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71年，毛澤東就已經關注到了文藝界一片慘淡荒蕪的景象，並對此深表擔心。
1972年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批評了戲劇作品少的狀況，強調要繁榮創作，由於“四人幫”的阻力，文藝界的工作未見起色。但從毛澤東的批示以及周恩來及中央政治局委員於1973年元旦接見文藝工作者，要求抓文藝工作這些舉動中，一些敏感的文學知識分子感到了文藝政策的鬆動，正如《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一書提到的，“隨著部分出版社、文學刊物恢複業務活動，文藝創作出現了逐漸‘複蘇’的苗頭”。
1972年10月，江青看到了《中國文學》上一篇關於大慶的故事，說：“大慶這個典型是毛主席親自樹的，王鐵人的精神是站得住的，《中國文學》的這篇文章挺好。”同時江青還指示：要寫王鐵人的故事，不要用他的名字。因為江青發話，《創業》的拍攝進度加快了。在華克去大慶一年後，長影派導演於彥夫和編劇張天民加入創作組，張天民用了50天，把劇本創作出來。在接下來的創作中，創作組發生了分歧，但這種分歧還僅僅停留在每個人的價值取向和美學取向上。後來一個軍代表介入，非要在劇本中加入一個反麵形象，本來一個表現大慶人精神的影片，又被拉回到階級鬥爭的層麵上。
1974年，《創業》拍完，當時擔任文化部正副部長的是於會泳和浩亮，畢竟這兩個人不是玩政治的，他們清楚《創業》是江青認可的，在當時並沒有拿給江青審查，他們認為江青肯定會喜歡這部電影，於是直接通知在國內上映。
春節期間，江青把《創業》調來看，一看就火了，她說片子有嚴重問題，但具體是什麽問題？文化部的人就揣摩江青的心理。實際上江青也在想，該列舉出什麽罪狀。
為此，長影花了3個多月時間檢討了3次。江青拿到陳亞丁的報告後如獲至寶，馬上給《創業》總結出10條罪狀。電影剛上映半個多月，就被停映了。
1975年，鄧小平複出主持工作，他找到胡喬木，研究《創業》問題，胡喬木又找到當時的一部分作家，包括編劇張天民，秘密搞了一次座談會，希望能給毛澤東寫一封信，說明實際情況。這樣，張天民才冒著風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7月18日，這封信被複製了3份，用不同方式交給了毛澤東。毛澤東收到這封信後，立即調看《創業》，最後的批示是：“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於調整黨內文藝政策。”
1975年9月，長影接到通知，要《創業》創作組到北京，當時長影以為是鄧小平要接見劇組，因為毛澤東的批示已經下來了，到9月15日才知道是江青要見，然後去山西大寨。9月16日晚，江青出現了，她進門就喊：“張天民呢，張天民哪兒去了？”張天民站起來說：“我是張天民。”江青說：“你告了老娘一個刁狀，老娘今天要教訓你。”但是她隨後又說：“我隻對那些意見中的第八條負責任，其他都是這幫混蛋搞的。”第八條實際上是藝術上的一些意見。江青這種文過飾非，實際上因為毛主席的批示使這件事上她已經變得被動，她希望張天民重新給毛主席寫一封信，收回原來的意思，重新再搞一個《創業》。第二天，江青借著摘花椒的機會，單獨找張天民，授意張天民重新寫劇本，並且給張天民講了一個新劇本的故事梗概。
1975年5月，毛澤東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談話，肯定知識分子的作用。同年7月初，在與鄧小平談話時，毛澤東對文藝狀況表示了不滿意，“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7月14日，毛澤東專門就文藝問題發表談話，要求“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一下，一年、兩年、三年，逐步擴大文藝節目。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缺少文藝評論”。
1975年初拍攝的《創業》，是一部描寫、歌頌石油工人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好影片。但是，“四人幫”卻對它大加指責，並指使文化部於1975年3月10日提出報告，給《創業》羅織了“在政治上、藝術上都有嚴重錯誤”的所謂十大罪狀：（1）“沒有把這一題材表現好”；（2）“給劉少奇、薄一波之流塗脂抹粉”；（3）“給什麽人樹碑立傳”；（4）“寫活著的真人真事”；（5）“革命樂觀主義表現得較差”；（6）“周挺杉這個人物形象是單薄的、有缺陷的，因而是不典型的”；（7）“工程師章易之的轉變，一號人物周挺杉實際上並沒有起到作用”；（8）“報告文學脈絡十分清楚，影片讓人看不懂”；（9）“用了很大篇幅去寫王鐵人的解放前，既造成浪費，又造成結構上的拖遝”；（10）“人物的語言概念化”。江青等人以此為借口，要求停止發行上映，並組織批判。
對當前文藝界的狀況和做法，毛澤東相當不滿。7月14日，毛澤東就調整文藝政策作了書麵談話。他指出：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一下，一年、兩年、三年，逐步逐步擴大文藝節目。一兩年之內逐步活躍起來，三年、四年、五年也好。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缺少文藝評論。
7月18日，影片《創業》的作者張天民就《創業》受江青扼殺上書，請鄧小平轉呈毛澤東。張天民在信中對文化部的《十條意見》和決定表示不理解。7月25日，毛澤東在張天民的來信上作了批示：“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的文藝政策。”毛澤東在批示中還寫明：“此信增發文化部及來信人所在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