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周末，總算可以睡到自然醒。還未睜開惺忪的睡眼，便習慣性地抓起手機刷起屏來，一則大學微信圈的消息：北京大學曆史係有關“朱龍華教授訃告”瞬間將我驚醒，忙聚神細讀，視線不禁模糊了，淚水還是忍不住奪眶而出，許多舊年往事一時都湧上心頭，先生的音容笑貌曆曆在目，鮮活地如他在世一樣。
一九八零年我考入北京大學曆史係世界曆史專業，大一的世界古代通史課希臘羅馬部分的授課老師是朱龍華先生。對朱先生，我們一入學就從前幾屆的學哥學姐們那裏有所耳聞。如果說對係裏的其他授課老師大家眾說紛紜，褒貶不一，而對朱先生卻驚人地一致的評價：他講的課太好聽了！說實在我是抱著幾分好奇、幾分獵奇的心態去上他的課的。
隻見他身著一身修剪得體且筆挺的中山裝，連腳下的皮鞋都擦得一塵不染，滿頭雖已是布滿銀灰的白發，卻梳理得整齊有致，滿麵紅光，神采奕奕，真可以用“童顏鶴發,”一詞來形容他，比起我們平日看慣的那些衣冠不整，甚至有些邋遢的教授，風度翩翩的他簡直可以稱得上是那個時代的另類，也可以說他滿足了我對北大名教授的所有想象。
聽朱先生講課是一種享受。他的臉上永遠都掛著他那招牌式的微笑，舉重若輕，仿佛那幾千年的人類世界曆史都在他的談笑風聲中。通常枯燥乏味的世界古代通史不知怎麽就在他的嘴裏變得如此有趣，希臘羅馬的激蕩錯綜複雜的曆史被他梳理得清晰鮮活。當時我們用的教材是北大文革時編輯的《簡明世界史》，盡管改編過，但文革的遺風隨處可見，重亞非，輕歐美，用馬列教條解釋曆史。朱先生講課幾乎是脫稿的，更不會受此教材限製的。他旁證博引，盡量介紹西方史學家的著作和觀點，讓我們了解西方史學的發展和動態，打開我們的眼界和視野。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當他講到羅馬威名赫赫的凱撒大帝和安東尼癡迷於古代埃及豔後克利奧帕特拉並由此爭鬥不休，羅馬的兩位皇帝卻都成為了埃及女王的裙下之君，長期滯留埃及不回，導致羅馬帝國衰亡。朱先生當時微笑著引用法國的哲學家帕斯卡的一句名言：“要是克利奧帕特拉的鼻子長得短一些或長一點，整個羅馬的曆史都會重寫。”這樣的說法在當時可謂大膽，似乎與我們傳統強調曆史必然性的馬列史觀相悖，也引起我們對曆史的偶然性的思考，而不拘於一家之言。
朱先生是我見過的北大最開明，最開通的教授之一。上世紀八十年代剛剛改革開放，經過十年文革的封閉癲狂，中國人才又重新睜眼看世界，當時中國思想界、文化界、曆史界都麵臨著思想解放，民主自由討論的氣氛十分濃烈。朱先生則是國人中最早或說始終都保持著清醒和開明的頭腦的一群人，這恐怕與他研究的專業不無關係。朱先生不僅在世界曆史學科有所建樹，在希臘羅馬時期和文藝複興時期建築雕刻藝術和文化的研究上也是多年辛勤耕耘，成果碩碩。記得1984年大四時，朱先生開了一門選修課，《文藝複興時期的曆史和文化》，同學們紛紛報名，後來由於注冊的學生爆滿，原定的小教室放不下，隻好改到階梯大教室，很多外係的同學也聞名紛紛來旁聽。朱先生依然是滿麵笑容，從容不迫地將西方文藝複興時期的曆史畫卷和人文藝術的瑰麗展現在我們麵前，讓我們聽得如癡如醉。通常上午最後一節課快近午飯點時，饑腸轆轆的學生忍不住騷動，但朱先生的課卻很少有這種情況發生，大家似乎都聽得入迷，忘記了飯點。
為了讓同學們對西方藝複興時期的曆史和文化有進一步的感性認識，也為了推進國人對西方文藝複興文化藝術的了解，1984年春天朱先生聯係了中國對外友協和意大利有關方麵在北京展覽館組織了一場當時轟動京城的文藝複興文化藝術展覽，記得連當天的《北京晚報》都報道了北京展覽館的空前盛況。那天印象很深，外麵刮著北京春天特有的大風，風沙漫天，可偌大的展覽館內卻是人頭攢動，人流如潮，春意盎然。那天朱先生興致極高，我們北大學生圍成一圈，朱先生一個展台、一個展品地帶著我們，如數家珍般一件件不厭其煩地給我們解釋其藝術家創作的背景，其藝術風格。先生告訴我們這次展覽尤為珍貴，恐怕是人一生難得再現的機會。許多參展文藝複興時期的雕刻藝術品，意大利方麵不僅空運過來是原件，甚至一些文藝複興時期巨型雕刻建築也采用了同比例複原，包括真人高的大衛裸體雕像，連筋脈肌肉清晰可見，表達了文藝複興時期的藝術家擺脫了宗教禁忌，重新發現淹沒在曆史長河中的古代希臘羅馬文明，它雖伊始師從東方，隨後卻發展出“以人為本，以自然為師”的文化理念。參展的還有佛羅倫薩大教堂精美柱廊和穹拱，甚至連它用的卡拉拉的白色大理石、普拉托的綠色大理石和瑪雷瑪的粉紅色大理石以及五顏六色的染色玻璃都複原了巨幅照片，用投影機映射在展覽館高大的牆壁上，給人以強烈的視覺的衝擊和震撼。同時，朱先生還給我們耐心解釋了一個文明的藝術發展水平與當時其工商業發展水平的關係。正是基於希臘羅馬與周邊其他文明的廣泛聯係，汲取了波斯人，腓尼基人，埃及人等眾多東方文明的先進文化和工藝，才得以“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一個向外麵世界開放的民族總是會獲得較好的發展機會，隻要能及時抓住機遇，融合各文明的精萃，最終會站上世界文明之巔。我們不禁捫心自問，於當下剛剛打開國門的中國又何嚐不是如此呢？
記得那天展覽會還出現了非常有趣的一幕，至今難忘。朱先生站在前麵給我們北大學生講解，可不知什麽時候展廳內的參觀者聽到後都圍攏過來，爭先恐後地也想親耳聆聽。西方文化和藝術多年來一直是禁區，普羅大眾也同樣渴望了解西方，學習西方文化。人群越聚越多，人山人海的，後來居然把我們這些正規弟子都毫不留情地擠出來，我和幾個同學隻落得望人群興歎的份兒。努力尋找先生的人影，隻見先生也被擠得滿頭大汗，不時地用手帕擦著汗，然而他依舊情緒盎然，麵帶微笑地繼續現場教學，隻是他的聽眾不再隻是我們這些北大學生，還有很多民眾，那些渴望了解西方文明的普通人。一場本來為北大學生舉辦的現場教學末了卻變成了一場大眾普及課。待先生結束講解，整個展覽大廳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民眾対先生的學問心悅誠服，自發地向朱先生表示致敬。
後來我考上了朱先生的研究生，幾乎每個星期都去朱先生在北大蔚秀園的家，和先生既談學習計劃和進程，也天南海北地扯一些閑話，和先生的接觸多了，對他的學問和才華更為了解，也越發人對他的人品為人更加敬重。像八十年代我們大多數的師輩一樣，朱先生絲毫沒有大學者的架子，平易近人，対學生更是諄諄善誘，和藹可親，為培養我們這些學生也可謂是殫盡竭力，盡心盡責。每個學期初始他都為我製定嚴格的學習計劃，並時常與我進行討論，檢查進度，對我的問題一一答疑，並列出書單推薦我看一些參考書資料，以供進一步的探究學習。上研究生這三年裏不知有多少的日子我們就是在這樣輕鬆，促膝談心式的交談中度過的，有時談興正濃，趕上飯點，師母還會挽留我一起用餐。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八十年代國內幾乎沒有一部像樣的希臘史供我們參考學習。朱先生為此十分著急，最後他無私地拿出他還未完成翻譯的哈蒙德的《希臘史》手稿給我，我找到同班的幾個要好的同學分章節分別抄錄，最後我終於如願以償地得到一部正式的《希臘史》-手抄稿。
上研究生第二年我們研究生要做教學實習，朱先生一絲不苟地對我的講課大綱和講義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並讓我在麵前試講，提醒我講課應注意事項，初上講台的人一定不要慌，語速要慢，聲音要洪亮，否則坐在階梯大教室的人聽不到。黑板書要有條理，重要內容和要點一定要寫板書，加以強調以增加學生的注意。在我教學實習的一個月裏，朱先生每每必到，而且總是坐在階梯教室的最後一排，臉上依舊是掛著慈善的微笑。我站在講台上，看著黑壓壓的學生心裏不免緊張，但當我看到先生的慈祥和藹鼓勵的目光才穩住心神，後來居然在講台上我也口若懸河起來，教學實習順利完成。
朱先生為人謙虛坦蕩，處事低調，與世無爭，沒有門戶派別之見。我畢業論文選的是古代希臘移民方麵的題目，朱先生在這方麵涉獵不多，他盡皆坦言告知，並親自邀請國內這方麵的專家，中國社科院世界史所的廖學盛先生作為我論文的第二導師，共同指導我的論文，記得我的畢業論文前後修改了三稿，朱先生一遍一遍地仔細修改，指出我的不足之處並認真提出修改意見。但每一次都囑咐我要尊重廖先生的意見，注意和學術前輩的關係。論文答辯最後終於順利通過。研究生畢業後我去了社科院工作，但我還是時常會回北大看望恩師，我後來發表的每篇學術論文我都會送給老師一份征求意見，朱先生總是給我鼓勵並提供他的看法和中肯意見。也應了人們所說的那句“一日為師，終生為師”，我從來就沒有覺得我真正離開過北大，離開過朱先生。
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中國社會發生了驚人變化，當時幾乎人人下海經商，傳統價值觀念受到嚴峻的挑戰。當時的青年知識分子經濟社會地位尷尬，政治訴求得不到滿足，這也就形成出國熱潮，我受此時代大潮的推動也走向了海外，不遠萬裏來到加拿大留學。後來世事難料，為了生存，改了專業，在楓葉之國定居下來，不想這一呆就是近二十五年，與國內學術界和老師同行也是漸行漸遠，後來竟多失去了聯係。2014年畢業三十年聚會我回國，再次回到燕園，本打算去看望朱先生，但聽周怡天先生說朱先生身體不錯，隻是現不住在北京。朱先生很想得開，師母去逝多年，他再次結婚，退休後攜夫人回到他的故鄉，風景甲天下廣西桂林安度晚年，隻是偶爾回京辦些事宜。深知先生灑脫超俗的脾性，為他能過上他想要的退休隱居生活高興，沉醉於美麗的山水之間實為明智的選擇。
不想噩耗傳來，先生仙逝，一時難以置信。連忙聯係係裏和同學故友，本欲想追悼會上送一花圈以表哀思，可答複尊重家屬意願，喪事從簡，不舉?遺體告別儀式和追悼會，疫情之下無奈之舉可以理解。可內心悲緒無以言表，下意識坐下，打開筆記本，寫下多年前從師的點滴，作為對恩師的一種懷念，也算是聊以自慰。這時，窗外飄起了鵝毛大雪，紛紛揚揚，今年的第一場大雪竟在此時悄然落下，這或許是上天的意願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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