約，晚年回到故鄉烏鎮。 木心少年時受了文學的啟發，向往豐富的人生經曆，於是背起行囊，把幾十年的人生過得跌宕入戲，所有的跌宕又成了篇章，成了寫作題材。一生由文學出發，最後又回到了文學。 木心說：“我一生的各個階段，全是錯的。” 這話聽起來悲涼，但或許是對的。木心死在烏鎮，烏鎮是個小鎮子，殯儀館也是小小的，掛著俗愴的綢布和標語，看起來十分可笑。是陳丹青趕來，花了兩天兩夜，才布置成體麵得體的樣子——連死都是如此。 陳丹青果然像顏回。孔子差點被殺，而顏回又和大家走散了。等到顏回終於趕上大家，孔子說：“以為你死了呢。”顏回回道：“子在，回何敢死。”顏回的存在，不僅是完全順從，也是為了延續老師的鮮潤光輝。 任何時候的傳道授業都是危險 木心自言：“從十四歲寫到二十二歲，近十年。假如我明哲，就該‘絕筆’，可我癡心一片，仍是埋頭苦寫。結集呢？結了，到六十年代‘浩劫的，傳道的“道”越是至誠至善，這種危險性甚至越大，如木心所說：“山下坐著密密麻麻的平民。誰頓悟耶穌在講什麽？兩千年來，也極少有人明白耶穌說這話出於什麽心態。耶穌的知名度來自誤解。當不含惡意的誤解轉為飽含惡意的曲解——十字架就來。” 至誠至善的道，總是教人犧牲。《十誡》裏講不可跪拜侍奉其他的神，是講犧牲。《金剛經》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是講犧牲。 木心的老師福樓拜說：“如果你以藝術決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樣生活了。”這是講對於生活的犧牲。 木心說：“我養我浩然之氣，這股氣要用在藝術上，不可敗泄在生活、人際關係上。”現代人的失敗，就在於不肯犧牲：“來美國十一年半，我眼睜睜看了許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犧牲世俗的虛榮心，和生活的實利心。既虛榮入骨，又實利成癖，算盤打得太精：高雅、低俗兩不誤，藝術、人生雙豐收。生活沒有這麽便宜的。” 他沒有子嗣，晚年避世又避人，身邊隻有兩個年輕人在照顧。避於莫幹山寫作，提筆如輕歎：“是我在寂寞。” 寂寞不隻是生活上，也在文化史上。我們的文學史是一片封建王朝的沉屙，一片火熱革命後的廢墟，木心的《文學回憶錄》打通中西文化，重新理解方塊字，展開一幅完全不同的壯闊組圖。直至今日，我們對木心仍是保持著警惕的崇拜，大陸文化界對他幾乎噤聲，這是源於他的陌生，還是我們的無知？大陸評論家們不熟悉他的腔調，把他的曲高和寡誤以為是“木心的尷尬”，認為高不成低不就，既不能對現有的文化人產生影響，也不能使沒有文化的人對他發生興趣。 那又何妨，如他自己所說，他本來就不是寫給群眾看的。反正都是誤解。 李白有詩“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木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後的大雅。能用一派衰敗的文明氣脈托舉出他的雅致，亦是我們的幸運。 ’前夕正好二十本。讀者呢，與施耐庵生前差不多，約十人。出版嗎，二十集手抄精裝本全被沒收了。”
他二十二歲那年，剛好是1949年。那時，張愛玲對蘇青預言道：“來日時勢變了，人人都要勞動，一切公平合理，我們這種人是用不著了。”
蔣方舟文 版畫家章學林60年代從浙江美院畢業。1980年來到美國，認識一個叫做木心的漂亮老頭。木心寫作，寫得好，章學林很佩服。後來，章學林卻對木心有了不滿：“木心老師你什麽都好，就是沒有群眾觀點。” 木心立即回應：“群眾沒有觀點。” 章學林很氣憤，他是延安文藝影響的一代，接受“文藝是為了人民群眾服務”的觀點，七十年代還做過《華主席和我們心連心》的版畫，聽到這樣的觀念當然憤怒。二十年後，在木心的遺作《文學回憶錄》的首發式上，章學林承認，木心說的是對的。 準確地說，《文學回憶錄》是一部講義。 80年代末，一群大陸、台灣的藝術家、作家來到紐約，便把他鄉做故鄉，聚在一起。畫家張郎郎對於這批人有個描述，很精到，他說：“沒有現代嬉皮那麽瘋狂。屬於古典雅皮。文化張揚，作風浪漫，生活清苦。” 藝術家們到了美國，一下子從“未來是我們的，是我們的，歸根到底還是我們的”的共和國語境，掉入了“邊緣人”的地位，不適應之餘，對於藝術與智識也有了如饑似渴的求知欲。那時的陳丹青看到木心的作品，覺得非常驚豔，介紹給阿城，阿城看了他的畫作，覺得好極妙極，又複印了一疊寄給何立偉……大隱隱於紐約的木心，就這樣被這群華人藝術家們知道且仰慕，他們時常去木心家中串門聊天至晨曦，最後索性央求他開授正式文藝課。 文學課就這樣開起來了，像是孔子帶領弟子周遊列國，孔子自言“若喪家之犬”。木心帶著學生，在精神和藝術的世界裏做時空的徜徉，行過之處，有情有義。喬伊斯說：“流亡，就是我的美學。”木心說自己不如喬伊斯闊氣，隻敢說：“美學，是我的流亡。” 若以孔子弟子類比，那麽陳丹青一定是顏回了：聰明過人，身體力行，任勞任怨。每堂課都寫下翔實的筆記，五年的課程一共記錄下厚厚的五大本，也就成了《文學回憶錄》。 陳丹青寫道，木心剛剛教他們的時候，驚訝道：“原來你們什麽都不知道啊。” 是啊，原來我們什麽都不知道。 木心是烏鎮人。出生於1927年。 那一年，國共分裂，共產黨發動了“南昌起義”。內憂外患，注定是個大時代。烏鎮很快就淪陷，由汪偽政府來統治。 但大時代似乎並不像我們想象得轟轟烈烈，木心的童年似乎沒有受太多的影響。他自己描述，“我們小孩子們唯一能做出的抵抗行動是，不上日本憲兵隊控製的學校，家裏聘了兩位教師，凡親戚世交的學齡子弟都來上課。”他的童年就是讀書，讀孔孟、讀詩詞，也讀外國翻譯小說。看畫，看山水，看水墨，也看西洋油畫。 舊時的富裕人家都有這樣的習慣。棋聖吳清源的自傳中，寫他們兄弟幾個在家中聘了家庭教師來背誦四書五經，不去上小學堂。1919年，發生了“五四運動”，在我們接受的曆史教育裏，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可童年的吳清源似乎並未收到任何影響，宅門一關，生活中仍然是隻有下棋。 大時代是為少數人準備的——電影裏的革命中永遠一呼百應，可在現實中，也不過是百人而已。除去那些弄潮兒們，大部分人隻是時代的承受者，敵人來了，便謹慎苟且度日；敵人走了，繼續謹慎苟且度日。 少年木心，真像是西洋小說裏寫的貴族少年——“萬事皆足，隻欠煩惱。”他描述自己的少年生活：“人家出洋留學，法蘭西、美利堅、紅海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我隻見過平靜的湖。人家打過仗、
木心也意識到“我們這種人是用不著了”，卻仍是堅持寫著。直到文革，他的所有文章全部被繳毀。可以想象，木心這樣為藝術而生，為藝術而死的人，生活在太平年景尚難如魚得水，生活在火熱的文革時代，會有多麽痛苦。他寫道：“文革期間，陳伯達在會上嘲笑海涅。我實在氣憤：他也配對海涅亂叫。結果我被批鬥。”
流過浪、做過苦工、坐過監牢，我從小嬌生慣養錦衣玉食，長到十多歲尚無上街買東西的經驗。” 十幾歲之後，他結束了這樣平靜而富足的生活，到了省會杭州讀藝專，後來又去了上海讀美專。 1947年，內戰如火如荼。一向隻有羨慕別人生活跌宕豐富的富家少爺木心，成了熱血青年，發傳單，號召人民反抗政權。他俊俏如姑娘，卻有一身極硬的反骨。白天鬧革命，晚上點上一支蠟燭彈肖邦。 木心領導學生運動的結果，就是被當時的上海市長親自下令開除，又被國民黨通緝。走避台灣。直到新中國成立才重回大陸。 章學林在80年代抱怨木心沒有革命意識，其實，革命不過木心生命中一小段行程而已。他後來寫道：“我年輕時，常常聽說有人妻出走——中國隻有一個真的娜拉：秋瑾。革命，赴死。她是完成了的娜拉。其他娜拉都未完成，中國許多娜拉走過一條路：去延安。” 木心並非沒有革過命，隻是發現革來革去，成功與否，都是革了自己的命。若不成功隻成仁，那是圓滿，是死；若成功而沒成仁，那革命者成了當權者，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東西消失，那亦是死。 木心自言：“從十四歲寫到二十二歲，近十年。假如我明哲，就該‘絕筆’，可我癡心一片，仍是埋頭苦寫。結集呢？結了，到六十年代‘浩劫’前夕正好二十本。讀者呢，與施耐庵生前差不多，約十人。出版嗎，二十集手抄精裝本全被沒收了。” 他二十二歲那年，剛好是1949年。那時，張愛玲對蘇青預言道：“來日時勢變了，人人都要勞動，一切公平合理，我們這種人是用不著了。” 木心也意識到“我們這種人是用不著了”，卻仍是堅持寫著。直到文革，他的所有文章全部被繳毀。可以想象，木心這樣為藝術而生，為藝術而死的人，生活在太平年景尚難如魚得水，生活在火熱的文革時代，會有多麽痛苦。他寫道：“文革期間，陳伯達在會上嘲笑海涅。我實在氣憤：他也配對海涅亂叫。結果我被批鬥。” 他文革被囚禁18個月，在白紙黑色的鋼琴鍵盤上無聲彈奏莫紮特和肖邦，在理應寫交代材料的白紙上寫詩。對於文革，木心在文章裏從未控訴或回憶，隻留下一句淡淡的俳句“我白天是奴隸，晚上是王子”，以及一句感慨：“誠覺世事盡可原諒。” 木心臨終前，陷入了譫妄，時常認不出人，也說不出有條理的話，他對陳丹青說：“你轉告他們，不要抓我……把一個人單獨囚禁，剝奪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可見並非文革不恐怖，也並非他已用強大的藝術修養打敗，他隻是用自己的一生去克服這夢魘。 文革過後，木心先在大陸住了一陣。後又去了紐約，晚年回到故鄉烏鎮。 木心少年時受了文學的啟發，向往豐富的人生經曆，於是背起行囊，把幾十年的人生過得跌宕入戲，所有的跌宕又成了篇章，成了寫作題材。一生由文學出發，最後又回到了文學。 木心說：“我一生的各個階段，全是錯的。” 這話聽起來悲涼，但或許是對的。木心死在烏鎮，烏鎮是個小鎮子，殯儀館也是小小的，掛著俗愴的綢布和標語，看起來十分可笑。是陳丹青趕來，花了兩天兩夜，才布置成體麵得體的樣子——連死都是如此。 陳丹青果然像顏回。孔子差點被殺，而顏回又和大家走散了。等到顏回終於趕上大家，孔子說：“以為你死了呢。”顏回回道：“子在，回何敢死。”顏回的存在，不僅是完全順從，也是為了延續老師的鮮潤光輝。 任何時候的傳道授業都是危險
他文革被囚禁18的，傳道的“道”越是至誠至善，這種危險性甚至越大，如木心所說：“山下坐著密密麻麻的平民。誰頓悟耶穌在講什麽？兩千年來，也極少有人明白耶穌說這話出於什麽心態。耶穌的知名度來自誤解。當不含惡意的誤解轉為飽含惡意的曲解——十字架就來。” 至誠至善的道，總是教人犧牲。《十誡》裏講不可跪拜侍奉其他的神，是講犧牲。《金剛經》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是講犧牲。 木心的老師福樓拜說：“如果你以藝術決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樣生活了。”這是講對於生活的犧牲。 木心說：“我養我浩然之氣，這股氣要用在藝術上，不可敗泄在生活、人際關係上。”現代人的失敗，就在於不肯犧牲：“來美國十一年半，我眼睜睜看了許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犧牲世俗的虛榮心，和生活的實利心。既虛榮入骨，又實利成癖，算盤打得太精：高雅、低俗兩不誤，藝術、人生雙豐收。生活沒有這麽便宜的。” 他沒有子嗣，晚年避世又避人，身邊隻有兩個年輕人在照顧。避於莫幹山寫作，提筆如輕歎：“是我在寂寞。” 寂寞不隻是生活上，也在文化史上。我們的文學史是一片封建王朝的沉屙，一片火熱革命後的廢墟，木心的《文學回憶錄》打通中西文化，重新理解方塊字，展開一幅完全不同的壯闊組圖。直至今日，我們對木心仍是保持著警惕的崇拜，大陸文化界對他幾乎噤聲，這是源於他的陌生，還是我們的無知？大陸評論家們不熟悉他的腔調，把他的曲高和寡誤以為是“木心的尷尬”，認為高不成低不就，既不能對現有的文化人產生影響，也不能使沒有文化的人對他發生興趣。 那又何妨，如他自己所說，他本來就不是寫給群眾看的。反正都是誤解。 李白有詩“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木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後的大雅。能用一派衰敗的文明氣脈托舉出他的雅致，亦是我們的幸運。 個月，在白紙黑色的鋼琴鍵盤上無聲彈奏莫紮特和肖邦，在理應寫交代材料的白紙上寫詩。對於文革，木心在文章裏從未控訴或回憶，隻留下一句淡淡的俳句“我白天是奴隸，晚上是王子”，以及一句感慨：“誠覺世事盡可原諒。”
的，傳道的“道”越是至誠至善，這種危險性甚至越大，如木心所說：“山下坐著密密麻麻的平民。誰頓悟耶穌在講什麽？兩千年來，也極少有人明白耶穌說這話出於什麽心態。耶穌的知名度來自誤解。當不含惡意的誤解轉為飽含惡意的曲解——十字架就來。” 至誠至善的道，總是教人犧牲。《十誡》裏講不可跪拜侍奉其他的神，是講犧牲。《金剛經》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是講犧牲。 木心的老師福樓拜說：“如果你以藝術決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樣生活了。”這是講對於生活的犧牲。 木心說：“我養我浩然之氣，這股氣要用在藝術上，不可敗泄在生活、人際關係上。”現代人的失敗，就在於不肯犧牲：“來美國十一年半，我眼睜睜看了許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犧牲世俗的虛榮心，和生活的實利心。既虛榮入骨，又實利成癖，算盤打得太精：高雅、低俗兩不誤，藝術、人生雙豐收。生活沒有這麽便宜的。” 他沒有子嗣，晚年避世又避人，身邊隻有兩個年輕人在照顧。避於莫幹山寫作，提筆如輕歎：“是我在寂寞。” 寂寞不隻是生活上，也在文化史上。我們的文學史是一片封建王朝的沉屙，一片火熱革命後的廢墟，木心的《文學回憶錄》打通中西文化，重新理解方塊字，展開一幅完全不同的壯闊組圖。直至今日，我們對木心仍是保持著警惕的崇拜，大陸文化界對他幾乎噤聲，這是源於他的陌生，還是我們的無知？大陸評論家們不熟悉他的腔調，把他的曲高和寡誤以為是“木心的尷尬”，認為高不成低不就，既不能對現有的文化人產生影響，也不能使沒有文化的人對他發生興趣。 那又何妨，如他自己所說，他本來就不是寫給群眾看的。反正都是誤解。 李白有詩“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木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後的大雅。能用一派衰敗的文明氣脈托舉出他的雅致，亦是我們的幸運。
木心臨終前，陷入了譫妄，時常認不出人，也說不出有條理的話，他對陳丹青說：“你轉告他們，不要抓我……把一個人單獨囚禁，剝奪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可見並非文革不恐怖，也並非他已用強大的藝術修養打敗，他隻是用自己的一生去克服這夢魘。
文革過後，木心先在大陸住了一陣。後又去了紐約，晚年回到故鄉烏鎮。
木心少年時受了文學的啟發，向往豐富的人生經曆，於是背起行囊，把幾十年的人生過得跌宕入戲，所有的跌宕又成了篇章，成了寫作題材。一生由文學出發，最後又回到了文學。
木心說：“我一生的各個階段，全是錯的。”
這話聽起來悲涼，但或許是對的。木心死在烏鎮，烏鎮是個小鎮子，殯儀館也是小小的，掛著俗愴的綢布和標語，看起來十分可笑。是陳丹青趕來，花了兩天兩夜，才布置成體麵得體的樣子——連死都是如此。
流過浪、做過苦工、坐過監牢，我從小嬌生慣養錦衣玉食，長到十多歲尚無上街買東西的經驗。” 十幾歲之後，他結束了這樣平靜而富足的生活，到了省會杭州讀藝專，後來又去了上海讀美專。 1947年，內戰如火如荼。一向隻有羨慕別人生活跌宕豐富的富家少爺木心，成了熱血青年，發傳單，號召人民反抗政權。他俊俏如姑娘，卻有一身極硬的反骨。白天鬧革命，晚上點上一支蠟燭彈肖邦。 木心領導學生運動的結果，就是被當時的上海市長親自下令開除，又被國民黨通緝。走避台灣。直到新中國成立才重回大陸。 章學林在80年代抱怨木心沒有革命意識，其實，革命不過木心生命中一小段行程而已。他後來寫道：“我年輕時，常常聽說有人妻出走——中國隻有一個真的娜拉：秋瑾。革命，赴死。她是完成了的娜拉。其他娜拉都未完成，中國許多娜拉走過一條路：去延安。” 木心並非沒有革過命，隻是發現革來革去，成功與否，都是革了自己的命。若不成功隻成仁，那是圓滿，是死；若成功而沒成仁，那革命者成了當權者，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東西消失，那亦是死。 木心自言：“從十四歲寫到二十二歲，近十年。假如我明哲，就該‘絕筆’，可我癡心一片，仍是埋頭苦寫。結集呢？結了，到六十年代‘浩劫’前夕正好二十本。讀者呢，與施耐庵生前差不多，約十人。出版嗎，二十集手抄精裝本全被沒收了。” 他二十二歲那年，剛好是1949年。那時，張愛玲對蘇青預言道：“來日時勢變了，人人都要勞動，一切公平合理，我們這種人是用不著了。” 木心也意識到“我們這種人是用不著了”，卻仍是堅持寫著。直到文革，他的所有文章全部被繳毀。可以想象，木心這樣為藝術而生，為藝術而死的人，生活在太平年景尚難如魚得水，生活在火熱的文革時代，會有多麽痛苦。他寫道：“文革期間，陳伯達在會上嘲笑海涅。我實在氣憤：他也配對海涅亂叫。結果我被批鬥。” 他文革被囚禁18個月，在白紙黑色的鋼琴鍵盤上無聲彈奏莫紮特和肖邦，在理應寫交代材料的白紙上寫詩。對於文革，木心在文章裏從未控訴或回憶，隻留下一句淡淡的俳句“我白天是奴隸，晚上是王子”，以及一句感慨：“誠覺世事盡可原諒。” 木心臨終前，陷入了譫妄，時常認不出人，也說不出有條理的話，他對陳丹青說：“你轉告他們，不要抓我……把一個人單獨囚禁，剝奪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可見並非文革不恐怖，也並非他已用強大的藝術修養打敗，他隻是用自己的一生去克服這夢魘。 文革過後，木心先在大陸住了一陣。後又去了紐約，晚年回到故鄉烏鎮。 木心少年時受了文學的啟發，向往豐富的人生經曆，於是背起行囊，把幾十年的人生過得跌宕入戲，所有的跌宕又成了篇章，成了寫作題材。一生由文學出發，最後又回到了文學。 木心說：“我一生的各個階段，全是錯的。” 這話聽起來悲涼，但或許是對的。木心死在烏鎮，烏鎮是個小鎮子，殯儀館也是小小的，掛著俗愴的綢布和標語，看起來十分可笑。是陳丹青趕來，花了兩天兩夜，才布置成體麵得體的樣子——連死都是如此。 陳丹青果然像顏回。孔子差點被殺，而顏回又和大家走散了。等到顏回終於趕上大家，孔子說：“以為你死了呢。”顏回回道：“子在，回何敢死。”顏回的存在，不僅是完全順從，也是為了延續老師的鮮潤光輝。 任何時候的傳道授業都是危險 陳丹青果然像顏回。孔子差點被殺，而顏回又和大家走散了。等到顏回終於趕上大家，孔子說：“以為你死了呢。”顏回回道：“子在，回何敢死。”顏回的存在，不僅是完全順從，也是為了延續老師的鮮潤光輝。
任何時候的傳道授業都是危險的，傳道的“道”越是至誠至善，這種危險性甚至越大，如木心所說：“山下坐著密密麻麻的平民。誰頓悟耶穌在講什麽？兩千年來，也極少有人明白耶穌說這話出於什麽心態。耶穌的知名度來自誤解。當不含惡意的誤解轉為飽含惡意的曲解——十字架就來。”
至誠至善的道，總是教人犧牲。《十誡》裏講不可跪拜侍奉其他的神，是講犧牲。《金剛經》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是講犧牲。
木心的老師福樓拜說：“流過浪、做過苦工、坐過監牢，我從小嬌生慣養錦衣玉食，長到十多歲尚無上街買東西的經驗。” 十幾歲之後，他結束了這樣平靜而富足的生活，到了省會杭州讀藝專，後來又去了上海讀美專。 1947年，內戰如火如荼。一向隻有羨慕別人生活跌宕豐富的富家少爺木心，成了熱血青年，發傳單，號召人民反抗政權。他俊俏如姑娘，卻有一身極硬的反骨。白天鬧革命，晚上點上一支蠟燭彈肖邦。 木心領導學生運動的結果，就是被當時的上海市長親自下令開除，又被國民黨通緝。走避台灣。直到新中國成立才重回大陸。 章學林在80年代抱怨木心沒有革命意識，其實，革命不過木心生命中一小段行程而已。他後來寫道：“我年輕時，常常聽說有人妻出走——中國隻有一個真的娜拉：秋瑾。革命，赴死。她是完成了的娜拉。其他娜拉都未完成，中國許多娜拉走過一條路：去延安。” 木心並非沒有革過命，隻是發現革來革去，成功與否，都是革了自己的命。若不成功隻成仁，那是圓滿，是死；若成功而沒成仁，那革命者成了當權者，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東西消失，那亦是死。 木心自言：“從十四歲寫到二十二歲，近十年。假如我明哲，就該‘絕筆’，可我癡心一片，仍是埋頭苦寫。結集呢？結了，到六十年代‘浩劫’前夕正好二十本。讀者呢，與施耐庵生前差不多，約十人。出版嗎，二十集手抄精裝本全被沒收了。” 他二十二歲那年，剛好是1949年。那時，張愛玲對蘇青預言道：“來日時勢變了，人人都要勞動，一切公平合理，我們這種人是用不著了。” 木心也意識到“我們這種人是用不著了”，卻仍是堅持寫著。直到文革，他的所有文章全部被繳毀。可以想象，木心這樣為藝術而生，為藝術而死的人，生活在太平年景尚難如魚得水，生活在火熱的文革時代，會有多麽痛苦。他寫道：“文革期間，陳伯達在會上嘲笑海涅。我實在氣憤：他也配對海涅亂叫。結果我被批鬥。” 他文革被囚禁18個月，在白紙黑色的鋼琴鍵盤上無聲彈奏莫紮特和肖邦，在理應寫交代材料的白紙上寫詩。對於文革，木心在文章裏從未控訴或回憶，隻留下一句淡淡的俳句“我白天是奴隸，晚上是王子”，以及一句感慨：“誠覺世事盡可原諒。” 木心臨終前，陷入了譫妄，時常認不出人，也說不出有條理的話，他對陳丹青說：“你轉告他們，不要抓我……把一個人單獨囚禁，剝奪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可見並非文革不恐怖，也並非他已用強大的藝術修養打敗，他隻是用自己的一生去克服這夢魘。 文革過後，木心先在大陸住了一陣。後又去了紐約，晚年回到故鄉烏鎮。 木心少年時受了文學的啟發，向往豐富的人生經曆，於是背起行囊，把幾十年的人生過得跌宕入戲，所有的跌宕又成了篇章，成了寫作題材。一生由文學出發，最後又回到了文學。 木心說：“我一生的各個階段，全是錯的。” 這話聽起來悲涼，但或許是對的。木心死在烏鎮，烏鎮是個小鎮子，殯儀館也是小小的，掛著俗愴的綢布和標語，看起來十分可笑。是陳丹青趕來，花了兩天兩夜，才布置成體麵得體的樣子——連死都是如此。 陳丹青果然像顏回。孔子差點被殺，而顏回又和大家走散了。等到顏回終於趕上大家，孔子說：“以為你死了呢。”顏回回道：“子在，回何敢死。”顏回的存在，不僅是完全順從，也是為了延續老師的鮮潤光輝。 任何時候的傳道授業都是危險如果你以藝術決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樣生活了。”這是講對於生活的犧牲。
的，傳道的“道”越是至誠至善，這種危險性甚至越大，如木心所說：“山下坐著密密麻麻的平民。誰頓悟耶穌在講什麽？兩千年來，也極少有人明白耶穌說這話出於什麽心態。耶穌的知名度來自誤解。當不含惡意的誤解轉為飽含惡意的曲解——十字架就來。” 至誠至善的道，總是教人犧牲。《十誡》裏講不可跪拜侍奉其他的神，是講犧牲。《金剛經》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是講犧牲。 木心的老師福樓拜說：“如果你以藝術決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樣生活了。”這是講對於生活的犧牲。 木心說：“我養我浩然之氣，這股氣要用在藝術上，不可敗泄在生活、人際關係上。”現代人的失敗，就在於不肯犧牲：“來美國十一年半，我眼睜睜看了許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犧牲世俗的虛榮心，和生活的實利心。既虛榮入骨，又實利成癖，算盤打得太精：高雅、低俗兩不誤，藝術、人生雙豐收。生活沒有這麽便宜的。” 他沒有子嗣，晚年避世又避人，身邊隻有兩個年輕人在照顧。避於莫幹山寫作，提筆如輕歎：“是我在寂寞。” 寂寞不隻是生活上，也在文化史上。我們的文學史是一片封建王朝的沉屙，一片火熱革命後的廢墟，木心的《文學回憶錄》打通中西文化，重新理解方塊字，展開一幅完全不同的壯闊組圖。直至今日，我們對木心仍是保持著警惕的崇拜，大陸文化界對他幾乎噤聲，這是源於他的陌生，還是我們的無知？大陸評論家們不熟悉他的腔調，把他的曲高和寡誤以為是“木心的尷尬”，認為高不成低不就，既不能對現有的文化人產生影響，也不能使沒有文化的人對他發生興趣。 那又何妨，如他自己所說，他本來就不是寫給群眾看的。反正都是誤解。 李白有詩“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木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後的大雅。能用一派衰敗的文明氣脈托舉出他的雅致，亦是我們的幸運。 木心說：“我養我浩然之氣，這股氣要用在藝術上，不可敗泄在生活、人際關係上。”現代人的失敗，就在於不肯犧牲：“來美國十一年半，我眼睜睜看了許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犧牲世俗的虛榮心，和生活的實利心。既虛榮入骨，又實利成癖，算盤打得太精：高雅、低俗兩不誤，藝術、人生雙豐收。生活沒有這麽便宜的。”
流過浪、做過苦工、坐過監牢，我從小嬌生慣養錦衣玉食，長到十多歲尚無上街買東西的經驗。” 十幾歲之後，他結束了這樣平靜而富足的生活，到了省會杭州讀藝專，後來又去了上海讀美專。 1947年，內戰如火如荼。一向隻有羨慕別人生活跌宕豐富的富家少爺木心，成了熱血青年，發傳單，號召人民反抗政權。他俊俏如姑娘，卻有一身極硬的反骨。白天鬧革命，晚上點上一支蠟燭彈肖邦。 木心領導學生運動的結果，就是被當時的上海市長親自下令開除，又被國民黨通緝。走避台灣。直到新中國成立才重回大陸。 章學林在80年代抱怨木心沒有革命意識，其實，革命不過木心生命中一小段行程而已。他後來寫道：“我年輕時，常常聽說有人妻出走——中國隻有一個真的娜拉：秋瑾。革命，赴死。她是完成了的娜拉。其他娜拉都未完成，中國許多娜拉走過一條路：去延安。” 木心並非沒有革過命，隻是發現革來革去，成功與否，都是革了自己的命。若不成功隻成仁，那是圓滿，是死；若成功而沒成仁，那革命者成了當權者，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東西消失，那亦是死。 木心自言：“從十四歲寫到二十二歲，近十年。假如我明哲，就該‘絕筆’，可我癡心一片，仍是埋頭苦寫。結集呢？結了，到六十年代‘浩劫’前夕正好二十本。讀者呢，與施耐庵生前差不多，約十人。出版嗎，二十集手抄精裝本全被沒收了。” 他二十二歲那年，剛好是1949年。那時，張愛玲對蘇青預言道：“來日時勢變了，人人都要勞動，一切公平合理，我們這種人是用不著了。” 木心也意識到“我們這種人是用不著了”，卻仍是堅持寫著。直到文革，他的所有文章全部被繳毀。可以想象，木心這樣為藝術而生，為藝術而死的人，生活在太平年景尚難如魚得水，生活在火熱的文革時代，會有多麽痛苦。他寫道：“文革期間，陳伯達在會上嘲笑海涅。我實在氣憤：他也配對海涅亂叫。結果我被批鬥。” 他文革被囚禁18個月，在白紙黑色的鋼琴鍵盤上無聲彈奏莫紮特和肖邦，在理應寫交代材料的白紙上寫詩。對於文革，木心在文章裏從未控訴或回憶，隻留下一句淡淡的俳句“我白天是奴隸，晚上是王子”，以及一句感慨：“誠覺世事盡可原諒。” 木心臨終前，陷入了譫妄，時常認不出人，也說不出有條理的話，他對陳丹青說：“你轉告他們，不要抓我……把一個人單獨囚禁，剝奪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可見並非文革不恐怖，也並非他已用強大的藝術修養打敗，他隻是用自己的一生去克服這夢魘。 文革過後，木心先在大陸住了一陣。後又去了紐約，晚年回到故鄉烏鎮。 木心少年時受了文學的啟發，向往豐富的人生經曆，於是背起行囊，把幾十年的人生過得跌宕入戲，所有的跌宕又成了篇章，成了寫作題材。一生由文學出發，最後又回到了文學。 木心說：“我一生的各個階段，全是錯的。” 這話聽起來悲涼，但或許是對的。木心死在烏鎮，烏鎮是個小鎮子，殯儀館也是小小的，掛著俗愴的綢布和標語，看起來十分可笑。是陳丹青趕來，花了兩天兩夜，才布置成體麵得體的樣子——連死都是如此。 陳丹青果然像顏回。孔子差點被殺，而顏回又和大家走散了。等到顏回終於趕上大家，孔子說：“以為你死了呢。”顏回回道：“子在，回何敢死。”顏回的存在，不僅是完全順從，也是為了延續老師的鮮潤光輝。 任何時候的傳道授業都是危險 他沒有子嗣，晚年避世又避人，身邊隻有兩個年輕人在照顧。避於莫幹山寫作，提筆如輕歎：“是我在寂寞。”
寂寞不隻是生活上，也在文化史上。我們的文學史是一片封建王朝的沉屙，一片火熱革命後的廢墟，木心的《文學回憶錄》打通中西文化，重新理解方塊字，展開一幅完全不同的壯闊組圖。直至今日，我們對木心仍是保持著警惕的崇拜，大陸文化界對他幾乎噤聲，這是源於他的陌生，還是我們的無知？大陸評論家們不熟悉他的腔調，把他的曲高和寡誤以為是“木心的尷尬”，認為高不成低不就，既不能對現有的文化人產生影響，也不能使沒有文化的人對他發生興趣。
的，傳道的“道”越是至誠至善，這種危險性甚至越大，如木心所說：“山下坐著密密麻麻的平民。誰頓悟耶穌在講什麽？兩千年來，也極少有人明白耶穌說這話出於什麽心態。耶穌的知名度來自誤解。當不含惡意的誤解轉為飽含惡意的曲解——十字架就來。” 至誠至善的道，總是教人犧牲。《十誡》裏講不可跪拜侍奉其他的神，是講犧牲。《金剛經》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是講犧牲。 木心的老師福樓拜說：“如果你以藝術決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樣生活了。”這是講對於生活的犧牲。 木心說：“我養我浩然之氣，這股氣要用在藝術上，不可敗泄在生活、人際關係上。”現代人的失敗，就在於不肯犧牲：“來美國十一年半，我眼睜睜看了許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犧牲世俗的虛榮心，和生活的實利心。既虛榮入骨，又實利成癖，算盤打得太精：高雅、低俗兩不誤，藝術、人生雙豐收。生活沒有這麽便宜的。” 他沒有子嗣，晚年避世又避人，身邊隻有兩個年輕人在照顧。避於莫幹山寫作，提筆如輕歎：“是我在寂寞。” 寂寞不隻是生活上，也在文化史上。我們的文學史是一片封建王朝的沉屙，一片火熱革命後的廢墟，木心的《文學回憶錄》打通中西文化，重新理解方塊字，展開一幅完全不同的壯闊組圖。直至今日，我們對木心仍是保持著警惕的崇拜，大陸文化界對他幾乎噤聲，這是源於他的陌生，還是我們的無知？大陸評論家們不熟悉他的腔調，把他的曲高和寡誤以為是“木心的尷尬”，認為高不成低不就，既不能對現有的文化人產生影響，也不能使沒有文化的人對他發生興趣。 那又何妨，如他自己所說，他本來就不是寫給群眾看的。反正都是誤解。 李白有詩“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木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後的大雅。能用一派衰敗的文明氣脈托舉出他的雅致，亦是我們的幸運。 那又何妨，如他自己所說，他本來就不是寫給群眾看的。反正都是誤解。
李白有詩“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木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後的大雅。能用一派衰敗的文明氣脈托舉出他的雅致，亦是我們的幸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