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10個小時的停留，包括了公開演講、拜會哈佛校友馬英九總統及晚宴。
整理出他說的話，可供大家深思。
他十分關心中國大陸今後是否能夠持續保持高度經濟成長（超過8%），不論高或低都對全球產生重大影響。他常告訴美國有保護主義心態的人：「一個國家的繁榮不是另一個國家的災難，而是充滿了追求雙贏的機會。」
他聽完馬總統四年前上任後處理金融海嘯，推出消費券、刺激經濟的運作充滿興趣。他說：「我也有這個主意，但歐巴馬總統擔心運作上的困難，沒有接受。我會找學生來台灣，拿這個題目做論文。」
他關心台灣外匯存底的運用。他以新加坡有國家主權基金為例，指出外匯可以考慮彈性地運用。
他知道兩岸交流的敏感性。他稱讚四年前從兩岸不能直航，到今天一周已有580多次直航航班，他以古巴為例證明相互交流的重要。
這使我體認到：1962年秋天「古巴飛彈危機」發生後，美國政府一直對古巴採取孤立及封鎖政策。50年後，獨裁政權沒有崩潰，反而是人民的生活愈來愈艱困。相反的，當美國與蘇聯及中國打交道時，「交流」加快了「開放」與「改革」。
餐會中，他也分享了主持頂尖大學哈佛的經驗：（1）必須要在全球性競爭中，爭取到最好的學生、教授；讓他們擁有最好的環境學習、研究、創新。（2）哈佛的悠久歷史及哈佛的遠景是吸引人才珍貴的資產。（3）著名的大學有些像「人際關係產業」（Network industry），彼此之間充滿了吸引力，當優秀的遇到優秀的，就會產生相加和相乘的火花。（4）治理哈佛，校長可以享有彈性管理與獨自決策的空間。
當私下被問及：如果中國大陸給你所有的自主權及足夠的經費，請你去創辦一所世界級的大學，你辦得成嗎？沉思片刻之後，他回答：「給我25年時間，可以辦成。」
兩岸之間，台灣如何應對？從他的談話中，聽不出這位財經大臣對中國經濟成就有情緒上的輕視或傲慢，但極度關心是否可以持續成長；對台灣的建議是清楚和堅定：要增強交流、合作、開放。
我在想：如果台灣還是像當前一樣的半開放半限製，尤其對大陸處處設防（包括陸生），台灣所剩不多的機會就會更快地流失，台灣人民的長期利益也就在政黨內鬥下陪葬。
內閣中有不少學者，檢驗他們的貢獻，不是學位多高，學問多好，而是敢不敢推動開放的政策？以及有沒有產生實效？
走出總統府，桑莫斯說：「我歡喜馬總統。」離台時說：「我歡喜台灣，我歡喜再回來。」
旁觀者清，我們需要這位智者冷靜的提醒。（節錄自聯合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