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加拿大傳教士用醫學敲開豫北大門；庚子之交，在安陽、衛輝、懷慶等地建起西式醫院；1920年，一份醫院科學效率報告，促使惠民醫院落成，標誌著豫北正規化醫療體係的新生；一所護士學校，一支衛生宣傳隊，一張農村醫療網；兩代人，四度重返，六十年篳路藍縷，西醫精神沉澱百年。
《近代豫北醫學傳教史研究》從醫學史角度審視近代加拿大使團在豫北的醫學活動，探尋曆史背後的當代價值，適合科技史研究生、醫學工作者閱讀。近代豫北醫學傳教史研究引言一、責無旁貸的使命感傳教士及其在華的傳教活動，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領域的一大熱點問題。新中國成立後，國內學者的研究內容和視角也經曆了一個曲折的變化：從最初作為“義和團運動”史研究、反洋教鬥爭史研究，以及中外關係史研究的附屬和分支，發展為20世紀90年代自成體係的獨立研究領域，即從零散走向體係；從單一的教案研究走向文化傳播、科技交流、教育轉型的綜合研究，對其評價的角度也從改革開放前的帝國主義侵略工具轉向20世紀80年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中介橋梁等。其中，醫學傳教史又是熱點中的熱點。它不僅是曆史學，而且是科技史（特別是醫學史）、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日益受到矚目的研究領域。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的研究主要基於個案研究、區域研究及其社會影響方麵。而且，就個案來說，不僅涉及的個案較少，案例分散，研究也不深入；就區域來說，也僅局限在澳門、香港、廣東、福建、上海、山東、四川、台灣等地；就社會影響來說，對教會醫療事業與近代中國政治經濟、思想觀念、風俗習慣等的關係也缺少係統的研究，對西方傳教士的醫學傳教活動與西方醫學在中國的本土化、體製化關係的研究更是接近空白。無論是作為個案的研究，還是區域史的研究，國內外關於近代豫北醫學傳教史的研究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但目前主要還是集中在對史料的整理、發掘和梳理方麵，尚未見有係統和深入的研究。
筆者30多年前所就讀的新鄉醫學院，就是當年豫北加拿大長老會醫學傳教活動留下的成果之一。有幸的是，筆者畢業後留校任教，後來又從事管理工作，一直以來，對校史進行尋根溯源是筆者的一大夙願。20世紀80年代初，作為學生，筆者目睹了加拿大傳教士帶領後代100多人來衛輝尋找青春足跡時的那份激動和虔誠，讓筆者為之深深震撼；2003年，作為教師，筆者又親自接待了多批傳教士後代（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的尋訪，因深感其產生的國際與政治影響，特別是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的重大影響，而轉向醫學史研究，思考豫北西醫的起源與基督教的淵源，以及現代中國醫生對醫學精神的理解與當年西方傳教士醫護人員的某些差距，嚐試著借鑒百年前基督教傳教士在豫北的醫療、護理、醫院管理及醫學教育理念，用於醫院經營管理包括文化建設，竟然取得了意料之外的豐碩成果。這些更加堅定了筆者對西方傳教士及其醫學活動怎樣深刻地影響了豫北近代醫學的傳入，以及體製化、本土化這一主題（也是新鄉醫學院校史的源頭、核心及重要組成部分）進行深入發掘的信心，甚至油然生出了某種責無旁貸的使命感。這應該是本書撰寫的緣起。近代河南尤其是豫北是近代西方傳教的一塊“真空”地帶，而且封閉落後，醫療衛生條件極差。加拿大作為剛剛獨立的英屬殖民地國家，長老會又是其國內最大的教會組織，繼歐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