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比較詳細的介紹 中國原子彈爆炸前後 中蘇相互鬥爭的關係，寫的簡練明晰，有趣。【鵝 注】 -------------- 尋求（中蘇）團結 尋求團結，再訪蘇聯，對蘇聯新領導失望後永別莫斯科1964年10月，曾經不可 一世、剛剛過完70壽辰不久的蘇聯黨政第一號領導人赫魯曉夫，突然斷送了自己的 政治生命。 10月16日，蘇聯塔斯社發表蘇共中央全體委員會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公報 ：鑒於赫魯曉夫“年邁和健康狀況惡化”，解除他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蘇共中央主 席團委員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選舉勃列日涅夫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任命 柯西金為部長會議主席。 這天正好是中國原子彈爆炸的日子。 一個“上天”（原子彈），一個“下台”（赫魯曉夫），同一天公諸於眾，它 們成為震撼世界的兩大爆炸性新聞。當時就有國際上的左派人士說：“兩個令人歡 迎的消息，在彼此相隔不到24小時的時間內在全世界傳開了……” 赫魯曉夫下台的消息，中共中央是在10月15日深夜（即16日淩晨）得知的。 這天夜裏，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忙得不亦樂乎。為趕在塔斯社公布這項消 息之前通知中共中央，他深夜緊急約見中共中央聯絡部副部長伍修權。 伍修權是這樣回憶的：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突然打電話到我黨中央辦公廳， 說有重要事情要向我黨中央通報。當時誰也沒有想到是怎麽回事，中辦主任楊尚昆 同誌就交代中聯部與他接談，部裏就由我出麵會見了他。由於機關早已下了班，我 就在家裏的會客室接待了他。他當即向我告知了蘇共中央在今天的最新決定：撤銷 赫魯曉夫的領導職務，由勃列日涅夫接任其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職務，由柯西金接任 其部長會議主席職務，米高揚留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在此之前，我們同這位大使打 交道，總免不了發生爭執以至爭吵，這次卻因為他帶來了這個意外的消息，受到了 我的格外歡迎。他走後，我立即將這一重要情況報告楊尚昆同誌，再由他轉報中央 的其他領導同誌。第二天一早，我又向部裏的同誌們宣布了，大家也都感到意外和 十分高興。同時，這條消息也迅速在全世界傳播開了。 赫魯曉夫突然下台，給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一個緊急而重大的難題：采取什麽樣 的態度？如何處理中蘇關係？ 四個月前，在赫魯曉夫70壽辰的時候，中國黨政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 周恩來曾聯合致電祝賀。賀電說：盡管目前我們同你們之間存在著關係到馬克思列 寧主義一係列原則問題的分歧，存在著不團結的狀態，但是，我們堅決相信，這隻 是暫時的。一旦世界發生重大事變，中蘇兩黨、兩國和我們的人民就會站在一起， 共同對敵。 而這下，真的發生重大事變了，奇特的是，這事變的主角恰恰是赫魯曉夫。 國際社會和國內人民，此時聚焦中共中央領導層。周恩來以他那資深政治家和 外交家的敏感對此迅速做出了反應：我們的態度，第一，歡迎，拍賀電支持。第二， 做工作，推動蘇聯的變化。 周恩來所說的這兩種態度，決定了中共中央在赫魯曉夫下台後對蘇關係上的兩 大工作。 10月16日，就在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的這天，中共中央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 朱德、周恩來聯名給蘇聯新領導發賀電。毛澤東還交代外交部，賀電要發給勃列日 涅夫、柯西金、米高揚三個人，表示對他們寄予希望。隨後，這份有中共中央四位 主要領導人署名的賀電由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副司長徐明交給了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 年科，並於當天夜裏廣播，次日見報。賀電表示：我們衷心希望兄弟的蘇聯人民， 在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領導下，在今後各方麵的建設工作中和維護世界和平的 鬥爭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蘇兩黨、兩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的基礎上團結起來。 賀電發出去後，中共中央進一步討論下一步的行動。經反複考慮，毛澤東和中 共中央決定：派出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祝賀十月革命47周年。對這種考慮， 周恩來向中國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餘湛透了底：今年不是十月革命的大慶日，蘇 聯也沒有邀請，我們本可不派代表團去。但為了解蘇聯新領導的真實意向，尋求團 結對敵的新途徑，我們還是決定主動派代表團赴莫斯科祝賀，並倡議各社會主義國 家也派黨政代表團去祝賀，借此機會同蘇聯新領導直接接觸，交換意見。 決定做出以後，10月28日，中共中央召開會議，決定先試探蘇聯方麵的態度。 會後，立即由周恩來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一見麵，周恩來主動而又感慨 地說：“今天是10月28日，兩個禮拜來的變化很多，……我們對變化不甚了了，所 以想在兩黨兩國之間進行一些接觸。” 契爾沃年科急切地想知道是什麽樣的“接觸”。作為駐華大使，他對接觸一事 求之不得，接觸總比對抗好。 周恩來誠懇地說：“現在我們有這樣一種提議。第一個提議：十月革命節快到 了，我們有意派一個黨政代表團到你們那裏去祝賀，順便同你們的黨政負責同誌進 行接觸。”就在契爾沃年科驚喜之時，周恩來的話題更進一步：“如果這樣對你們 有困難的話，那麽我們的第二個提議是：我們歡迎蘇聯的負責同誌到中國來，進行 接觸，不論是公開的，還是不公開的，我們都歡迎。” 在這樣的時期，中共中央如此重視並非整日子的十月革命節，做出如此重大的 提議，並為蘇聯領導人作了如此周密的考慮，契爾沃年科原先並沒有預料到。這位 駐華大使甚為感謝，並說將立即把周恩來的重要想法轉告莫斯科。他順便問了一句 ：中國將派誰去，是一個什麽級別的代表團？因為他知道，這個代表團的級別將決 定：蘇聯方麵的重視程度和接待規模。周恩來對此留有餘地，隻告訴他：現在還未 最後確定。 從周恩來那裏出來，契爾沃年科以最快的速度把中共中央的提議傳回蘇聯。 在中共中央方麵，派誰去最合適呢？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經過多次 討論，認為周恩來是最佳人選。 10月29日，周恩來再次約見契爾沃年科，告知：“中共中央決定派以我為首的 黨政代表團去莫斯科，也就是說，是黨中央副主席、政府總理一級的。”同時提出 建議：蘇方能否利用十月革命節，邀請除蘇聯外的12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朝鮮、 越南、古巴、蒙古、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波蘭、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派代表去，以便進行接觸。他坦率地告知：我們要把這 個建議告訴兄弟國家，希望他們同意我們這樣做。 最後，周恩來又一次風趣地試探說：“你們歡迎，我就去。” 為“做工作，推動蘇聯的變化”，當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約見朝鮮、 越南、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古巴五國駐華大使或代辦，請他們向其黨中央和政 府轉達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關於12個社會主義國家派黨政代表團赴蘇聯慶賀十月革 命47周年並進行接觸的建議。他對這五國的外交官說：“蘇聯的情況是起了變化， 這個變化不僅限於蘇聯，而且影響到兄弟國家、兄弟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影 響到我們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和它的代理人。” 周恩來對五國外交官表明了中國的態度：“我們應該做些推動工作。這就是我 們說的：它做的積極的事，我們應該支持。第二，我們推動他們向好的方向變化。 第三，有些事情，需要等待看一看。” 他進一步建議：最好是派總理級的人率團前往。 30日，周恩來又接見了民主德國、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 蒙古六國駐華大使，請他們轉達同樣的建議。並說明：“這次蘇聯十月革命紀念， 雖然不是逢五逢十，但它是一個重要時機。各社會主義國家的黨政代表團前去慶賀， 也可以彼此接觸，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中共中央的這一提議，很快得到了上述國家的響應。中共中央的建議，也迅速 傳到了莫斯科。 10月的最後一天，蘇共中央有了回音。10月31日，契爾沃年科緊急求見周恩來， 轉告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歡迎中國黨政代表團前去蘇聯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慶典的 意見，並把蘇聯方麵的慶祝安排告訴了周恩來。在談話中，契爾沃年科代表蘇共中 央也代表他自己說：“感謝中國這樣重視十月革命節”。周恩來表示：“這是個國 際節日。這首先是你們的節日，但不僅僅是你們的節日。十月革命給我們開辟了道 路。毛澤東同誌早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的文章中談到十月革命時說：”走 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周恩來的這席話，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謙遜無私 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戰略眼光。 行程定下來後，周恩來便著手出發前的準備工作。他需要做的事太多了。除了 國內的正常工作外，圍繞著“上天”和“下台”兩個焦點事件所要做的事情，周恩 來不知疲倦地日夜操勞。 10月31日與契爾沃年科談過話後，當晚，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家中接見並宴 請前來采訪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聽斯諾談完他這次來中國的采訪計劃後，周恩 來坦誠地對這位老朋友說：你的要求太廣泛了，你要求見那麽多人！但是談問題還 是找那些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去談好。 周恩來提醒斯諾：現在世界上有兩件大事：赫魯曉夫下去了，我們的原子彈上 去了。在原子彈這個問題上，我是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我可以對你講我能講的， 把那些我認為應當對你講的告訴你。周恩來曾多次說過，對朋友他是不會吝惜時間 的。所以他與斯諾約定：“三兩天內再找個機會和你談，可是我得聲明，是要在夜 間12點以後。” 斯諾此次來華，原擬寫一部有關長征的曆史著作。他的這一打算已經有30多年 了，但一直未能實現。趕巧的是，他到中國來時，又碰上了震驚世界的兩件大事， 作為一個資深記者和作家，斯諾決定：再次推遲寫長征，首先報道這兩件大事。 周恩來為斯諾的采訪作了周到的安排：“你要是想了解國際活動方麵的情況， 可以找唐明照，經濟問題找勇龍桂，外交和新聞方麵的問題找龔澎，文化方麵的問 題找陳忠經。剩下的問題我來談，一個是談政治問題，一個是談技術問題，原子彈 也可以說是個技術問題。”對此安排，斯諾非常感激，在中國，他就像回到家似的。 當夜，周恩來把12幅中國原子彈爆炸的第一手照片交給斯諾，告訴斯諾可以立即回 瑞士去發表。 斯諾回到住處後仍欣喜若狂，他對陪同的人表示：“我真做夢也沒想到周恩來 總理答應把特號消息告訴我，還有照片，這照片恐怕會驚動世界。我真想不通他怎 麽有時間看我的計劃，我真有些難為情，真沒想到周總理能在這麽忙的時候擠出時 間來見我。看來，這件事唯獨對我一個人說了，這樣也好，我的思想事先也有個準 備。”在回憶一些幾十年前的往事時，斯諾還說：“像周總理這樣的人真了不起， 有用不盡的精力，有剛強的意誌。” 11月1 日上午，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第149 次全體會議，作關於國際形勢的 講話。他在講到對赫魯曉夫下台的態度時說：我們的態度，第一，歡迎，拍賀電支 持。第二，做工作，推動蘇聯的變化。第三，要觀察一個時期。第四，在一些國際 會議上，必要時還要同蘇聯爭一爭，該反對、該棄權的我們還要反對、棄權。他還 說：目前國際形勢大好，我們國內的工作更要做好。下去工作的人要蹲好點，總結 好經驗；留在家裏的人一定要抓好生產、分配、收購、救災等工作。 1 日中午，周恩來到機場迎接馬裏總統莫迪博·凱塔及其夫人。在機場休息室， 周恩來又一次見到也來參加歡迎儀式的契爾沃年科。契爾沃年科傳遞了蘇方安排方 麵的一個變化了的信息：在11月6 日慶祝十月革命節大會上，蘇方經過重新考慮， 改為不安排外賓在慶祝大會上講話。盡管周恩來對此安排有些遺憾之意，但他還是 從良好的願望出發說：“事情的變化已有了一個開端，總應該希望會一步一步地好 起來。”契爾沃年科也誠懇地說：“祝周恩來同誌莫斯科之行順利成功。我們真誠 地希望，您的訪問將成為中蘇關係中的轉折階段。” 的確，中共中央和中國黨政代表團是抱著“希望會一步一步地好起來”的良好 願望來對待這次重大行動的。當天，周恩來還仔細地審閱修改了《中國黨政代表團 同蘇共接觸時的一些方針政策問題》等有關文件。 從11月1 日至4 日，在出發前的這段緊張而短暫的日子裏，周恩來接見或陪同 外賓的活動就達18次之多。 11月3 日，周恩來在接見英國貿易大臣道格拉斯·賈埃時，以一種良好的願望 談道：“我們對蘇聯新政府的看法是：赫魯曉夫被蘇聯黨和政府撤職是一件好事。 這種撤職不能不影響到蘇聯的政策，因此，這是蘇聯國內、國際關係變化的開始。” 在談到中英貿易時，他請大臣回國後告訴首相：中英貿易要克服障礙。我們很願意 進口設備、器材、儀器，但限額、禁運使貿易受到限製；我們願意相應地供應你們 需要的商品。賈埃說，他已經向中方負責外貿工作的葉季壯等人談過希望消除障礙， 減少限製的問題。在這次談話中，賈埃直率地談了這樣的看法：“我看你比我更了 解英國事務。” 11月4 日，周恩來和羅瑞卿專程前往上海，歡迎訪問朝鮮後回國途經上海的印 尼總統蘇加諾。上海之行，是他出訪之前最後未辦完的一件大事。他在上海的活動， 安排得非常緊張，除當日與蘇加諾會談外，他還在晚間舉行盛大宴會，歡送蘇加諾 總統。 1964年11月5 日，北京已是深秋時節，天有了很大的涼意。這天清晨，當周恩 來從上海飛回北京時，西郊機場的寒風撲麵而來。他知道，北邊的莫斯科此時已是 大雪紛飛了。從機場出來，周恩來急匆匆趕回中南海，因為離他出發前往蘇聯的時 間，隻剩下幾個小時了。他根本來不及休息，收拾一下行裝，安排好工作，便再次 來到機場，和賀龍登上了北去的飛機，率中國黨政代表團飛往莫斯科。 代表團成員除了團長周恩來和副團長賀龍外，還有各有關方麵的負責人劉曉、 伍修權、潘自力、喬冠華、姚溱、餘湛以及其他隨員共五六十人，這樣強大陣容的 代表團，顯然不是去進行禮節性的訪問，而是有著更高的目的和任務。隨行的伍修 權後來這樣說：我們代表團赴蘇的使命，首先是想摸一下蘇共新領導的態度，希望 他們能改弦更張。同時還想解決一個具體問題，即赫魯曉夫當權時曾通過一個決定， 預定於1964年底召開一次實際上是圍攻中國黨的國際會議；蘇共新領導上台後，將 這次會議改期到1965年3 月召開。我們是反對召開這個會議的。現在赫魯曉夫已經 下了台，我們希望將他過去決定的這次會議取消。 為壯其行，中共中央派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專門到機場為周恩來等代表 團成員送行。同機前往的還有以範文同為首的越南黨政代表團。 在飛行途中，周恩來與範文同一路會談，在估計到達蘇聯後的情況時，有喜有 憂。周恩來說道：關於蘇聯的內部情況，我們也不大清楚。從公開報紙看來，《真 理報》同《紅星報》的調子有些不同。《真理報》11月1 日的社論還是堅持原來的 路線不變，《紅星報》則提到反帝、支持古巴等。從到新西伯利亞時蘇方的接待和 派顧大壽來接我們的情況看，蘇方的態度是比較冷淡的。到莫斯科時，有可能柯西 金來接，這是最好的估計，也可能派一個部長會議副主席來接。總不會超出這個範 圍。 飛機上，周恩來還把早已準備好的一份講話稿拿出來給範文同看，他仍抱著希 望但又不無擔心地說：“我們準備在慶祝大會上講話，不知道蘇方是否讓我們講。” 這份講話稿，高度評價了十月革命的世界意義，認為這次革命“是國際性質的革命”， “是人類曆史上由資本主義舊世界進到社會主義新世界的根本轉變。從此，開始了 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新時代。”而“中國革命是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繼續”。周恩來 在講話稿中還著重強調了“大敵當前，我們兩黨兩國沒有理由不團結起來”之意。 下午6 時15分，當周恩來和範文同率領的中越兩國黨政代表團抵達莫斯科時， 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等人早已迎候在機場上。柯西金來接，應了周恩來的那句 話：“這是最好的估計。” 到達蘇聯的第二天，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拜謁列寧墓並獻花圈。花圈上的 題詞是：“獻給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領袖和導師弗·伊·列寧”。這一活動，是中 方有意安排的。充分表明中國共產黨堅定地維護在馬列主義旗幟下的團結。 11月6 日，上午11時10分，周恩來和賀龍等人前往蘇共中央大樓，拜會蘇共中 央第一書記勃列日涅夫，在半個小時的談話中，周恩來首先提出了中國黨政代表團 團長希望在慶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會上講話的問題。沒想到勃列日涅夫對此並不感 興趣，他托詞婉拒，因為他並不在意周恩來在講話稿中呼籲中蘇兩黨在馬克思列寧 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團結起來。首次與勃列日涅夫接觸，周恩來感到 了一陣不祥之兆。這次談話沒有什麽實質性的進展。 從勃列日涅夫辦公室出來，周恩來於12時25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來到克裏姆林 宮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辦公室，拜會柯西金，談了20分鍾。由於他們倆人在黨和政府 中的相似的地位，所以他們既談經濟又談政治。在談到領導問題時，柯西金說： “有集體領導就可以正確解決經濟和政治問題。”他還引用了蘇聯的一句諺語：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聰明。”周恩來接過話說：“一個人總沒有三頭六臂，群策群 力總是好的。”他倆都深知：一個政黨如果缺乏集體領導，必定是沒有發展前途的。 在談話中，周恩來還強調了政治領導與經濟工作的關係，他認為：必須糾正在經濟 工作中的不正確的政治領導，正確的領導要善於總結經驗，掌握事物的規律，找出 實現這些規律的有效辦法。 離開柯西金5 分鍾以後，周恩來又到克裏姆林宮的另一個辦公室拜會了老朋友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米高揚。他們的談話是從敘舊開始的。周恩來回憶， 1928年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時，很遺憾沒有與當時的“米高揚部長”見麵；1949 年初，米高揚代表斯大林秘密來華，到西柏坡拜會中共中央五大書記，這是雙方認 識的開端。老朋友見麵，既有朋友之誼，又有國家之別。這樣便有了一段有趣而微 妙的對話：米高揚：你休息得很少，但氣色很好。 周恩來：馬馬虎虎。 米高揚：我想，周恩來同誌，你是有經驗的人，是不是帶來了恢複我們之間關 係到10年、15年前那樣的計劃。 周恩來：我們的願望已經在我們的賀電中表達了。我們希望兩黨、兩國在馬克 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共同對敵，為我們的共同事業 而鬥爭。正是根據這一目的，我們這次來除了參加慶祝活動外，還希望進行接觸， 交換意見。我們希望，這會為今後打下一個好的開端。（周恩來再次敘舊）我已經 有三年沒有來了。解放後，我這是第十次到莫斯科了，解放前來過三次。我來的次 數最多，但在蘇聯的時間是劉曉同誌最長。 在短暫的時間裏，周恩來連續拜會三位蘇聯領導人，談話時間由30分鍾，20分 鍾，最後到米高揚這裏，隻停留了10分鍾。這既是時間所限，也是一種苦心的安排。 這一天的主要活動安排在下午。 為慶祝十月革命47周年，11月6 日下午5 時，蘇共中央在克裏姆林宮安排了一 個大會。周恩來和中國黨政代表團其他成員出席會議，聽取勃列日涅夫代表蘇共中 央作報告。為配合中國黨政代表團在莫斯科的訪問，以期改善中蘇關係，中共中央 決定在北京破格隆重慶祝十月革命節。為真心表達對十月革命的紀念和對蘇聯新領 導的支持，11月5 日，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聯名給蘇聯新領導發了賀電 ；11月6 日，中國首都各界舉行了十月革命47周年慶祝大會；11月7 日，劉少奇、 鄧小平、彭真等還出席了蘇聯駐華大使館舉行的國慶招待會。與此同時，中國各大 報紙第一次不作為反麵材料轉載了蘇共中央的有關文章，《人民日報》還發表了《 在偉大的十月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的社論，並把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慶祝十月革 命47周年大會上的報告全文安排在11月8 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這些，都是中 蘇關係惡化以來所沒有的舉措，充分表明了中國黨和政府希望改善中蘇關係的誠意。 11月7 日上午，周恩來等人來到莫斯科紅場列寧陵墓上，與蘇聯領導人一起檢 閱蘇聯傳統的閱兵式和群眾遊行。前來參加這一活動的外國客人除了兄弟黨的代表 團外，還有阿聯副總統阿密爾元帥，阿爾及利亞國民議會議長本·阿拉等。在列寧 墓上，周恩來見到了好幾位蘇聯元帥，他們問起中國在帝國主義國家的核威懾下所 進行的原子彈試驗。其中，索科洛夫斯基元帥對周恩來說：你們中國的原子彈炸得 好。可以多炸幾個。周恩來說：我們還要搞火箭。索科洛夫斯基讚成道：應該多搞。 閱兵式和群眾遊行結束後，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與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進 行了半小時的會談。提到許多國家領導人都在莫斯科，周恩來風趣地說：“我們在 這裏不隻是要談兄弟國家的關係，也要辦外交。”在談話中，雙方都感覺到了蘇方 在細小問題上與赫魯曉夫的差別（如允許各代表團進行接觸，在勃列日涅夫的辦公 室內可以自由地抽煙等等），但到底有多大不同，還有待進一步觀察。周恩來告訴 羅方人員：勃列日涅夫要我們多留幾天，說有商量的可能。明天是星期天，他們少 數幾個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揚、安德羅波夫）到我們住的地方共同吃飯， 進行接觸。 正當周恩來準備著“談兄弟國家的關係，也要辦外交”，且等待著與蘇共領導 人說的“有商量的可能”時，一件嚴重的不愉快事件發生了。 11月7 日晚上，蘇聯政府在克裏姆林宮舉行慶祝十月革命47周年招待會。招待 會上，周恩來先與一些蘇聯領導人交談，然後向蘇聯元帥們聚集的地方走去，也打 算與他們談談。此時，迎麵走來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元帥。看他的神情，來 者不善。 馬利諾夫斯基劈頭蓋臉便對周恩來冒出一句陰險的話來：“中國人不要耍政治 魔術！” 此言一出，周恩來雖然十分驚訝，但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圖。由於當時在場的 有一些西方國家的使節和美國等國的記者，周恩來有意用別的話把馬利諾夫斯基的 意思岔開了。可馬利諾夫斯基卻進一步口出狂言：“不要讓任何鬼來妨礙我們的關 係，……俄國人民要幸福，中國人民也要幸福，我們不要任何毛（澤東），也不要 任何赫魯曉夫來妨礙我們的關係。” 周恩來心中不悅，但在這種場麵上不便與他論理，隻是嚴肅地故意對他說： “你的話我不懂。”說完就走到旁邊去與別的元帥說話，卻聽到馬利諾夫斯基還在 繼續衝著中國代表團的人高聲嚷嚷：“我們俄國人搞掉了赫魯曉夫，你們也要搞掉 毛澤東！” 馬利諾夫斯基見周恩來已經走開，又跑去找賀龍元帥胡言亂語。他鼓動賀龍說 ：“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仿效我們的榜樣，把毛澤東也搞 下台去。這樣我們就能和好。”賀龍立即嚴肅地對他說：“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兩 回事，我們黨和你們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你的想法是根本不會實現的，而且是 錯誤的。” 馬利諾夫斯基更極為放肆地使用極端粗魯的語言，惡毒攻擊、侮罵斯大林和毛 澤東。對此，賀龍都嚴詞頂回。 由於發生了馬利諾夫斯基的挑釁事件，中國代表團的成員氣憤地離開了宴會大 廳，回到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當晚，周恩來在這裏與代表團的同誌一起仔細地分析 了馬利諾夫斯基挑釁的全部情況。考慮到蘇聯曾經有過顛覆兄弟黨的曆史記錄，代 表團成員認為此事絕非偶然事件，這不僅是對中國黨和人民及其領袖毛澤東的嚴重 侮辱，而且是公然煽動要推翻我們黨和國家的領袖，必須嚴肅對待。 第二天上午，勃列日涅夫率柯西金、米高揚、安德羅波夫、葛羅米柯到中國黨 政代表團駐地回拜。在談話中，周恩來首先問了頭一天的書麵賀詞蘇方如何處理的 問題。勃列日涅夫顯然沒有顧上考慮這件事，他倉促回答，打算出版一個賀詞專集， 在集子上登載。但他沒有說是否馬上在報紙上發表的事。 接著，周恩來提到了第二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昨天，在公開的有帝國主 義國家的使節和西方記者在場的時候，馬利諾夫斯基提出一些侮辱的、挑釁的話… …”他把馬利諾夫斯基的醜行複述了一下後，提出了強烈的抗議，並要求蘇方澄清 ：蘇共歡迎我們來的目的之一是不是你們要當眾向我們挑釁，是不是期待中國黨也 撤換毛澤東的領導。 勃列日涅夫等辯解說，馬利諾夫斯基挑釁一事他們是事後得知的，感到不安和 憤怒。但馬利諾夫斯基不是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他是“酒後失言”，不代表蘇共 中央，而且翻譯上也有錯，他已受到中央委員會的譴責。勃列日涅夫說，他現向中 國同誌表示道歉。 周恩來義正辭嚴地指出：馬利諾夫斯基並非“酒後失言”，而是“酒後吐真言”， 這不是簡單的偶然的個人行動，而是反映蘇聯領導層中仍有人繼續赫魯曉夫那一套， 即對中國黨政代表團侮辱中國人民和中國黨的領袖毛澤東同誌，這是連赫魯曉夫在 位時也未曾采用過的惡劣手段。周恩來還表示，這事他回國後要報告中共中央。 8 日這天，美國、英國等國的通訊社根據頭一天馬利諾夫斯基的惡性事件從莫 斯科報道，內稱：這裏的權威人士說，蘇共已和中共達成協議，要毛澤東下台，由 周恩來當中共中央主席。 西方記者雖然善於捕風捉影，但此等拙劣的報道卻事出有因。氣憤的周恩來對 蘇共領導人說：這並不是什麽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蘇聯領導人中有這種思想，馬 利諾夫斯基敢於這樣胡說八道？蘇方賴賬說：馬利諾夫斯基是胡說並已經道歉，這 個問題已經結束。周恩來說：問題沒有結束，我們還要研究，要報告中央。勃列日 涅夫無話可說，隻好回答：“那當然，那當然！” 馬利諾夫斯基事件，給本來就蒙上陰影的中蘇關係設置了極其嚴重的障礙。即 將正式開始的中蘇會談，顯然困難重重。 11月9 日、11日、12日，周恩來正式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 米高揚、安德羅波夫會談。 在9 日的第一次會談中，周恩來表明了中國黨政代表團前來參加慶祝十月革命 活動並與蘇共領導人進行接觸的良好願望：“我們的接觸總是希望改善中蘇關係， 並使之一步一步地前進。”他著重提出：“我們要求了解赫魯曉夫被解職的政治原 因。” 對赫魯曉夫被解職的詳細原因，勃列日涅夫諱莫如深，故意搪塞，說可以下次 再談。他反而提出了一個莫明其妙的問題——建議停止中蘇兩黨之間、其他黨之間 以及整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公開論戰。其實勃列日涅夫何嚐不清楚，首先挑起公開 論戰的不是別人，恰恰是赫魯曉夫。但勃列日涅夫對赫魯曉夫首先挑起論戰，對蘇 共中央對中國共產黨的不可勝計的攻擊、對中共中央關於停止公開論戰的建議，卻 一概避不作答。因此周恩來對勃列日涅夫的這一提議未予回答。 為摸清蘇聯新領導與赫魯曉夫究竟有多少差別，周恩來又提出了有關兄弟黨國 際會議的問題，他希望了解我方在與赫魯曉夫存在嚴重分歧的這一關鍵性問題上， 同蘇聯新領導有無商量的餘地。 周恩來說：“勃列日涅夫同誌在十月革命節慶祝會上的講話中說，召開兄弟黨 的會議成熟了。依我們看來條件並未成熟，還要創造。” 勃列日涅夫卻說：“隻有開會才能消除分歧，別無他途。” 中國黨顯然不是籠統地反對開會，關鍵在於開什麽樣的會，什麽時機下開。所 以周恩來又問：“你們是否不再提你們過去決定在今年12月15日召開的那個籌備委 員會會議？” 這點勃列日涅夫倒是回答得很幹脆：“不！我們講的就是這個籌備會議。” 周恩來說：“不能把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與12月份將要召開的籌備會議連在一 起。采用兄弟黨協商的辦法，找出一個途徑，達到最後的目的，即召開兄弟黨的會 議，這是一回事；堅持蘇共中央1964年7 月30日信中通知召開的12月15日的籌備委 員會，起草一個兄弟黨會議的文件，這實際上是赫魯曉夫下的命令，這是另一回事。 如果把兄弟黨會議同赫魯曉夫下令召開的那個籌備委員會連在一起，就沒有談判餘 地了。所以這個問題還是回到赫魯曉夫問題上來了。” 勃列日涅夫詭辯說：“開會是蘇聯黨的決議，是建議，不是命令。” 周恩來再次說明：“8 月30日我黨給你們的信中已經答複，你們召開的那個會 議是分裂會議，我們主張開團結的會，反對開分裂的會，如果你們一定要開，我們 堅決反對，決不參加。這是我們黨的決議。” 勃列日涅夫反過來說：“中國黨對我們的複信是命令。” 周恩來理論道：“我們的信是我們兩黨來往的信，是建議；而你們則是由一個 黨決定，通知其他25個黨來開會，不來不行嘛！即使有一部分黨不參加也要開，這 不符合兄弟黨協商的願望，也不符合1960年聲明中兄弟黨關係的準則。我們從多方 獲悉，早在1964年2 月12日，蘇共中央就背著中國黨向各兄弟黨發出了一封反對中 國黨的信，號召對我們黨進行‘反擊’，並且要對我們采取‘集體措施’。到了7 月30日，赫魯曉夫就下達了開會的通知。顯然，這是個有預謀的反對中國黨的分裂 會議，怎麽能指望我們黨參加呢？迄今為止，已有7 個黨決定不參加12月15日那個 會，如果你們要開，那就是分裂。” 善於求同存異的周恩來從蘇共新領導的態度上明顯地感覺到，要勸阻他們改變 召開分裂會議的決定是不可能的。倒是米高揚比較坦率地說，在同中共的分歧問題 上，他們同赫魯曉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沒有細微的差別。米高揚的話最後證實了 蘇聯新領導還是要堅持搞赫魯曉夫那一套。 在11日的談話中，周恩來敏銳地指出：“我們認為，在你們還是繼續執行赫魯 曉夫的路線不變，中蘇兩黨、各兄弟黨的原則性分歧基本上解決以前，談不到停止 公開爭論。”周恩來還指出，蘇聯新領導中赫魯曉夫的“以老子黨自居的那種傾向 還在發展”。 盡管雙方在談話中爭論激烈，分歧較大。周恩來還是誠懇地說：“應該說，我 們來這裏慶賀和接觸的任務是完成了。雖然這時雙方談話的氣氛不好，但是我們絕 不後悔，因為我們這次到這裏來的倡議得到蘇聯人民和蘇聯黨、兄弟黨和國家以及 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讚許。在這一點上，我們在中蘇關係上做了一件好事。” 在12日的最後一次正式談話中，勃列日涅夫不得不簡單地回答中國黨政代表團 心中的疑團，“通知關於赫魯曉夫下台的有關問題”。他說：赫魯曉夫下台，是由 於赫魯曉夫工作作風、領導方法引起的，而蘇共的路線、綱領是不可破壞，毫不動 搖的。 勃列日涅夫關於赫魯曉夫下台的解釋，顯然是敷衍，周恩來表示“不滿意”。 事已至此，周恩來隻好說：“這次我們沒有能夠更廣泛地討論問題，但是，我 們兩黨協商的門是開著的。” 談話就要結束的時候，周恩來留下了這樣一句話：“為了使我們兩黨協商的門 開著，為了能夠創造良好的氣氛，尋求新的途徑，建立共同團結對敵的願望，我希 望不要在創造新的氣氛中又來一個障礙。” 從幾次談話來看，中蘇雙方會談的氣氛已經被破壞，但蘇聯新領導卻為自己破 壞這次高級會談辯解，企圖把責任推到中方。周恩來堅決駁斥道：第一，米高揚說 你們和赫魯曉夫在中蘇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沒有什麽好談的了；第二，你們堅持 召開7 月30日通知要開的會，就是堅持老子黨的態度不變；第三，馬利諾夫斯基的 挑釁，把談判氣氛也破壞了。 在與蘇共領導進行接觸的同時，周恩來還與各兄弟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對共同關 心的問題交換了看法。這些談話中，我們也看到了中國黨政代表團訪蘇的良好願望 以及對蘇聯新領導的看法的變化過程。 11月7 日、8 日、12日，周恩來連續三次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與羅馬尼亞黨政代 表團談話。在談話中，周恩來表明了中國代表團的最初願望：赫魯曉夫下台是好事， 對政策的影響會引起國內和國際關係的變化；我們想做一點推動工作，推動他們向 好的方麵變化。但是，結論並不令人滿意。在8 日的會談中，周恩來向羅方談了自 己的印象：蘇聯新領導是動蕩的。從代表團來慶賀的一些問題上，就看出他們搖擺 不定。周恩來通報了馬利諾夫斯基事件，並分析說：“我們中國有句老話，‘酒後 吐真言’。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存在決定意識，思想裏總有個根苗才說出這個 話來。我就在克裏姆林宮被赫魯曉夫灌醉過一次，我怎麽沒有說這樣性質的話呀？ 這不僅是品質問題，而且包含很多本質上的問題。”在12日的談話中，周恩來透露 說：蘇方用20分鍾介紹赫魯曉夫為什麽下台。不出我們所料，他們的理由就是赫魯 曉夫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作風。因此我們對他們所作的解釋不滿意。我們也不 要求他們再作解釋了，但是我們還保持我們對赫魯曉夫下台的看法，就是說，我們 有權利、有自由評論赫魯曉夫下台的政治原因。 11月7 日、9 日，周恩來又連續兩次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與波蘭黨政代表團談話。 在談話中，針對哥穆爾卡所提希望中蘇兩黨停止公開爭論的建議，周恩來說：“爭 論是赫魯曉夫提倡的”。周恩來想讓波蘭領導人明白，爭與不爭，並不取決於中國 方麵。他講：“首先要問：爭論如何解決？能否馬上解決？不可能。蘇聯同誌也這 樣講。他們甚至說，在爭論的問題上，他們的意見一絲一毫也不能改變。這就是說， 一下子談不攏。”周恩來一方麵指出，“我們現在看不出目前有停止爭論的可能” ；另一方麵又從積極的方麵說，“當然還要想辦法。我們同意創造一種好氣氛，尋 求新的途徑和辦法，實現大家要團結的願望。這就需要時間，需要接觸”。 8 日，周恩來在會見英國共產黨代表團後，還會見了正在蘇聯訪問的阿聯副總 統阿密爾元帥，他在談話中誠懇地說：“關於蘇聯內部，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但是 我們總希望他們更強大，而不是更削弱，希望工農業發展，而不是像去年那樣。但 這些可能性不是一下就能實現的。我們也不是期待甚急。” 9 日和12日，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又與以格瓦拉為首的古巴黨政代表團 進行了兩次談話。周恩來在談話中表示願意增加對古巴的糧食援助。還介紹了中蘇 會談的情況和中方立場。 10日這天，周恩來在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與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黨政代表團談話時， 再次表明了自己對蘇聯新領導的看法：蘇聯新領導是要在沒有赫魯曉夫的領導下， 繼續執行赫魯曉夫的政策。當天，他還會見了正在蘇聯訪問的阿爾及利亞國民議會 議長本·阿拉。 11月10日、12日，周恩來又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與越南黨政代表團舉行了兩次談 話。他在介紹中蘇會談的情況後遺憾地說：“通過這幾天的接觸，我們發現情況比 原來預計的更壞。現在的蘇共領導軟弱，內部存在矛盾、混亂和動蕩的狀況，各方 麵麵臨的壓力大，這是原來沒想到的。” 在與各黨代表團進行了廣泛接觸和會晤了一些國家領導後，周恩來在莫斯科的 任務基本完成。直到11月13日，他才得以在中國駐蘇聯大使館接見使館的全體人員、 中國在莫斯科的留學生和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中國工作人員。麵對周恩來總 理親切的笑容，這些在莫斯科的中國人看不出周恩來在蘇聯期間遇到的波折；然而， 在周恩來內心中，卻掀起了極不平靜的波瀾。 接見完工作人員和留學生後，當天，周恩來和賀龍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乘專機 回國。行前，柯西金提早來到了中國代表團所駐的賓館，他要從這裏把周恩來等人 送到機場。在赴機場途中的汽車上，柯西金很想了解周恩來此次訪蘇的感受。 柯西金問：你對這次訪問印象如何？ 周恩來回答：我認為會見總是有益處的，如同我們對勃列日涅夫同誌所說的， 了解情況。但是，我們並不滿意，因為我們原來希望情況會好一些。米高揚同誌清 楚地表示，我們堅持站在過去的立場上，原地不動。這就很難尋找途徑團結對敵了。 對周恩來來說，他並沒有放棄尋找雙方的共同點。 為了緩和氣氛，修正米高揚所說的蘇聯新領導與赫魯曉夫在思想上毫無差別的 話，柯西金說：我們和赫魯曉夫還是有所不同，不然為什麽要解除他的職務？ 周恩來問他：區別何在？ 柯西金閃爍其詞，避不直言。他卻提議，希望舉行中蘇兩黨和兩國的最高級會 談。周恩來表示要把這一意見轉告中共中央。 告別柯西金，告別莫斯科，告別蘇聯，周恩來意識到，以後將很難再來了，他 不禁感慨萬千。飛機是夜間飛行，周恩來卻難以入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