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葛紅兵----鬧劇：總要收場——我看方韓之爭

    文學批評是對創作得失的分析和判斷，你說他《求醫》寫得如何？分析《求醫》的創作得失，判斷其優劣，給出你的個人觀點，你是評論，但是，你說《求醫》是別人代筆的，這就是一個事實陳述，不關於你對《求醫》創作得失的個人判斷。 

    有記者問我，方舟子對韓寒的質疑，是不是文藝批評。我作為一個資深的文藝理論批評工作者，用我的經驗判斷，方舟子不屬於文藝批評。一、方舟子說的是一個對事實的陳述“韓寒由其父代筆”（這個事實的真偽，他應該負責證明），而不是任何針對韓寒作品的藝術評論——對韓寒作品好壞的審美判斷與評價。二、方舟子可能不了解文藝創作的基本原理，也不了解批評的基本方法。《韓寒的就診記錄否證了韓寒<求醫>》通篇沒有任何關於《求醫》創作的分析，通篇隻在將作為“生活真實”的“求醫”和作為“藝術真實”的《求醫》進行機械比對，這種機械比對讓他得出一個判斷：韓寒的《求醫》不符合當時“求醫”的真實情況——這個判斷對不對呢？對的。但是，他用這個判斷進而去推斷“這篇文章不是韓寒所寫”，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文藝理論批評界看來，就完全是匪夷所思了。在文藝理論批評界，用專業的眼光來看，藝術真實和生活真實的有差別是文藝創作的基本現象，也是基本規律，理論批評家正是要研究這種“區別”，進而分析作家的創作個性及成敗，而絕不會用這種區別去論證——作者是不是找人代筆了，或者是誰代筆了，當然，理論批評也會研究作者在創作過程中的借鑒及抄襲情況，但是，這種對“借鑒”的研究主要來自對作者創作方法、創作風格的界定，而不會是因為——“藝術真實”、“生活真實”之間有區別——這個事實本身。事實上，這個區別，如論如何，按照文藝理論批評的業內看法，也不可能得出“它不是韓寒創作的”之結論。方舟子缺乏文藝理論訓練，他不知道《求醫》是文學創作，《求醫》的真實是“藝術真實”，是在“生活真實”的基礎上進行提煉、加工後“超越”了生活真實的文藝作品。比如方舟子列出的疑點：“一、1999年的大醫院掛號處雖然仍然是鼠洞，但都是欄杆玻璃結構的，能夠看清裏麵的人，而不是像《求醫》所述，看不清裏麵在幹什麽。這種封閉式的掛號窗口是七、八十年代縣醫院的情況。”方舟子顯然不知道藝術真實的“誇張法”，我們一般人都有對醫院“高高在上”、“冷漠”的印象，一個中學生，帶著病去求醫，對此的印象可能更加深刻，作者誇張這種受冷漠的感受，用誇張法超越現實，讓“生活真實”扭曲，轉向一種“藝術真實”，這是完全合乎藝術真實之創作規律的，這不僅不能證明這不是韓寒的創作，相反，恰恰證明，這是作者藝術創作的結果。方舟子不知道藝術真實和生活真實的這種複雜的關係，用生活真實來要求藝術真實，可能是出於對文學創作理論的陌生。

    方舟子可能沒有創作經驗，因而對文學創作也缺乏真切體會。他關於作家創作必然“苦苦吟哦”、“反複修改”才能成篇的想象可能來自某些作家的“自述”（這種自述中，常常充滿了誇張，這也可以看做是一種藝術真實吧），其實，按照我自己的切身體會，小說是可以一稿寫成的，而且稿麵可以非常幹淨。我創作《未來戰士三部曲》的時候，用的就是鋼筆手寫，我在方格稿紙上一稿寫成，寫完，稿麵非常整潔，不用謄抄，就可以交給出版社。我這套手稿，大概有500多頁，後來，捐贈給上海圖書館，該館也曾經展出過，這是有據可查的。由此，韓寒手稿幹淨利落，有些頁麵幾乎沒有修改，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魯迅當年罵梁實秋是“資本家的乏走狗”，而且還是“喪家的”，這個是評論，原因是誰都知道，梁實秋不是狗，誰都知道這是魯迅對梁實秋的一個“評論”，魯迅要是說梁實秋是“孔祥熙的兒子或者老子，或者代筆人”，那就超越了言論自由的底線了。所以，當年梁實秋也沒有告魯迅，因為魯迅的評論是有底線的評論。但是，方舟子的質疑不是文藝評論，因此，不適用文藝評論的“批評與反批評”的方法來對待，“代筆”這事兒，很容易讓人疑惑：韓寒是火星人還是地球人？。韓寒向法院起訴，應該是針對類似質疑的唯一手段——用藝術批評手段進行反批評是不可能的，方舟子本身就不是在做藝術批評麽，我也從來沒見過用文藝批評的方法就可以解決“抄襲”、“代筆”類質疑的，從當年王幹與韓少功之間的“韓少功仿寫案”到前幾年的郭敬明與莊羽之間的“郭敬明抄襲案”，再到最近的範曾和郭慶祥之間的“範曾流水創作案”，無不如此。至於找幾個打手暴打方舟子一頓，方舟子已經挨過一次打了，事有車前之鑒，證明了那是絕對行不通的，再說，韓寒好像也不是那種人吧？

    有些人不讚成韓寒起訴。我看主要是因為那些人有看客心理，想看娛樂。他們煽風點火，然後熱烈圍觀，有的時候為了給圍觀增加一點兒調料，他們還不惜故意混淆一下視聽，澆點兒渾水，本來有些人就是想看韓寒的倒掉或者笑話，現在終於製造了一個噱頭，他們希望讓這個噱頭發酵、燃燒，一路演繹下去，要這樣做，就要讓要真相不清不楚，事實不明不白，而一到打官司，什麽話，都要講證據，渾水是攪不成了，好戲也沒得看了，所以，他們不讚成韓寒打官司的，都是想看樂子，怕樂子看不成的心態在作怪。當年，韓東他們搞“斷裂”行動的時候，我就說過：這個社會，已經失去了嚴肅和真誠討論問題的能力，每個人都在做犬儒，縮著頭，自己不說真話，沒有說真話的勇氣好和能力，將心比心，自然，也不相信別人敢說真話，能說真話了，於是，就玩世不恭起來，用“調笑”、“娛樂”來消解所有“聲音”，把真聲音也說成假聲音，把假聲音當成真聲音，弄一團混戰，得一團大笑，這是他們唯一想要的。他們是要笑得更大聲，讓那些真的聲音反而不被聽見。對於這樣的心態，魯迅當年做的最好：讓他們無可看。

    還有一種說法：韓寒是社會名人，公共知識分子，所以，他應該承受更多的質疑，這方麵我的看法是：韓寒接受公眾質疑的限度是個人權利（包括隱私權、人格權等）不受侵犯，公共知識分子也是人，他的人權也需要保護，公眾質疑的限度是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始於個人觀點的自由表達，但應該終止於善意和最基本事實的尊重，捏造事實、惡意誹謗，這是法治社會絕不能容忍的——這讓我想起朱學勤教授當初蒙受不白之冤，被惡意構陷的時候，給我的信中說過的一句話——他們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朱學勤教授先請辭上海大學學術委員會職務，之後將論文和證明材料遞交給複旦學位委員會，請求複旦學位委員會重新再審他的博士論文，最後終於洗清不白之冤。韓寒的受質疑和朱學勤當年的受質疑，性質相似，其手法、目的讓人感覺非常雷同，隻是當初朱學勤受質疑的時候，質疑者是匿名，朱學勤隻能跟風車作戰，現在，質疑者終於用真名了，當然韓寒要用真名和他對質一下，大家把話說說清楚麽。當年，新生代搞斷裂行動的時候，許多人都拿看客和調笑的心態來旁觀，我就想，這個時代是不是缺乏說真話和討論真事兒的能力了？要真是這樣，韓寒更應該提告，讓這看客的調笑終結吧。老實說，到底是否代筆，並不關乎韓寒的影響力，美國總統的演講還都是別人代筆的呢，影響美國總統的影響力了嗎？網絡時代早就如此了：關鍵是你說了什麽，而不是你這個人是誰；“沒誰知道你是一隻狗”麽。

    韓寒當年出道的時候，作為一個文學青年，也是青澀的可以，好在，他是兼職做文學家，所以沒被“純文學”，也沒被“理論”，至今，感覺他還有把子既不文學也不理論的摩羅蠻力。我看，主要是他賽車手的身份可以讓他開車周遊列國，能走出鐵屋子呼吸一下，用人的腳思考比用豬的腦子思考總歸要好些，身上文青哈巴狗的騷情味、理論癡呆兒的口臭味少。但是，我這樣說，並不是想代替法院，為韓寒是否有代筆人或者代筆團隊做判決。韓寒是否有代筆人和代筆團隊，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我們必須站出來說話，尤其是在此刻。韓寒當年挺著腰杆兒說過一些話，比如某地執法機構越軌，弱勢者斷指明誌，而冤情依然得不到伸張的時候，韓寒曾經說過話，今天，我們也要說話——在韓寒，坐在鋪開稿紙中間，傻孩子一樣證明自己的時候。我們要說的話隻有：要相信法院。當年，我因“二戰紀念宣仇說”受數十萬網友圍攻，有人在網上貼出我家地址、電話、小區照片，聲稱要殺死我的時候，有人天天往我家和單位打騷擾電話的時候，當某人向閘北區人民法院遞交訴狀告我的時候，我選擇相信法律。法律，是法製時代唯一的避難所。好事會變壞事兒，壞事兒也會變好事兒，方韓之爭，我唯一希望的：它不應該是不好不壞的娛樂和笑話。

    最近重讀魯迅的《肥皂》，裏麵的主人公四銘路見討飯孝女，每次想說一點兒嚴肅的話的時候，總是被別人的色情笑謔打斷，最後終於他的嚴肅申辯沒有說得出口……四銘自然是個反麵人物，但是，就是反麵人物，也應該有個嚴肅申辯的地方吧？韓寒和方舟子，恐怕都不是什麽反麵人物，自然，他們的話更應該有個嚴肅說出和相互嚴肅申辯的地方，不應該隻是成了看客的笑料。而我此刻，似乎隻是聽到：“道統的響亮的笑聲突然發作了，震得人耳朵[口皇][口皇]的叫。”各種各樣的四銘們，倒是“很有些悲傷，似乎也像孝女一樣，成了“無告之民”，孤苦零丁了。”

 

 

    把韓寒變成笑料容易，但是，扳倒韓寒難，扳倒韓寒容易，但是，扳倒民意難。——最好是，我們都認真地看這場戲如何收場，那個扳不倒的民意，最後總會顯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