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1959》劇裏，在戰犯管理所，沈醉喊冤：我是起義的， 不是戰犯，
沈醉 說的的確是真的。
後來 當年他簽署起義通電等檔案文件找到後，得到證實，給予其 國家副部長待遇到終。
沈醉 活了82歲，1996-3-18 病逝於北京
少將
他自稱 得到中將軍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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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2月1日，盧漢取代龍雲，成為新一任雲南省主席，也是繼蔡鍔、唐繼堯、龍雲之後的第四代“雲南王”。相比於活躍的龍雲，盧漢一生謹慎而低調。
抗戰後期，盧漢升任第一集團軍的總司令，軍銜升為上將，與他身份相同的幾個集團軍總司令，都是蔣介石的嫡係、出身黃埔的正規軍，盧漢是滇軍出身，又是少數民族，能站到那個位置，也表明相當不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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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宣布起義後，還致電劉文輝，要他會同四川各將領扣留蔣介石，可惜此電為蔣截獲，蔣介石在1949年12月10日下午2點，在成都鳳凰山機場登機升空，自此永遠地離開大陸。
張群雖然被單獨住在盧漢新公館內，生活上也很受優待。父親曾派楊文清去做張群的工作，張群回答：我同情你們的起義，但人各有誌，我和蔣先生的私人關係你們也知道的，希望盧先生能放我一馬。父親與張群的私人關係很好，當初又是他在蔣介石麵前力保父親，所以父親考慮再三決定放了張群。12月11日上午，他派專人把張群送到昆明巫家壩飛機場，張群搭乘一架英國飛機去了香港，幾天後轉船去了台灣。
父親釋放張群的舉動，當時被毛主席批評。1950年，周總理對千家駒這樣說過：“盧漢未與我們商量，便把張群放了。如果不放的話，我們可以當作籌碼與張學良交換。”
另一方麵，被扣押的李彌、餘程萬等人，在父親警衛人員的逼迫下，也被迫在同意起義的聲明上簽了字。父親的副官楊誌華告訴我們，當時他們用槍逼著沈醉簽了一份手令：命令所有軍統內外勤人員及一切公開和秘密單位的工作人員擁護盧漢起義。1956年，沈醉因為是“起義投誠人員”而被特赦，說起來，這還要“感謝”父親逼他在起義聲明上簽了字。
跟父親在一起生活這麽多年，我從來沒見到他跟什麽人講當年起義的過程，盡管裏麵肯定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但不管外界是讚美也好，批評也罷，他頂多是笑笑，既不解釋，也不反駁。父親其實是一個心思十分縝密的人。早期在滇軍裏，各種關係錯綜複雜，他就要學會如何安全地生存下來，保存自己；而後來夾雜在國共之間的政治鬥爭更加驚心動魄，特別是他在眾多軍統特務嚴密監視的情況下，都沒有暴露自己，隱蔽得非常成功，這也足以說明，父親是非常有謀略的一個人。
當年中共在雲南有很多地下組織--比如有朱家璧領導的邊縱，鄭伯克領導的滇桂黔縱隊，還有一些遊擊隊等。父親宣布起義後，這幾個組織都要求接手昆明政權。而當時中共高層傳來的意思是：政權將來要派四野來接管。
希望女兒成為自食其力的人
父親起義時，當時中共高層傳來的意思是：昆明政權要派四野來接管。父親嚴守這一命令，一直等到1950年初陳賡與宋任窮前來接手。這也引起昆明本地一些共產黨人的不滿。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為雲南後來形勢的安定奠定一個很好的基礎。接管雲南後的陳賡與宋任窮，對父親也表示了充分的尊重。雲南是邊疆地區，又有很多少數民族，一些問題如果處理不好，也會引起不少麻煩。而當時事務是他們三個人一起商議決定的，他們互相尊重又默契配合，父親終身與他們保持了很好的私人關係。
1954年，父親與賀龍一道，從西南調任北京國家體委，賀龍任主任，他當副手，雖然體育是他完全陌生的領域，但父親的精神狀態非常好，一點失落感都沒有。家裏麵所有體育的書都有，每次體育比賽都有人送票，他每次都會欣然前去。有次我愛人問他：“您愛看嗎？”他說：“當然有興趣了，另外，這是我的工作，所以人家給了票我就必須要去。”
從1950年代到“文革”之前，對他們來說是黃金時代。父親也發自內心地認為，這條路走對了。他也努力地學習共產黨幹部的行事作風，比如到哪兒吃飯，都要去廚房看看，跟廚師握手。公家配給他的車，他看得也很嚴，有一次家人突發急病要用他的車送到醫院，他還記下來，給公家交油錢。我們到北京後被安排在後圓恩寺胡同的一個大四合院裏。房子的性質是借住，配發的家具都是向公家租用的，一張桌子每月租金5分，一把椅子每月租金3分。父親對這些家具也愛護得特別仔細。有一次，我很想在牆上掛一幅畫，父親死活不同意，隻因為用圖釘會破壞牆麵。父親去世後，我們從四合院裏搬出來，政府來人，看到這個家具，還驚訝地說：“怎麽這麽新！”
我想，父親在考慮是否起義，肯定經曆了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一旦下定決心，他就早已經把一些事情想得非常清楚了：既然走到這一方來，就不要與以前有任何瓜葛。決定起義後，他把自己以前的很多東西都燒毀了，包括他作軍人時的照片，看一個燒一個。所以到現在，我們手裏幾乎沒有父親以前的舊照片。“文革”時，有的人被抄出來還保留的國民黨的勳章、獎狀之類的東西，他聽到這種消息時就說：“這個人真奇怪，為什麽還留著那些東西呢？”
我的兩個哥哥比我大很多歲，他們很早就去了美國，我是留在父親身邊唯一的孩子。父親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我能有一技之長，成為自食其力的人。他覺得我如果一直呆在昆明，別人肯定把我當成大小姐、公主一樣地伺候，為了鍛煉我，他決定把我送到北京來讀書。
1953年，父親借著到北京開會之機，把我從昆明一起帶了過來，給我轉到了第28中學，這是一所普通中學。父親回到昆明，我獨自一個留下來繼續上學。我住的宿舍，是60個人的大通鋪，條件很差，周圍同學都沒人認識我。父親把我的學費和生活費存在龍雲夫人顧映秋家，我定期去他們家取。
到了寒假，同學都回家了，我也沒地方回，家裏覺得昆明太遠，回一次還要坐飛機，有點浪費，所以偌大的學校隻剩下我一個人，暖氣也停了，管宿舍的老太太看我可憐，每天給我一撮子煤，半夜煤用完了，我就哆哆嗦嗦地熬到天亮。第二天一早，毛巾就凍得跟冰棍一樣。食堂也不供飯了，也根本沒暖氣，我一般都窩在宿舍裏，中午到校外小飯館裏吃飯，來這裏的大多是街上拉三輪的苦力，他們都好奇地看著我一個小姑娘自己來吃飯，聽說我要二兩炒餅，他們都嘿嘿地笑。
把所有房產都列在一張清單上，全部上交國家
一天傍晚，我正蜷縮在學生宿舍的床上發呆，突然聽說門外有人找我，我非常驚訝。一位穿軍裝的戰士問過我姓名後，說：“你爸爸的朋友陳司令員叫我來接你……”我跟著他一起上了有軌電車，一路上，忐忑不安地想：這個陳司令是誰？他叫我去幹什麽？到了靈境胡同的一座普通四合院裏，有人迎麵來接我，我才知道是陳賡大將。原來他偶然從我父親那裏聽說我在北京上學的事，很有心地記了下來，派人找到我。後來我周末和假期就在陳賡伯伯家，在北京不再那麽孤單了。父親與陳賡、宋任窮的友情，也延續到了我們第二代。
父親調到北京後，沒有房子住，我們暫住在北京飯店裏，葉劍英、朱德經常過去看望父親，興致所至，3個人就下樓走到王府井，背著手，在東長安街散步再回來。那時認出葉帥的人不多，但大部分都認識朱老總，有的人還走上前，湊到他跟前看，甚至還指指點點。朱老總也笑嘻嘻地讓大家看，特別可愛。雖然都有警衛，但那時氣氛還挺輕鬆的。
父親的性格與龍雲完全不一樣。龍雲性格外露，社會活動能力強，所以比較容易引人關注。相比之下，父親一直很低調，嘴也非常嚴。他平時極少在我們麵前點評時政，也從來不議論他人。我想，這固然有他本身的性格原因，也與他戎馬一生的軍人生涯有關。他經曆的很多事情都是涉及生死攸關的大事，所以必須嚴守秘密。解放後，他更是謹慎低調，避口不談自己的事。
我們家在昆明有很多房子，宣布起義之後，父親把這些房產，包括我二哥在上海的房產，都列在一張清單上全部上交國家。後來中央給他傳達了一個意見，意思是把我們自己住的房子可以留下來。他的老部下張衝跟我們說過：“你的老父親，就是個木匠，到哪兒都蓋房子，蓋了那麽多房，自己都沒住。”有一年父親到天安門城樓上參加活動，周總理指著我父親對榮毅仁說：“你看他最輕鬆，沒負擔，一無所有都交了。”父親回來還問我們，總理這句話是什麽意思。
我們的家，也就是策動起義的盧漢公館在昆明翠湖南路4號，是一座法國風格的兩層的別墅。父親調到北京工作之後，我們一家都搬了過來。父母就花錢雇人看房子。但沒過多久，省政府出麵協商，說要借用那套房子。父親得知後指示家人，除了把一些細軟收拾出來之後，房子內部的擺設、油畫、地毯，都不許動，原樣借給政府。
房子一借就是50多年，一直到現在。幾年前我到昆明還找機會到裏麵看了一下，這幢房子裏的東西大部分都沒了。那幢房子有許多特別珍貴的藝術品。我記得有一個很高的架子上，擺著一個象牙球雕，特別精美，每層都可以單獨轉動，裏麵的圖案各不一樣，我就經常撥動去數，大人告訴我有13層，1、2、3……數著數著就暈了。有一個漢白玉刻的仕女出浴雕塑，仕女身上的綢子和紗就像真的一樣，非常有質感，我母親非常喜歡這一件，過一段時間她就讓人用牛奶去洗。飛虎隊的陳納德將軍送給父親一個鐵鑄的鷹，那個羽毛，就像真的在飛一樣。母親後來問起家裏的一個親戚：見到那隻鷹沒有？她總希望它能落到識貨人的手裏，也算是有個善終，可惜都不知所終。
最後的歲月
我們家搬到北京之後，每隔一段時間，父親必然要去龍雲家去看他，留在那吃頓飯，有時我也會陪著去。
1957年的某一天，我記得父親回來，憂心忡忡的樣子。原來，在白天的政協會議上，身份是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的龍雲對中央提出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提出質疑。龍雲在發言中慷慨激昂地批判蘇聯，說蘇聯掠奪了不少東北的機器，又占領了海參崴等等。父親聽了，深覺不妥，他私下裏勸龍雲不要“開炮”，但龍雲並不在意。
在政協會議要結束的頭一天晚上，我陪著父母又一起去了龍雲家。我聽見父親苦口婆心地說：“龍主席，你明天不要再說了，你說的太過分了，再說你說了也沒用，誰聽你的呀！”母親她們也在旁邊勸了一陣。龍雲起初還在堅持：“我上兩次的發言，好像還沒說清楚，明天還要好好再說說。”父親又苦苦相勸：“千萬不要再說了！”我媽也勸，說，“還有半天會就開完了，你就別再說了！”龍雲最終答應下來。
第二天，父親開會回來，長歎一聲：“這個龍主席啊，都上午11點半了，還是沒坐住，又起來趕著說，好，這回就說'拐'（注：雲南話”說錯了“的意思），肯定要倒黴了。”果然，沒幾天，龍雲就因為“對蘇聯的惡意攻擊”被劃成右派，也成了中國少數民族頭號右派。
龍雲成了右派後，我們要跟右派“劃清界限”，所以後來再也沒怎麽去過龍家。1962年6月27日，75歲的龍雲患心肌梗塞去世，第二天，中央統戰部宣布摘去龍雲的“右派”帽子，成為第一批被平反的右派。
龍雲一共有7個孩子，他們後來也大部分去了國外。我和龍家的幾個兒子都很熟，從小到大都是大表哥、二表哥地稱呼他們，但我們在不同的環境下長大，受的教育完全不一樣，觀念也不一樣。很早之前，龍雲曾在北京買過一個大院子，是以前的舊王府，有100多間房子。解放後，這裏被衛生部征用。龍雲到了北京後，曾希望回到這座王府裏住，後來經商議，將北總布胡同14號院給他作為置換。龍雲去世後，他的子女又不在身邊，這個院子由國家事務管理局出麵分配給了陸定一。上世紀90年代，龍家子女提出希望歸還那套老宅子，但此時陸定一年齡已經很大，身體也很不好，一個醫療組都已駐進了他們家，政府提出緩幾年再說。1996年，陸定一去世後，這個院子最終歸還了龍家，聽說不久前又被龍家賣了出去。
說起來，父親的房產比龍家多得多，但父親都捐了出去，絲毫也不在意，我們也深受他影響。
父親對他所選擇的道路深信不疑。他以前很喜歡京劇，也收藏了很多京劇名角的唱片。開始掃“四舊”的時候，他自己主動地把收藏的唱片撿出來砸了一些，但起初還留了馬連良等人的唱片，沒舍得。把那部分砸碎以後，他在院裏溜了兩圈，想了一想，回屋子後，一狠心，全部都砸碎了。也許因為父親早就淡出了政治，所以他在後來的“文革”中受衝擊得並不厲害。
1973年，父親被查出患了肺癌。雖然父親從來不提，但我們都知道，他非常想見我的兩個哥哥。從1949年解放之後，我們就和兩個哥哥失去了聯係。抱著試試的態度，家人試著向組織提了一下，沒有想到，在外交部的幫助下，我們很快就與失散25年的兩個哥哥取得了聯係。兩個哥哥得知消息後，都從美國趕了回來，輪番伺候父親，讓即將離世的父親得到了最大的安慰。
1974年5月13日，父親離開了這個世界。一代“雲南王”和他經曆的那些歲月，已永遠成為一段傳奇。
http://history.sina.com.cn/bk/mgs/2014-08-28/1627989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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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士兵把沈醉押到二樓的一個會議室。盧漢的部下遞給沈一張擬好的起義電文，讓他在上麵簽字。沈看了一遍之後，覺得這種行文不符合軍統特務的行文規定，部下一看就會知道不是沈的意思。他便說：“這樣不行！還是我親自起草起義電文吧！”盧的部下看了一眼沈四周那些荷槍實彈的士兵，說：“在這種時候你自己越寫越亂，還不如就在上麵簽個名。”但沈醉告訴他說，這種行文即使簽了名，也起不了作用，還是沈自己寫。
沈因為晚上就想好了要起義，故提筆一揮而就：
現雲南全省在盧主任領導下，於本日宣布解放。本區所有軍統內外勤及各公秘單位工作人員，趁此時機聽命轉變，不但可免除無益犧牲，並可保全個人生命及今後生活。本人已絕對服從盧主任命令，各工作同誌應即一致遵照。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動，所有武器立即繳出，所有通訊器材不得破壞，遵照呈繳並自動出麵辦理登記手續，聽候另派工作，切勿藏匿逃逸，故違自誤，而放棄此惟一自新良機。
沈醉 12月10日
沈邊寫盧的部下邊稱讚寫得好。沈寫完後，接著就把徐遠舉、周養浩等大特務交了出來，把雲南站大小二十多部電台等以及潛伏組織一起交出。盧的部下看到沈醉表現這麽好，很感意外，原來他們一直以為沈是最頑固、最不好對付的人。
一切手段辦完之後，盧漢的部下便問沈醉，是要走，還是留下？他還說：要走的話，還有飛機去香港。沈當即表示願意留下。因為沈清楚：去台灣，隻有死路一條。
11日早上，《雲南日報》刊出盧漢率部起義的通電和李彌、餘程萬、沈醉等人擁護起義的通電。廣播電台不斷播放沈醉幾個人的講話，號召部下放下武器，響應雲南和平解放。當天中午，盧漢將張群放行，讓他及其隨員乘英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到香港去了。
1950年3月，人民解放軍進駐昆明後，盧漢把沈醉等當作要犯移交給昆明軍管會。是年12月底，沈醉被押送到重慶。1957年年底，被轉移到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1960年11月，沈醉被人民政府特赦。在人民政府對沈醉的管教期間，沈與其他戰犯、特務頭子們的思想逐漸得到改造，管教所組織他們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有關著作和《毛澤東選集》第一至四卷，還組織他們參加生產勞動、到各地參觀，以培養他們對新中國和普通人民的感情，清除他們頭腦中的剝削階級舊思想以及對美帝國主義的錯誤思想，經過十來年的改造，確實使沈醉等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在各個方麵脫胎換骨，成為熱愛生產勞動、熱愛人民、熱愛新中國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公民。
特赦後，沈醉先在京郊的紅星人民公社舊宮大隊勞動了一年，而後被安排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任委員，生活待遇優厚。在這期間，他除了勞動、學習或參觀之外，就是勤奮寫作，先後寫了《我所知道的戴笠》、《楊虎城將軍被害經過》、《保密局內幕》等十幾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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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電起義
1946年，戴笠飛機失事身亡後，毛人鳳當上軍統局局長，沈醉因“功高震主”，被毛人鳳視為前途大患。聰明的沈醉主動“申請”避禍，被“發配”到雲南，任軍統雲南站站長，同時監視雲南省主席盧漢。
在雲南，他奉命去重慶調解保密局重慶行轅第二處處長徐遠舉（《紅岩》中徐鵬飛的原型）與保密局西南監察室主任周養浩（《紅岩》中沈養齋的原型）之間的矛盾，目睹了在徐遠舉刑審“江姐”江竹筠的過程。沈醉對江姐“文弱女子是那樣威武不屈、大義凜然”深為佩服。殺人不眨眼的徐遠舉麵對江姐的堅強，就像在後來的電影《烈火中永生》中表現的那樣，氣急敗壞地聲稱要扒光江姐的衣服，坐在旁邊觀看的沈醉用腳碰了碰徐遠舉，製止了這一暴行。因這一“參與”過程，沈醉成為了《紅岩》中“嚴醉”的原型。
1949年，隨著三大戰役的勝利，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搖搖欲墜。全國解放在即，看破時局的雲南省主席盧漢開始加緊與地下黨的聯係，這使蔣介石深感不安。同年8月，毛人鳳電令沈醉火速除掉盧漢身邊反蔣的楊傑、陳複光、謝崇文等人。沈醉明知盧漢正向共產黨靠攏，但考慮到自己的將來，對毛的命令采取拖延時間之法，暗中卻幫助楊傑脫了身。後來毛人鳳從台灣乘專機趕到昆明，親自監督沈醉的行動。沈醉表麵點頭，內心極為不滿。聯想起多年來的忍受，對毛人鳳起了殺機，想用一種慢性毒藥毒死毛人鳳。在決定采取行動的當晚，沈醉來到毛人鳳房間，毛拍著沈的肩頭用感激而又羞愧的口吻說：“老沈啊，這些年你待我始終如一……”一向重義氣的沈醉被毛人鳳的“這半句話和那誠懇的麵部表情”所迷惑，遂放棄了殺機。
隨著重慶的解放，解放軍大舉進軍四川，雲南省主席盧漢通電起義，並軟禁了從台灣來當說客的西南綏靖公署主任張群以及包括沈醉在內的在昆明國民黨軍政高官，沈醉最後參加了起義。而盧漢為了報答張群以往的恩情，在起義之後擅自放走了張群，打亂了周恩來用張群換回張學良的計劃。盧漢“因而怕共產黨不能原諒他”，在辦理起義移交時，把沈醉等人交給了解放軍。
作為戰犯的沈醉由此進入了十年的戰犯改造以及五年的二次監牢時期。
秦城改造
作為戰犯的沈醉最初心情也很惶恐，對共產黨有抵觸情緒，押遷重慶後，陳賡等一些黨的高級幹部先後來監獄看望國民黨中的同學如宋希濂等，還請他們吃飯，這讓沈醉看到了希望。他留心觀察看守所幹部的言行，覺得這些共產黨幹部處處與國民黨不同，“特別是執行政策方麵，絕不像國民黨那樣陽奉陰違。”漸漸地，沈醉開始試著接近一些管理人員，“向他們談點自己的思想，從而得到他們耐心的教育和啟發，改變了自己對共產黨的一些錯誤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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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1月28日，與12年前特赦出獄的同一月同一日，沈醉再次恢複了自由。後來沈醉了解到：是周恩來總理發現“四人幫”把幾個“特字號”國民黨戰犯又抓去關了起來，特又下令釋放，“又在周總理的筆下得到了第二次地自由”。解放後的國民黨戰犯對周恩來總理應該是最有感情、最尊重的，這不僅是周恩來多次接見他們，而且真心誠意地、事無巨細地關心、照顧戰犯們的物質與精神生活。周總理病重的消息傳出，沈醉感覺如同“一個晴天霹靂”“情不自禁地為老人家暗中祈禱”，作詩雲：“割骨療親效若何？願輸肝腦起沉屙。更捐十歲增公壽，好為人民造福多。”
粉碎“四人幫”後，文史專員們都增加了工資，沈醉的女兒、女婿也從內蒙古調回了北京照顧沈醉的生活，在台灣和海外的子女也經常通信。更讓沈醉高興的是：1949年沈醉在盧漢起義通電上簽了字，發表了起義廣播，被迫參加雲南起義的全部檔案，被清理出來送到北京。中央有關部門經過審定，沈醉的身份由戰犯改為起義將領，享受副部級待遇，並連續選為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這讓沈醉“感到從未有過的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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