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與薄熙來分別是國共兩黨耀眼的政治明星，薄熙來曾被比喻為“大陸的馬英九”，而馬英九則被比喻為“台灣的薄熙來”。不難想象，青年才俊、帥氣挺拔與謙和有禮，以及深得婦女人緣，應該是這兩人共同擁有的特征。
馬英九之父馬鶴淩，薄熙來之父薄一波，皆是各自所在政黨的“大佬”，在時代的大背景下的映襯下，其子選取不同的政治道路自然不足為奇。馬英九5.20已開始第二任期，而此前薄熙來卻在政治上提前出局。回顧各自所展現的不同政治道路和行事風格，將兩人在不同背景下所折射出的光譜進行對比，管中窺豹，想畢能重溫中華民族所經曆的漫長曲折道路。
馬比薄年少整一歲，出生在1950年7月，此時的中國風雨飄搖，正處於時代的分水嶺，不共戴天的兩股勢力已暫時分出勝負，前方兩條道路依稀可見，國軍“勘亂”失敗，敗走台灣。後來70歲屆齡退休時，才官拜國民黨中央考紀會副主委的馬鶴淩與妻子秦厚修，此時輾轉香港，在逃難流亡路上，生下馬英九。馬英九的名字是源自於馬家族譜，“英”為“上尊大人，英才繼起”，“九”則是希望能以“九思立身”並且“體健九如”。據說其祖先可追溯到東漢開國功臣、新息侯、著名軍事家馬援，英九小時候的理想是當火車司機、交通警察。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下，父親馬鶴淩扮演嚴父、良師、益友的角色，悉心栽培，期許英九成為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國士，繼承中國知識分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大傳統。在中華傳統文化的侵淫熏陶和甚為嚴格家教的督導下，英九將祖父立安公在湖南湘潭勸世教子的名言“黃金非寶書為寶，萬事皆空善不空”的人生理念爛熟於胸，更是把曾文正“唯天下之至誠，勝天下之至偽；唯天下之至拙，勝天下之至巧”奉為圭臬。正是這“誠”與“拙”後來成為馬英九安身立命的護身符，更是他在仕途暢通無阻的最大政治資本。馬英九的台灣大學和哈佛大學深造經曆，恰如在歐風美雨的淋浴下，牢固樹立了普世價值觀，這些深深植根於血液中的公平正義法製價值觀，自然轉化為他自己所說的從政理念：“尊重國家典章製度，奉行法治規範”。
在中西文化冶煉鍛造下，加之恩師蔣經國先生的悉心栽培，馬英九完成了從民主的啟蒙到對憲政的堅定認同，順應了時代潮流的期盼。1986年10月7日，蔣經國先生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采訪，馬英九擔任這一重要曆史性會麵的翻譯。經國先生沉穩地告訴外賓："我們準備在製定國家安全法後，解除戒嚴，開放組黨。"負責傳譯的馬英九，一字一句審慎地翻成英文，馬英九自己整個人感覺猶如遭電流通過般的震撼，他告訴自己，我們正在改寫台灣曆史。國民黨大佬沈昌煥聞此立即警告蔣經國：“你這樣做，國民黨將來可能失去政權的！”蔣經國平靜地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耳濡目染，耳提麵命，從這點上說，馬英九可謂生逢盛世，與薄熙來相比可算是獨享民主的瓊漿盛筵了。
相較於馬成長的環境，特別是所接受的良好教育，薄熙來則顯出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劣勢，“革命總是在吞噬孩子”一語成讖。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政治悲劇籠罩了家庭和社會，盡管北京四中和北京大學都是頂尖的好學校，但宥於當時的時代狀況和曆史局限，特別是“狂飆為我從天落”，革命的大環境，實質上既是革傳統文化之命，也是阻截“普世價值”進入之途，更是戧害心靈之“三聚輕胺”的牛奶。人治的極端化必然造成無法無天的結果，而無法無天又更讓人頂禮膜拜於人治。北京四中處在暴風雨的中心，在這小小的舞台上，展開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曆史鬧劇。“造反”、“破四舊”、“抄家”和“打流氓”四件大事，裹脅著薄熙來，走向紅衛兵運動的高潮，在貫穿始終“鼓吹血統論”中顛狂。盡管紅衛兵運動在“衝擊公安部”事件後落幕，處在被曆史清算的地位上，薄本人也蒙受牢獄之災。但是，他從沒有一個象樣兒的反思，也不可能有。反而在錯位、荒誕、無稽、對立的歲月中，汲取了大量時代糟粕，與民主之路南轅北轍，“運動”式辦事的理念方法，漸漸在腦中生根發芽，隨著政治曆練的加深就愈加爐火純青了。宋美齡在論述品德時曾說：“品德是無法偽造的，也無法像衣服一樣隨興地穿上或脫下來丟在一旁。就像木頭的紋路源自樹木的中心，品德的成長與發育也需要時間和滋養。也因此，我們日複一日地寫下自身的命運，因為我們的所為毫不留情地決定我們的命運。”
古希臘諺語說：“告訴我，你跟誰在一起，我就告訴你，你是誰”；尤太人信奉：要知道你到哪裏去，先要知道你從哪裏來。前者是人的社會化問題，自然影響信仰、世界觀、行為模式和價值取向，後者是源頭問題，方向是否順應潮流，答案也在其中。由此可知，薄熙來是什麽樣的人，今後能向何處去，大體也就了然於胸了。
民主乳汁先天匱乏，後天必患虛火矯枉過正之症，這不難理解薄熙來為什麽後來總是開口毛澤東，閉口偉大領袖，以至於成了路徑依賴式的“發語詞”，不以“他老人家”起頭，就不會說話了。做事喜好大轟大嗡，誇張造作，突兀反常,把燥動當開拓，視任性為個性。薄辦事以我為中心，反正你做我的部下，你的手機就必須24小時開機，我半夜三更打電話找你，天經地義，我就是規則，粗鄙的官僚作風越是凶悍，越能痛吃一切。
革命中異化出來的極“左”主義，是如何滲入到我們政治文化與思維中，並在後來發酵、膨脹並給我們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呢？哈耶克說“在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一些崇高理想締造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卻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創造出我們一直為之奮鬥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至今成迷的是，“文革”中包括薄熙來在內的絕大多數高幹子弟，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但總體上看思想解放的程度差強人意，無反思、無懺悔、無提升，遠沒有馬英九、郝龍斌、白先勇等國民黨高官後代的思想境界，反到成了舊體製的維護者，成了利益集團的骨幹核心和代言人，特別是對民主憲政缺乏感同身受，反而在前輩的泥沼中無法抽身，更沒有在超越自我中實現自我救贖、溶入民主大潮的寬闊胸襟和道德勇氣。客觀地說，薄熙來等人所代表的勢力，已喪失了通過政治改革，從而實現自新的能力，說白了就是沒有政治改革的能力了，已徹底淪為腳踩西瓜皮，滑哪算哪的“西瓜皮派”。
六十多年來，如果把國家賦予人格，從生命指征上看，中國已病入膏肓了，但因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所產生的慣性力，依然不可小覷。緣木求魚造成的扭曲、錯位，加劇撕裂社會和人心。本應下到河裏抓魚，卻爬到樹上，且越爬越高，越高樹枝就越細，再往上必然是摔下去，可往下來也不成，同樣危險，進退失據，原位置上不動也不行，因身軀在生長，體重還在增加，風吹草動就能驚出冷汗，更遑論驚濤駭浪了，這就是時下中國的一幅真實寫生，“積重難返”四個大字赫然書寫在題款的位置上。政治改革一團亂麻，土地製度形成死結，貧富不均積怨難消，腐敗猖獗掏空肌體，食品安全問題正加速透支社會最後的一點誠信。記得在日本京都大學時，一位同學曾說，國家前進的方向選對了，有再大的挫折，也問題不大，而如果方向錯了，哪怕碰上小問題，也會釀成大禍，國家不同於個體的人，掉頭轉向的成本太大了，真的難以承受。我們不得不為六十年前的選擇付出極為高昂代價。
胡適在自己69歲生日前夕，曾感到有一股強烈的幻滅感籠罩心靈：“當我回顧過去四五十年的工作時，我覺得好像有某種不可抵抗的力量，把什麽東西都完全地破壞了，完全地毀滅了。”
不可否認，民碎主義在當今中國有深厚的土壤，但真理從來就不是數人頭，不能夠自由表達意願的數人頭，離真理就更加遙遠。薄熙來信心滿滿口頭禪是，對其“唱紅打黑”擁護否，可在重慶大街小巷攔人便問。但問題的關鍵是多數人擁護並不一定就正確，在中國尤其如此，“反右”、“文化大革命”在當時讚成擁護者近乎百分之百，但“冤案”和“浩劫”卻象9999式的千足金標簽，不容置疑。紅歌響徹雲霄，都能看到眾人口腔裏的小舌頭，聲嘶力竭般地高唱“黑夜裏，想你有方向，迷路時，想你心裏明”；胸腔起伏，大口吸氣般地狂喊“東方紅、太陽升”；飽含深情，眼噙熱淚般地輕哼“黨啊，親愛的媽媽，您用乳汁把我喂養大，教我學走路，教我學說話”！在這些甚囂塵上，恍如隔世的歌聲中，與健全人格、公民素養相去甚遠，甚至背道而馳，不管有多少人喜愛唱，都不能說是正確的。站在曆史的長河中，檢視這些所謂的“紅歌”，傳播的無非是些“封建”、“奴化”糟粕思想而已，絕不是薄熙來等人所說的“是燦爛的思想之花”，十足是操縱民碎，民意可用可欺，沒有是非對錯，紅歌最終扭曲的是社會的核心價值。
歪理為什麽不覺得“歪”。法國社會學家雅克.埃呂在《宣傳：人的態度形成》一書中指出：被長期奴役，不能為自己命運做主的人，特別容易接受宣傳。在不鼓勵自由思想、獨立判斷的環境中長大的人們也是一樣，他們最怕與眾人、與集體、與領導不合拍或者意見不同。發生這種情況時，他們會本能地感到“孤立”和“不安全”，覺得“可能會招惹麻煩”。宣傳所利用的正是這種“焦慮”和“害怕”的感覺。“焦慮”和“害怕”是一種妨礙人們覺察歪理之“歪”的心理因素。
善借媒體之力為已服務是薄熙來的拿手戲。當初在大連，老百姓對廣場矗立起的巨大球型建築不解其意，他就親自在鏡頭前直播講解，闡述不同球體的抽象意義，電視台連日滾動播出，販夫走卒，老叟孩童，茅塞頓開。在牢牢掌控住重慶當地喉舌後，薄熙來還時刻不忘讓國內外媒體為其造勢，薄在接見首都網絡媒體赴渝參觀團時說：“你們發表的《紅岩宣言》很好。包括網絡在內的媒體，有個重要功能，就是每天都在塑造國民的精神世界。”
“打黑”響亮口號下掩藏著選擇性辦案，而選擇性辦案實質就是“定向”剪除異己，與黨同伐異“實用主義”反複交替配合使用，效果頗佳。所謂“讓黑霧消散遁跡，讓紅梅綻放異彩，起到了扶正祛邪的作用”，真是指鹿為馬、一派胡言。實質是“局部”專製風生水起，似曾相識，一言堂下，“家長”濫用權力，無法無天，隨便侵犯和剝奪人權，整個就是小一號的毛澤東，“打黑除惡”惡化了重慶的社會環境，造成犬儒主義泛濫，還進一步瓦解了人民對“政府”的信賴，“打黑”實則是“黑打”，可怕的重慶模式推廣開來，中國就又回到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老路上了，難怪溫家寶等人強烈質疑。
不容置疑，在走過了一段顛簸的道路後，台灣的民主已經邁向成熟的坦途，跨越了一個曆史性的裏程碑。馬英九一路走來，想必感慨良多，“政治不沾鍋”、“政治潔癖”，還算是好話；“馬英九英語比台語好”、“馬英九對中國比對台灣好”、“親中賣台”，在這些憤恨之詞下，上演5.20“蛋洗馬英九”下馬威，讓其提前跛腳，在民主社會下這些都不足為奇。在過去的四年裏，在清廉政治、開放經濟、和諧族群、和平互利兩岸民眾上，盡管馬英九都有可圈可點的表現，但還是常遭藍綠泛陣營批評，但這無妨台灣已經成為一個受國際社會尊敬的民主實驗區，馬英九具有的正直自律、儉樸清廉、依法行事的形象，也得到絕大多數民眾的認可。台灣在憲政主義的原則下，人權獲得保障、法治得到貫徹、司法獨立而公正、公民社會得以蓬勃發展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勤奮、誠信、包容、進取這一些傳統的核心價值，不但洋溢在台灣人的生活言行，也早已深植在台灣人的本性裏。這是台灣一切進步力量的泉源，也是“台灣精神”的真諦。
馬英九步履維艱與薄熙來無所不能，馬英九左右受阻與薄熙來的呼風喚雨，形成鮮明的反差。民主與專製的分水嶺就是對權力的製衡，在兩者異構的空間下，所延伸出的不同的道路，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其路徑和行事風格不過是副產品而已。
延亨頓說：“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曆史的鐵律不幸再一次被驗證。薄常常誨人不倦地到處兜售“老老實實做人，幹幹淨淨做事”的理念，我們有理由相信他早期的初衷是真誠的，他也是願意成就一番對人民有益的事業。薄時刻不忘打造自己清廉正派的形象，但在黨內監督匱乏，社會民主製衡形同虛設的情況下，僅靠個人的內心自省，就是金剛之身，究竟也堅持不了幾天。一定意義上，在人治社會下，人人都是製度的受害者，人難以逾越先天就有的弱點和誤區，相信製度也不要相信聖人，道理就在這裏。
馬英九在拜票
台灣順利完成二次政黨輪替，創造性實現了民主改革的新範例，馬英九嚴守憲政分際，真正落實權責相符的憲政體製，而與之相較，薄在重慶所搞的“唱紅打黑”、“唱讀講傳”、“建設五個重慶”等政治實驗，僅是單向說教和灌輸的變種，絕談不上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創新。薄熙來的所作所為，沒有任何正向的積極作用，可折射出當今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困窘和無奈。改革由於缺乏係統性，邊際效益逐年遞減，隻搞經濟體製改革，不搞政治體製改革，用絕對化的穩定標準來衡量改革得失成敗，結果就會造成，難的不碰，容易的一窩蜂上，最後容易的也變成難的，難的會更難，誰都啃不動了，選擇性的改革，抑或叫糾結式的改革，不但於事無補，反會作繭自縛，加劇失衡，推高改革成本，造成更大的糾結。停滯政治體製改革，換來的隻是片刻安寧，犧牲的卻是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大陸官場腐朽的習氣，更是讓整個社會有沉下去的感覺，利益集團綁架改革讓平民百姓看不到任何希望，而陳腐的說教則讓年輕人窒息。同時，雞毛蒜皮問題誇大症與長期行為麻木症並存，紅歌響徹雲霄就是一例，而關乎子孫後代、社會長遠發展的問題，則一概視而不見。
盱衡時局，環顧世界，民主憲政的潮流勢不可當。在一路高歌猛進的進軍路上，勝敗無常，我們真的無意臧否馬英九和薄熙來，但願比較能產生些許光亮，能夠成為中華民族前行之路上的“螢火蟲”，讓我們都來集聚光亮，照亮前程。
2012年6月25日修改於北京第六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