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我不罵“中共”
（藍字均可點擊）
001 關於“外交部戰狼發言人”的留言
002 關於“地方衛生局決定機場抽血”的留言
003 關於“作家協會海外會員”的留言
004 關於“紅x代與精英”的留言
005 關於“中共”兩字的留言
006 關於“一代人隻能幹一代人的事”的留言
007 關於“國、黨國、人民，是不是一回事”的留言
008 關於“槍口抬高1厘米”的留言
009 關於“中西對比中弑君現象”的留言
（所有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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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個新冠，最近網上論戰頻頻發生，用一位朋友的句子：論戰的雙方都是激情飽脹的。不過，再讀讀，我覺得其實也沒有什麽“論戰”，都隻是各說各的，各有一批擁護者。人，往往是隻讀自己想要讀的，隻相信自己已經相信了的東西，不管這個“相信”亦或“信仰”是怎麽來的。
《為什麽我不罵“中共”》，這應該是一篇很需要邏輯、很需要層層遞進剝皮式論證的題目，但我不會，我是喜歡寫案例並“編劇”的人，我喜歡把人放到一個場景中，把“我”、把“你”，放到一個個小舞台的中央，讓大家知道所謂“正義”“勇敢”的虛假；另外，我還是屬於非常意識流，喜歡想到哪裏就說到哪裏並寫到哪裏，還喜歡把各種曆史片段錯位地寫、穿插地寫。就因為這樣，我周圍的朋友常常會突然提起我3年前或5年前甚至10年前說的話，並對我說：我現在理解你了……
所以，對於這個《為什麽我不罵“中共”》，與其再囉裏囉唆地“論證”，不如把我以前在各處的留言匯集起來，編撰一部《土豆語錄》，碰碰運氣，看看會不會成為又一部《方方日記》。
001 關於“外交部戰狼發言人”的留言
和朋友聊天，朋友對現在外交部發言人非常不滿，而我卻表示理解，並說明原因。
回憶案例A：
2011年7月的動車追尾事故。“他們是這麽說的，至於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這是一個奇跡”，因這兩句話而成名的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於同年8月16日被免去宣傳部長一職，並於次日17日，赴波蘭華沙任鐵路合作組織中方代表兼副主席；2014年11月29日，王勇平結束在波蘭的工作回國；回國後不久，被任命為中國鐵路文聯主席兼秘書長，直至2015年11月27日退休。
回憶案例B：
2004年，“中法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40周年，在這之前有幸接到一個法國媒體的工作：協助拍攝北京外交部舉辦的一係列活動。去了北京，跟著法國人和孔泉開了幾個小會。後來借一次隨意聊天的機會問了孔泉一個小問題：前任外交部發言人的去處。答：一般都是派往國外……
簡單講，領導們不能直接出麵發話，但可以通過各類選拔方式選出一批人才/知識分子/精英（隨你怎麽稱呼都可以）充當“發言人”。他們的作用就是出去講話，出去“接軌”，如果運氣好，任職期間沒特殊事情發生，則上下同樂；而一旦出了“特殊事件”，比方講動車出軌、病毒出逃……那麽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發言人”得出去幫領導頂住，由下往上一級一級出去死扛，直到外交部長等。作為回報，國家領導會讓你出國，既是避避風頭，也是給後任樹立一種榜樣：領導明白，不會虧待你們的。而且不僅你出國，根據情況你孩子也可以一起出去，在國外的讀書經費也由國家承擔……
如此一二三十年，“外交世家”就被培養出來了。三級城市、四級城市，窮鄉僻壤曠野中有的是“考試精英”。早日離開鳥不拉屎的貧瘠土地，早日定居北上廣，早日出任各國使節，早日讓自己的孩子有機會進入名媛舞會……犧牲我一個老爸老媽的臉麵又何妨？
朋友聽完唉聲歎氣，說了一聲：無語，但理解了……
002 關於“地方衛生局決定機場抽血”的留言
這個案例其實是我經常說的，有趣的是，外國朋友（搞哲學曆史類的）聽後常會說：對於中國，我們不知道何時何地會發生何種荒謬之事，但我們知道一定會隨時發生的……
而我的中國朋友聽後往往會一臉驚訝地問道：政府為什麽要這樣做，目的是什麽？（一臉的茫然並加學究氣）
我的回答往往是安排一個“場景模擬”，讓大陸朋友假設一個身份，並去參加那個衛生部/海關/公安部三人舉行的“秘密討論會”，決定是否需要對入境華人就地抽血，朋友始終裝糊塗裝正經裝無知裝正義……我的結論：會議結束後，“國際機場就地抽中國人血”之決議一定會發布，然後你們每個人一定會說這是“組織”的決議，我也沒辦法……
在中國大家都熟悉這樣的操作：所有的決議/決定都是由一個人或幾個人做出的，最終以紅頭文件或公告的形式來告諸大眾，說是政府/組織的決定。
後來，朋友們很少追問我“為什麽”，當然，“朋友”也越來越少了。
參考：《萬湖會議 Die Wannseekonferenz (1984) // 陰謀 Conspiracy (2001)》
003 關於“作家協會海外會員”的留言
城裏有人寫了一篇關於中國作家的文章，有人留言：看到一篇收集了數位作協名作家對抗疫的豪言壯語，底下的評論一片譏諷之聲。有一個留言獲多人點讚：“十萬文人齊發嗲，唯獨方方是男兒。”
我也留了言：如何看待中國作家協會的海外會員、經常回國開會活動的政協人士、或經常被邀請參加領館文化活動的；還有僑報等報刊的特約作者們……
出席中國作協大會的海外嘉賓團合照（內有孔子學院院長）
我不想說他們的寫作是好是壞，更沒有理由說他們的為人如何，但在筆會中我常問那些作家：你們不知道那些僑報的性質嗎？
他們的回答往往是：我喜歡文學，我喜歡方塊字，我不搞政治，我也不懂政治，我搞的是“純文學”，我隻想給我的讀者送去閱讀的歡樂……
這回答似乎也沒錯，不，應該說“絕對沒錯”。對於這耐不住的“情節”，有什麽辦法呢？華夏文化圈向來喜歡“書香門第”這類頭飾！
除了這些“純作家”，海內外華人中還有“純科學家”、“純經濟學家”、“純教育家”、“純人民”、“純軍人”……但在我土豆看來，這些人都不是“純貨”，更不是“蠢貨”，都是看著兩邊利益玩通吃的主！！
004 關於“紅x代與精英”的留言
前階段武漢病毒的事情，特別是1/2月關於“醫生與官員”的各種報道，一位老友說：太生氣了！醫生在前方衝鋒陷陣，官老爺還說風涼話，把這些老爺們送到第一線去。
我留言道：一直在想，紅幾代或政治局高官的子孫們，往往都集中在商業金融貿易行業，或都是大型國企的頭頭。但凡需要犧牲的醫護行業、或需要丟人現眼的外交部發言人中，似乎都是靠讀書專研才得以上位的人。回想薄瓜瓜的北大演講，下麵這些聽眾基本屬於“精英”梯隊群體，但和（薄）瓜瓜（萬）寶寶等紅幾代相比，其實都是夾著尾巴做人的，和平時期坐在場下當聽眾兼職鼓掌大業，“戰時”上前線托舉炸藥包或堵槍眼，換得一個自己也不想要的牌位……
這也許就是不同的“命”，一個身份一種“命”，上下團結，造就出一個“結構穩定”，但同時也是一種社會僵局。
005 關於“中共”兩字的留言
很多文章，很多作者或留言者都在怒罵“中共”或土共（TG）。於是，我留言道：
那麽多人在使用“中共”兩字，我很疑惑，什麽是“中共”？除了“中共”兩字，大家還會批“政府”“共產黨”“組織”等這類集體化單詞，表麵上沒什麽錯，而且大家似乎都認同，但其實這是一種“逃避自責”，不再追問“人”的責任、或“我”的責任，因為這些事不是“我”做的，是“政府”“中共”“組織”做的，甚至還可以說“如果是你的話，你也會和我一樣的”……
想想8000萬黨員，“中共”是不是就是這8000萬“人”？而“8000萬人”是什麽概念？這地球上有幾個國家的人口超過8000萬？另外請參考一個紅衛兵數據，百科上講：1966年10月，估計投入運動的“紅衛兵”已達1000萬人以上。所以，我認為：雖然從“純數學”上講8000萬永遠不會等於14億，但從“破壞力/行動力”或心理概念上講，由8000萬人組成的一個組織，是完全可以約等於“中國人”或“中國”這個概念的，何況這個數字還會繼續上升，直到將來成為一個“全民黨”群體。當然，即便未來中共黨員數達到2億，你還是會問“2億黨員和12億中國人是一回事嗎？你的數學是體育老師教的嗎？”
請記住，或說請感悟一下：那群人，不管是上街行動、還是坐著聽訓誡的，不管是黑白年代、還是彩色年代，其實都是“一切行動聽指揮”！！
族群的問題，一個也別想溜！！！！！！！！！！！！！！
006 關於“一代人隻能幹一代人的事”的留言
參考：《胡蘭成，何罪之有？》
語言文字，往往初始版本是一回事兒，但隨著時過境遷，會演繹出各種令人意想不到的版本。
我曾經諷刺過最近幾年華人中的“歲月靜好”派，其實“一代人隻能幹一代人的事”這句也是我經常諷刺的，當然諷刺對象絕不是那些飽受淩辱與折磨的先輩們。讀了我上麵關於外交官戰狼的段子，關於衛生部官員的段子……你是否可以想象出一個有趣的場景：今天每一個華春瑩都在自言自語“一代人隻能幹一代人的事”；每一個鄧亞萍都在對著自己的法國孩子說“一代人隻能幹一代人的事”；8000萬“中共”或“中國人”也都在用這句話自我“勵誌”，或自我“解嘲”，或“自我卸責”……反正這句話好用！！！
我周圍有不少60歲不到的富翁朋友，而且10幾年前就擁有億萬家財了。每當他們端著紅酒抽著雪茄，一邊吞雲吐霧，一邊感歎“一代人隻能幹一代人的事，而我賺了8代人的錢，是得歲月靜好啊”，這時，他們往往還帶著某種調侃、某種陰陽怪氣。我每次都諷刺他們是“腐敗腐朽的精英”……不過他們對我都很好，也知道我的意思。
我覺得這是對中國現狀的一種諷刺。
這次疫情帶走了很多“高級知識分子”，可惜。
007 關於“國、黨國、人民，是不是一回事”的留言
問答A：
曾經被一位網友問到：按你的邏輯，我們能說二戰時期納粹政府，納粹黨，德國人民是一回事嗎?
我的一大段回複：
社會學/政治學等人文學科是非常有趣的，她裏麵有各種“理論”以及相對應的所謂“邏輯”。當一個人/國家接受理論A時，TA就會運用自己熟練的邏輯a；當TA使用理論B時，便會用邏輯b解說。我猜你的觀點是“二戰時期納粹政府，納粹黨，和德國人民不是一回事”，我也理解你的邏輯。但是我不會上這條軌道，而會偏向於另一套理論與邏輯。
Karl Theodor Jaspers
Karl Theodor Jaspers的『罪の問題(Die Schuldfrage)』中分析了四種“罪”，即「刑事類罪(Kriminelle Schuld)」、「政治類罪(Politische Schuld)」、「道徳類罪(Moralische Schuld)」、以及第四「形而上類罪(Metaphysische Schuld)」。其中「政治類罪(Politische Schuld)」這個罪的対象不僅僅是“政治家及其行為”，還包括“國家的國民(Staatsburgerschaft eines Staats)”，他提出了一個國民對本國政治家/政府的態度問題……
你上麵的“是不是一回事”之問題，我很難回答，這裏有個（我們）國民的自我道德追問！！
這次病毒事件中，曾經和一位旅居法國的大陸同學說起：看來針對華人的歧視行為要抬頭了，得小心了。
朋友回答：是得小心，但也沒用，“大陸的政府/政治”是我們身背的一個“原罪”……
Theodor Heuss
我喜歡她的回答，這也讓我再度想起Theodor Heuss所說的「集団の恥（Kollektivscham）」
關於中國國民個人的“道德追問、或原罪，亦或是集體的羞恥感”，這需要另寫一篇文章探討。
問答B：
一網友認為“其實沒有TG用什麽科技間諜，千人計劃，孔子學院搗亂，海外華人的日子會好過得多”
我回複道：我認為責任不在TG，而在於“海外華人”自身！！從80年代到現在，看看海外華人在政務問題上是如何影響著“大陸/台灣/香港”的；另外，可以對比越南來的移民，古巴來的移民，伊朗來的移民，他們有沒有那種“祖國是我娘家”的概念？各個族裔的美國人都會做觀察比較，然後把結論放在心裏……
三人同框照：Karl Theodor Jaspers/Theodor Heuss/Hannah Arendt
上麵A中所說Karl Theodor Jaspers有個弟子兼友人Hannah Arendt，她“反對”Jaspers關於“罪”的觀點，Hannah認為“如果人人有罪，就等於人人無罪”，但她提出了眾人的“平庸之惡”之概念。
如果大家搜索一下“克服曆史”/“每個德國人都有罪”等詞條，可以讀到很多有趣觀點，這些思考不僅限於二戰時期的德日兩國國民，也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不管是曾經的國民還是現在的國民！
008 關於“槍口抬高1厘米”的留言
有一篇《從“他們為什麽自殺”到“他們為什麽不自殺”》，朋友在留言中提到：現今的某地，隻要能“槍口抬高一厘米”就足矣！
我唱了反調，如下：
幾個月前我還蠻喜歡這句法官說給士兵聽的話，如同幾個月前還喜歡作家演講時說“雞蛋高牆”那樣……現在呢，我隻能嗬嗬了。
首先，請試想，統一德國的法官審判前東德士兵，這件事本身是不是就有些問題、有失公平之義？如同東京審判及紐倫堡審判，作為“澄清曆史”完全可以，作為“法律製裁”有些過分（我個人認為）。
其次，我看到城裏那麽多對於香港的“批判”，都是海外呆了10幾20年的能讀會寫的知識分子財主啊，居然還能喊出“狗娘養的港獨”……你又怎麽能寄希望於被關在軍營裏的平頭士兵呢？或許對他們喊“槍口抬高1厘米”本身就是自我責任的轉嫁，要知道我們連對城裏的那些人都是束手無策的啊！
再而，如果可以對士兵喊“槍口抬高1厘米”，那麽，請設想李莊案子中，如果持槍的法警對法官禱告說：“判個緩期吧！”……可能嗎？搞笑不？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地位關係”差異一目了然！
所以，對於現在的中國，我覺得與其讓士兵槍口抬高，（查了一下，似乎沒說那句話），還不如直接希望士兵放下武器，或者調轉槍口……這就是我以前寫葡萄牙軍人、寫兩次拒絕最高領導命令的蘇聯阿爾法部隊的原因，而不是用“槍口抬高1厘米”或“雞蛋高牆”那樣的“泛濫於紙麵及網絡的文藝性戲謔台詞”。
另外，為什麽我們要把希望寄托在沒有受過教育的普通士兵身上呢？為什麽不一層一層把責任追到指揮官那裏呢？我再說一句瘋瘋癲癲的癡話，我們為什麽不寄希望於彭德懷“弑君”呢？或周恩來“弑君”，或陳毅“弑君”……不都是傳說中熱愛“人民”的好幹部嗎？
009 關於“中西對比中弑君現象”的留言
曾經看到一篇《中西文化對比》的文章，一位寫過幾篇《華為》的作者寫的，一天過後沒上城頭也沒人留言，於是我留了一條：我最近在考慮中西文化中“弑君”現象的問題……又過半天，那位作者把文章刪掉了。
記憶中，古羅馬或拜占庭中有很多“弑君/篡權”，但不管怎麽換，把“血統”換得麵目全非，羅馬帝國還是羅馬帝國，而且始終是世界各國曆史科目中不可缺少的大篇章，並有著永恒的參考研究價值。近現代史中，我會把美國比作羅馬帝國，而恰恰這個每四年可以換屆的美國也發生了多起總統遇刺事件；還有德國的希特勒也被炸彈嚇得不輕，而且這是當時的德國人人皆知的。
弑君，維基詞條這麽解釋：在東亞的漢字文化圈裡，弑君屬於大逆罪，屬於十惡之一。
華夏，肯定也有“弑君”之案例，但一講到“死於非命”的“一把手”（不一定是皇上），太古老的不說，單講對我們後人起到作用的，首先想到的就是北宋靖康之恥的宋徽宗、宋欽宗兩人，還有明末崇禎，但這些基本屬於遭外國全麵入侵的朝代更替年代，總體上我們的“一把手”們，隻要TA想幹，就一定能幹到壽終正寢，很少有中間被“翻盤”的。慈禧太後如此，蔣介石如此，毛澤東亦如此；如今的大大，隻要他想幹到底，他也一定能幹到壽終正寢！
這裏提兩個現代案例供“中國人民”思考，雖然我認為“中國”是一個“虛詞”、而“人民”是一個“死詞”。
案例一：袁世凱。從形式上看他也算是死在位置上的“壽終正寢”。但是，維基說：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宣佈改次年為洪憲元年，準備即皇帝位……然而蔡鍔、唐繼堯等人在1915年12月25日聯名通電全國，宣布雲南獨立，舉行護國運動，西南爆發反袁運動……袁世凱在內外交困之下，於1916年3月22日召秘書張一麟起草文告宣佈取消君主立憲國體……6月6日上午10時15分袁逝世……
總而言之，壽終正寢前半年的日子，袁世凱每天聽著人民的明確的抗議聲，形式上開始著手退位了。對那時的人民，不需加引號，也不應加引號！
1970年，訪問美國的蔣經國遇到了台灣留學生（康乃爾大學博士生黃文雄）的暗殺……
案例二：美國的麥卡錫主義。不多說，所有人都知道這是美國現代史中的慘痛教訓。有趣的是，“始於1940年代末的各種政治壓迫，從1950年代中期起便逐漸衰敗，其中除了一係列沃倫法院的判決所起作用以外，民意的改變對麥卡錫主義的衰敗也起了重大影響……”
對比華夏1949年起的各種事件，切記：文革10年隻是其中的一小段曆史，而在文革之前整整17年、以及文革之後至今為止，各地始終有著各種名義下有組織的殘酷迫害，我們可以用命名“麥肯錫主義”的方法，同樣命名5/60年代廣西廣東的為“陶鑄主義”，或四清運動為“劉少奇主義”、或如今的“薄熙來主義”、“周永康主義”、“敬畏主義”……這些個曆史片段原理都一樣，都是一種製造恐怖，都是一丘之貉！
那麽，為什麽人家的麥卡錫主義能夠不到10年就刹車停止，死亡人數1萬都不到呢。反觀華夏圈的，我們的運動始終一個接一個停不下來，且非等領袖壽終正寢才可以暫停一階段、或出逃美領館才稍微修改一下路線，然後等肚子飽了又重走老路。
如果進入微觀思考及局部研究，每個細節都可以成為一篇又一篇的論文題材或YouTube講座或博客文章，但若從宏觀上分析，隻有離開那個國家遠走高飛這一唯一的行動！
對於所有已經離開華夏國的人也想說一句，那種一廂情願的窩囊的“好人”，其實都是有意無意地當著那邊暴政的幫凶，最終會裏外不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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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總結一下為什麽我不罵“中共”，其實不僅是“中共”這詞兒，我也不罵那個“吃人的文化”，也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驚歎“經不起考驗的人性”，單罵那些個太容易了，一切都已成了堆積如山的陳詞濫調。隻要願意，人人可以天天罵，天天寫，而且越來越成為一種輕鬆歡樂的娛樂活動，如同每天早上的一次廣播體操，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做也可以，不做也照樣沒問題，不會對“思想/觀念”有本質作用，當然也一定有人會說“潛移默化”的，嗬嗬，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不信的。
另外，通過這次WHO那些黑官員以及各國的一些研究者的行為，大家還得意識到：在沒有國與國之間的全麵武力對抗的和諧環境中，錢是可以買通任何人的，而“買通”往往是首先買通“精英/知識分子”群體。這點歐美各類各派的上層人士心裏也清楚得很！
雜七雜八、囉裏囉唆的東西寫了很多，千萬別一口氣讀完，不僅自己消化不了，還會以為我土豆有病呢，我沒病，我沒病，我隻是鬱悶怎麽還沒人來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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