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這是為什麽？》第十五章 “文革”的教訓及人類社會的發展與走向 （七）兩個特殊集團走向反動 （八）什麽是“文革”? （九

來源: 於 2026-01-04 10:50:26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七、兩個特殊集團走向反動

(一)以林彪為首的槍幹子集團要篡黨奪權

繼續革命理論的錯誤上文已提到,問題還在於這一理論是在毛澤

東選林彪為接班人的時候提出來的。

林彪這個戰功赫赫的元帥、寫入黨章的接班人、唯一的黨中央副主席、手握軍權並發展成為一個特殊的槍杆子集團,利用繼續革命理論涉及麵廣又界線模糊作為手段,篡黨奪權。

林彪為掃清道路以防後患,培植自己的勢力,誣陷殘害了一批黨政軍領導幹部。而且葉群(林彪之妻)、林立果(林彪之子)已有所準備。毛澤東通過林彪談“政變經”,通過他要設國家主席,發覺他要篡黨奪權時,先批陳伯達,以敲山震虎的方式來挽救他。林彪自知不會有什麽好下場。作為軍人出身,打仗果斷凶悍的林彪,一不做二不休,要將毛澤東殺掉,這在“571(武裝起義的諧音)工程紀要”中說得明明白白。林彪怎敵得過身經百戰、以艱苦卓越的鬥爭,把共產黨從瀕於毀滅的境地拯救出來,並創建了新中國的毛澤東。毛澤東以政治家高度的敏銳觀察事態,采取斷然行動,使571的謀殺計劃破產。緊接著舉世無雙、辦事幹練、周密、具有超群智慧的周恩來,簡單一個電話詢問他,就使他驚惶失錯。遂林彪等人於1971年9月13日愴惶出逃,摜死在古蒙溫都爾漢。

(二)以江青為首的筆杆子集團要篡黨奪權

林彪槍杆子集團垮掉以後,江青這個對革命有過貢獻、毛主席夫

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發展成為一個特殊的“四人幫”筆杆子集團,認為時機已到,要篡黨奪權°

這一點毛澤東已有察覺。1974年7月25日,在北京首都體育館召開國家中央直屬機關的“批林批孔”大會上,江青等人指桑罵槐地“批周公(周恩來)”,借機篡黨奪權。毛澤東得知後不僅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扣住江青等人的大會批判錄音,不準他們發往全國,還揭露了江青有當黨中央主席和操縱“組閣”的野心。“王張江姚結成‘四人幫’,進行分裂黨的宗派話動,由來已久。偉大領袖毛主席早有察覺,一再給予嚴厲的批評和教育,並對解決他們的問題有所部署。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批評王張江姚說:‘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十二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又批評他們說:‘不要搞宗旅,搞宗派要摔跤的,同年十一、十二月,在中央準備召開四屆人大期間,毛主席說:‘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已作黨的主席。’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重申‘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則,警告他們說:‘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麽照樣搞呀?’同一天,毛主席還指示,他們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摘自《紅旗》雜誌一九七六年11期第23頁)。有一次劉鬆林(曾為毛澤東長媳)當麵問毛澤東︰“聽說江青要接班,這是真的嗎?”毛澤東哈哈一笑︰“不會的,她不行!”連李納也說:“想當武則天,你也沒這個本事。”毛澤東批評江青不要搞“四人幫”了,你積怨甚多。但江青聽不進。毛澤東對華國鋒及王、張、江、姚、王海容(毛澤東的侄女)等人說:“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這些事持異義的人不多,隻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

毛澤東說準了,他畢竟是個政治家。

據報載新聞,南斯拉夫總統鐵托病重時,政治局常委們發覺他夫人要篡黨奪權,向鐵托作了匯報。鐵托斷然決定,將其夫人貶為庶民。直到鐵托病危,處於彌留之際時,政治局常委們請示鐵托,他夫人能否參加葬禮?鐵托說,可以。在這一點上加以對比,毛澤東未對江青痛下決心。

毛澤東逝世以後,江青迫不及待,要召開中央全會,用她的特殊地位和影響,逼華國鋒下台,並且準備動武。華國鋒被迫,聯合黨內幾位元老,一舉粉碎“四人幫”,通過法律程序審判了“四人幫”,並判處江青“死緩”。

至此,十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但是“文革”的後遺症、“文革”的恩怨、“文革”的是非、“文革”的討論和研究還遠遠沒有結束。

 

 

八、什麽是“文革”?

(一)陳雲說: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

陳雲說:“1、毛主席的錯誤,主要講他的破壞民主集中製。2、整個黨中央是否可以說,毛主席的責任是主要的。黨中央作為一個集體來說,有責任,沒有堅決鬥爭。3、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

(二)為什麽鄧小平肯定毛澤東發動政治運動的動機是好的

李慎明說︰“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我們黨和國家曆次政治運動中出

現的冤假錯案,除了毛澤東本人應該負的領導責任外,也與各級幹部中一些人的嚴重的主觀主義、個人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的幹擾,特別是蛻化變質分子、階級異己分子以及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的破壞有著直接的關係。在曆次運動中受到冤枉的同誌和家屬及同事不妨查一查,直接負責人是誰?這就是為什麽鄧小平幾次明確肯定毛澤東發動曆次運動的動機是好的根本依據。”

(三)年輕人被當局操縱利用,而成為政治的炮灰

葛劍雄(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說:“我們有過一個不正常的年代,

‘文革’的時候,毛主席號召大家說,你們要關心政治和國家大事。其實國家大事是關心不了的。以前的年輕人,特別是大學生,關心政治是不正常的,實際上是被某些政治思維或者當局所操作利用。他們關心不了真正的政治,而是成為政治的炮灰。”

(四)“文革”中沒有一貫正確派

“文革”中,上自領導下至人民群眾廣泛挨整,廣泛作檢討,連毛澤東也作了檢討。目前還沒有看到說自己一貫正確的實證材料。

(五)“文革”的表述

“文革”是一場︰兩個特殊陰謀集團及其追隨者,為篡黨奪權,中間領導層的相當一部分幹部利用矛盾、製造矛盾為保官,基層大部分群眾為保命的大混戰;是使人性大暴露並觸及骨肉及生命的大血戰!

 

九、“文革”的反思

(一)“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不能泛用

1、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及對象

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任務主要是:鎮壓被推翻的剝削階級和一切敵對勢力的反抗和破壞,防禦國外敵人的侵略和顛覆活動,保衛和鞏固革命成果。

中國無產階級人數少,全國人口中農民占80%以上,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麵性,在一定程度上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據此,中國共產黨提出人民民主專政的主張。即“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麵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麵,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其專政對象是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殘餘反動勢力和其他敵視、破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反動勢力。新中國成立以後,經過土地改革和工商業改造運動,中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專政對象的範圍更加縮小,而享受民主權利的人民的範圍相應地擴大。“文革”中其做法正好相反。

2、“文革”中大量被“整”的人,不屬於專政對象

“文革”中大量被打成“反革命”的人、被劃為“黑五類”的群眾、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反動學術權威”的人、被打成“走資派”的當權派,都不能算是上述所列的專政對象。

3、階級消滅了,人民之間的矛盾就成為內部矛盾

鄧小平早在1965年就說過:“階級消滅了,就變成了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階級鬥爭的辦法來解決,否則非犯錯誤不可。”1957年鄧小平在清華大學講話時又說:“在蘇聯國內階級鬥爭已經熄滅了,但斯大林還強調階級鬥爭,結果在肅反問題上犯了錯誤。……社會主義製度要注意調整,階級已經基本消滅了,就不應該強調階級鬥爭,這會引起肅反擴大化,這對中國基本上也適合。”

可是,1956年的反右,1959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使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再到文革期間,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把階級鬥爭推到了頂點,反革命分子時時有、處處有。所謂“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就是抓反革命,誰都怕呀!這就“靈”了。

4、敵我界線不明確引起大混戰

毛澤東選集的第一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九二六年三月)》的第一句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並對五種階級的經濟狀況,所代表的生產力的關係及對革命的態度作了詳細的分析。

得出結論說︰“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

毛澤東在這篇重要的文章裏,把敵、我、友說得明明白白,並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過),簡稱十六條。其中第五條:堅決執行黨的階級路線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問題。”但是沒有對當今的階級情況進行具體分析,隻能是根據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的目標和《人民日報》社論(見本章第三條)來抓敵人。這是一個什麽情況呢?值得反思。

第一、中國第一大政治要案,對中國的二把手、國家主席劉少奇問題的結論。十六條指出的“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究竟是誰,大家的確不知道。在十六條發表的前三天,即八月五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被閻紅彥壓了十五天,但北京的紅衛兵卻已印發了傳單,昆明的紅衛兵是知道的,八月二十三日昆明地區的紅衛兵掀起了“炮轟省委、火燒市委”找省委書記閻紅彥理論的行動,要求平反,從此掀開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序幕。這一反動路線的性質是毛澤東在其大字報中定的,是否敵我矛盾呢?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毛澤東在匯報會議上有一個講話,紅衛兵很快就有了傳單予以報道,現將有關路線鬥爭的問題摘要如下:“把劉、鄧大字報貼到街上去不好,要允許人家犯錯誤,要允許人家革命,允許改嘛。”“劉、鄧二人搞公開的,不是秘密的”,“寧都會議洛甫要開除我,周(恩來)、朱(德)他們不同意,遵義會議他(們)起了好作用,那個時候沒有他們不行,洛甫是頑固的,少奇同誌是反對他們的,聶榮臻也是反對的。對劉少奇不能一律抹殺,你們有錯誤就改麽!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膽放手工作,這次會議是我建議召開的,時間這麽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大串連,就鬧起來了這麽大的事。”此外,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又一次談到“五個月文化大革命,火是我放起來的,時間很倉促”,“隻有五個月不到半年,不那麽通,有抵觸,是可以理解的。”“我看衝一下有好處,多少年沒有想,一衝就想了,無非是犯錯誤。什麽路線錯誤,改了就算了,誰也不想打倒你們,我也不想打倒你們,我看紅衛兵也不要打倒你們。”“不能完全怪少奇同誌和小平同誌,他們有責任,中央也有責任,中央也沒有管好。”這兩次談話的語調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上的語調大不一樣。看來,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屬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基層群眾,這是必須把握的政策界線。

一九六七年4月4日《紅旗》雜誌第五期,戚本禹寫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提出:“一定要把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拉下馬,讓他靠邊站。”

在基層,領導組織機關幹部學習,大家細心研究過,所謂的“靠邊站”,並不是打倒。因為大家注意到,在毛主席於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時,中央領導都參加了,劉少奇、鄧小平的排位是靠邊了一點,但仍然是站在第一排,仍然是國家領導人。

事隔不久,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紅旗雜誌》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了“偉大的曆史文件”(指五·一六通知)社論指出︰“現在揭露出來的事實證明,這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一個老機會主義者。在全國勝利之前,他反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在全國勝利後,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社會主義革命,要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在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他要在中國複辟資本主義。”看來劉少奇的問題是升級了。

在學習和討論中,群眾私下議論有兩個疑點:一是缺乏具體的事實,隻是帶了幾頂帽子;二是既然在全國勝利前後,他都反黨反社會主義,怎麽讓他長期當了中國的二把手?

到了一九六八年十月,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一致通過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報告》,將劉少奇“永遠開除黨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毫無疑問,這是作為敵我矛盾處理了。

在人人表態中,也有人私下議論說,這僅僅是劉少奇的曆史問題,不是路線問題。並不能說明劉少奇像該社論所說的他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內部的資產階級的總代表。”

弄得基層群眾無所適從。要知道,隻有把總代表的矛盾性質搞清楚了,其他走資派的問題才好解決。

第二、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指出:“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模糊了這場大鬥爭的目的是對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

時隔不久,中共中央通過的十六條,其中第八條:幹部問題。幹部大致可以分以下四種︰(一)好的。(二)比較好的。(三)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四)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在一般情況下,前兩種人(好的、比較好的)是多數。

“五一六通知”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一大批”,緊接著的“十六條”又說幹部中“好的、比較好的是多數”。

群眾中就有人疑問:“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算不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如果是,是少數嗎?如果不是,那他當什麽主義的當權派?什麽是“一般情況”?弄得基層群眾失去方向。人人都要學習中央文件,都要表態,這些問題不得不討論。

第三、以閻紅彥為首的雲南省委及其追隨者,在“文革”初期,積極地、創造性地貫徹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各項指令,挖了“三家村”在雲南的黑分店,抓了黑掌拒的李孟北,揪出了黑後台高治國,橫掃了一大批黑嘍囉、牛鬼蛇神、反革命。殊不知,時隔不久,卻成了執行“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閻紅彥犯了方向性、路線錯誤,他扶植的“三大總部”變成了“保皇派”。有人莫明其妙,想不通。

第四、正是“文革”初期積極貫徹執行以“四人幫”主導的中央“文革小組”指令,大?大打了一大批牛鬼蛇神、反革命等的這一部分積極分子,在“文革”後期把當初奮起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要求平反的造反派,打成“四人幫”的幫派分子,更是莫明其妙。

第五、林彪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現在的革命是革我們原來革過的命的命。這就不僅僅是莫名其妙,還莫名其巧,莫名其奧,莫名其等等了。

第六、兩大派形成以後,就不是革與保的問題。八派保的幹部,砲派堅決打倒;砲派保的幹部,八派堅決打倒。都為了本派的利益(涉及芸芸眾生的命運)而血戰到底。

第七、到了基層,誰掌了權,“真理”就在誰手裏。說你是反(革命)、壞(分子)、右(派),你就是反、壞、右,不是也是;說你不是反、壞、右,你就不是反、壞、右,是也不是。

第八、中央關於成立雲南省革命委員會的批示中指出“全國的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十二個,“及其在雲南的代理人”有二個。

當時在學習這個文件時,宿大勇就問:“怎麽劉少奇又變為全國最大的走資派了?”

門友昰答︰“因為走資派的概念比較廣泛,適應性比較強,用在哪裏都可以。而且這次“文革”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總得有幾個嘛!”

後來,情況逐漸變化,就雲南的情況而言,在報紙上點名被批判、有這個問題、那個問題的六位將軍(除王蘊瑞,其餘5位均屬昆明的)“靠邊站”了。“1973年4月,解放六位將軍的準備工作終於告一段落,正式決定六位將軍離開湖南灰湯,到相應的地方等待分配工作。4月下旬,幹部部以總政治部的名義電話通知了廣州軍區,請他們責成湖南省軍區,派員護送秦基偉、李成芳、王蘊瑞、張力雄四位將軍來北京;通知昆明軍區,請他們派幹部將胡榮貴、張子明兩位將軍接回昆明。”

“1973年5月,中央召開一次工作會議,秦基偉和李成芳被通知前往參加。開會期間周總理召見他們,對他們說,現在國務院人手緊缺,問他們願不願意到國務院工作。不久,葉劍英又召見秦基偉,葉帥肯定秦基偉經曆了幾年磨難還是朝氣蓬勃,說明這幾年你們靠邊站沒有白“靠”,要求他做好準備重新出來工作。”

“7月28日,秦基偉接到軍委命令,祝被任命為成都軍區司令員。很快,秦基偉奔赴成都報到,開始了新的征程。”

“過了不久,其他幾位將軍也陸續分配了工作。李成芳任國務院第五機械工業部部長,胡榮貴仍任昆明軍區副政委,張子明任鐵道兵副政委,王蘊瑞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張力雄任江西省軍區政委。

(摘自《京西賓館那些年那些事》)

如此看來,中央正式文件點名的全國涉及十二人,雲南省涉及二人,加上臨時“靠邊站”的五人,並不是“一大批”,而且都平反了,一個“走資派”也沒有。

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宿大勇又問:“這又怎麽解釋?”

東方泥說:“這就是《曆史決議》所說的: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論點,我理解是毛澤東在在五·一六通知中所提出的繼續革命的理論,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的實際。而且被反革命集團利用。把某些工作上的不同意見,分析問題的不同觀點,一般性的工作上的問題,認識問題,某些人的需要進一步弄清楚的曆史問題等等,當著階級鬥爭加以撻伐,甚至將誣陷強加於人。更多的是無限上綱上線地狠批惡鬥,逼供信,非要把人置之死地而後快。這就造成眾多人的冤假錯案。”

“是呀!”馬驫說︰“你說的‘造成眾多人的冤假錯案’,我見到有關材料上有一個具體的數字。葉劍英於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上說,(文革)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人。”

“這又是怎樣造成的?”宿大勇問。

門有昰說:“這個問題就比較複雜。我們在討論中所得出的‘文革的表述’隻簡單地作了概括,起個拋磚引玉的作用。”

(二)正確認識“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

1、階級鬥爭已不是主要矛盾

中國共產黨章程指出︰“由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但已不是主要矛盾。”

2、不能熱衷於“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一部分掌權的人利用“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的提法,以及那個“靈”字。你反對我,就是階級鬥爭的反映,我可以把你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一有風吹草動,一有涉及利益訴求的“群體事件”,用專政手段處理,一切就迎刃而解了。至少暫時是可以的。

階級鬥爭顧名思義,是在不同階級之間的鬥爭,是在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社會中產生的。少數階級異己分子,在國外勢力的慫恿和支持下破壞民族團結、濫殺無辜、破壞和顛覆社會主義製度、分裂和叛逆祖國、鬧“獨立”等等。這是違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社會廣大人民群眾利的,這才應該算是階級鬥爭的反映。對於這種現象絕不留情。那麽,階級消滅了,社會上是否有矛盾呢?有,既有敵我矛盾也有人民內部矛盾。工人、貧下中農屬於無產階級,也有犯法的,也有殺人犯,但他不能代表階級的對抗。

3、一切按法律程序辦

不管你是什麽分子,屬什麽性質,是非、輕重等,由法律規定的具體杠杠衡量。

(三)中國法製尚需解決的問題

1製定一部《不同意見保護法》

原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根據自己親身經曆總結出的經驗教訓,提出要製定一部《不同意見保護法》,是非常英明並受到群眾熱烈歡迎的意見。

習仲勳說:“我長久以來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就是怎樣保護不同意見。從黨的曆史來看,不同意見惹起的災禍太大了,‘反黨聯盟’、‘反革命集團’、‘右傾投降’、‘左傾投機’等等,我經曆過的總有幾十起、上百起,但最後查清楚,絕大多數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見,屬於思想問題,有些意見還是正確的。……因此,我想,是否可以製定一個《不同意見保護法》,規定什麽情況下允許提出不同意見,即使提的意見是錯誤的,也不應該受處罰。”“我說的保護,是指保護不同意見者的一切權利,不受刑罰,也不受其他處分,這樣才能讓人暢所欲言。”“不要把不同意見者看成‘反對派’,更不要打成‘反動派’,要保護不同意見,要重視和研究不同意見。”

此外,中國共產黨領導製定法律,人人必須遵守,黨員,黨的領導幹部更應模範地遵守。

2、法律應該對誣陷者治罪

中國的政治運動多,冤假錯案多,弄得受害者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弄得受害者神精失常,含冤無底;弄得受害者四處呼救,疲於奔命。誣陷者、害人精卻能受到重用,步步高升。即使對被陷害的人平了反,也沒有對大量的誣陷者追究責任,誣陷者仍然逍遙法外,對這種政治扒手必須予以應得的懲治,否則貽害無窮。

(四)“文革”的劫難緣於封建主義而非資本主義

封建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築是以等級製和特權為特點的封建製國家。國王或皇帝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等級和特權導製專製,專製“就是領導個人決定一切,憑自己的意誌獨斷專行的思想作風”。

鄧小平說︰“我們進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了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和封建土地所有製,是成功的,徹底的。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麵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這個任務,因為我們對它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以後很快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沒有能夠完成。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麵的封建殘餘影響的任務,並在製度上做一係列切實的改革,否則國家和人民還要遭受損失。”“我們過去的一些製度,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包括個人迷信、家長製或家長作風,甚至包括幹部的終身製。”“個人指定接班人,與終身製一樣,也是封建主義的做法。”“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曆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製。”“民主集中製破壞了,集體領導破壞了。否則,就不能理解為什麽會爆發文化大革命”。

夏衍說:“科學與民主是社會發展的動力這種思想,沒有在中國人民的心中紮根。兩千多年的封建宗法思想阻礙了民主革命的深入。”“沒有經過徹底的民主改革,封建主義也沒有徹底反掉,就進行對資本主義的三大改造,宣布進入社會主義。在這之後,就總是想方設法將社會主義搞得純而又純,於是一次又一次地搞政治運動,甚至希望將血液都全部換過,於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劉源在河南競選時說:“這十幾年,我與全國人民共同經曆了一場可怕的大災難。我的家死了四個,六個進監獄。”“我走過唾棄和侮辱的狹道,曾幾次被拋入牢房,在那裏埋葬青春;在餓得發瘋的日子我像孤兒一樣生活過,像狼一群憎恨世界。那些年,我咬著牙活下來。誰曾目睹過父母在悔辱的刑場上,在拳打腳踢中訣別?誰曾親眼見過有人往九歲的小妹妹嘴裏塞點著的鞭炮?”“今天,回顧以往的苦難,我絕不允許讓別人,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再經曆這樣的痛苦!我必須站起來為人民說話。為了避免災難重演,就必須鏟除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實現民主。不管有多難,我們必須從現在起就去爭取民主”“隻有與封建殘餘去搏鬥,與人民一塊,一鍬一鍬填平封建觀念的鴻溝,我才能永遠在人民的懷抱中。”

胡耀邦於1980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討論這個問題時說:“從製度上說,十月革命到現在63年了,從我們自己講30年了。革命成功以後,黨沒有搞好,國家製度也沒有搞好,權力過分集中,終身製,鐵飯碗,能上不能下,這方麵我們比資產階級差。這個問題必須從製度上下決心解決。”

可是,長期以來,一些紅頭文件和社會輿論,一些領導講話和群眾發言,把一切腐朽的、醜惡的、落後的、民主的、自由的、人性的、業務的、技術的、抒情的,其至談情說愛之中的某些表現等,都冠以資產階級思想加以批判,從而得出結論︰“我國資產階級的殘餘勢力還比較大,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比較多,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還比較嚴重”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全國上下都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等。用封建專製的手段進行“興無滅資”的鬥爭,扼殺了民主與法製,而讓封建主義厲行其道。在“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時,鄧小平說︰“資本主義要比封建主義優越。”為什麽呢?因為資本主義在鏟除封建專的基礎上發展了民主與法製,使社會取得進步。

雖然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民主與法製有自身的問題,但是有哪個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能夠發動“文革”,整倒一億人,打死兩千萬人?有哪個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不經過法律程序將國家主席關押起來,以至被迫害致死。這還不算,其家中還被逼死了四人,六人被投入監獄?有哪個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有“路線鬥爭”,而且全國從上至下搞得如此殘酷慘烈?

鄧小平指出:應“對於封建主義遺毒的表現,進行具體的準確的如實的分析。”

1、破壞民主集中製

民主集中製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隻講民主,不講集中,必然導致極端民主化和無政府主義;隻講集中,不講民主,是官僚主義的集中。實行民主集中製對中國的革命的勝利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是執行民主集中製的,是走群眾路線,能聽不

同意見,不專斷。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前,毛澤東就廣泛找文藝界的人士座談,聽

取意見。寫出意見初稿之後,又交給與會者討論,最後形成文件。

在延安,一天一個農民說:“怎麽雷公不劈死毛澤東!”保安處的同

誌要逮捕這個農民。中共西北局書記高崗一天向毛澤東匯報了這個情況。當毛澤東得知是因為征糧過多而引起的,馬上命令邊區政府減少三分之一的征糧數,以減輕農民的負擔,並發話放了這位農民。

1937年11月,王明由莫斯科飛回延安,言談舉止給人感覺,他是共

產國際派回來的,是斯大林派回來的,是來幫助指導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盡管他“下車伊始,咿哩哇啦”,毛澤東還是遵敬他、重用他。後來在政治上有了分歧,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毛澤東主張八路軍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王明更多的是強調“統一性”。指出所謂“在國民政府基礎上建立真正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毛澤東與王明常為一些問題爭辯,吵得不可開交。事實證明,毛澤東是對的。在整風會議上批判了王明的錯誤。在黨的七大召開之際,選王明為中央委員,毛澤東出麵做思想工作,說“如果說犯過路線錯誤的同誌不應該選舉,我看就不如采取這樣的原則,即︰雖然犯過路線錯誤,但是他已經承認錯誤並且決心改正錯誤,我們就可以選他。我們布爾什維克的黨在原則上是不含糊的,與資產階級不同,我們必須有‘承認錯誤並且改正錯誤’的這樣一條原則,在這個原則上去選他。理想主義是原則性,現實主義是靈活性,理想主義的原則性與現實主義的靈活性要統一起來,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現實主義。最後,他表明自己對選舉王明表態,“你們不選他,我一個人選!”終於讓王明當選。並沒有把王明的路線錯誤當敵我矛盾處理,給他改正錯誤的機會。

由於張國燾率紅軍第四方麵軍鬧分裂,另立“臨時中央”,以及在河西走廊戰鬥中慘敗的錯誤,引發了對張國燾的大規模批判。許世友作為張國燾的心腹愛將更是首當其衝,大會小會挨批鬥,許世友想不通,串連部分將校準備離開延安,投奔留在四川省的舊部劉子才。林彪得知後,逮捕了其主要成員。毛澤東深思熟慮,深感問題嚴重,不是許世友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涉及四方麵軍將校以及萬餘名士兵是否“臣服”中央的問題,否決了林彪要槍斃許世友的主張。親自到抗大向整錯了的人陪禮道歉。

毛澤東是在無數革命的事件和緊急關頭中體現了他的才能,才被黨內大多數擁戴的。延安時期把他在哲學、政治、軍事、文藝和其他領域裏有創造性的見解,概括為毛澤東思想,作為我黨的指導思想,並在革命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當時,劉少奇提出毛澤東有最後決定權,得到中央委員會認同。

鄧小平說:“但是,由於勝利,他(毛澤東)不夠謹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漸露頭,主要是‘左’的思想。”特別是“反右派”和“反右傾機會主義”兩個全國性的大運動,把發表了不同意見的人打成反革命以後,誰還敢提意見。即使周恩來幾次提出反“左”傾,就被毛澤東批評了幾次,周恩來連連作檢討。正如鄧小平所說:“誰不聽他(毛澤東)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整到什麽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

解放以後,革命大功告成、工農群眾翻了身,毛澤東在群眾中的威望極高。毛主席萬歲聲一浪高過一浪,歌頌毛主席的歌曲,一首接著一首,這是過去皇帝也未曾享受過的。雖然他曾對喊他萬歲表示過反感,但未明文禁止。1956年初夏,毛澤東突然生出要遊長江的念頭。當時羅瑞卿、王首道、汪東興都堅決反對。毛澤東煩燥地對羅瑞卿說:“你不讓我遊泳,無非是怕我死在那個地方麽?”羅瑞卿不安地解釋說:“保證你的安全是黨和人民交給我的任務,所以我不能讓你冒一點險。”但毛澤東堅持要?,羅瑞卿沒招了,說:“那這事得向中央請示匯報,才能決定!”毛澤東也來脾氣了,說:“你向誰請示匯報?中央主席就是我!”以後在一段時間之內毛澤東見著羅瑞卿都不理他。這就不言而喻了,到這個時候,誰對毛澤東提意見,誰不同意他的意見,哪怕是好意,都將倒黴。

不實行民主集中製,大大小小的事情一個人做主,就是家長製,家長製就是封建專製社會的產物。

“文革”中周恩來說:“至於閻紅彥盡管他對黨有貢獻,他不是高崗分子,高崗壓迫他,(他)和劉誌丹在一起,也不滿意李井泉,他和中央談過,他到雲南前,還專門和我談過,他說李井泉不民主、專斷。”“他批評李井泉不民主,自己相反也是這樣。”“閻紅彥上不做毛主席的學生,下不做群眾的學生,中與各級的幹部專斷。”

毛澤東在延安與黃炎培那次著名的“窯洞對”就提出找到“惡性周期律”的辦法,那就是民主。但是解放以後,執政了,地位變了。此時至少有三種情況障礙對民主集中製的貫徹執行:一、奪取政權時提出“要民主”“反對獨裁”的口號發動群眾,是亂國民黨;奪取政權以後,怕亂了自已,強調集中;二、對上要求民主,對下實行專斷,辦事才順心,才易行;三、自已挨整時深感民主的重要,平反了,官複原職,權力大了,同樣專斷。分不清決斷和果斷與專斷之間的界線。還應該看到,中國共產黨走的是武裝奪取政權的路。戰爭期間,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戰爭環境,情況瞬息萬變,必須果斷行事,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有些情況容不得匯報請示,討論集中。解放後,地方幹部絕大多數是從部隊轉業下來的,個人專斷已經成為習慣,在老一輩的中高級幹部中這樣的實例還不少。此外,黨委一把手執政,缺乏製衡與監督機製,也是原因之一。

“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民主集中製民主必須先行,沒有民主的決斷(當然是指重大問題的決斷,而非雞毛蒜皮的事都要民主)就是個人專斷。

民主集中製,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這要不斷地實踐,不斷地總結經驗教訓。定出具體的,可執行的條文遵照執行。否則“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使後人複哀後人也。”

2、爭奪皇權

(1)林彪被指定為接班人寫入黨章之後,就在為篡黨奪權作準備。葉群曾對吳法憲講:“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麽辦?林彪和毛主席相比,相差很遠,拖不過毛主席。如果在最近幾年不讓副主席接班,那等於開了一張空頭支票。”他們已迫不及待了,要搶班奪權,要當國家主席。而且在全國範圍內為林立果選“妃子”,已經把林立果置於皇太子的地位了。

林立果從小在特權環境中長大,目空一切,飛揚跋扈,不可一世。要謀害毛譯東的571工程紀要就是他策劃、製定,經林彪首肯,由他領導一幫人具體實施的。林立果僅僅是個北京大學物理係的學生,秉承葉群的旨意,吳法憲把他安排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並授權:林立果可在空軍“指揮一切,調動一切。”三年來,吳法憲已經把林立果封為空軍的“太上皇”,他明白,林立果是林家“太子”。據空軍作戰部長魯瑉說︰“林豆豆(林彪女兒)曾對他講,林彪在他眼裏也過時了,也不行。”“在林立果眼裏,中國就應該他來搞。”他在準備武裝起義,他要是奪了權,那就是皇帝了。

(2)江青作為毛主席夫人,地位特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無形的特權蓋過所有人。這使她的脾氣非常古怪,喜怒無常,難以伺候。照顧她的衛士說:“江青對我們衛士的使用,總是顯示她那自以為無可非議的高貴地位。”李敦白(美國人,早年來中國參加革命工作)說:以前“覺得她這個人賢惠得體,她不多說話,不突出自己……”到了文化大革命見了一次麵,“我發覺她已經完全變了,”“變得非常偏激、厲害、霸道。”“就像狄更斯《雙城記》裏那個充滿仇恨的老太太。”她動不動就斥責身邊的工作人員犯“欺君之罪”。這是過去皇帝對下臣的斥責,說明她已經把自己置於皇帝的地位了。可不是嗎?她一句話就可以把她的秘書送進監獄。毛澤東也曾批評她“容不得人,你身邊的工作人員,沒有哪一個是和你共事到底的。”一次陶鑄邀請陳毅出席一個文藝作品的評審會,並告訴他,這是江青親自過問的事。意即這個會不同於一般。陳毅謝絕參加,陳毅說:“凡是江青過問的事,我一概不沾邊。”可見陳毅是非常了解她的。連元帥都回避她,我惹不起,躲得起。

美國中國現代史女副教授,名洛克珊·維特克,於1972年夏季訪問中國,曾經采訪過江青。“談話時間長達60多小時。不僅大談個人經曆和私人生活、文化藝術,而且大談解放戰爭的‘曆史’,甚至說西北戰場就是她‘和毛主席親自指揮的’……還談了不少黨和國家的機密”;“1977年,維克特在美國出版了以江青談話為主要內容的一本書,名為《江青同誌》。該書沒有見到翻譯成中文的文本”(據張穎《風雨往事——維特克采訪江青實錄》)。說明江青要與毛主席平起平坐了,她要接班了。但在全國鬧得沸沸揚揚的,傳說是由香港出版的一本《紅都女皇》,該書在社會上引起一些不良影響,導致在全國追查謠言。盡管此書與維特克的《江青同誌》風馬牛不相及,但有人揣摸她的心態,稱她《紅都女皇》,還引起了全國人民的關注,這是她本人造成的,能怪誰呢?

3、伴君與羊伴虎

伴君如羊伴虎是過去封建王朝的常態,不知多少仁人誌士被害。當今,這種封建專製意識在共產黨內的某些要人身上也表現了出來。林彪要打倒羅瑞卿就是一例。

  1. 林彪一直是羅瑞卿的上級。1959年廬山會議後,林彪取代彭德

懷任國防部長,原總參謀長黃克誠因被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而被免職,經林彪向中共中央提名,羅瑞卿任總參謀長。由於林彪經常生病,經常不在北京,有些事情羅瑞卿就請示毛主席辦了,或者毛主席有什麽指示,羅瑞卿就布置執行了。有些重大一點的事情,事後報告了林彪,有些事情當時因為照顧他的病,也沒有告訴他。這在政治上、組織上沒有什麽錯。因為毛主席是黨的主席,也是軍委主席。林彪就對羅瑞卿不經過他直接向毛主席請示決定問題表示不滿,又說不出口。1965年下半年林彪授意李作鵬等人寫揭發羅瑞卿的材料。林彪寫信給毛澤東由葉群送材料並作口頭匯報。12月8日至16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葉群在會上分三次作了長達十個小時的發言。誣陷羅瑞卿三條罪狀:一、反對林彪,封鎖林彪,對林彪搞突然襲擊;二、反對突出政治;三、向黨伸手(詳細內容見羅平漢著《文革前夜的中國》人民出版社出版)。會議進行到第三天;才通知羅瑞卿出席會議。林彪在會上宣布:撤銷羅瑞卿的各項職務。羅瑞卿想不通,給周恩來打電話,要求去見毛澤東,去見林彪,希望把問題解釋清楚。周恩來告訴他不能同毛澤東見麵後,羅瑞卿又立即給林彪打電話要求見麵。周恩來見此情景,感慨地說:“太天真,你太天真了。”會後,羅瑞卿遭遇隔離審查。

“文革”期間,羅瑞卿更是遭到泯滅人性的摧殘,跳樓自殺未遂,造成腿部嚴重骨折。仍把他用籮筐拎到(有報紙上登的照片為證)首都體育場挨批鬥。

這就是劉源所控訴的“封建法西斯”,這是劉從自己遭遇中得出的結論。

  1. 田家英自殺了。江青的秘書閻長貴與戚本禹討論這一問題時,

戚說,田家英自殺最主要的和最根本的是毛主席不信任他了。閻長貴又問,毛澤東為什麽不信任和拋棄給他當了將近20年秘書的田家英呢?戚明確回答:這主要是田家英和劉少奇的關係。他說,毛澤東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時,田是主席辦公室副主任,當毛不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而換上劉少奇時,田家英沒有辭去主席辦公室副主任的職務,而繼續留任。田給劉少奇打電話,詢問應該怎樣工作,劉說︰你過去怎麽做還怎麽做。在這以後的日子裏,他經常到劉少奇那裏去,所謂“三年困難時期”,田家英和劉少奇都主張“包產到戶”。田家英把這種主張向主席報告,主席問這是你的意見,還是別人的意見。田家英說是自己的意見。主席認為他說的不是實話。

戚本禹說:“江青有一次和我談話,鄭重告誡我:‘……在主席身邊工作最忌諱‘結交諸侯’,這‘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不能“結交諸侯”這句話。我覺得田家英栽就栽在這個問題上。(摘自《同舟共進》2011年第11期閻長貴/文)

  1. 李必達調任黃永勝秘書時,他27歲。1968年“楊、餘、傅事

件”發生後,經林彪提議,黃永勝取代楊成武當了總參謀長,李必達隨黃永勝進京。過了沒多久,李必達就發現自己跌進了是非的漩渦。江青和林彪兩大集團,為了共同的奪權利益,時而勾結,時而對抗,攪得雞犬不寧。在李必達眼裏,其所作所為都是違背黨章和軍隊記律的。但是作為秘書,首長交待的事情又不能不辦,想脫身都難。李必達覺得此處不能久留。有一次,李必達向黃永勝的夫人項輝芳提出:“我大學畢業以後在基層待的時間太短了,別說懂得作戰,就是帶部隊我也不懂,我當不了總長的秘書,是不是把我下放到基層去鍛煉一個時期?”

項輝芳說︰“你下放鍛煉的要求我同意,但你要聽首長的安排。可以到北京衛戍區作戰值班室去鍛煉,有什麽情況要即時向首長報告。”很明顯,這是要把李必達作為一個釘子安插在衛戍司令溫玉成的身邊。盡管項輝芳三番五次動員李必達,但還是被李必達拒絕了。李必達不肯就範,就被罰去燒鍋爐。

溫玉成原為黃永勝的副手,廣州軍區副司令員,他是先於黃永勝調到北京任總參謀長,“楊、餘、傅事件”後,又兼任了北京衛戎區司令員。黃永勝及其夫人把溫玉成稱之為黃永勝的先遣部隊,是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重要一著棋。溫玉成進京以後,周恩來從大局出發,非常重視溫玉成,許多重要的外交活動都讓溫玉成出麵。而江青從她個人野心出發,對溫玉成也抓得很緊,把中央樣板團交給溫玉成管。特別是1968年中央安排黃永性訪問阿爾巴尼亞,江青堅決反對,要溫玉成代黃永勝訪阿,並親自提議謝富治、溫玉成、劉賢權參加軍委辦事組的領導工作,這極大地引起了林彪、黃永勝的警覺。這時項輝芳利用過去老關係,以各種借口不停地找溫玉成的秘書打聽溫的情況,而且也對李必達動起腦筋,便有了上麵提到的安排李到衛戍區的打算。

黨的九大前後,李必達從各種渠道獲知的消息令他吃驚:林彪在九大選舉期間,大肆進行分裂黨的活動,要一些代表投這個的票,不投那個的票,連周總理得到的選票還不如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剛”得到的多。葉劍英、陳毅、聶榮臻等老帥得的選票剛剛超過半數。他擔心他們會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繼續進行這種分裂活動,所以在4月26日召開九大的當晚,寫好給毛主席的信,揭發林彪反黨集團分裂黨的活動,希望黨中央采取有效措施,防範這種事情的繼續發生。

但是李必達畢竟太年輕,過於天真,他以為黃永勝與溫玉成之間有矛盾,所以信寫好後,徑直去找溫玉成將軍。

遺憾的是,李必達於4月27日淩晨把信交給溫副總長,林彪28日就收到這封信,29日李必達就遭抓捕。(詳細情況見尹家民著《紅牆知情錄》當代中國出版社)

“不畏浮雲遮望眼,隻緣身在最高層”,高處不勝寒。不同的高度寒度各異。有的人被整了,甚至被整死了,還莫明其妙。也許這就是“官場政治”或稱“皇權政治”吧!

4、酷刑下的逼供

(1)遼寧省宣傳部的幹事張誌新撰寫《劉少奇是我們黨傑出的領袖之一》,文章說︰“對劉少奇問題的決議,我是有疑問、有保留的,是不信服的。”因此將她投進監獄。她不服,據理力辯,被打得遍體鱗傷,仍不屈服,最後竟被判了死刑。在押往刑場前,因害怕她再說什麽,殘忍地把她按倒在地,割斷了她的喉管。張誌新在被割喉前說的最後一句話是:“黨啊,你為什麽這樣對待自己的女兒!”任仲夷得知此情後非常氣憤地說︰“無產階級專政如果變了質,就成為法西斯。”

(2)孫維世是烈士的女兒,周恩來夫婦的養女。“文革”期間把她關在北京德勝門外的監獄。審訊人開始問孫維世如何到蘇聯去學習的,在蘇聯受過什麽樣的“訓練”,蘇聯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對她有什麽指示,讓她回來搞什麽破壞活動……,她拒絕回答。接著,審訊的人又追問她有關周恩來和朱德的事情,孫維世就明白了抓她的目的。因為孫維世的父親與朱德、周恩來的關係較密切,江青、葉群就想從她的口中得到關於朱德和周恩來的“材料”。無論實施怎樣的逼供,她仍堅貞不屈,隻呼喊:“打倒野心家,保衛毛主席!”皮鞭、木棍一起向她打去,將她打倒在地。為了防止孫維世在審訊時再喊口號,這夥人給他戴上了膠皮防毒麵具。這個東西被強硬地套在頭上,人的呼吸立刻感到困難,甚至喘不過氣來。連當年參加審訊孫維世的一個專案組成員都說︰“那不叫審,那叫整,說得具體點就是侮辱人,就是蹂躪。”她被整死了,躺在地上,隻穿著單簿的內衣內褲,身上布滿傷痕。沉重的腳鐐手銬仍緊緊地鎖著她的四肢。這不正是劉源所控訴的封建法西斯嗎?

這樣的實例不勝枚舉。

其他的如人治、特權、反動血統論、世襲、刑不上大夫、一人當道,雞犬升天,一人倒黴,株連九族、任人唯親、任人唯派、賣官鬻爵、官官相護、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山頭主義、結黨營私、一朝天子一朝臣等等,無不打上封建主義的烙印。這些現象就發生在我們周圍,有些是我們自己經曆過的,不乏實例。有些前文已提到過,不必再作蜻蜒點水,滴漏孤鳴。

(五)再談“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

“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這是

毛澤東在“文革”中講的一句名言。這種理念不是“文革”時才有,這是在共產黨進入北京的前夕就已形成,號召中共黨員在奪取政權以後要警惕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因為共產黨已經成為中國的執政黨,黨員領導幹部大權在握,資產階級,吹牛拍馬、附炎趨勢的各路人馬等拉攏腐蝕,以便從中得利;當領導的又不嚴格要求自己,不好好改造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思想增長,一切貪汙腐敗、糜爛生活方式接蹱而至。

1、毛澤東對黨內腐敗的擔心並不多餘

1952年的三反運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揭發了許多問

題。據何誌明報道,(1952年)4月23日,西南局報告中央,據不完全統計,此時西南地區處理貪汙千萬元(舊幣,1萬元折合新幣1元)以下的94638人,306人受到行政處分,195人受到刑事處分(摘自《文史精華》2015年第2期)。西北局報稱︰“天水專區稅務係統初步檢查,貪汙幹部占全體百分之三十強。陝西二十七個公安局長中,有七個貪汙。涇陽縣七個區長以上幹部因貪汙被撤職。已發現有縣級、專區級重要幹部貪汙,如渭南分區副司今員馬華廷有很多貪汙行為”。中南局報稱:“江西金豁外派幹部三十六人,即有十五個貪汙,十一個因此脫離革命逃亡回家;遂川縣外派幹部五十八人,隻二人不貪汙。”河北省報稱︰“石家莊市整風審幹中查出兩個幹部即貪汙三千萬元;軍區一個團十個連長有八個貪汙。”(摘自《國家人文曆史》2013年第10期  紀彭/文)。充分證明了毛澤東的預見。為了嚴肅黨紀國法,把貪汙分子、黨的高級幹部張子善、劉青山,公審槍斃了。他們倆人貪汙總計171億多舊幣,相當於今天171萬人民幣。按當時的物價,可以買小米5000萬公斤。這一舉措起到極大的震攝作用。全國人民無不叫好,世界輿論也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舉行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指出:“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

毛澤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又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

2、“文革”的失敗使毛澤東在做法上作了一些糾偏

毛澤東充分估計到,在一黨執政的情況下,要保證黨不變色,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隻有廣泛發動群眾,采取“四大”的方法,由下至上地進行監督,隻有自我革命,才能做到。結果這種方法導致“文革”的大血戰。毛澤東到“文革”中期已感到有問題了,他提出︰要文鬥,不要武鬥;要解放幹部;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但已經晚了,收效甚微。直到林彪篡黨奪權的陰謀敗露、孤注一擲,要謀殺他的武裝起義被識破,在愴惶叛逃中摜死在溫都示漢,從反麵得到深刻的教訓。

但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理念沒有變,這是他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

隻是在做法上作了一些糾偏,作了一些自我批評。如︰

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向周恩來、葉劍英說︰“今後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請你們向陳毅同誌傳達一下。”

1973年12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處理賀龍、羅瑞卿、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等人的問題,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我看賀龍同誌搞錯了。我要負責任呢!楊、餘、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的一麵之詞,就是不好呢,向同誌們作點自我批評呢!”

1974年底毛澤東指示解放幹部,讓華國鋒、紀登奎、汪東興、吳德四個人負責。他批評專案組說:“搞了這麽多年,不能結束,好像你們不搞出幾個反革命就沒有成績。”

經過八九年的審查,每個人的材料都有尺把高,就是看一遍也要幾個月。周恩來提出一攬子解決辦法,說︰“先放人,後作結論。”“凡隻有口供,沒有證據的,就相信本人的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幾個案子,作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指示相類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見辦,不要再請示了。”

經過5天的緊張工作,3月6日,汪東興、紀登奎、華國鋒、吳德等寫出《關於專案審查對象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簡稱《報告》)。《報告》說:“根據毛主席關於盡快結束專案審查、把人放出來的意見,由中央專案第一、三辦公室和“五一六”專案組所管的670個審查對象(不包括林彪反黨集團有關人員)中,被關押的有350人。670人中“大多數人的問題已經基本清楚”,“對上述審查對象,采取審查從嚴,處理從寬的方針,除極少數擬繼續關押外,絕大多數予以釋放。”

華國鋒說:“主席看到解放幹部的進展很慢,就提出要看中央“一辦”、“三辦”審查的幹部的全部名單。他要全部看,一個不落。”

毛澤東為了推動解放幹部,5月17日對賀誠、傅連暲等人的問題作了批示。他在中央軍委關於賀誠任職報告上的批語是: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賀誠無罪,當然應予分配工作。過去一切汙蔑不實之詞,應予推倒。印發中央同誌。

傅連暲被迫致死,亟應予以昭雪。賀誠幸存,傅已入土,嗚呼哀哉!

5月,從秦城監獄及政法幹校、交通幹校等監護的地方放出350人。

3、毛澤東希望領導幹部對他發動“文革”有所理解

他要樹立一個典型,作為榜樣,這個人就是紀登奎。紀登奎原為河南省委秘書長,在“文革”初期也受到很大衝擊,但他能正確對待,毫無怨言,勇敢地革自己的命,積極地站出來亮相,和革命群眾一道,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從1951年至“文革”期間,毛主席在列車上13次召見他。對他的經曆、水平、膽識、人品是有了解的,是滿意的。在黨的九大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輪到紀登奎發言,毛澤東向大會代表說︰“他叫紀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長期在河南工作。”紀登奎很清楚楚,毛主席比他大30歲,屬於兩輩人。他算不上毛主席的老朋友,這是對他能經受“文革”考驗,能正確對待“文革”,不計前嫌的肯定和鼓勵。後來紀登奎調到中央任國務院副總理等要職。

毛澤東承認“文革”有錯誤,給了“文革”三七開的結論,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三分錯誤是“打倒一切,全麵內戰”。沒有全盤否定“文革”。

毛澤東在晚年,說他一生隻做了兩件事。他一生做了那麽多的偉大事業不提,卻偏偏要提這個充滿矛盾,使他的繼續革命理論與實踐翻盤的十年內亂。他深信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不錯,他認識到“文革”有錯,這都是被事實證明了的。他想糾正“文革”的錯誤,來總結教訓,自圓其理論,已經來不及了。他希望後人理解他的初衷。

這是毛澤東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被眼淚和鮮血拌合的苦難更刻骨銘心。

4、權貴封建集團的貪腐是否又應驗了毛澤東的論斷?怎麽辦?

近些年來反腐所取得的成績,充分顯示了貪汙腐敗已成為窩案,抓

著一個,帶出一幫。例如對周永康(曾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立案審查以後,被他提拔重用的五任秘書都因貪汙而紛紛落馬。世界上最大石油公司之一,中石油,曾被周永康攫取很多私人財富,國有企業成為權貴家族的“提款機”。他的妻子、兒子兒媳、兄弟侄子、娘家和親家,皆因涉嫌巨額貪腐接受調查,引爆了整個國內的輿論場。令計劃(曾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也是幫派結盟,據統計,在已落馬的60位高官中,與令計劃同為山西籍的落馬高官有11位,位列各省份之首。他的妻子、兄弟、侄子,也無一例外地因涉嫌貪汙腐敗接受調查。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1月22日中紀委三次全會上提出:“黨內不能搞人身依附關係”,“我們共產黨人決不能搞封建社會那種‘封妻蔭子’‘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腐敗之道!”“不能把黨組織等同於領導幹部個人,對黨盡忠不是對領導幹部個人盡忠”。“幹部都是黨的幹部,不是哪個人的家臣”。(摘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9月版。)道出了問題的實質。

據《新民周刊》王煜、黃達蓉報道,2015羊2月12日《華盛頓郵

報》在頭版頭條報道了中國“二奶殺手”張玉芬的故事。張玉芬的事業成績包括抓出“一名鐵路局長有17個二奶”。一個小局長包養17個二奶,這不奇怪,這完全是封建殘餘勢力所為,很具有中國特色。皇帝不是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嗎?到民國時期討小老婆成風,國民黨的軍閥楊森(1949年任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總司令),討小老婆是出了名的,他公開的妻妾12位,生了43個子女。暗地裏還不知道有多少,有些兒女連楊森本人都不認識。這不屬於資本主義,這是封建主義,女人是權貴官僚的附屬品。

從報刋上發表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權貴封建階級不是資產階級,卻比資產階級惡劣。例如:

江西省萍鄉市這座曾經的“江南煤都”,因“塌方式腐敗”而聞名全國。

原萍鄉市委書記陳衛民,坦白交待與多位情婦之間有權色交易。他既有長期固定包養的情婦,還形成了“以情婦養情婦”的貪腐模式。作為掮客的情婦,事先約定分成條件,後進行權色交易,幫老板們換取傭金或提成,再按約定比例給陳衛民。陳再用這些錢去包養年輕的女孩子。後來中央加大了打擊力度,陳怕出事,下決心與一位長期包養的情婦分手。對方提出100O萬元的分手費。陳為了息事寧人,最後隻能滿足情婦的要求。

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萍鄉市原書記陳安眾“道德敗壞,腐化墮落”,與陳保持不正當男女關係的女人“多到數不過來”。在整個江西官場,陳安眾也因“煙、酒、嫖、賭、毒”五毒俱全而出名。“一位老板為他找小姐,花了20萬。然後,他為老板辦事。”

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從上任到案發,70個月約2100天,從他家中搜出上億元現金,日進賬47619元人民幣。還不算他平時揮霍掉的。據說,“執法人員從北京一家銀行調去16台點鈔機清點,當場燒壞四台。”這還未必排第一。2013年12月底,原呼和浩特鐵路局副局長馬駿飛,因受賄罪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死緩。在他呼和浩特和北京的住宅中,查獲的現金包括人民幣8800萬元、美元419萬、歐元30萬、英鎊2萬、港幣27萬、黃金43.3公斤。上述兩罪贓款合計超過1.3億元。以其任職22個月計算,平均日受賄20萬元。

從揭發出的這些權貴封建階級分子的案例來看,幾乎都有情婦,都包有二奶、三奶,都有姘頭,都有與多個女性通奸的情況。有的甚至是權奸,這比強奸更惡劣。繼成克傑、李紀周、李嘉廷之後,通奸愈演愈烈,從雷政富開始,劉鐵男、冀之林、餘剛、蔣豔萍、張秀萍等一幫雄雌都在亂淫。

這是很有封建特色的,權色交易、權錢交易,是不可缺少的一環。

2O14年揭發懲治了徐才厚、蘇榮、周永康、令計劃四個權貴集團高官。他們權權交易、權色交易、權錢交易、拉幫結夥、互相利用、沆瀣一氣、腐敗謀私;一人當道、雞犬升天;為非作歹、獨霸一方;領導關係、秘書關係、官商關係、官黑關係、裙帶關係等,所有封建社會的腐朽殘餘都占盡了。

從揭發出的這些權貴封建階級分子的“悔過”書來看,大多數一開頭都是“我是農民的兒子”。因為血統論的餘毒尚在,非“農民的兒子”很難進入現今的權貴集團。這些農民的兒子,剛出道時,表現還是好的。由於位高權重,又缺乏監督,就栽倒在權貴封建階級腐敗的深淵裏。

過去把這些都當作資產階級的腐朽現象,不確切。

這是否又應驗了本節文字開頭引用的毛澤東那句有名的論斷?怎麽辦?

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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