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信： http://szama.org/html178/178/722.html
孫美瑤 臨城劫案：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9%E7%BE%8E%E7%91%B6/344424
原信：
經國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載。幼時同袍，蘇京把晤，往事曆曆在目。惟長年未通音問，此誠憾事。近聞政躬違和，深為懸念。人過七旬，多有病痛。
至盼善自珍攝。
三年以來，我黨一再倡議貴我兩黨舉行談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國統一大業。惟弟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餘期期以為不可。世交深情，於公於私，理當進言，敬希詮察。
祖國和平統一，乃千秋功業，台灣終必回歸祖國，早日解決對各方有利。台灣同胞可安居樂業，兩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離之痛，在台諸前輩及大陸去台人員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於亞太地區局勢穩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嚐以“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自勉，倘能於吾弟手中成此偉業，必為舉國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國家，名留青史。所謂“罪人”之說，實相悖謬。局促東隅，終非久計。明若吾弟，自當了然。如遷延不決，或委之異日，不僅徒生困擾，吾弟亦將難辭其咎。再者，和平統一純屬內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圖我台灣，此世人所共知者。當斷不斷，必受其亂。願弟慎思。
孫先生手創之中國國民黨，曆盡艱辛，無數先烈前仆後繼，終於推翻帝製，建立民國。光輝業跡，已成定論。國共兩度合作，均對國家民族作出巨大貢獻。首次合作，孫先生領導，吾輩雖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輩身在其中，應知梗概。事雖經緯萬端，但縱觀全局，合則對國家有利，分則必傷民族元氣。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責難謝。雙方領導，同窗摯友，彼此相知，談之更易。所謂“投降”、“屈事”、“吃虧”、“上當”之說，實難苟同。評價曆史，展望未來，應天下為公，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最高準則，何發黨私之論!至於“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雲雲，識者皆以為太不現實，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義之真諦，吾輩深知，毋須爭辯。所謂台灣“經濟繁榮，社會民主，民生樂利”等等，在台諸公，心中有數，亦毋庸贅言。試為貴黨計，如能依時順勢，負起曆史責任，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統一，則兩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圖振興中華之大業。否則，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識之士，慮已及此。事關國民黨興亡絕續，望弟再思。
近讀大作，有“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之語，不勝感慨係之。今老先生仍厝於慈湖，統一之後，即當遷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廬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於國家。”誠哉斯言，盍不實踐於統一大業!就國家民族而論，蔣氏兩代對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個人而言，可謂忠孝兩全。
否則，吾弟身後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決非命運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係於一念之間。當今國際風雲變幻莫測，台灣上下眾議紛紓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盼弟善為抉擇，未雨綢繆。“寥廓海天，不歸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懷舊，如弟方便，餘當束裝就道，前往台北探望，並麵聆諸長輩教益。“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遙望南天，不禁神馳，書不盡言，諸希珍重，佇候複音。
老夫人前請代為問安。方良、緯國及諸侄不一。
順祝
近祺!
廖承誌1982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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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5月間，發生了轟動國際的臨城劫車案。
民國12年5月6日淩晨2點半，津浦路北行車經過離臨城站約三公裏的沙溝山時，司機在彌漫斜月下，發現前麵黑影幢幢，汽笛的尖嘯聲趕不走他們，於是來個緊急煞車。由於駛行速度過高，車子一時停不下來，走到長約數十丈的拆去了接軌針子的鐵軌上，前麵機車、郵車、三等客車一齊出軌傾覆。接著就是一陣槍聲，隨著槍聲就出現了1000多名腦後垂辮的土匪，蜂擁前來，跳到臥車上打劫財物，綁架乘客。
這列車上載有參加山東黃河宮家壩堤口落成典禮的中外記者和外國旅客多名。除英僑羅斯門睡在頭等臥車中企圖抵抗，被匪徒開槍打死外，共被綁走外國旅客19人（《密勒士評論報》主筆鮑威爾也在其內），以及中國旅客100餘人。
這消息一公布，北京政府可嚇壞了。各國公使怕傷了僑民生命，堅決反對用武力，但又一天幾次催迫總統黎元洪想辦法。5月7、8兩日，英、美、法、意、比五國公使先後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嚴厲的抗議，上海美僑電請美國總統哈定迅速營救被擄西僑，北京美國駐軍要求采取直接行動，美國國防部長台維士公然向國務卿許士建議出兵中國。日本雖然並沒有僑民被擄，但是日本報紙也幸災樂禍地鼓吹組織國際聯軍共管中國鐵路。
5月9日，五國公使限北京政府於三日內將全體被俘外僑救出，否則每隔24小時，須加賠款若幹。北京政府為此慌了手腳，把一切政務都停頓了下來，集中全力討論營救外僑問題。
被擄的中外肉票，都被押往匪巢抱犢崮山麓。抱犢崮是山東嶧縣的轄境。以前張敬堯做蘇、魯、豫、皖四省邊境剿匪督辦時，不剿而撫，於是匪變為兵。張敬堯在湖南失敗後，兵又變為匪，加上張勳、張文生失敗後，留下來的殘兵敗將，大部散在魯南山區，所以鄒、滕、嶧三縣多年來一直是土匪橫行的地區。
孫美瑤得手之後，便照著孫桂枝的主意，先把四個外國女客釋放，同時教她們向官方轉達三個條件：一是迅速將圍山官兵撤出十英裏以外；二是收編匪軍為一旅以孫美瑤為旅長；三是補充軍火。綁匪的目的在於解抱犢崮之圍，收編他們為國軍，並不是要贖款。從山上送下來的第一封信，是上海《密勒士評論報》記者鮑威爾所寫的，勸告政府軍勿攻山，須求和平解決。全體外俘都在信上簽了名。
信上說：“被難旅客，除華人外，有屬英、美、法、意、墨諸國之僑民數十人，警告官兵，勿追擊太急，致不利於被擄者之生命。”
由於外交團堅決主張派人和土匪講和，以免危及外俘生命，所以5月20日起從北京、濟南、徐州各處趕到棗莊來跟孫美瑤談判的大員，計有山東督軍田中玉、省長熊炳琦、交通總長吳毓麟、曹錕代表楊以德、徐海鎮守使陳調元、江蘇交涉員溫世珍等，真是冠蓋雲集，把小地方的老百姓都嚇呆了。此外上海總商會、記者公會以及滕縣、嶧縣的士紳等等也絡繹而來。有關各國駐濟南的領事等，也擺出了“洋大人”的架勢，跑來督促進行。
孫美瑤沒料到事情會鬧得這麽大，不免有些慌張，他底下那些小頭目如郭琪才、周天倫等則意見紛歧，各有打算。有的主張適可而止，不宜鬧得太過分；有的則看準了政府害怕外國人，不敢使用武力，主張趁此機會大大地撈一票。全虧孫桂枝以老當家身份，從中主持。山裏的生活條件太差，匪徒的性格又很粗暴，被綁的肉票吃不了苦，死的很多，他也得分心照顧。至於向官方提談判條件，當然更非他出場不可了。但他很善於隱蔽，自己並不出麵，隻跟在別人背後，暗暗指掇，因而官方最初竟沒有注意到他。直到後來談判到了一定階段，匪方答應先釋放一批中外肉票時，才發現匪方所出的釋放證上，都由孫桂枝一人簽名蓋章，有個叫秦榛元的小孩子，因為沒有這張釋放證，竟被臨時攔回去，大家才知道匪方實際的首領是孫桂枝。
圍山的官軍有一年半沒有領到軍餉，隻好經常把軍火賣給土匪，田中玉了解這種情勢，怕官軍靠不住，所以特從濟南調來自己可以信賴的軍隊1500人，用以自衛。
官匪開始進行和談時，官方找到嶧縣紳士李麟閣等上山接洽，楊以德找到張敬堯舊部郭泰勝充當官匪之間的調人。山上土匪非常愛戴張敬堯，因此北京有人建議起用張勳、張敬堯辦理招撫事宜。
北京政府和綁匪方麵第一次正式談判，是在民國12年5月15日，談判地點是中興煤礦公司，官方是由山東督軍田中玉和山東省長熊炳琦親自出馬，匪方代表是周天鬆。匪方提出幾個條件：
（一）政府軍解除包圍，撤回原防；
（二）收編匪軍為一旅，以孫美瑤為旅長；
（三）補充軍火。
官方認為除了第三條都可以接受，官方提出分三批釋放外俘。雙方準備簽字時，匪方要求外國人和鄒縣、滕縣、嶧縣三縣士紳一同簽字擔保官方履行條約。原來匪方鑒於以往官方曾有過背盟殺降的事情，民國8年旅長唐天喜以釋放肉票，不咎既往為條件，收編一支匪軍，後來匪首17人全部被殺，因此他們深懷戒心。這個補充條件也被官方接受了。
談判成功後，交通總長吳毓麟“義憤填膺”，自告奮勇願意入山為質，交換“洋票”提前釋放；接著山東省長熊炳琦也願“附驥尾”，偕同上山。消息傳到北京，黎元洪馬上打電嘉獎吳、熊的忠勇，勸他們提早回到北京。吳景濂、張紹曾、王承斌也有電報勸他們不要“投井救人”。其實吳毓麟到棗莊來是看熱鬧的，他每天坐在“花車”上玩雀牌，根本未過問任何事情，隻揀了一個好時間打出那個漂亮的電報，當他接到北京“勸阻”的電報後，就“滿載盛譽”回返北京。
5月16日山東督軍田中玉下令政府軍解圍撤退，並委孫美瑤為招撫司令，派人持令上山。不料匪方卻變了卦，孫美瑤當著官方代表的麵，扯碎了委任令，並且致函田中玉，自稱建國自治軍總司令，否認官匪所簽訂的和平條件，宣稱必須政府軍完全撤退，並接濟山中糧食後，他召集山中領袖舉行會議，才能提出匪方的正式條件。
孫美瑤的變卦是因為看準了官方還會讓步，認為這筆買賣可以大撈一把，因此推翻了先一天簽訂的官匪和約。這一來，使北京公使團大為吃驚，接連照會外交部阻止政府軍改撫為剿，還叫北京政府責成曹錕轉令山東當局和平了結，以免傷及外俘。
官匪繼續談判，匪方提出一次比一次更苛的條件，如要求任命張敬堯為山東督軍，改編匪軍為兩師，劃滕縣、鄒縣、嶧縣為他們的勢力範圍，政府軍撤出百裏外，蘇、魯、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須一律予以收編以及六國提供保證等。
匪方條件越提越苛，官匪談判便無法達成協議，時間一天一天過去，各方的怨責交集於北京政府。
官匪既然談不攏，1923年5月21日，山東督軍田中玉到北京述職，堅決主張改撫為剿，內閣總理張紹曾也主張“剿”，擬派馮玉祥為剿匪督辦。可是這個打算泄漏出去，外交團擔心的是在匪手中的“洋票”，因此強烈表示反對，曹錕也大不以為然，力持異議。田中玉乃親赴保定謁曹，密告並非真的剿匪，隻是由於匪窟情形很艱苦，外強中幹，政府宣布剿匪不過是表麵的恐嚇，實際則是“明剿暗撫”，恫嚇匪方放棄過苛的條件。
官匪談判破裂後，果然匪方外強中幹，在19名外俘中找到了一位在歐戰時期得過勇士勳章的法國人裴雨鬆，叫他宣誓保證回山，派他攜帶新條件下山接洽，限政府軍於22日下午6時以前撤回原防。不料裴雨鬆一去不返，山上外俘打電報叫他回來，他卻置之不理。匪方十分驚訝，外國人竟也不講信用，何況這個外國人還是一個馳名的“勇士”！
為了防止政府劫走“洋票”，20日匪方將西俘三名移置山頂洞穴內。原來抱犢崮在地形上像個倒掛葫蘆，山頂上大約有兩英畝的盆地，但是山腰十分狹小，由一道陡削的山壁上攀援而上，兩旁鑿有攀石或者嵌以木樁，攀附而上的必須緊抓木樁或攀石，一撒手就有跌入萬丈深淵的危險。根據當地的傳說，由於大牛不能上山，而山上又有可耕的盆地，所以隻好把小牛抱上山去飼養，因此有“抱犢”之名。山頂周圍掘有壕溝，中間築地穴用以收容俘虜，還有三個蓄水池和不計其數的大小缸，用以蓄積雨水。地穴內收容中國俘虜多名，被俘時間有長達三年以上的，他們枯坐等死，像老僧人定一樣。其中有坐在草薦上的兒童數十名，年齡自五歲至八歲不等，匪方視同廢票，因此所受的待遇更為惡劣，一個個都像皮包骨頭的活骷髏。
當這些消息在報上傳出後，才激起全國朝野的憤怒，一致譴責北京政府對本國肉票的痛苦遭遇視若無睹，卻隻一心一意地援救外國肉票，真是毫無心肝。
三名西俘移置山頂，是用繩索吊上山的，其中63歲的英國人斯密士在西俘中年紀最大，他是因為患了失眠症，特地到中國大陸來“旅行療養”，現在被懸吊在半空中提到山上去，使得他的失眠症發作得更厲害，幸而這時山上和外界已可通郵，因此在山上的西俘可以從山下取得接濟，斯密士的安眠藥可以寄來，所以勉強還可應付。自上海寄到的大批罐頭食物、香煙、水果、報紙、雜誌，匪方都全部轉交西俘。
西俘還有言論和通信的自由，上海《密勒士評論報》首先發表了鮑威爾的“匪窟通信”，描寫俘囚生活和山中風景，但是有一件事鮑威爾避而不談，那是當土匪把他和另一個西俘押解到巢雲觀時，曾令他們向神佛磕頭，旁邊有人撞鍾擊鼓，他們都做了。
由於政府軍態度日益強硬，裴雨鬆下山一去不返，匪方於25日又叫鮑威爾宣誓下山，限於24小時內回返，並派匪兵兩人為隨。
鮑威爾帶了匪方三個條件：
（一）發給匪軍六個月的軍餉；
（二）收編匪軍1萬人；
（三）以張敬堯為山東督軍。
官方拒絕了匪方這三個條件，鮑威爾遵守誓言，於當天折返匪窟。
12年5月26日田中玉由北京回到棗莊來，命令政府軍加強合圍，並派飛機繞山投下傳單，匪情更為惶恐，除要求外俘修書求和外，又派鮑威爾攜帶兩個比較讓步的條件下山，這兩個條件是：
（一）政府軍解圍撤退；
（二）收編以二旅為限。
官方提出了兩個反條件：
（一）先釋放西俘三分之二；
（二）收編匪軍以有槍者為限。
5月31日匪方將已經移送山頂上的西俘三人送下山來，並且首先釋放了年老多病的斯密士。
這位為了醫療失眠病而到中國旅行治療的斯密士先生恢複自由後頓時成為新聞人物，他發表了一封通訊，敘述他被擄的感想，他認為這次被擄是他一生中最可寶貴的經驗，但是他又鄭而重之地說他不願再遇到這種曆險的經驗，即使有人拿100萬美金和他打賭。他本來旅程中還有東北沒有走完，可是當他聽說張作霖也是“紅胡子”出身的時候，他就堅決地表示要結束在中國大陸的“旅行治療”，匆匆收拾行囊，回返英國去了。
官匪雙方所以不易談攏的原因在於彼此不信任，官方唯恐接受了條件，匪方不放人：匪方則擔心放了人，官方會把條件推翻。這是一個結，如果無法解開，一切白費。美國人安德臣倒很聰明，已看透了這一點，便想出了一個雙方互提保證書的辦法，征得田中玉和孫桂枝同意，由安德臣保證官方絕對履行收編條件，並赦免各匪過去所犯一切罪行；孫桂枝保證匪方在受編後一定恪遵軍紀，效忠國家。但簽字之後，匪方仍有顧慮，覺得一張紙能有多大用處呢？官方真要翻臉不認帳，這張紙又抵不了免死牌，於是繼續一天天地拖著，遲遲不肯把肉票放出。
臨城劫車案驚動了中外，無意間使陳調元出了名。陳調元是徐海鎮守使，臨城劫車案發生在山東境內，原不關他的事，後來因為田中玉等顢頇無能，事情久延不決，曹錕要齊燮元派人去幫忙，齊燮元才派了這員大將去。陳調元慣於與土匪打交道，很懂得他們的心理。他到棗莊之後，和孫桂枝、周天倫等幾個匪首一談，便立刻得到了他們的好感。
既然官匪之間不能談得攏的原因在於互不信任，就需要有一個真正願意“入地獄”的官員。陳調元到了臨城，看到這是個關鍵問題，便很慷慨地拍拍胸膛，願意立刻上山。田中玉當然讚成，匪方也同意了，陳便帶了江蘇交涉員溫世珍、美國人安德臣、嶧滕兩縣士紳及上海總商會代表孫壽成等一行20人上山。表麵上當然不說是去做抵押品，而是說接引全部番票和部分華票下山。
陳調元到臨城去的時候是帶著兩個旅同去的（準備協助山東官軍進行圍剿之用），如果匪方釋放了肉票，田中玉突然翻臉，要向抱犢崮進攻，他那兩個旅為了他的安全，就會用武力製止。反過來，若是匪方既不釋放肉票，又不讓他下山的話，他那兩個旅就會首先全力進攻，這一點孫桂枝是不能不顧慮到的。所以盡管別人上山是件險事，他卻完全不用擔心。
陳調元到了山上，孫美瑤等看他態度和平，一句話一個哈哈，而且有酒就喝，有飯就吃，毫無拘束，真像到了老朋友家裏一樣，因此大家對他都親熱得了不得。當天下午，便讓溫世珍和安德臣兩人先把全部洋票和六張華票送出山去。持續了一個多月的僵局就此打開。
孫桂枝、孫美瑤叔侄把陳調元等十幾人讓進一座臨時搭蓋的大席棚去設宴款待，實際就是留著作抵押。
陳調元在席上舉杯暢飲，坦然不疑，看到孫美瑤兩眼有些紅腫，便問是不是病了，孫美瑤說是這幾天山上事情忙，熬了幾個夜晚的緣故。陳調元立即從懷裏掏出一副黑眼鏡來送給他，一麵拍著他的肩膊說：帶上吧，這樣會好一些。老弟！你是一寨之主，應該格外保重！孫美瑤從出娘胎來沒有人這樣關心過他，當然把他當作好人了。
陳調元自己原帶著兩個衛兵，田中玉派的一個旅長吳長垣也有一個衛兵，都帶有匣子炮。當晚臨睡之前，足智多謀的老匪首孫桂枝忽然賠著笑臉向陳調元說：
“鎮守使，您老早些安置吧。夜晚咱們這兒到處派崗哨，決不會出什麽事……倒是，你們帶來的幾位弟兄沒事最好別出去，免得發生誤會……”
他的話才停，陳調元心裏已雪亮了，立刻命令衛兵：“把家夥卸下來，交給老當家的，準沒錯。”
孫桂枝也不由十分佩服陳調元的機警。
陳調元不但和匪方敷衍得很好，就是跟他一路入山的官紳他也竭力拉攏，顯得非常熱情。他拿出一本日記簿來，請各人簽名，說是難得這樣聚在一處，而且還一起上山辦這樣尷尬事，可算患難之交。大家也都覺得這位鎮守使既有魄力，又沒有架子，真是一個難得的將領。
陳調元上山時，官方先送了2000套軍服給匪方，並運送糧食接濟匪區，這顯示雙方已極接近。加上陳調元的籠絡，遂使震動全世界的臨城劫車綁票案，逐漸煙消雲散。
田中玉看見和談已經成功，問題接近解決，於是乃先行回省，派軍務幫辦、第五師師長鄭士琦在棗莊辦理善後問題。鄭士琦接辦善後前，北京的外交團曾有一個決議，是由各國駐華武官組織一個委員會，分往中國各鐵路線調查擄案情況，北京政府允許他們自由前往，並令有關人員予以協助。
1923年6月1日，各國武官團到了棗莊，鄭士琦沒有到火車站歡迎這些“洋大人”，使得他們大為惱火。鄭士琦請這些外賓午宴，他們竟集體不去，鄭士琦知道原委，於是趕來賠了許多不是，道歉說好話，最後這些“洋大人”才勉強接受，大模大樣地前往參加宴會。
當天，他們讓中國軍官帶路，乘馬前往山區偵察路徑，其實這也不過是一番做作，根本偵察不出一個名堂來，因為這個時候，土匪已經表示就撫，西俘都已釋放。
6月2日，孫美瑤隨同陳調元下山，和鄭士琦簽訂了和平條約，當天陳調元又陪孫回山進行點驗事宜，點驗結果，全部匪軍實數隻有3000人，有槍的不到1200人，匪窠中無論男女老幼，一律給以免死證，有不願入伍的，準其繳械遣散，個人財物準其攜帶回家。
6月12日，最後一批西俘八名全部釋放，13日全部回到上海，一場轟動世界的劫車綁票案，從開始到結束，曆時37天。
匪軍於6月27日正式改編為山東新編第十一旅，孫美瑤當了旅長，周天鬆、郭天才為團長，指定郭裏集為這一旅的防地，孫桂枝當了旅部的軍需長。
本來孫美瑤曾經提出要殺何鋒鈺（山東第六混成旅旅長兼兗州鎮守使），替兄報仇，同時外交團也要求北京政府懲處山東負責的長官，於是活該倒黴的何鋒鈺受到了撤職查辦的處分，這是6月25日的事。
孫美瑤幹了一場轟動世界的綁票，他隻做了六個月的旅長，曹錕為了徹底消滅孫美瑤部，於12月19日通過新任山東督理鄭士琦；指使兗州鎮守使張培榮，在棗莊中興煤礦公司擺下“鴻門宴”，將孫美瑤誘至，以“怙惡不悛”、“野性難馴”、“抗命不遵”等罪，將孫美瑤殺死。其部隊解散的解散，改編的改編。
不過臨城匪徒的幕後人孫桂枝仍然逃走了，他帶了一批殘部，在魯南山區流竄，官方始終對他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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