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水》緣和我們的八十年代
西德盛行發放獎學金的年代
八十年代中期的德國，文學界爆冷門地出了一本世界名著 ——《香水》。這幾天有消息傳來，此書作者居斯金德 70 大壽了。媒體報刊對他的回憶文章不由得又掀起一股熱浪。這位一舉成名的世界級暢銷書作家，除了他離奇的作品情節外，被人炒得更為熱火朝天的是他的性格。其超級內向的性格在世界眾多的知名作家中可以說是空前未有。他害怕見人，極不願意見人，更不同意讓人拍照。在媒體上流傳的為數極少的幾張照片均是偷拍而成。這麽一位幽眇莫測、千金不謀一麵的人物，我卻有幸對他進行了一次家訪，而這種千載一時的珍貴機遇，在當時我卻是蒙然倥侗。
1985年起，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以及外事交流的需要，筆者每年幾次頻繁地穿梭在中國與西歐國家之間，尤其是對四個德語國家的反複訪問，有機會結交了眾多的德國文友，包括屈指可數的大作家、名作家，隻要我們有計劃安排，都能如願地與他們見麵，象伯爾、格拉斯，這兩位獲得諾獎的的文學大家，又如棱茨、洛德曼、肯珀夫斯基等等，均不存在跟他們約見的難處。按常情，作家無論是否出名，都會樂意接受訪問和采訪，以宣傳自己，擴大影響，提升自己的知名度。然而這位寓居慕尼黑的居斯金德卻是例外中的例外。
1989 年十月，結束了中國作家團對漢堡“中國文化周”的訪問，參加完了法蘭克福的書展後，我把中國作家們送到了西柏林，把他們的歸程安排妥當，送上飛機，把老作家鄧友梅單獨辦好了去美國的登機手續，自己卻破天荒地頭一回單獨留在了德國，開始了我的私人訪問。那個年代，西德盛行發放獎學金，不但政府官方有不少機構提供獎學金，如 DAAD（德國學術交流中心）、洪堡基金會，賽德爾基金會等等，各黨派的獎學金也是枚不勝數，象阿登納基金會、艾伯特基金會，諾曼基金會都是盡人皆知的，平常的和名不見經傳的籠統加起來可謂多如牛毛。
那年頭，中國無論哪位文化人或學者，隻要是對兩國文化的交流有所貢獻的，即是申請獎學金的一種資格，諸如翻譯了德語書籍，來西德作短期的文化訪問，就可以向有關基金會、特別是翻譯基金會提出申請；已有譯著付梓的一般都會同意。德意誌這個民族，文化素質高，傲勁兒足，施舍心強，又特別顧忌對方的臉麵，作出拒絕怕讓人難堪，沒有充分的理由，一般不會說不。那時，我們的國情根本不可能自己掏錢出國留學，一個大學畢業生掙的月工資，換成馬克到了德國剛好吃一頓普普通通的飯。出國留學不是用了國家教委公派的名額，就得自己疏通關係得到國外自費留學的機會，即不占用國家的指標，想辦法自己聯係獎學金。不同於公派留學生，這些人被稱作自費留學生。
如若誰已到了德國，隻要在大學獲得攻博資格，想申請獎學金就更是易如反掌了。一旦有了攻博資格，德國人就會把你視為一個人才，尤其是 80 年代的中國國情，他們會認為你是他們為將來培養親德派的對象。博導的一封舉薦信極為重要，既然有教授肯出麵替你擔保，他們就會確信無疑。德國人非常相信自己人的話，特別是權威的話，一言九鼎。有了博導的推薦信，在向某個政黨提出申請時，隻要對該黨派的宗旨有所了解，寫進一些自己相應的政治見解，或意願申請加入這一政黨，那麽幾年的讀博獎學金就萬無一失了。
因多次來德訪問，特別是第一次，因那時在德國很少能見到中國人，隻要能說德語的，都會給人以深刻印象。由於慕尼黑漢莎出版社當時出了張潔、王蒙、張抗抗的書，所以我們出訪時慕尼黑這一站，新書發布會、作品朗誦會尤其頻繁，每天都有歇不下來的翻譯任務，這樣我也有機會結識了眾多的文化友人。就在第一次上台翻譯，德方文化官員為我們的德語是在國內所學而深感驚訝。在獲得賞識後，他們就會主動慷慨提供獎學金，事先還會非常詳細地向你闡述有關獎學金的各條細則，還會強調自己的獎學金有著哪些優越條件，像是生怕我們對他們的獎學金提不起興趣似的。
實際上，1985 年我已得到了邀請，但當時我在作協外聯部的工作非常稱心如意，一年的工作，差不多半年屬交流旺季，剩下半年的淡季，除工作上做些休整外，清閑時，上班時間裏也可以搞自己的文學翻譯。我譯的《香水》就是在半年時間內利用上班時間完成的，當然最後定稿讀清樣時，需要突擊是例外。中國人住房條件差，下班回家一逗孩子，一個晚上也就泡湯了，所以時常要在辦公室過夜，睡椅子。我們在班上幹私活部裏領導並不反對，1985年正好趕上了中央政策的寬鬆開放，加之單位領導也都是剛從文革過來的中年幹部，且又都是外語專業，對年輕幹部非常包涵，不但不反對，還提倡大家搞些文學翻譯，以提高自身的專業水平。
外事是肥差的年代
八十年代，隻要跟外事沾邊的都是肥差。我在外聯部的工作，不是安排接待來自西歐或四個德語國家的作家代表團，作全程陪同、訪問國內各大城市，就是隨中國作家團出訪歐洲列國。所以當時是幹得不亦樂乎，很是舍不得那份 "遊山玩水、周遊世界" 的職業, 利用工作之便把國內國外各大城市走個遍。所以對那年的德方邀請沒有積極響應。尤其是身處部委級的涉外機構，能享受很多優越條件。而今回首往事，很多工作之便的優惠條件其實是一種特權的享受，現在平心靜氣地想想，似乎多少有失公平。
比如隻要來了外賓團，每去外地一天，食住行盡管一切公費負擔，天天吃香喝辣，住高級賓館，在京不住北京飯店就是西苑、到了上海就是錦江，杭州是香格裏拉、廣州白天鵝。出差一個月下來，美差不說，工資照發，三十天每天還有十元的補貼，加上工資，近 400 元錢，那時王蒙當了部長也不過月薪140來元，而一個養家糊口一大家子的普通工人，月薪才 39 元，大學畢業也隻有 56。每到出差結束，連自己都覺得慚愧，不好意思去財務科報賬。一旦出國，那肥差就大了去了，比起一個月的工資，那要強出幾十上百倍。我在出國人員服務部用美元免稅買的 Nikon F-501相機，在北京西單商場當時的售價為 10,500 元人民幣。所以那時的全民出國熱就不足為奇了。
過於頻繁的外事任務，經常是第一個團人還在國外，但下一個團的出訪要準備辦理簽證，一本護照不夠用，必須兩本公務護照才行。就這樣，馬不停蹄地奔波了四年，似乎多少感到身心疲乏，想想該跑的地方也都跑了，該看的也都看了，可以說我任職外事的1985、86、87、88 是文革後文藝界最春風得意的四個黃金年。“文人下海”是當時的時尚，不少作家棄文從商，無產階級的赤貧本色開始遭人恥笑，直到 88 年的十月，文化口的寬鬆度開始有收斂的跡象，繼“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後，象是又一次思想意識方麵的運動即將來臨。同時自己也覺得，幾年來一直在輸出消耗，是到了知識補缺充電的時候了。也想想自己將來也不可能一輩子跑跑顛顛的，趁著年青多充實些知識，為以後年老了做學問搞研究打下個堅實的基礎。就這樣，趁著作家團的訪德，因公帶私地留在了德國。
開始了訪問學者的海外生活
到德後，住在離開慕尼黑市中心一小時火車路程的文化部基金會，除了偏遠，來慕尼黑大學聽課，每天來回路上要花去兩個多小時的時間外，其他的條件異常優越：基金會位於美麗的施坦貝格湖畔的一棟莊園式的大別墅裏，一個寬敞的套間是全額免費，每月除了一份豐厚的獎學金外，還有書本費和車馬費。基金會中心免費提供早餐，咖啡麵包香腸應有盡有，成堆的飲料及普通葡萄酒可任意享用，每周還會收到文化部寄來的各種免費的文娛活動入場券。諸多的文化晚會全是帶吃的。就在一次新書發布會上，我通過文化部主人的引見認識了巴伐利亞電視台文化處主任，一位非常慈祥友好的長者。
這位老人對中國知識分子抱有非常的友好和同情，當他聽說我翻譯了小說《香水》，又是巴州文化部的客人，當即就跟我敲定，明天上午在電視台見麵，說要幫我兩個忙。我如約而至。午餐時老人說，一是要安排我給電視台錄製一個文化節目，闡述德中文學的交流，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有機會進了主播室，還是外國電視台。其實也就是半個鍾頭的錄製，剪輯後充其量也是十分鍾的節目，但他事後開出的稿費單，弄得我在銀行轉帳時都不得不谘詢繳納所得稅的問題。
那時的西德富得滿地都是馬克。官員們，隻要自己看得順眼的，因手中有權，一有機會就會施舍。我跟文化部的人交往多了，原因是有不間斷的文化活動，彼此都混得很熟，他們說話也不把我當外人，向我透露，他們的基金會每年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把本年度的獎學金全部用光，最好是用得還不夠，需要追加一些。如果今年的獎學金沒用完，上級部門隻會認為一是工作沒有做到家，任務沒有圓滿完成，這對年度的總結報告是一個負麵參照；二是因為此年度的經費花不完，明年的預算隻會有減無增。所以批複獎學金時，隻要理由基本符合要求，他們就會慷慨解囊。
當年來德國，我是無家無小一人先行，手裏拿定了幾份獎學金。雖然以往來德多次，但那些都是官方團，食住行均有德方安排、招待，一切都是坐享其成，凡事不用操心。但這一回不一樣，是 “微服私訪”，自費留學，那境況則麵目皆非了。後來的事實也證明，自費留學，情況跟官方團則判若雲泥。從日常的報戶口、改簽證、買月票、銀行開戶、大學注冊選課，生活中可能會遇到的所有問題都得由自己去解決，虧得語言暢通，否者更是困難重重。尤其是獎學金結束後的找房子，完全是一種陌生的體驗。因為馬克對當時的中國人太值錢了，100 馬克相當於一個大學畢業的國家幹部半年的工資，所以總想省錢找便宜房子，這樣找房就更難上加難了。
這樣，我一人先行是出來蹚蹚路子，領領行情，看看在德國能不能呆下來，先作些考察，得弄清楚舉家來了能不能活下去。若情況不妙，攢點兒老馬回家過日子。所以妻小是一年後隨行。在一次文化活動時，我向部主任對住在基金會總部的那段時光再次表示了感謝，聲稱那麽好的住房條件，那麽美麗的環境讓人終生難忘。因為是表示感謝，也是出於禮貌，語氣和用詞多少會有所誇張。主任接過話題說：您住的那套房雖然漂亮，但不是整棟別墅裏最大最漂亮的那一套。您家屬這回要來德國，我們可以再次給您半年的獎學金，並且安排您一家人住最好的那一套。弄得我家人到了德國產生一種錯覺，以為資本主義社會家家都擁有如此寬敞的豪宅。
這個大莊園坐落在 6 號輕軌線的終點站的前一站Feldafing，別墅占地麵積好幾千平方米，院內寬廣得連學開車也綽綽有餘；兩人合抱的參天鬆樹黑壓壓一片，夜來一陣風起，鬆濤如海，別墅裏聽得不絕於耳。這個大莊園是一個富豪老太太送給慕尼黑市的禮物。這對富可敵國的夫婦都出生於這個小鎮，兩人青梅竹馬、門當戶對，祖上不計幾代就是本地的豪門，上世紀 20 年代，丈夫在美國淘金發了跡，因為眷戀家鄉的童年時光，特地在此興建了這個大莊園，供作偶爾回老家休假用。可惜這對老人膝下無後，自丈夫去世後，老太太長居美國，開始還保留著房產，偶爾回家鄉看看。後來幹脆將這片莊園連同別墅一起捐贈給了慕尼黑市政府。市政府由此設立了文化基金中心。全世界的文化人，包括作家、畫家、翻譯家、音樂家等等等等，都可以向市政府提出申請，獲得獎學金，來此住上半年、一年的，完成一個文化項目，第三世界國家的文人優先。在別墅底層的大廳裏，陳列著無數精美的中國明清瓷器，價值連城，所有玻璃壁櫃的門無一加鎖，誰都可以隨意拿在手裏鑒賞。
電視台的長者要幫我的第二件事，是想把我引見給《香水》的作者帕特裏克 · 居斯金德，因為我是他的譯者。說起當年我能搶先在國內將此小說迻譯成中文，還得感謝慕尼黑《南德意誌報》常駐北京的記者，約 · 達爾先生。此人在台灣學過漢語，老婆是個台灣人，育有一女一兒。1985 年身為記者攜家去了中國，入住北京秀水街外交公寓，負責給《南報》的文藝、文學欄目寫稿。我是在北京國際俱樂部的一次外事活動上認識他的。
八十年代時興大撈外快
85 年起，改革開放全方位起步，勢頭方興未艾。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各種政策異常的寬鬆，經濟搞活，提倡私有製，大興文人經商，作家們過上了難得的輕鬆愉快的日子。德國艾伯特基金會有個常駐北京的辦事處，急需一名會德語的中文教員。一次在北京國際俱樂部，德國駐華使館舉行招待會，經文化參讚海頓的介紹，我認識了該基金會的負責人。他們正需要老師，講好每周兩個晚上教中文，每次三小時，每小時工資 15 元，給的是人民幣外匯券。當時按官價外匯券和普通人民幣的比值是一比一，而私下的市麵價是一比二 。一個晚上的所得實際價值 90 元人民幣，但當時，大學畢業才 56，而那年頭還不發獎金，到了地方上還不到 56；究生畢業也就加了 6 塊，算高薪階層了，普通工人才39 元。不難想象，這麽三個鍾頭的外快相比一個月的死工資，超出了多大的價值！當時撈外快這種事，趁著經濟搞活的形勢，雖然在單位三緘其口，但就是知道了也不怕，屬於正當第二職業行為。這也應證了當時的口號：誰發財誰英雄，誰貧困誰狗熊，提倡全國首富萬元戶。我單位在沙灘北街、美術館西側的文化部大院，家住西城三裏河，下了班登上車不往西走，而是往東去，從事第二職業，風雪無阻，身上再冷，心裏熱乎乎的。
艾伯特基金會總部也在秀水街外交公寓，進出久了，那位達爾大記者時而能打個照麵，因行色匆匆，從未得機攀談一二。一次招待會終於有機會邂逅。他主動出擊。我想他是搞新聞的，不可能不事先向艾伯特基金會打探我的根底。所以說他是有備而來。他需要情報，要發文化口這方麵的消息，有內部未見報的動態更好。這當然也躲不過我的嗅覺。我們一家人除了老母給王震當秘書，全家都是報人：《北京周報》、《中國日報》、《食品報》、《經濟日報》，下班時每人卷著報紙回家。
報人搞消息是常事，然而一旦牽扯到涉外，事情就變質了。“ 內外有別“、"外事沒小事”，而且出了問題就是大錯，捅了婁子就是大事！所以大家不難想象關愚謙案當時是何等的嚴重。搞外事的原則是先請示、後匯報。這種規矩貌似麻煩、不自由，但現在回想起來卻發現又有絕大的好處。雖然多了一些事兒，但這種規定可以推卸自己全部的責任。既然由上級決定，責任當然也由領導承擔。當時的一個內定，不管是誰來約談，都不當麵拒絕，匯報後再作定奪。
達爾先生約我在北京飯店喝咖啡，我爽快地答應，赴約前先作請示。他反正想聊消息，口徑跟官方保持一致；至於小道消息、家常裏短的事，就瞎侃唄。有一次在人民大會堂開作協記者招待會，一個香港記者，正經的提問沒有，盡問些作家們誰跟誰之間的是非長短、曖昧關係，誰跟誰要好，誰跟誰交惡，惹得王蒙當麵怒懟：怎麽你們記者現在弄得都跟家婦無異，就喜歡打聽人家床頭門後的私事！
我胸有成竹地去見了這位《南報》記者，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帶來了這麽一本長篇小說 《香水》作為見麵禮，雖然我在單位公費訂閱德國的《明星》《南報》和《明鏡》等刊物（這又是特權的一例），雖然《明鏡》周刊的暢銷書欄目錄裏總有這本書——後來一直雄踞榜首十年——書評雖然常見但從未細讀，因為弄不到書，所以沒有特別關注。這一回書一到手，通宵達旦讀完，第二天跟 《文聯出版公司》電話裏打了個招呼，就沒日沒夜、馬不停蹄地譯開了。
作者住在慕尼黑市中心幹道側麵的 Ohmstraße，就在我們當年留學生誰都熟悉的 “ 福樓”斜對麵。定好了預約，是哪位電視台長者給的麵子，否者作者無疑會將我拒之門外。我如約而去。那時因剛出國不久，跟單位的聯絡還很熱和，作協的機關刊物 《文藝報》，以往我在單位時常來約稿，這一回答應給他們寫一篇對作者的采訪錄。家訪時，我把我的譯作送給了作者，他回贈了他的作品，而且留下了手跡。因為當時考慮到采訪稿需要一張作者的照片，我把三角架都背去了。然而，他就死活不讓拍。
能家訪《香水》的作者是一件千載難逢的事，但當時對這種百年不遇的機會我是一無所知。後來讀到大量的媒體報道，才知道他素來是推扅杜客、深居簡出，是絕對的內向，從不見人。那次若不是巴伐利亞州文化部的引見，恐怕我永遠不會有晤麵他的機會。。但是他那時剛嶄露頭角，多少還是羽翼未豐，後來此書連年雄踞暢銷書榜首不衰，他更是行情大漲。我采訪了他，真是三生有幸。
《香水》花絮讓人無以忘懷：
一是德國初來乍到，曾跟我的博導去中餐館吃飯，話題談到了我翻譯的《香水》，被鄰桌的一個德國作家聽到便攀談起來。他是時任捷克作家總統瓦 · 哈維爾的摯友，也是《香水》作者居斯金德的莫逆，一聽說我譯過《香水》，他馬上起身向我鞠躬，表示敬意；
無巧不成書。後來我有了自己的飯店，一次他攜文友碰巧來我店吃飯，被我一眼認出。他說自己跟居斯金德一直過往甚密，還向他提及見到了《香水》的譯者。這一回我向他展示了我《香水》的中譯本，並當即請他轉達我對作者的邀請。雖然時光過去十年，我深信不疑，他對那次采訪一定記憶猶新。然而，月轉星移二十載，他一直杳如黃鶴。
第二是1989年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德國 “歐洲翻譯中心”舉辦國際翻譯研討會，我作為中方代表出席。來至世界各地的 26 名與會者中，有18 人翻譯了《香水》，我們 18 個《香水》的譯者還特地舉行了一次翻譯《香水》的專題討論會。
第三是 2005 年夏天的一個晚上，因天氣炎熱，客人們都去了啤酒花園，我百無聊賴地看著報，進來一個美豔絕頂、二十出頭的金發姑娘，要買兩瓶啤酒帶走，我們自然而然地攀談起來。我問她：我怎麽沒見過你，我們這一片的客人我都認得。她說她在我們那片樓裏、就在我們啤酒花園側麵的樓上臨時租了一個房子。她不是慕尼黑人，這次從外地來是為了當配角拍電影《香水》。我說我沒聽錯吧，是居斯金德的小說《香水》？她說正是。我說：你今天來買啤酒是來對了，這部長篇小說就是我給翻成了中文，我還采訪過作者本人。她看了我的《香水》中譯本，覺得實在太不可思議了，決定留在店裏喝她的啤酒，要跟我聊下去。
她是一個鄉下姑娘，家住科隆附近的一個小村莊，慕尼黑這樣的大城市她還是第一次來。文理高中她還沒畢業，仍住父母家，她叫 Diana Amft，她給我留下了手機號和父母家的座機號 0221— 5891···，這張紙條我一直收存至今。幾年後，我從報紙和電影雜誌上得悉，她成了德國的大明星、電視連續劇 《醫生日記》的主角，紅極一時，被譽為德國曆來最性感的女演員，一直殺進了好萊塢。我去過一次電話，向她祝賀事業上取得的非凡成功。她說，那天晚上一塊喝啤酒，她仍曆曆在目，而且依然非常愉快地回憶起慕尼黑的邂逅。
喝完啤酒的第二天晚上 Diana 又來了，但今天她不是再來買啤酒的，她要拿二十歐元買走我《香水》的中文譯本，是電影《香水》的導演 Eichinger 讓她來的。世界是那麽之小，人生又是那麽奇妙：我在86年於京巧遇了記者達爾，意外地得到《香水》一書，接著得到德方獎學金來到慕尼黑，一住就是三十二年，因為翻譯了《香水》，被引見與寓居慕尼黑的作者認識並采訪了他；與教授在中餐館吃飯又巧遇作者的摯友，Diana 姑娘又百年不遇地碰巧借住在我們樓裏，來買啤酒從而得知了我是《香水》的譯者，而我的譯本又被《香水》的導演 Eichinger 買走，他可是德國出了名的第一大導演，除了 Fassbinder，德國至今可謂空前絕後。這麽多無數個巧合加巧合，難道真都是巧合，不是“緣分”？！讓人匪夷所思！
作者居斯金德少言寡欲，惜字如金，但他曾經的兩句話讓我終身難忘。既然他不會多說一句沒有必要的話，甚至一個沒有必要的字，那麽他說了，這兩句話必定有著不同尋常的道理：
第一句：當我把我的譯本送給他時，他說完“謝謝”二個字便說：您可以跟瑞士的原著出版社取得聯係。這句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插話，讓我苦思冥想了十三年，直到 2001 年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後，我才明白了他讓我接洽瑞士 Diogenes 出版社的意思，那是因為版權問題。當然，就如八十年代我們對西方版權問題一無所知那樣，居斯金德對中國當時的國情也是 “孤陋寡聞”，他無從知道，作為 WTO 之外的中國，跟版權國之間對等地不存在製約，就象1985年慕尼黑漢莎出版社出了再多的中國書沒必要支付一分錢版權費一樣；
第二句是，在我的翻譯過程中，始終為離奇的情節、超越常人的想象力而愕然，也是譯著印行後不少讀者所提的困惑：作者何來這樣的創作念頭。我將這一問題直陳於他，我期待的是如同提問其他的作家那樣，將是一長篇滔滔而論，沒想到他的回答竟是：也許我還年輕。
如此一句：“也許我還年輕”，跟問他何來小說的創意，這問答之間的邏輯性或有機聯係，想來讓人實在莫衷一是。這種離奇抑或正是其“物以稀為貴”的價值所在。他的小說出了名，多少導演想拍成電影，多少個經紀人想跟他交易版權轉讓，他三緘其口，堅如磐石，沉默二十年，直到 2005 年才同意出讓《香水》，並為此得到了兩千萬歐元的版權費。
2019年7月9日初稿德國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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