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父慈父 (11): 認真做事

第二章   嚴父慈父

 

 

11、認真做事

奶奶常說爸爸的一句話是：“一條道走到黑。”媽媽常說爸爸的一句話是：“一個心眼。”古大姨告訴我：“你爸爸的眼睛裏揉不進沙子。”爸爸是凡事都有自己的原則並且堅持到底的人。

從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每隔一段時間，短則幾個月長則兩三年，爸爸都要寫一種叫做“反省”、“檢查”、或“思想匯報”的東西，有時幾十頁，有時上百頁。”寫作“期間，爸爸會整晚冥思苦想，伏案疾書。

我曾偷偷翻過爸爸的“作品”，知道了爸爸不管在什麽運動中寫材料，第一句話一定是“我出生於一個封建地主家庭”。運動的名堂花樣翻新，但爸爸的開頭永遠不變。我不懂,爸爸的材料都是交到“組織”的，可是組織已經知道你的出身了，為什麽還要寫上這句千篇一律的話呢？可能是爸爸文筆很差，言之無物吧，所以我從來都沒有仔細看過爸爸寫的東西。

爸爸退休後和我聊天時，常講他的童年生活和青年時代的經曆。我突發奇想,想寫小說，特別想知道爸爸媽媽大學時代的生活。可我對那個年代所知甚少，就讓媽媽給我描繪他們生活的環境，包括他們的學校、課堂、住房、衣食住行。媽媽很快給我寫了,但又要回去撕了，因為心有餘悸。爸爸卻自告奮勇：“我給你寫。”可我卻沒當回事，笑嘻嘻地說：“我知道你寫的開頭是：‘我出生於一個封建地主家庭’。”說完就忘了這件事。

可是爸爸真的寫了，寫的特別認真，仔細。爸爸的記性出奇的好，不僅是大學生活，連兒時的故事都記得清清楚楚。可我卻沒有仔細讀,因為我的興趣又轉移了。直到爸爸離開了，整理他的遺物時，我發現了爸爸專門寫給我的“自傳”。這份曾經被我輕易否決的自傳，成了我十幾年來最珍惜的寶貝。我無數次地讀著它，想象著爸爸年輕時候的模樣，想象著爸爸一生的坎坷曆程，心潮起伏，浮想聯翩。爸爸的書寫和他的為人一樣：真實，自然，有信仰，敢擔當。

1979年年末的一天，爸爸舉著一張寫著“調查結論”的紙對我說，他的“反黨宗派集團”案子“平反”了。我聽爸爸念了一遍，竟然沒有拿過來仔細看一眼，因為那個年代到處都是“冤案平反”的事情,我對那些五花八門的罪名早已熟視無睹,沒有好奇和興趣,也體會不了爸爸的感受。其實，我並不了解爸爸的“案情”，一直都不了解，直到失去了爸爸，才聽到王承印叔叔、勞姨的講述，看到真實的材料。

1954年,在衛校的一次“民主生活會”上，有人給當時任書記的王某提意見：虐待嶽母（他的嶽母是“地主婆”）。爸爸和參加會議的一部分人支持了這個意見，書記本人表麵接受意見，卻從此心存芥蒂。在一九五六年開展的反“一長製”運動中，原來隻屬於單位中層領導的書記成為了單位最大的領導,擔任副校長的爸爸和校長王承印一起受到了批判。後來書記和校長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在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運動中達到高峰。王承印被上級主管部門省文委、市委宣傳部批判、撤職，而爸爸作為他的支持者，與九名黨員聯名上書市委，為王承印申張辯護。一夜之間，爸爸和所有簽名者被打成了“反黨宗派集團”。

爸爸就在這個大帽子下度過了二十多年的光陰。我無法想象，如果我是爸爸，在這漫長的歲月中會被“改造”成什麽樣子，可是爸爸一直都沒有變。

在文革開始時，全民歡呼、萬眾投入，爸爸卻每天心事重重地對媽媽談他的“不理解”。開始時，爸爸參加了一個標榜“抓革命、促生產”的群眾組織，可看著正常的醫療秩序被打亂，醫護人員經常棄工作於不顧，大打派仗，爸爸的“不理解”日益增多。

一次醫院藥房遭搶劫，藥品和醫療器械大量丟失。爸爸和有關人員清點庫房時統計，僅藥品損失就達萬元以上。兩個對立的造反組織都指責對方是賊，最終確認作案者就是那個標榜“抓革命、促生產”的組織。爸爸立即聲明退出了“戰鬥集體”。由於對兩派各自吹噓，又互相指責，互相攻擊的行為看不慣，爸爸在整個運動中再也沒有加入過任何組織，也沒有對任何一派表示支持，認為對立雙方都不實事求是，都有撒謊、甚至造謠的行為，而撒謊欺騙是爸爸最不能容忍的。

1967年，“糟字派”在公安局門前組織靜坐絕食一周後，多人暈倒，甚至昏厥，負責醫院全麵工作的爸爸批示了調撥醫院大量葡萄糖緊急輸液、救治學生。絕食學生得救了，爸爸卻因此受到了和絕食者對立的一派的攻擊和批判，被扣上了“支持絕食”的罪名。還因為他的女兒也在絕食隊伍裏，被指責為“救死扶傷是假，幫助女兒是真”，而事實是作為他女兒的我因為沒有昏厥，連葡萄糖的邊都沒沾過。

這還不算完，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醫院的革委會主任命令“群專”組織的頭頭沒收了爸爸的200多元錢，說是補償爸爸批給絕食學生葡萄糖錢款。革委會對爸爸的所謂“支持絕食”的做法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強迫爸爸“檢查”。爸爸從不辯解，因為辯解沒有用。那是一個喪失人性，也沒有人講職業道德的時代。

醫生出身的爸爸,從沒有忘記過治病救人的宗旨，即使他在被懷疑為“鑽進革命陣營的隱藏很深的特務”的時候，在被派到醫療科室當醫生、護士、護理員的時候，爸爸都是認真工作，值班，全心對待每一個患者，甚至擦門擦窗，拖地打水，為病人接尿倒便。

1968年6月,醫院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爸爸在已經成為“清隊”審查重點的時候參加了一次批鬥會議，鬥爭的對象叫王德榮。當造反派手提棍棒打向王德榮時，爸爸在下麵喊起來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爸爸的喊叫，使打人者放下凶器，王德榮避免了一次挨打。事後，我聽爸爸向媽媽講述：“我當時心裏一直在鬥爭，一遍遍地下決心，終於鼓起勇氣喊出了那句話。”這是我經曆的那個年代，第一次聽說在批鬥會上喊出“要文鬥，不要武鬥“口號的事件。

1975年夏，一股追查“政治謠言”的高潮掀起，關於“總理遺言”的傳聞以極快速度在民間蔓延。爸爸也聽到了這個“遺言”。在那個人人自危的時期，常常來家裏和爸爸暢談的，除了他的“反黨同夥”王承印叔叔以外，就隻有爸爸在新民時的老朋友市糧食局長楊峰叔叔和市圖書館長王成業叔叔。不知是誰告訴了爸爸這個“遺言”，爸爸沒有懷疑這個傳言的真實性，以為國家又有希望了。在醫院開會的時候，爸爸在發言中提到了“遺言”中的話，馬上受到了專案人員的追問：“聽誰說的？”大事清醒的爸爸立即反應過來，沒有回答這句問話。但話已出口，爸爸逃不脫了。會後，專案人員嚴厲追問爸爸，謠言出自何處，爸爸答應回家好好想一想。

看到爸爸愁眉緊鎖的樣子，我猜出爸爸遇到了麻煩，因為我工作的單位也在追查同樣的問題。那時我已經有了應付這一類事的經驗。我對爸爸說：”你就告訴他們，是在家裏聽我說的。“爸爸認真地說：“那可不行，因為我根本不是聽你說的。再說，聽誰說的都不能說出去，這事很嚴重，是要抓人的。”我告訴爸爸，我知道不管是哪個叔叔說的，他都不會交待出去。那麽這件事就過不去。要是推給我，這事就到頭了。爸爸聽不明白，問：“那你怎麽辦？”我胸有成竹地說：“你想，我每天兩次坐公共汽車上下班，汽車上說什麽話的人都有，可是我又不認識他們，這事不就解決了嗎？” 爸爸恍然大悟，終於笑起來了：“這孩子！”

一切如我所料。第二天，爸爸單位的兩個人就跑到鐵合金醫院指名找我。他們問什麽我都承認，“總理遺言”是我告訴爸爸的。我還告訴了他們一些別的謠言。他們沒想到這麽順利就讓我說了話，就“啟發”我，要我把從哪裏聽到的如實說出來，不要害怕等等。我當然沒害怕。我告訴他們：“是在汽車上聽別人議論的，那人長什麽樣沒記住。”我的簡單回答讓這兩個人麵麵相覷，不知再問什麽。回到家裏，我把事情的經過講給爸爸。爸爸哈哈大笑：“你比我有辦法。“我得意地說：“因為我在鬥爭中學會了鬥爭”。

八十年代初是改革開放的年代，人們思維活躍，麵對重新興起的市場經濟，摩拳擦掌，準備一試身手。同時，一股暗流也在強勁湧動，一些受過迫害的當權派和各類精英們，在重整旗鼓的同時，努力“補償”曾經失去的特權。有些人為了恢複和爭取更好的“待遇”，比如職稱晉升，子女安排等等，甚至不遺餘力，投入了比工作更多的心血、精力和時間。

爸爸又一次不理解了。1982年，64歲的爸爸申請退休。理由是跟不上形勢，不能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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