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父慈父 (6): 慷慨爸爸

第二章   嚴父慈父

 

6、慷慨爸爸

很小的時候，我就知道爸爸的工資並不是每月都交給媽媽，因為他的親戚多,老鄉多，都需要他的幫助。稍稍懂事後，我知道爸爸要幫助的還包括那些和他在一個單位工作的人們。

常常有人來家裏找爸爸。他們不是來談工作或拉家常，而是來借錢。我記不住他們每個人的名字，隻記住了他們的共同特征:那淒苦的臉，那誠惶誠恐的神態。爸爸對每個來客都是一樣的平和、親切，總會毫不猶豫地滿足他們的要求。客人離開後，我會聽到爸爸向媽媽介紹他們的境況：收入低、孩子多、家人生病、意外災禍……

爸爸借出的錢款，或三十、五十，或八十、一百，從來沒有還錢的期限。許多人被爸爸明確告之：“不用還了。” 還有的人，還期無限，不了了之。

長大以後，常常聽到爸爸單位的同事、住宅區裏的家屬們傳播一個又一個爸爸借錢給人不要還的往事。說的人往往大驚小怪，我卻不以為然，因為這是爸爸的常態，不這樣才奇怪呢。爸爸最喜歡念叨鄒韜奮的一句話：“一個人赤條條的來到世界上，又赤條條的離開，一切功名利祿都是身外之物。”這是我從記事時起就熟知的爸爸的“身外之物”論。爸爸給別人錢不是施舍和恩賜，而是通過這種方法調整一下身外之物的不平衡。他做過了，就不再記得。

1960年代初期，爸爸率巡回醫療隊去喀左縣為農民治病。在喀左的六個月期間他一直都沒有回來過，可每個月都會托輪休的同事把當月的工資帶給他。

巡回醫療結束後爸爸回來的那天,正在吃晚飯的我們被爸爸的樣子嚇壞了。他又黑又瘦，眼窩都陷了進去,身上的衣服又破又舊,是灰是藍還是黑都看不清楚。爸爸兩手空空,走時攜帶的裝的滿滿的大旅行袋不見了，媽媽後來托人捎去的大挎包也沒有了。爸爸像一個饑餓的乞丐,大口吞吃了那頓飯,把桌上的菜一盤盤掃光。他一邊吃著,一邊一遍遍地對我們說：“你們不知道，你們有多幸福，你們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那天晚上，爸爸媽媽房間的燈一直亮著。夜裏醒來，還聽見他們在說話，聽見爸爸長長的歎息聲。後來媽媽告訴我們，喀左是遼寧省最貧窮的縣，那裏的農民生活特別苦，很多孩子沒有機會上學讀書，生病了也沒錢治，爸爸的行裝和半年的工資都留給那裏的老鄉了。

我記住了喀左這個地名，但我不知道，農民生活“苦”是什麽意思，“新社會”的農民生活為什麽會苦？我們從廣播裏、畫報上聽到看到的都是農民的“五穀豐登”“牛羊滿圈”和過年時的張燈結彩。但是，那天晚上爸爸的樣子，和爸爸說我們“生在福中不知福”的話我記住了，並且一直記得。

文革中，所有的“當權派”都被打倒了，但醫院的工作一時一刻都不能停，爸爸成了“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的負責人。爸爸沒有了休息，沒有了假日。醫院各個部門的人，各個派別的人，都會隨時光顧我們家，來談各種各樣的問題，說五花八門的事情。一段時間裏，一幫一夥的年輕人來找爸爸，坐在寫字台前侃侃而談，都是一副真理在握的樣子。他們走後，我在寫字台的抽屜裏發現了一疊疊火車票，上麵印的是“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都是大城市的名字。

我好奇地問媽媽，爸爸沒有出門，怎麽會有這麽多的火車票。媽媽告訴我，那是醫院的造反派去“外調”用過的火車票，來讓爸爸批準報銷的。他們的外調是自發行為，醫院沒有這筆經費，總務科無法報銷，他們來找爸爸解決報銷問題,已經鬧了很久。爸爸的解決方法是用自己的工資給他們報銷了車票，幾個月的工資還不夠，又加上了媽媽的“補貼”。

我也是參加過文革的人，幾十年來，都沒有聽說過與這相同的事情，有時，談起這些陳年舊事，我就跟爸爸開玩笑：“公私分明在這裏怎麽解釋呢？”

爸爸去世後，和他共事幾十年的趙福純伯伯心潮難平。當時已經八十八歲的趙福純伯伯一次次地上樓來看我，談爸爸的往事。趙伯伯含著淚花，給我講了一樁樁，一件件爸爸“損私濟公”的故事。我當時還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隻覺得腦袋嗡嗡作響，許多事情都聽得模糊不清。當我有一天想了解真相的時候，趙伯伯也已經不在了。

我記得清楚的隻有這樣一件事，1967年文革武鬥時，由於兩派鬧得太凶，醫院交不上當月的電費，要被停電了。身為醫院財務科長的趙伯伯無計可施，隻好找到爸爸訴說困難，爸爸聽後想了想，對他說：“明天來找我吧。”趙伯伯當時想，醫院財務科都沒錢了，爸爸會有什麽辦法。但他走投無路，第二天硬著頭皮來見爸爸，爸爸二話沒說，從褲子兜裏掏出了200元錢，告訴他：“快拿去交電費吧。”趙伯伯說，如果電費交不上，醫院被停了電，手術不能做，檢查、治療的儀器設備不能用，那後果簡直不可想象。趙伯伯告訴我，如果不是爸爸主持工作，換作別人，很難想象會用自己的錢為醫院交電費，那麽什麽想不到的後果都會發生的。

趙伯伯一遍遍地對我說：“孩子，你爸爸是最正直的人，是最廉潔的幹部，也是最有人情味的領導，他是你的好爸爸。”望著趙伯伯真誠、慈愛的臉，我說不出一句話。

在爸爸離開後這十幾年的時間裏，我常常在清晨、傍晚、走步的路上或是回家的途中，遇到爸爸的同事、學生，也偶爾被陌生人攔住。他們會情真意切地談起爸爸，講述他們和爸爸之間一個個普通、平凡又感人的故事。

從他們那裏我知道了，每逢爸爸值夜班，都會請各科值班醫生、護士吃夜宵。這些工資不高、平時省吃儉用的醫護們，可以借機高高興興地大“宰”爸爸一頓。我也知道了，爸爸常常用自己的錢安排農村來看病的老鄉，甚至素不相識的農民去旅店住宿，去飯店吃飯，為他們買返家的車票。我知道了，一些貧困山區和貧困家庭的患者因為生病住院後付不起醫藥費，會趁醫護人員不備偷偷離開醫院，而在年終結賬時，醫院會派出職工去追繳醫藥費。對很多困難的患者，爸爸會用自己的錢為他們繳費。我知道了，在爸爸一次次帶領醫療隊去朝陽、喀左、興城、綏中那些最貧困的地區送醫送藥的時候，也把自己整月整月的工資留在了一塊塊貧瘠的土地上……。

一位在市直機關工作的阿姨向我講起了她認識爸爸的經過。她的孩子在醫院做手術，因為醫療事故造成了後遺症，於是她去和醫院打官司。爸爸作為院方的負責人，和她一起參加市醫療事故鑒定會。五十多歲的爸爸在烈日炎炎的大街上，替她推著童車，一走就是半天，還用自己的錢買飯給他們全家人吃，自己卻餓著肚子趕回醫院開會。這個阿姨激動地說：“如果醫院的工作人員都像你爸爸，那再挑剔的患者還有什麽話說呢？”

很多熟悉爸爸的老同事對我說,爸爸幫助過的人那麽多，是真正大公無私的人，當什麽模範、典型都夠標準。還有人說,像爸爸這樣的人不多見了，他才是楷模。我會開玩笑地說：“可是我爸爸沒有寫日記的習慣，也不會用自己的事情去作報告。”

這是事實，爸爸即使寫日記，也隻會記錄下自己的失誤和反思，而不會羅列他做過的任何“好事”。不僅不會記下，連叫別人知道的欲望都沒有，而且他自己也是做過就不記得，從來不會糾纏在這些事情上的。因為在爸爸看來，良知、善念、慈悲、關愛是正常人應有的人性,不是什麽值得大講特講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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