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英 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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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英(1898年5月-1941年3月14日),與周恩來同年,比毛澤東小近5歲。

男,湖北武昌人,中國共產黨早期和新四軍重要領導人之一。

 

項英出身貧寒,15歲入武昌一家工廠學徒,後參與工人運動,成為工運的領導人之一。

於1922年經一大廣東代表之一的包惠僧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參與領導京漢鐵路大罷工。

在中共三大、六大上分別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央常委。

1928年7月19日,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莫斯科),選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由 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 5名正式委員和 李立三、徐錫根、楊殷 3名候補委員共8人組成。(毛澤東被排斥在外)

臨時中央在滬無法生存的情況下,項英也隨之來到到毛澤東開創的江西根據地。

1931年1月起,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軍委副主席朱德、毛澤東一起工作。4月被撤銷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改任軍委副主席(軍委主席朱德)。

1933年5~12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代理主席。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常委。並兩次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副主席,(主席毛澤東,毛澤東被邊緣化,不是中央常委)。

1934年1月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上,5名中央常委是:博古、洛甫、周恩來、項英、陳雲。毛澤東僅是政治局委員,朱德 劉少奇候補政治局委員。

 

1931年11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合影,依次為顧作霖、任弼時、朱德、鄧發、項英、毛澤東、王稼祥

紅軍主力長征後,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書記,中央蘇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與陳毅一起,在贛粵邊堅持遊擊戰爭三年。【1934年8月28日,陳毅在江西興國老營盤指揮作戰時負重傷。10月,長征開始後,他因腿傷未愈被留在蘇區,任中共蘇區中央分局委員、軍委分會委員、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即時陳毅為項英下屬。】

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兼政委,是新四軍的創建者和實際領導人。

1941年皖南事變與幾十人突圍後一月餘,於3月14日,與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等三人,被叛徒副官劉厚總槍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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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項英轉移到上海從事中共地下工作亦稱秘密工作,在白色恐怖下開展工會工作,但不是武裝和軍事鬥爭。

1928年2月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這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出席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的塞列布若耶鄉間別墅召開的中共六大。

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後又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委員。在參加中共六大期間,受到時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的單獨接見,並送他一支小手槍和一支金筆。項英時年30歲。這成為項英的榮耀和金字招牌,能夠馳騁駕馭於黨內高層。

 

 


新四軍軍部領導人在江西南昌合影。前排左起:第雲逸、葉飛、陳毅、項英、黃道

一九四〇年,陳毅同誌(左一)和堅持南方三年遊擊戰爭的部分幹部於江蘇省溧陽縣水溪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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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六屆三中全會上晉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這標誌著毛澤東開始真正進入中共核心領導層的邊緣

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後,根據斯大林的指示,中共開始嚐試在全國最大的蘇區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按照慣例,原本中共中央總書記應該成為這個政府主席的唯一人選,但當時的上海臨時中央會議上,張聞天不同意 由總書記向忠發擔任政府主席,向本人也說,他在滬,又不去江西蘇區,故應由根據地的創立者和領導者毛澤東來任政府主席,這一提議不久得到了莫斯科的認可。毛澤東即被內定為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主席兼人民委員會主席。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澤東一躍成為蘇維埃中國的最高行政領袖(元首)。從此,毛澤東成為中共形式上的政治領袖之一,這為其後來在中共內部的政治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31年12月26日 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瑞金 (天意,巧合?)。

1931年11月,在王明的授意下,以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3人組成中央代表團在江西瑞金葉坪,召開了中共中央蘇區黨組織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贛南會議),會議批判了毛澤東的"狹隘經驗論"錯誤,免去其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位;

1932年,毛澤東擔任臨時政府主席的虛職,還繼續兼任著紅軍總政委的實權職務。

1932年10月,圍繞著紅軍如何作戰的問題,毛澤東與其發對者發生爭執,最終,與會人員以毛不能真正執行共產國際的指令為由,免除了毛澤東的紅軍總政委職務,並由周恩來接替;

1932年12月,上海地下黨再次遭到破壞。政治局常委盧福坦等被捕變節,致使張聞天陳雲等險些被捕。博古在請示共產國際後,決定整體遷移中央首腦機關遷到江西中央蘇區,次年1月,進入中央蘇區瑞金。張聞天,陳雲,博古,等先後相繼從滬到瑞金。

這些(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一到蘇區,下車伊始,就嗚哩哇啦,扣大帽子滿天飛。

1933年初,博古中央以反對"羅明路線"為由,猛烈抨擊毛澤東,毛的追隨者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等人先後遭到罷黜甚至關押,到了1934年1月六屆五中全會之後,毛澤東僅剩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虛職。

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對毛澤東這位實幹家和根據地軍事領袖的認可(非支持和力挺)態度決定了毛澤東雖然屢遭黨內淺薄書生和留洋歸來天使們的批判打壓,卻是下而不倒,死而不僵,始終保留了政治上再起(從頭越)的一線生機。

1934年1月,在反第五次大圍剿之際,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瑞金召開,改選了中央政治局,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項英、陳雲、王明、康生、任弼時、張國燾、毛澤東 11人 為政治局委員,劉少奇、朱德、關向應、鄧發、凱豐 5人 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全會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 為 常委 書記處書記,博古負總責。

 

1921年前 毛澤東是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主要負責人,1921年7月出席在滬浙舉行的中共一大會議。此後回湘繼續組織和發動革命,

1927-9-9 組織和領導湘贛秋收起義,為保存實力和火種,開拔羅霄山井岡山,占山為王,建立共產黨紅色根據地,

1928-4-28 朱德陳毅率敗兵殘部近800人也來投奔井岡山,彭德懷平江起義失敗後也於

1928-12-11帶紅五軍殘部約800人上井岡山“入夥”。

 

蔣介石對江西瑞金根據地和井岡山發動了一到五次大圍剿,這些大家都知道,此處不贅。

 

1930年8月,毛澤東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前委書記兼總政治委員。

1931年任中共中央蘇區中央局委員,代理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選為主席。從

1930 年12月到1933年2月,同朱德領導紅一方麵軍先後粉碎了國民黨的四次大規模軍事“圍剿”。

1933年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反對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指導方針,在他們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以後,就把毛澤東排斥於黨和紅軍的領導之外,執行不同的戰略和政策,從而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麵軍不得不退出蘇區,開始長征。

1935年1月,長征途中,在貴州遵義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結束了王明“左”傾路線的統治。隨後又粉碎了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勝利完成長征。紅一、二、四方麵軍三大主力紅軍在陝北會師,開創了抗日救亡的新局麵。

1935年12月,針對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華造成的危機,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後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策略》的報告,闡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

1936年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擔任這一職務凡40年直至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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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葉坪的 東華山古廟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澤東當選為人民委員會主席,開展反“圍剿”鬥爭。由於國民黨政府的經濟封鎖和王明“左”的經濟政策,中央蘇區食鹽、布匹、藥品極端缺乏,部分地方因缺糧甚至發生饑荒。這期間,毛澤東患瘧疾,因無藥可治,病倒了。到福建長汀養病。1932年1月下旬,轉到瑞金葉坪的東華山古廟。古廟廳堂正麵,供奉著眾多佛像,警衛員陳昌奉第一次看到這麽多雕琢精細、栩栩如生的佛像,驚奇地指著一尊菩薩說:“你們看,這菩薩的肚子這麽大!”說著,還伸出雙手在自己的肚子前比劃。毛澤東笑著告訴他:“這是彌勒佛,他的肚量大著呢,能容五湖四海。我們不是菩薩,可待人待事,也要有他那麽大的肚量才好。” 最後,毛澤東在這兒養好了病,開始了第四次反“圍剿”。

      毛澤東和賀子珍安置在左邊的一間廂房住,對門住的是廟裏唯一的那個老和尚,警衛員們就在大廳內分開打地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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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

1928年4月在大革命失敗後的革命低潮時期,經段德昌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7月22日與滕代遠、黃公略等領導平江起義,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5軍,任軍長兼第13師師長。

8月起率部在湘鄂贛邊界開展遊擊戰爭,建立革命根據地,成立中共湘鄂贛邊界特委,任特委委員。

年底(1928-12-11)率紅5軍主力到井岡山,同朱德、毛澤東率領的紅4軍會師。

所部編為第30團,任紅4軍副軍長兼第30團團長(軍長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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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 井岡山的軍事實力 其實隻有三個團, 28團,29團,30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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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剛成立時,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共產國際的總部在莫斯科,負責人是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亞人),共產國際東方部 在上海,米夫任副部長,是王明的太上皇。

中國共產黨初期實際上是個支部,是個兒黨,沒有自己獨立的主義和主張。這個狀態一直持續到1935年1月中旬的遵義會議,這次會議使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真正領袖毛澤東重新也是首次在全黨開始行使舵手和船長的職能。這時中國共產黨與與共產國際和蘇共是半個兄弟黨的關係。

中國共產黨真正成熟並成為一個獨立的平等的兄弟黨是從1949年4月打過長江,10月宣布成立共和國算起。

抗美援朝的勝利之後中國共產黨才成為一個完全自主的中國政黨,一個在東方在世界上,在共產主義陣營和全世界天平上舉足重輕的政黨和政體,一個國家實體,才開始國際三極之一的崛起。

中國共產黨的幼年是幼稚的(山東快書-大實話~),是隨著西北風飄搖動蕩的,追隨者蘇共黨內的路線鬥爭兒鬥爭,反托派,反左傾,反右傾,反反黨集團,,,,,。 其中一個滑稽的插曲是 依靠工人作為依靠工人階級,在此忽悠下,盧福坦,顧順章,向忠發,,項英,陳雲 等等所謂工人躍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盧福坦,顧順章,向忠發 等相繼被捕變節叛黨出賣並瘋狂搜捕共產黨昔日的同誌或部下,諷刺至極!

另一方麵,是留洋回國的 雲有和尚,奶油書生們,

這些1930年前後留洋回來的共產黨人,被中國曆來幾千年的 外來和尚會念經 和 這是西天取經回來的真經 崇洋媚外民族下意識所敬媚屈膝頂禮膜拜五體投地。加之共產國際蘇聯與民國政府的金援施受關係,這些從西天回來的人(包括28.5),都在國共兩黨和民國政府裏得到了重用和擢升。

著名如 周恩來,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為戴季陶),兩個月後繼任政治部主任。

博古於1930年5月,借道法國,乘輪船回國,抵達上海後,他擔任全國總工會宣傳幹事,從事地下工作。回國後的博古,在上海與王明、王稼祥、何子述等老同學相逢,後王明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長。1925年11月才入黨的一個普通新黨員,連中委都不是,竟然被指定或推舉為在滬的臨時中央負責人總書記。博古成為這時的總書記,其實是王明的一步暗棋,王明不願去瑞金蘇區吃苦,願意去莫斯科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團長(其實就是個代表小組),但是還想遙控中共中央,就指定小其十來歲的同為留蘇28.5的小馬仔博古占據這個王明信賴和自信能控製和聽命的臨時中央負責人總書記交椅。周恩來等老黨員老常委,竟然都聽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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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釋然地說:“井岡山是由四支隊伍組成,第一支是我率領的秋收起義的部隊;第二支是井岡山原有的袁文才和王佐領導的兩部分地方武裝,袁文才的隊伍當時在山腰茅坪,王佐的隊伍當時在山頂,也就是我們今天所在地茨坪;第三支隊伍就是朱德、陳毅帶來的八一南昌起義的部隊;第四支就是彭德懷和滕代運率領的平江起義的部隊。井岡山紅軍主要是這四支部隊組成的,這很容易弄清楚,難一點兒的是,這四支隊伍是怎樣一步步組成紅四軍、紅五軍的。”

停了一會兒,毛澤東感情深重地說,井岡山四支部隊的絕大多數同誌都犧牲了,現在活著的隻有幾十人,我們不能忘記這些犧牲的同誌,忘記他們獻身的理想和追求。

 

 

毛澤東不願住在那裏。他帶著賀子珍以及警衛班十三人到東華山去了。東華山在瑞金東麵二三十裏處,山上樹木蓊鬱,山頂有座古廟。毛澤東看中那古廟,住了進去。

據他的警衛員吳清回憶:“主席住左邊耳房。房內陳設極為簡單:一張桌子,兩把椅子,桌旁放著兩隻鐵皮公文箱。一張木床,床上鋪著一張邊帶條子的淺紅色線毯,上麵是白粗布床單。床上靠牆角的一頭,四四方方疊著一條舊棉被和一條紅色舊毛毯。”

毛澤東擺脫了冗雜的事務,步入這世外桃源般的東華山,便埋頭於讀書。他津津有味地讀《水滸》、《三國演義》之類的書。此外,他饒有興趣地讀著“鄭愛群”派人給他送來的報紙,內中有《申報》、《新聞報》,廣州的《工商日報》和《超然報》。自從當年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管理員以來,便養成了每日讀報的習慣。上了井岡山之後,難得見到報紙,他簡直如饑如渴地企望著得到報紙。據雲,他有一回派一支小分隊去襲擊一座縣城,不為別的,隻是為了從縣府裏搬回幾個月以來的報紙!如今,在瑞金也無法訂閱國民黨地區的報紙。一個名叫“鄭愛群”的人,在福建汀州給他訂了好幾份報紙,通過地下交通線不斷給他送來。

這“鄭愛群”的名字,是毛澤東為那人取的化名。此人的真實姓名叫傅連暲,汀州福音醫院院長。福音醫院是汀州頗有名氣的教會醫院,傅連暲是那裏的名醫,附近的豪紳達官生了病,總要請他看。一九二五年底,當傅連暲到連城為一個大地主看病時,偶然在客店裏結識了鄧子恢。鄧子恢把瞿秋白著《新社會觀》一書送給傅連暲,他看後頓開茅塞。從此,傅連暲的思想日漸激進。

一九二七年八月,賀龍部隊的營長陳賡在南昌起義受傷後,傅連暲收留了陳賡,讓其在福音醫院養傷。一九二九年三月,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打下了汀州,跟傅連暲結識。毛澤東便“拜托”他代為訂報……毛澤東在東華山上讀書、看報,每天還花四個小時給警衛戰士教文化課,上午兩小時文化學習,下午兩小時時事學習。有時,他還帶戰士們一起出去砍柴。農家子弟出身的他,砍柴的動作非常利索、熟練。看得出,毛澤東的身體還可以——他上一回在紅四軍“七大”蒙受打擊後,得了惡性瘧疾,倒是真的大病一場。

毛澤東人在山上,心在山下。他不斷地看報紙,看文件,記掛著山下那新生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命運。閑暇時,他把那些在馬背上哼成的詩詞加以整理、修改,謄清後給賀子珍一句一句地講解。每當山下來人,毛澤東總是詳細問起打贛州的戰況。說實在的,他這次上山,說是因病休養,其實是心中不快。除了贛南會議,還由於那場打不打贛州引起的大爭論……二月下旬,毛澤東在東華山上處理了一件重要的事。那是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上海的《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等陸續刊出《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伍豪”,即周恩來。當年,周恩來在天津參加覺悟社時,社員編號,他抽簽抽到五號,便以諧音“伍豪”作為筆名(鄧穎超抽到一號,以諧音“逸豪”為筆名)。周恩來明明在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怎麽會“脫離共黨”呢?顯而易見,那啟事是純屬捏造、混淆視聽的。

毛澤東當即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起草了布告,為周恩來辯護:事實上伍豪同誌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離共產黨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表那個啟事裏的荒謬反動的言論,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士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汙蔑……《伍豪事件的前前後後》,《中央黨史資料》,第二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在“文革”中,江青曾借“伍豪啟事”發難,毛澤東當即於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汙蔑。”《伍豪事件的前前後後》,《中央黨史資料》,第二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毛澤東在東華山上住了五十來天,連春節也是在那古廟裏冷冷清清地度過。三月上旬的一天,突然發生的事情結束了毛澤東在東華山上的休養生活。那天,毛澤東正在給警衛員們上時事課,忽然值班警衛前來報告,說是兩個騎馬的軍人正朝山上來。

毛澤東出去一看,來人漸漸近了,原來是項英和他的警衛員。項英遠道趕來,顯然有要事。果真,項英上了山頂,沒有歇一口氣,便對毛澤東說:“恩來同誌讓我專門來請你下山。” “是不是為打贛州的事?”毛澤東馬上猜出項英的來意。“是的,打贛州很不順利。所以,恩來同誌請你趕往前線。”項英答道。

毛澤東聽項英介紹了贛州前線的情況之後,馬上很爽快地說:“你先走一步,我隨後就到。”項英一走,毛澤東收拾一下文件,當天便下山。正在這時,烏雲翻滾,眼看一場大雨要傾瀉而下,賀子珍勸毛澤東晚一天走,別讓雨淋出毛病來。“不,我一工作起來,病就好了!”毛澤東說著,就迎著風雨下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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