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煮白石箋陰符：孫鬱《周作人和他的苦雨齋》讀後

夜煮白石箋陰符：孫鬱《周作人和他的苦雨齋》讀後
　　
文／黃嶽年

　　1957年7月，生於大連，做過知青、記者，後來任職於北京魯迅博物館並作了館長，46歲的孫鬱在出版了《魯迅與胡適》、《百年苦夢》、《文字後的曆史》等書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給他出版了《周作人和他的苦雨齋》一書，簡裝大32開，價18 元 。
　　
　　封麵和扉頁上豎排的的文字以當年的照片為底襯，述說了作者和編輯的命意：“苦雨齋是周作人書房的名字。二三十年代，以周作人為核心，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文人群體。他們既迥異於以魯迅為旗幟的左翼知識分子，也不同於以胡適為代表的所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本書以隨筆形式，並輔之以百餘幅圖片，自由、生動、形象地描述了這一文人群體的文化心理、價值選擇、人生姿態和社會取向。”
　　
　　對於現代中國的文人來說，周作人真的是一個五味俱全的果子。孫鬱說：“沿著周氏路向前行走的人，得大多不是振臂一呼的鬥士，他們拒絕吵鬧，拒絕盲從，內心有著自己的淨土。他們躲在書齋裏，不是沐著風雨的流浪者，痛感與絕望被溫雅的知識審美代替了。年齡稍小一點的周作人研究者，也不是哭天搶地的人。他們安於安靜，安於平凡，文章自命為‘非鬥士’。躲避血色，在素雅之中構建自己的園地，其實正是警惕成為外物的奴隸，不同化於人世的流行色中。讀這類人的文章，心可以安靜下來，仿佛走進無聲的曠野，在靜謐裏聽到自己的心跳，那一刻，與心靈漸近，離世俗遠了。”這些話真是說得透徹。孫鬱，算得上是知堂老人的隔世解人了。
　　
　　孫鬱說：“周作人傳統，正像滾動的雪球，越來越大了。”他列出的受知堂影響的大家不少：“周氏的《藥堂語錄》、《書房一角》乃書話中的極品，非常人可以為之，唐弢暗中追隨，章法文氣多有吻合，惟氣象略遜，這是一眼可以看到的。鄭振鐸、黃裳諸人也有類似的清調。尤其黃裳，談版本目錄，頗似明清文人，文字的組合，也略仿知堂，以致錢鍾書致信黃氏，雲其有知堂韻致。”我不太明白的是黃裳文字中對知堂的態度，多是嘲諷的調子，何以竟然多了知堂的韻致，文字的組合還“略仿”著。
　　
　　在孫鬱的書裏，舊有的存在，依然是那麽鮮活：“錢鍾書在文章中批評過周作人的文體枯澀，以為其引文過多，掉到書袋裏去了。但錢氏著書，也很喜聯綴古文，情致亦有與周氏暗合處。讀《管錐編》時，我便想起《藥堂語錄》、《談虎集》來，一些史學觀，也頗為接近。另一位對周氏耿耿的孫犁，晚年撰文，不知覺間，也滑到知堂小品的路徑上去，想一想覺得有趣得很。”“在《書衣文錄》和《遠道集》等隨筆中，我還是看到了他與周氏兄弟之間的相近處。孫犁自己不會承認此點。但在藝術品格上，我仍舊把他視為周氏傳統下的特別存在。”孫鬱悠悠地敘說著：“鍾叔河孜孜以求地編印著知堂隨筆，鄧雲鄉、張中行幹脆揚起了《雨天的書》那樣性靈化的旗幟。”“我近年讀《文匯讀書周報》、《萬象》等報刊，偶遇到劉緒源、李長聲的文章，便嗅出了知堂氣息。他們或脫胎於此，或暗中模仿，有事也不妨說是趣味上的接近。這些給我已深深地印象，即，周作人傳統，正象滾動的雪球，越來越大了。”“我讀止庵、劉緒源等人的文章時，發現了他們不約而同的站在了知堂那裏。止庵的小品幾乎與知堂如出一轍，我覺得他在其中陷得很深，連詞章都相似得很。”“更為年輕的揚之水的書話、還有那本《詩經名物新證》裏，學識裏也透著‘苦雨齋’式的情趣。文章絕無製藝之氣，把學術當成小品來寫，不以洋八股的調式潑墨為文，在國內為數不多。張中行、穀林這樣，金克木、陳平原也這樣。在學術隨筆裏，常能見到國人心性原本的東西。”“我一直覺得，周氏‘附逆’之事乃‘飯碗’使然，思想剝離於‘飯碗’後，政權那是另一回事。黃裳、張中行都走他的寫作路，其實是思想與趣味在起作用。”
　　
　　誰用知堂的書呢？孫鬱給出了這樣的答案：“敢於吸取周氏思想的大致有兩類。其一是學院裏的，錢理群、張鐵榮、黃開發就是；其二乃一些寫作的雜家，張中行、鄧雲鄉、黃裳是代表。前者注重學理的價值，後者既有學理，又帶審美的態度。兩種人其實都處於社會的邊緣，或說是孤獨的思考者也未嚐不可。”“張中行把知堂思想看成懷疑主義，而其文章又有儒者的溫暖。在世道巨變的今天，不盲從於他人，又建立一種人性的藝術，周氏大概可成為一種資源。我以為周氏之於後人，更有引力的恐怕是他的‘超功利’的文化觀。他寫文著述，一不瞧他人眼色，而是看重性靈。”“黃裳、舒蕪正是看到了周氏的逆俗風格，於知堂書話中得到啟發。張中行的文風，我以為也從周氏那裏過來。他寫古人，談詩文，情調都古雅得很，又多了現代的理念。”“那麽多人去閱讀張中行，其實追尋的正是周作人的傳統。若說對‘文革’遺風的消解，此一傳統的複活，也有象征意義的。”“連吃過洋墨水的香港作家董橋，也津津樂道於知堂書話，究其根源，我以為與現代觀念也大有聯係。”這裏記錄了一個時代的實際，因為有大量的作品為證，真實性是用不著懷疑的。
　　
　　孫鬱認為，對讀書人來說，知堂還有另外的功用：“中國讀書人的自我放鬆和自由心態的形成，有許多是以回歸周氏兄弟的文化品格為起點的。”
　　
　　孫鬱對深愛知堂文風的張中行的分析是深刻的。他指出：“《順生論》、《流年碎影》乃哲學之書，詩學之書周作人便成了這書的底色。中國曆史上的許多革命和暴動，很大程度摧殘了文化，另一方麵又陷百姓於苦海。周氏之書對此多有揭示，而張中行將它發展到了極致，哀苦之心，催人淚下，那其間，有著塵世的大悲憫的。”孫鬱以為，舒蕪、穀林、還有陳平原，都是這樣。這些人的讀者，也是知堂的讀者。“細究一下其中的關聯，我以為可以引出一種學理來的。”
　　
　　孫鬱對沿著知堂之路向前走的人有這樣的期許：“他們拒絕吵鬧，拒絕盲從，內心有著自己的淨土。他們躲在書齋裏，不是沐著風雨的流浪者，痛感與絕望被溫雅的知識審美所代替了。年齡稍小一點的研究周作人的人，也不是哭天搶地的人，他們安於寧靜，安於平凡，文章自命為‘非鬥士’，躲避血色，在素雅中構建自己的園地，其實正是警惕成為外物的奴隸，不同化於人世的流行色中。讀這類人的文章，心可以安靜下來，仿佛走進無聲的曠野，在靜謐裏聽到自己的心跳，那一刻，與心靈漸近，離世俗遠了。”想想這樣的帶有小資意味的固執，不也令人神往麽？隻是，起知堂和張中老於地下，他們未必同意的。因為在那些沉靜簡練的文字下麵，其實也有流動的岩漿。
　　 知堂文風後繼者不絕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在孫鬱看來，又是別一番滋味：“前幾年看《妝台雜記》，言及自己何以愛談古舊書籍，流露出一種苦衷，那意思是，描寫今世之文，多不能明說，隻好與古人為伴，談談版本目錄之學吧。黃裳也寫雜文的，因為易惹是非，便躲到了故紙堆裏。故紙堆裏亦有今人的興奮點，迷戀於明清、民國間的書肆舊聞，固然有讀書人的雅致在，但把當代人的情感、理性揉在其中，借古諷今，是明顯可感到的。”“書齋裏的思想者，並非人人都可以自立門戶的。在文學的長河裏，每一個人都多少接受了前人的暗示。”《妝台雜記》初版於1994年，翻檢書冊，裳翁意氣，撲麵而來，可以驗證孫鬱所說之實。
　　
　　或者，知堂著作是一劑良藥，可以醫卻一元化的痼疾。孫鬱的觀點是這樣的：“周作人、廢名、張中行諸人在學術中超功利的人文態度，我以為是一種寶貴的精神財富。孔子以降，中國文人掉入功利之坑，凡事以‘有用’為目的，漠視了靈魂問題和人生超俗的境界問題。即便像魯迅、胡適的傳統，走向極致的結果，依然還在功利主義的老路上。四年前我就說過，周氏傳統，隻是對魯迅模式的一種補充，今天想想，態度依然不變。我以為當下知識分子寫作，應注意到這種補充。可惜，能占有各種優勢，互為參照，自成一格者不多。二十一世紀，我們的文壇，不會這樣單調吧？”
　　
　　孫鬱在後記中說：“我的一部分生命，就這樣地彌散到書中去了。”他是“願意把它獻給長眠的先驅們，也獻給為今天的民主自由而苦苦走路的探索者。在曆史的跋涉中，我們緊緊依偎著。”那麽讀《周作人和他的苦雨齋》，讀知堂，鑰匙是否該是這個了？
　　2006.4.14.下午，雨後晴空一碧，新綠滿眼中寫畢。陸遊《蔬食戲書》有雲:“羶葷從今一掃除，夜煮白石箋陰符”，拈一句作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