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楊建民：胡適讀毛澤東詩詞

說起來，毛澤東與胡適的相交，時間還是頗早的。最初，他是通過文章知道胡適的。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引用毛澤東的自述說：“《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毛澤東後來到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胡適正在這裏當教授。這期間，他們是有過聯係的。胡適的日記裏，曾留下過這樣一筆：“毛澤東來談湖南事。”時間是1920年1月15日。關於這次會麵，胡適在1951年5月讀到蕭三的《毛澤東的初期革命活動》一文時，因為其中兩次提到毛澤東在湖南組織“自修大學”，便引起回憶：“毛澤東依據了我在一九二〇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學’見於記錄，似隻有這兩處，故我記在這裏。”

毛澤東自北京回到長沙後，隨即給胡適發了一張明信片：

適之先生：

在滬上一信達到了麽？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之處，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暫不多贅。此頌教安

毛澤東 寄寓長沙儲英源楚怡小學校

七，九

該明信片原件保存了下來。這大約是這兩位重量級人物之間交往的最明確證據了。

因了這一層關係，毛澤東在延安時，曾請去那裏訪問的傅斯年代向胡適轉達問候；借著這片東風，胡適在抗戰勝利後的1945年8月，向毛澤東發一電文，討論國事，力勸毛澤東及中共領袖：“宜申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力的第二政黨……”此時兩人的思想，已相去甚遠，毛澤東當然不可能接受胡適的建議。

除去這樣政治、文化的交流外，意外的，胡適還讀到過毛澤東的詩詞，並有過評價。雖然從解讀的角度和興味看，並未顯現出他作為新文學運動開山祖的胸懷，而是帶有一些政治偏見的看法，可是，胡適仍不乏文字敏感。盡管他先前未讀過毛澤東詩詞，可報上誤印製的錯誤卻能立即發現並指出，這功夫還是令人十分佩服的。

1941年2月初，正在美國擔任大使的胡適，從當地的《華僑日報》上，見到轉載的一篇署名“葉林”的文章《關於朱毛的片段》。文章引錄了毛澤東的詩詞各一首，朱德詩作三首。這引發了胡適的興趣。他將文章剪了下來，貼在日記本上，並對兩人的詩藝加以評議。

胡適當時見到的毛澤東詞，是作於1935年10月的《清平樂·六盤山》：

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

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詞中“望斷南飛雁”，報上誤印為“望漸南飛雁”。這個“漸”字，引起了胡適的質疑。他動筆將此字圈了起來，在旁邊加一個問號。“望漸”意思不通，對文字敏感的胡適馬上注意到了。此文在引這首詞時，並沒有詞牌，胡適讀畢，在詞末加注：“清平樂。”

葉林文章中引用的毛澤東的詩，是作於1935年10月的《七律·長征》。這首詩人們雖然熟悉，可當時所見字句與現在發表的略有不同，值得照錄：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泊懸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裏雪，紅軍過後盡開顏。

與現今定本不同處有二：“金沙浪泊懸崖暖”，今作“金沙水拍雲崖暖”；“泊”字當為誤抄或手民誤植。“浪”字，後來毛澤東自注：“水拍：改浪拍。這是一位不相識的朋友建議如此改的。他說不要一篇內有兩個浪字，是可以的。”“懸崖”是傳抄有誤還是作者當時原文，這裏就不好臆測了。

“紅軍過後盡開顏”，如今版本為“三軍”。現在看來，定本的意味要深長一些，內涵也較廣，可“紅軍”是當時稱謂，作者當時用的就是“紅軍”二字，也有可能。

毛澤東詩詞之外，還例舉了朱德的三首詩。因為胡適也有評價，所以值得略加介紹。

《移太行側》

停馬太行側，十月雪飛白。

戰士怯衣單，夜夜殺倭賊。

《住太行春感》

遠望春光鎮日陰，太行高聳氣森森。

忠肝不灑中原淚，壯士堅持北伐心。

百萬新師驚賊膽，三年苦戰獻吾身。

從來燕趙多豪俠，驅逐倭兒共一樽。

這兩首詩，後來發表時多有改動。例如第一首中“停馬太行側”，後來改為“佇馬太行側”，文氣多了；“戰士怯衣單”改為“戰士仍衣單”，意思好了許多。兩首的題目後來也都有改動。

讀完毛澤東、朱德詩詞，胡適在日記裏發表議論：“毛的詩詞還可看。”針對毛、朱二人均寫舊體詩，胡適感到頗為不解：“兩人各有七言律詩一首。這些新人偏要做舊詩，真可怪！”

1959年，在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於3月寫作《自由與容忍》一文時，讀到了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詩詞十九首》。大約因為大陸大批胡適未久，積了一肚皮的怨氣，胡適便認為這本小書由“文物出版社”（胡適日記裏加有“所謂”二字）出版，“真有點肉麻！”對於寫成並發表未久的《遊仙 贈李淑一》（後更名《答李淑一》）一詞，胡適抄錄了下來，並發表評論：“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國文人’大捧的‘蝶戀花’詞，沒有一句通的！抄在這裏”：

《遊仙 贈李淑一》

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廣袖，萬裏長空，且為忠魂舞。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胡適說此詞“沒有一句通的”，是什麽意思？大約是說押的韻腳吧。在當天的日記之末，他這樣說：“我請趙元任看此詞押的舞，虎，雨，如何能與‘有’韻字相押。他也說湖南韻也無此通韻法。”胡適本人是深通音韻的，可他不敢過分自信，還請趙元任來幫忙。趙元任是著名的語言學家，對音韻研究甚深，造詣極高，他的看法，應該是不差的。

這首《蝶戀花》詞，胡適僅從韻腳不協這一點，認為此詞“沒有一句通的”，感覺上有些泄憤的意思。詩詞還應當從內容、意境等方麵解讀，可胡適完全不言及此，有以偏概全的味道。他在前麵所說“最末一首即是‘全國文人’大捧的‘蝶戀花’詞”一句，大約是從其他資料上見到大陸文人寫的有關此詞的解讀文章而發。從胡適的基本觀念出發，這樣過分吹捧國家領袖的做法，是不恰當的。

可以證明胡適對毛澤東詩詞有政治偏見的，還有著名學者何炳棣的一段回憶。1960年8月，何炳棣來到胡適在紐約的公寓。胡適在談話中告訴說，何炳棣在1958年英譯的兩首毛澤東《沁園春》（一為《長沙》，一為《雪》），他看了後很不舒服。何炳棣在英譯序文中對毛澤東的詩詞才華作了肯定，胡適卻誇張地說：毛的那兩首詞裏的有些句子，還不配稱為薛蟠體呢。何炳棣堅持不讓。他指出毛澤東詞的修辭、氣魄、意境（例如1925年所寫的《長沙》，前半寫景之中摻進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等等），皆有可取之處。胡適還堅持自己的看法。何炳棣另辟蹊徑，說胡適在與黎錦熙、鄧廣銘合寫的《齊白石年譜》中，稱讚齊白石的詩作得好，好就好在他的薛蟠體，為何現在對毛澤東的詩詞又用雙重標準來挑剔指摘呢？胡適略思考一下，忽然用英文說：“But I have to admit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但是，我必須承認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

何炳棣也隨即用英文回應：“Now，since the father of the 20th-century Chinese Renaissance says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how can he be too lousy a poet？！”（既然中國20世紀文藝複興之父都承認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他怎麽會是一個糟糕的詩人呢？！）聽到此，胡適也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顯然，胡適對大陸的認識，影響到他對毛澤東詩詞的基本判斷。

據文學史家唐弢先生回憶，1956年時，毛澤東曾說過：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麽？批判嘛，總沒有什麽好話。說實在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紀，那時候，替他恢複名譽吧。

從胡適的為人及為文表現的立場看，毛澤東並不多麽了解新文化運動之後的胡適。那麽，胡適在那以後的歲月，不理解毛澤東，同時很難領會毛澤東的詩詞意味，也就很正常了。不過，透過胡適對毛澤東詩詞的閱讀，我們還是能看出，政治態度的異同，完全可能影響到文學欣賞及評價，雖然我們知道這兩者之間彼此評價標準相距甚遠。

楊建民，《南方周末》 2012-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