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兜兜轉轉的愛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形容我與浙江大學的關係，大概是——
不是一開始就奔赴，而是走過山河萬裏之後，仍然回到這裏。

1997年，我考入浙江大學玉泉校區國際文化係。這個係在浙大的版圖中或許並不顯赫，但對我而言，卻是命運幾經轉折之後的一次重要回歸。

我本科所學是工業造型設計，卻始終對文字與文化懷有執念。也曾考慮報考杭州大學中文係，但一方麵自覺古文功底尚淺，另一方麵也隱約害怕那種相對單一的學科路徑。相比之下，彼時浙大新設的國際文化係，以中西文化為參照，強調開放視野與綜合素養，更像一片尚待開拓的精神疆域。

於是，我選擇了浙大的國際文化係。

然而，在我最初填報大學誌願時（1989年），我並沒有把浙江大學作為首選。年少的輕狂，往往需要命運的打磨來完成它的修正。

我出生在浙江一個小山村，從小目睹一些根深蒂固的現象：重男輕女，視野狹窄。這讓我本能地渴望遠行，渴望走出熟悉的邊界，去更廣闊的世界。因此，在誌願表上，我寫下的是同濟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複旦大學等遠方的名字。

那是一種帶著倔強的遠行願望。
然而，命運很快給了我一次意料之外的重擊。

那一年，數理化試題異常艱難，一向依賴這些科目拉高總分的我，發揮失常。盡管仍是全校第二名，卻與第一名相差三十多分。成績雖超過重點線數十分，卻與理想院校之間產生了難以彌補的距離。第一誌願落空，後續誌願麵臨調劑。我至今記得那通電報，也記得爺爺那句歎息：“浙江沒有學校要你。”考分比我低的，有去同濟的，也有去浙大的。

而我卻與之失之交臂！茫然之中，隻好選擇“服從分配”。

於是，我被調往重慶大學工業造型設計專業——一個我從未設想過的地方。

那個年代，三天兩夜的火車，翻山越嶺，還是“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狀況。轟鳴的車輪聲，將我從熟悉的世界帶離，送往一個全然陌生的人生起點。

造型專業本應歸於藝術體係，但當年的重大卻將其置於機械係之中。我像一隻誤入其間的羔羊，仿佛被命運放逐。那失落四年，並不輕鬆，卻也成為我精神成長的重要階段。
在圖書館中，我第一次真正沉入閱讀。古今中外的經典，被我如饑似渴地吸收。文字不僅為我提供了安放內心的空間，也讓我看見了現實之外更廣闊的精神世界。

畢業之際，命運再次轉折。

因食堂飲食問題導致腹瀉高燒，我住院一周，錯過了回杭州參加人才招聘會的機會。陰差陽錯之下，我進入紹興市城建委係統。路徑看似穩定，年終獎也高於多數單位，我尚未綻放的建築夢，卻在水泥與鋼筋之間，悄然壓碎。

轉機來自寫作。我業餘創作的《敲響下一扇門》獲得《新民晚報》征文獎，是當年浙江地區唯一的獲獎作品。由此，我進入報社，從記者、美術編輯到副刊編輯，在文字與圖像的世界裏，找到一處暫時的芳草地。

那段時間，我甚至擁有了一次“安穩”的選擇——一套分配給我的住房，一串鑰匙，安靜地躺在掌心。

但我選擇交還。

因為我清楚，那並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我沒有請過一天假，在短短幾個月裏，以近乎“牛角掛書”的方式突擊英語與政治，重新爭取進入理想學府的機會。那扇門的名字，是浙江大學。

這一次，不是命運把我帶來，
而是我主動走回來。

在玉泉校區人文學院的學習時光，是我人生中極為重要的一段經曆。那正是浙大人文精神意氣勃發的年代，學院銳意創新，開風氣之先。我先後師從駱寒超，胡誌毅，沈語冰，徐岱教授。前校長路甬祥與時任校長潘雲鶴，四校合並後的新浙大黨委書記張浚生，大力推動人文複興，並力邀金庸先生出任人文學院院長，使這一時期成為浙大人文精神重塑的重要節點。我們這一代學生，恰好站在這一曆史階段的起點之上。他雖年事已高，卻仍盡力授課。課堂之中，文學與人生相通，江湖與現實交織，令人受益良多。

我記得有位同學，請金庸先生在她掌心簽名，為了不讓字跡消失，一周不洗手。

那是一種帶著天真的熱烈崇敬。

研究生畢業之後，我進入杭州商學院任教。正值人文學院與藝術學院整合發展之際，我亦參與其中，見證了人文藝術學科在新階段的探索與成長。程大榮、潘水根、杭瑩、徐斌等老師，都是與浙大杭大有這樣那樣的深刻淵源。

2001年，我再次回到浙江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並於2005年畢業。也正是在這一階段，我與金庸先生擔任人文學院院長的時期有了更長時間的交集。

彼時的他，雖不以傳統學術路徑見長，卻以講座、交流與人文活動持續影響著校園氣象。從正式招收博士生，到頻繁回校開設講座，他所帶來的並不僅是課程本身，而是一種更為開闊的人文視野與精神氣度。

從學生時代的仰望，到後來在同一學術體係中的並行，這種跨越時間的呼應，使我對“母校”二字有了更深層的理解。

也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我逐漸意識到，所謂武俠，並非刀光劍影，而是一種關於“如何為人”的精神路徑——正如我的導師徐岱在研究中所揭示的，“俠士道”在本質上，正是一種現代意義上的“君子之道”。

2011年，我來到美國。那時，我心中始終記掛著一位失聯多年的同學。我們之間，說不上相濡以沫，卻也難以相忘於江湖。命運曾在法拉盛緬街給予兩次偶然重逢，一次在教堂之下，一次在去圖書館的路上。人海之中，短暫相遇，熟悉與陌生交織，卻終究未能留下更多交集。不久之後，她驟然離世，讓我在哀傷之餘，重新思考人生的輕重與緩急。

也正是在那之後，我更加積極地投入到浙江大學北美校友會的公益活動之中。在異國他鄉，校友會逐漸成為連接彼此的重要紐帶——不僅是情感的延續，更是精神的依托。

回望來路，我與浙江大學，從來不是一場順理成章的相遇。

它不是我最初的選擇，卻成為我最終的歸屬。

有些地方，不是在起點就被選中，而是在走過漫長的彎路之後，仍然願意回來的方向。

有些人與我們擦肩而過，有些人與我們共享同一段時代的精神坐標。

而浙江大學，正是這樣一種——兜兜轉轉的愛。

也因此，我更加期待：

校友會，能夠成為

兜住五湖四海

校友之愛的溫暖港灣，

讓每一次遠行，都仍有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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