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 蒙古 儒家描繪三種不同的成吉思汗形象 [轉貼]

伊斯蘭 蒙古 儒家描繪三種不同的成吉思汗形象 [轉貼]

伊斯蘭文化、蒙古文化、儒家文化是東方曆史上影響深遠的三大文化，對當今人類文明的形成和發展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也備受古今中外學者的重視。蒙古文化從大的方麵講是中國儒家文化的一支，但從其內涵來說，它與中國儒家文化有著根本的區別，同樣一個成吉思汗，在伊斯蘭文化、蒙古文化、儒家文化中，呈現出頗為異趣的三種不同的曆史形象。
　　
一、《史集》裏的真主之劍

　　成吉思汗的孫子旭烈兀於1256年滅掉木刺夷國，征服了伊朗全境，接著，又於1258年攻陷巴格達，滅掉了伊斯蘭教哈裏發阿拔斯朝，在以伊朗為主的西亞地區建立了蒙古大帝國版圖內的伊利汗國。在伊利汗國建立將近半個世紀時，旭烈兀的曾孫、第七代伊利汗和讚，為了讓以成吉思汗家族為首的蒙古統治階級的曆史傳諸後人，於伊斯蘭教曆700年(公元1300年9月15日~1301年9月5日)下詔讓他的宰相拉施特編纂一部詳細的蒙古史——《史集》。這是一部內容豐富、篇幅浩瀚的曆史巨著，它包含有研究中世紀各國、各民族的曆史，尤其是研究蒙古史、我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史的大量有價值的資料。

　　拉施特與侍奉蒙古罕的許多伊朗官員一樣，是個速菲派伊斯蘭教教徒，他的《史集》裏多次出現“真主”、“安拉”、“最高真理”等讚美成吉思汗的字樣。在伊斯蘭文化中，《古蘭經》作為伊斯蘭教法的基礎，確立了法自真主意誌而出的神聖立法思想，確立了真主的最高意誌。統治階級的言行作為真主的啟示而為信仰者所必須接受，“凡屬啟示皆為必須遵行的主命”。因此，在他看來，真主就是神，真主的一言一行，無論善惡，都是神的“啟示”，都是為他們這些教徒的幸福做出的。在《史集》第一部序言中，拉施特特別講到由於亞伯拉罕遵照安拉在夢中的啟示，決心將愛子殺掉獻祭於安拉，安拉為了獎賞亞伯拉罕的誠心，便降富於他，讓他的後裔繁衍出許多先知、聖賢、君主，以此來說明人們應該毫不動搖地相信神，隻有這樣子孫後代才能興旺發達。

　　拉施特在其著作《史集》中用大量華麗詞藻，不斷地為以成吉思汗及其後裔為首的蒙古貴族大唱宗教讚歌，稱成吉思汗是伊利汗國的“真主”、“最高真理”的執行者。他認為成吉思汗的所作所為都是真主意誌的體現。“由於他身份的高貴，[內在]本性的精微，他像是一堆寶石中罕有的真珠，他高出於所有各民族之上，(使他們)置於(自己的)支配下和最高統治者的掌握之中”。同時，他認為成吉思汗所遇到的逆境是真主為了磨練他而特地設下的。“成吉思汗多次陷入逆境……而最高真理卻(從這些逆境中)拯救了他，由於最高的主的意誌早就安排下了要讓成吉思汗成為世界的君主，便讓他一點點發達起來，讓他受盡千辛萬苦，磨練他勝任重任的能力。”另一方麵，他又用紀實的手法，把成吉思汗等人的所有行為毫無顧忌地記述下來。在這部史書裏麵，拉施特多次提到成吉思汗的軍事行為及政策。

　　成吉思汗在圍攻一個城市時，隻要這個城市稍有抵抗，便會遭到成吉思汗的報複。成吉思汗在進攻不花刺城時遭到了抵抗，結果(突厥)裏康人活下來的隻有靠運氣。男子被殺死了三萬多人，婦人和孩子當了奴隸。當成吉思汗攻下花刺子模城後，惱於城內人頑強的抵抗，便將居民一下子全部驅到野外，從他們中間將數十萬名左右的工匠分出來，押送到東方去。青年婦女和孩子們也被納入了俘虜隊，剩下的人則分配給軍隊屠殺。據史料顯示，五萬多蒙古兵每人分到了二十四人。在這種政策麵前，守城者隻有立即投降才能給以寬恕，而實際上這也遠非都是如此。當成吉思汗屯兵巴裏黑城下時，當地領導人物來到他那裏請降，獻上了各種食品、禮物。接著，成吉思汗的部隊就以點數(人口)為借口，將巴裏黑居民全部驅逐到野外，照例分配給士兵全部殺死。然後，他們破壞了城前的斜坡和城牆，放火燒掉房屋和街區，將巴裏黑城完全毀掉了。在這裏，成吉思汗是一個典型的草莽英雄形象。但拉施特並不這樣認為，他認為成吉思汗的征伐戰爭是“在準備這一屋宇的棟梁並加固這一建築上表現了無限的努力和非凡的魄力，他清掃了成為毀滅的災禍的逐鹿場所的國土，清除了歹徒們的穢行劣跡及魔鬼造下的罪孽，他舉起鋼劍一擊，砍去了時代麵容上一切惡徒逆賊們叛亂的塵垢。”由此可見，在伊斯蘭文化中，對不信真主的魔鬼實行懲罰，符合真主的意誌，是正義之劍對惡的懲罰。基於這一原則，他毫不顧忌成吉思汗行為的野蠻性而采取了一種紀實的手法把成吉思汗的所有行為毫不保留地記載了下來。

　　

二、《蒙古秘史》裏的強者

　　《蒙古秘史》原名《忙豁侖，紐察·脫卜察安》，是十三世紀大蒙古帝國真實記錄蒙古國事的獨一無二的曆史巨著。主要是依據蒙文記載的宮廷秘史“脫卜赤延”。《秘史》記載了蒙古各氏族部落的源頭、成吉思汗的祖先譜係和本人生平，窩闊台汗統治前期的部分活動，是研究蒙古國建立前後的社會組織、政治軍事、經濟生活、部落戰爭等各方麵的最重要史料。在《秘史》中，除了對成吉思汗為建立統一國家而進行的活動外，對成吉思汗的各種行為也毫不隱瞞，把當時一切情況都記述了下來。

　　遊牧民族長期同大自然搏鬥，生活在艱苦的環境之中，具有充分的冒險精神和勇敢進取的民族性格。但由於他們的文明開化程度不高，所以他們很少有其他文明的道德觀念與倫理觀。作為遊牧民族，在資源與需求空前緊張的環境下，在殘酷的生存競爭中，隻有殘酷的強力者才能成功地活下去，也隻有這種“強力”行為才最有利於生存。因此他們崇尚“自然”，而“自然”是優勝劣汰，適者生存，此種觀念也可稱為是遊牧民族的“獵物觀念”。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成吉思汗的行為在蒙古人看來就變成了一種正當的、值得稱頌的行為。所以他們在記述自己先人的曆史時，就會無拘束地、相當客觀地記述那些事實。不但如此，他們甚至把對失敗者的殘酷對待也視為是理所當然的，甚至視為英雄行為來加以頌揚。就像如果他們是失敗者，勝利者對他們也會那樣做一樣。所以他們以強者的邏輯作為最高標準也就有其自身的曆史合理性了，這就使“強力”本身在蒙古文化中具有了值得歌頌的正麵的積極的價值。

　　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在《秘史》裏麵，拉施特《史集》裏記載的成吉思汗的屠城行為也多次出現。不僅如此，《秘史》也通過一些私人事件把成吉思汗的殘暴行為記錄了下來。書中記載從成吉思汗的對手主兒勤投降而來的不裏孛闊與成吉思汗的兄弟別勒古台摔跤一事就是最好的例子。

　　成吉思合罕，一日，命不裏孛闊，別勒古台二人相搏。不裏孛闊之在主兒勤也，不裏孛闊能以隻手執別勒古台，以隻足撥倒，壓而不令其動之者也。……茲命別勒古台，不裏孛闊，二人相搏也。不裏孛闊本不可勝者，故為之倒，別勒古台力不能製，抗其肩，上其臀，返顧成吉思合罕，見合罕齧其下唇，別勒古台會意，遂跨其身上，交其二領扼其喉，以膝按其腰，力扯而折之，不裏孛闊被折其腰日：我本非敗於別勒古台者，唯畏合罕……言訖而死。

　　成吉思汗一次與部下的談話，最能證明他典型的“草原英雄”本質。

　　成吉思汗一日問那顏不兒古赤，人生何者最樂?他答日：春日騎駿馬，拳鷹鶻出獵，見其搏取，斯為最樂。汗以此間曆詢不兒古勒等諸將，諸將所答與不兒古赤同。汗日：不然，人生最大之樂，即在勝敵。逐敵，奪其所有，見其最親之人以淚洗麵，乘其馬，納其妻女也。

　　也許，“崇尚天力”、“敬重強者”正是成吉思汗成為蒙古英雄的動力所在。而正是這種對“強者”的崇拜，對“超人”的敬仰，使我們能夠見到一個栩栩如生的成吉思汗形象。

　　

三、《元史》中的聖王

　　《元史》，二十四史之一。它是比較係統地記載元朝興亡的紀傳體史書。明初官修，當時的儒士宋濂、王煒任總裁。“《元史》紀、誌，主要取材於《元十三朝實錄》和《經世大典》……其修纂方法多是對原材料的直接摘抄，不作認真的熔鑄和潤色，而且倉促成就，訛誤脫漏百出。因此，不少人認為它是二十四史中編的最荒蕪的一部。”但由於《元史》作者不對原始材料做任何改動，反而使原始材料的麵貌得到較多的保存。所以，《元史》的可靠性和史料價值仍然較高，是其他史籍無法替代的。由於中國史書的編纂大部分都是由帶有濃厚的儒家思想的儒士完成的，所以中國的史書大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儒家思想。這就決定了《元史》與《蒙古秘史》、《史集》在記載成吉思汗的主要事跡時有許多不同之處，而這些不同之處恰恰體現出了儒家文化的特點。

　　在《蒙古秘史》和《史集》裏麵，雖對這個“一代梟雄”的征伐戰爭大加頌揚，但對他那野蠻行為卻絲毫不加隱瞞，都真實地記錄了下來。令人驚奇的是，在儒家文化的環境裏麵，關於成吉思汗的殘暴行為的史料被過濾掉了許多。所以在儒家的官方記載中，成吉思汗已不再是一個草原英雄，甚至已不再是一個世俗的人了，他已承擔著“敬天法祖”的功能，成為了一個“道統”承擔者。

　　在《史集》和《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通過一係列的征戰，迫使其他小的部落向他臣服，而在《元史》裏，則成了“時帝功德日盛，泰赤烏諸部多苦其主非法，見帝寬仁，時賜以裘馬，心悅之。若赤老溫，若哲別，若失力哥也不於諸人，若朵郎吉，若劄刺兒，若忙兀諸部，皆慕義來降。”在這裏，成吉思汗不是靠武力征服各部落，而是靠其“仁義道德”和“雄才大略”。

　　儒家文化一直都很強調“文以載道”，“從道不從君”，“道統高於皇統”，將道德意識無限擴張，最終將其他各種文化表現，統統變為服務於道德和表達道德的工具。《元史》也不例外，它在《成吉思汗本紀》裏就要借助成吉思汗的英雄形象，闡發一定的道德教育功能。

　　在中國古代社會，一個王朝在建立之初總是千方百計尋找一個合法性的東西來支撐它的統治，這個合法性的東西來源於儒家知識分子對它的解釋。而在儒家文化裏麵，道統是中國古代儒家知識分子的最高目標，強調“道統獨立於政統”，同時它也是儒家文化的立身之本。由於道統獨立於政統，所以，身為中國傳統文化傳承者的知識分子為了給元朝一個合法性的地位，同時也為了借助於成吉思汗這個開國皇帝的英雄形象教育以後的皇帝要做一個“開明聖君”，就本著“從道不從君”的原則，將成吉思汗儒家化。同時在儒家文化裏，統治者需要史家為其提供意識形態的神話，從而為其統治的合法性提供一個神話的資源。明朝雖然推翻了元朝的統治，但元朝在中國儒家文化裏麵畢竟是一個不能割裂的文化傳統，因此生活在明朝的儒家知識分子為了給元朝的統治找到一個合法性的基礎，在編史書的時候就要把元朝統治的合法性的來源梳理清楚，即使沒有，也要“捏造”出來一個，因此儒家的史官就把元朝統治的合法性的來源落在了成吉思汗身上。在這個過程中史官就要把成吉思汗身上“草原英雄”的形象過濾得一幹二淨。經過處理後，成吉思汗就成了一個“聖君”。於是儒家文化賦予成吉思汗“敬天法祖”的功能也就實現了。

　　從對這三種文化裏成吉思汗形象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政治權力的意識形態基礎不一樣，君王的形象也會因而不同。一個成吉思汗，還是三個成吉思汗?沒有絕對客觀的曆史，隻有不同文化價值詮釋下的曆史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