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是真理和辨別真理的標準，檢驗真理的方法等等，本來是個簡單而普通的常識問題。本來也就不是個新鮮話題，國內國際，毛澤東本人，早就對此有過明確言談和書著。不贅。
學者將真理標準的闡述視為一個純理論問題。
政客將之拿為一塊敲門磚。
目的隻有一個： 拿這塊磚打人，打神。
這塊磚 有點兒像 打神鞭，就是掀翻華國鋒（活該！），打下毛澤東（撼山！）
四十多年過去了，經曆者也許還有印象；少小後輩，也應對當年的真相了如指掌。 特按。
來龍經由與去脈：
1976年秋天，“四人幫”倒台，在南京大學哲學係做教師的胡福明和同事們一起，以飲酒吃蟹的方式來慶賀，並積極投身批判“四人幫”的鬥爭中。然而，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的社論提出了“兩個凡是”。“這等於給揭批‘四人幫’的熱潮潑了一盆涼水，等於回到了‘文革’老路子上去。”胡福明當時很吃驚。
但他也很快意識到，抓住了“兩個凡是”，就抓住了批判“四人幫”、批判“文革”錯誤路線的靶子。然而，胡福明感到心裏沒底，直接批判“兩個凡是”，他敢寫也沒人敢發。1977年三四月份，胡福明猶豫了一個多月，“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最終占了上風，他暗下決心開始動筆。
1977年7月，胡福明的妻子因病住院。去陪夜時，他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毛澤東選集》帶到醫院，在病房走廊裏蹲在椅子上草擬文章提綱。瞌睡了，就把三張椅子拚起來躺一會，醒了再看、再寫、再改。五天後，妻子出院了，提綱也大致寫成了。9月初，胡福明將8000字左右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文章，寄給了《光明日報》編輯。
後經反複共同討論和修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於1978年5月10日由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發表，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文章公開發表於第一版，新華社於當天轉發了文章全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也於次日全文轉發。同年12月舉行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被高度評價為“對於促進全黨同誌和全國人民解放、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
20世紀80年代，胡福明離開南大，調到江蘇省委工作，曆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部長、省委常委、省委黨校校長、省政協副主席等職。他仍堅持認為自己不是個官員，而是一個學者。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1/08/c_1123960668.htm
2019年9月25日，胡福明獲中國 “最美奮鬥者” 個人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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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後和內幕： 胡耀邦，羅瑞卿，汪東興，華國鋒，，，，，
這大概是1978年2、3月間的事。起草過程中，曾在中央黨校第一期學習過的《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送給我一篇他親自組織來的談實踐標準的稿件，題目是《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作者是南京大學哲學教師胡福明。《光明日報》重視這篇文章，在楊西光主持下精心修改多次。楊送來這篇稿件的原因，意在得到《理論動態》的支持，首先在《理論動態》刊載，然後再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我看了來稿，覺得文章寫得還是有勇氣的，隻是理論和邏輯性不足。我將來稿交給孫長江一並處理，請他與他正在起草的文章捏在一起，題目還是用我們原定的。文章最後由我修改定稿後於4月27日送胡耀邦和有關同誌審閱。因為這篇文章的處理既未經過《理論動態》組，事前亦未向胡耀邦報告，所以我特地在電話上向胡耀邦說明這篇文稿的來曆及意圖。如前所述，在黨校，這已不是一件新鮮事。胡畫圈表示同意並退回，未作修改。文章就在1978年5月10日出版的《理論動態》上發表了。第二天即以“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名義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人民日報》轉載。
這篇文章的發表，竟然引起一場大討論，是我們始料所不及的，這可說是一種偶然性。當然，偶然性後麵總隱藏著必然性：兩條思想路線的分歧既然存在，爭論或遲或早要發生，不是發生在這個問題上，就是發生在那個問題上。這場爭論由這篇文章引起，公平地說，首先對文章提出指責的吳冷西同誌（“毛辦成員”）有功勞，當時如果沒有吳冷西同誌對這篇文章的指責，正像當時於光遠同誌告訴我的：他看這篇文章隻把它當作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問題，瀏覽一下就放下了。吳冷西同誌並不像於光遠那樣瀏覽一下就放下，我想這也不奇怪，因為他是“毛辦”成員，與提出“兩個凡是”有關，因此他對這個問題有高度的敏感。
吳冷西當天晚上（5月12日晚11點）就給《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打電話（吳冷西“文革”前是《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是他的副手之一），提出嚴厲的指責。指責的具體措辭究竟如何，胡績偉和吳冷西兩人說法不一，但這一點並不重要。根據胡績偉當時的電話記錄稿，吳冷西說了這篇文章是“砍旗”、“犯了方向性錯誤”、“政治上問題很大，很壞很壞”和“哲學上否認相對真理”等話；而根據吳後來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聲明，他說他隻說過這篇文章提倡懷疑一切、不可知論，否認真理的相對性，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說過這篇文章的基本傾向是要修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會使讀者提出究竟是砍旗還是舉旗，會在國內外引起很壞的反應；並說文章是批判教條主義而不是批判修正主義（即他認為當時仍應當批判修正主義，而不應當批判教條主義——作者注），因此方向偏了，如此等等。
但問題並不限於吳、胡個人之間。看來，吳是代表當時的意識形態領導機構說話。因為緊接著，當時主管中央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人汪東興同誌於6月15日召開了中央宣傳部和中央直屬新聞單位負責人的緊急會議，專門批評實踐標準這篇文章，還批評《人民日報》發表的另一篇談按勞分配問題的文章，並提出防範措置。汪批評這個時期發表的“特約評論員”文章說：“特約，是誰嘛？不知道。這些特約評論員文章有問題。”因為《人民日報》有較大的社會影響，所以他特別批評《人民日報》“沒有黨性”、“沒有把好關”，今後不能隨便發這類文章，特別是“特約評論員”的文章。
對於實踐標準這篇文章，當時的黨主席也親自向胡耀邦點了有關人士的名。
還有這時的社會科學院院長，在社會科學院召開的一次大會上，也提出了指責，說如果認為中央領導在真理標準問題上有分歧，那就是分裂黨中央。
形勢驟然變得緊張起來（盡管當時尚限於上層內部）。有一點很清楚，思想路線的分歧也就是政治路線的分歧。
http://www.yhcqw.com/34/459_2.html 我所經曆的真理標準討論 - 炎黃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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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發表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兩個凡是" 的公開提出， 引發了全黨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發表後，立即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和巨大的反響。這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決不是一般哲學問題的爭論，而是在思想上、理論上最根本的撥亂反正。這場討論的意義和作用是偉大而深遠的。首先，它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從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其次，重新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的思想路線，為進一步撥亂反正準備了思想條件。（中共北京市委黨校研究生部 師霞）
http://cpc.people.com.cn/GB/64156/64157/4418445.html
從1978年8月開始，一些省、區、市黨委和大軍區黨委主要負責人積極參與討論，他們發表講話，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批評“兩個凡是”。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連續報道了他們的講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978年9月，鄧小平視察東北，發表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談話，進一步批評了“兩個凡是”，使更多的領導幹部認識了這場討論的重大意義。胡耀邦依據討論的進展情況，指導理論動態組撰寫了多篇文章，作為特約評論員文章發表，推進討論。
這個討論發展到1978年的八、九、十月，就形成了大討論的局麵。
1978年11月10日開始的中央工作會議，真理標準問題成為一個熱點。二百多與會者結合實際，闡明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觀點的正確性和重要性，指名道姓地批評了“兩個凡是”的錯誤。與會者以實踐為標準，議論了“文化大革命”及此前發生的一些重大案件，議論了一些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在與會者討論的基礎上，黨中央為“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平反，撤消了中央關於批鄧的文件，提出為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同誌平反。這次會議解決了許多有關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
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著重指出，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他說：“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他明確指出，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鄧小平的講話，把問題提到了應有的高度，是對這個討論所作的最好的總結。
隨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作了高度的評價。這標誌著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已經取得了成功。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新任中宣部部長胡耀邦的主持下，召開了理論工作務虛會，對一係列重大問題進行撥亂反正，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從1979年5月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在廣大基層，進行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補課。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了《曆史問題決議》，標誌著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任務的基本完成，也標誌著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結束。(沈寶祥)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05/0512_2664_534988_2.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