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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檸
金瓶梅》以明代山東清河縣市井日常生活為背景，講述了一個以官商西門慶及其眾妻妾為核心的欲望故事。前八十回是因，後二十回是果。開局時盡享繁華，認娼作妻；結局時妻離子散，妻入娼門，可謂是“因果報應絲毫不爽”。《金瓶梅》與《紅樓夢》為中國敘事文學之“雙璧”，一者寫“情”（賈寶玉為“情聖”），一者寫“欲”（西門慶乃“欲郎”）。這裏的“情”和“欲”，都是中國傳統文學中所忌諱、所逃避、要刪除的。因此，《紅樓夢》和《金瓶梅》如中國文化中的“飛來峰”，都具“史家筆法”，而不強就儒、釋、道既定成說，重在“情”和“欲”二字，試圖填補中國敘事文學中“情”與“欲”的空白。
《金瓶梅》中的主人公西門慶是一個活得“不亦樂乎”的人，既沒有阿Q那種因物質匱乏而產生的困擾，也沒有賈寶玉那種因精神問題而生出的不滿，西門慶就是一個快樂的大活寶。西門慶的快樂來源與前麵兩者都有差別。就執著於肉體欲望這一點而言，西門慶與阿Q相似；而不同於阿Q欲望經常不能得到滿足，西門慶欲望的滿足總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就肉體欲望能輕而易舉滿足這一點而言，西門慶與賈寶玉相似，不同在於，賈寶玉的目標在“情”這種超越肉體欲望的東西，西門慶沒有這些要求，他隻對“欲望”本身感興趣，因此西門慶沒有賈寶玉的大苦大悲。
西門慶的快樂秘訣很簡單，就是一個“過”字：過分、過度、過失、過猶不及進而一過再過，一直到過世罷休。其一生就是在這個“過”字的控製下“及時行樂”的一生。他在追求金錢財富和女人上貪多求眾，他的快樂就是建立在對貪欲無盡的需求之上。西門慶的快樂，就是肉體的超前支出。為此，他成日需要吃肉飲酒，還要求助於外藥之術。由此觀之，西門慶實在是一個極端分子，他與中國文化主張節製、中和之美德毫無關係，所以稱西門慶為“惡人”一點也不為過。
要滿足肉體快樂的不斷支出，必須保證財富的不斷增長，為了財富的不斷增長，就必須要為財富尋找保證，權力就是最好的保證。西門慶通過不斷積攢錢財、官位、女人，將“權力—金錢—女人”三個原本不甚相關的東西，聯係在一起，仿佛變成了一個“三位一體”的“西門神”，在清河縣乃至東平府，呼風喚雨、獨霸天下。這位三十歲出頭的商人，開著個生藥鋪和幾家綢緞店，搞一些官倒、走私、偷稅的伎倆，竟然攪亂了清河縣，波及了東平府，驚動了皇帝爺。這個與肉體快樂相關的，由“權力—金錢—女人”所構成的“欲望三角形”，就成為了西門慶滿足其惡人之樂的堅固基礎。
西門慶之所以能一過再過，沒有外在阻力和約束實現他的惡人之樂，是因為他的家庭——他及時行樂的主要場所，實在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家庭。在他的家庭中，缺乏嗣承關係、同胞關係，姻親關係更是混亂不堪。按照常理，傳統家庭中人倫禮法的實施過程，應該由家族內部家法和輿論監督，但西門慶的家庭，在縱向上看是個孤島，在整個清河縣城，姓西門的獨一無二；在橫向上看，它並不通往時間上的祖先，而是通向當下的官府和權力，所以道德對他沒有約束力。為了滿足做嫖客能偷和嫖的隱秘心理，西門慶便直接把妓女找到家裏來，家裏天天花天酒地接待各級官員，酒席上要請歌妓作陪，於是來了一群妓女——李桂姐、李桂卿、吳銀兒、鄭月兒、韓金釧兒、鄭愛香兒等。妓女李桂姐成了吳月娘的幹女兒，更能名正言順進出於西門慶的家門。至此，西門慶的家庭成為一個宮廷和妓院的模仿品，同時具備了皇宮的權威性和妓院的淫亂性，或者說是在金錢支配下的畸形的權力和畸形的自由。
西門慶有了“權力—金錢—女人”穩固的“欲望三角形”做基礎，又把自己的家庭改造成為宮廷加妓院的模式，終於“功德圓滿”地實現了其惡人之樂的理想，足不出戶，盡享皇宮和妓院的雙重快樂。然而，“次第明月圓，容易彩雲散。樂極生悲，否極泰來，自然之理。西門慶但知爭名奪利，縱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惡盈，鬼錄來追，死限臨頭。”這是第七十八回的話，到第七十九回，西門慶就淫欲過度而死。
西門慶的“女人—金錢—權力”這個“欲望三角形”，和當皇帝與當嫖客合二為一的結合體，呈現了世代流傳的欲望故事的潛在構型，代表了中國男人最心儀、最隱秘的夢想。能當上皇帝的人畢竟少，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庸常人，而這些占多數的中國男人，不是阿Q，就是西門慶。或者說，窮則阿Q，達則西門慶。至於“情聖”賈寶玉，實在是個稀罕物兒。
（本文選自《文學與快樂》，張檸 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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